国史大纲(钱穆)_第二十一章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2 / 2）_国史大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其时京师寺刹，多至七百。宫内华林园，为君臣讲经之所；宫外同泰寺，为帝王舍身之区。【粱武帝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南齐竟陵王，亦先有其事。此后陈武帝幸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年，亦在弘法寺舍身。】为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中大通元年。】郭祖深舆榇上疏，谓：“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荀济亦上疏云：“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 【此等皆由大群体政治观点排斥佛教，即唐代韩愈亦然。反而论之，大群体政治有办法，佛教自会衰落，则为宋代欧阳修之本论。自理学家起，则是为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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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名士们，感世事无可为，遂由研玩庄老玄学而曲折崇信佛法。现在如梁武帝，则是大权在握，正可展布，却由崇佛而致世事败坏。【以前如阮籍、嵇康等，皆是政治上不得志，遂转向庄老。梁武帝高踞帝位，岂得崇奉出家人法？】

北方五胡君主，崇佛尤殷。最著者为二石【勒与虎。】之於佛图澄。

五胡虽染汉化，其浅演暴戾之性，骤难降伏，一旦锦衣玉食，大权在握，其临境触发，不能自控制者，最大有两端：一曰好淫，二曰好杀。惟佛法，适如对症之药。人自慕其所乏，故五胡君主於佛法所尝虽浅，而敬信自深。高僧传谓：“竺佛图澄【西域人。】悯念苍生，常以报应之说，戒二石之凶杀，蒙益者十有八、九。” 【支道林谓：“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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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高僧传又谓：“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中书著作郎王度奏禁之，石虎下书曰：‘度议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宜奉。朕生自边壤，君临诸夏，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辽、金、元、清四朝奉佛，皆带有此两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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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至姚兴迎鸠摩罗什，而北方佛法如日中天。

罗什，龟兹人。苻坚先命吕光将兵西征，欲迎之，适坚被杀，罗什停於凉州。直至姚兴敦请始来。兴既托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自远至者五千余人，坐禅者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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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经典之宏扬，亦多出其手。【高僧传：“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僧佑著录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自此以往，佛学在中国，乃始成为上下信奉的一个大宗教。

原佛学流行，固由於当时时代之变动，而尚有其内在之条件。

<b>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b>

世界诸大宗教，率本天帝神力，惟佛教尊释迦，则同属人类。此与中国儒家，尊崇人文历史、敬仰古先圣哲之教义大同。亦复与道家彻底破坏天神迷信之理论不相违背。释迦之可尊，在其“法”，故佛家有“依法不依人”之教。当知得此大法者不止释迦一人，故佛书屡言“诸佛”，又言“人皆有佛性”，则尽人皆有可以成佛之理，此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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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b>

诸教率向往尘俗以外之天国，故其精神率主出世，而又同时亦兼带一种浓重的个人主义。佛法虽亦主有一“涅盘”境界，但同时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人生宿业，纤微必报，故主於当身修行，勇猛精进。又佛义主张“无我”，一切以因缘和合为法，故“众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又曰：“生死即涅盘，烦恼即菩提。”如是则成为一积极的救世主义者。此与诸教主张个人出世、以大国为乐园者自别，亦复与中国庄老道家一派有厌世、玩世意味者迥异；此又与儒家侧重大群主义之人文教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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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佛教在其消极方面，既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会通。

其时名德高僧如慧远、僧肇之徒，皆精研庄老义，而释道安二教论【广弘明集卷八。】乃抑老於儒下。此後竺道生“一阐提亦具佛性”与“顿悟成佛”之说，更为与儒义相近。谢灵运和之，其与诸道人辨宗论【广弘明集卷十八。】以孔、释两家相拟立论。而孙绰喻道论乃谓牟尼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是其时名士僧人，又俱黜老崇孔。故其先兼通老、释，至是乃并拟儒、佛。此种界线，大体相当於晋、宋之际，可以僧肇与生公时代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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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积极的正因，则由其时中国实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是也。

其间品德学养尤著者，如道安，【常山扶柳人，师事佛图澄，居河北，后南投襄阳，遂赴长安而卒。道安为中国一个严正的佛徒，（其先如支道林等，只是出家的名士。）其徒众南北分张，始为佛教树独立之地位。】如僧肇，【京兆人，师事鸠摩罗什，为什门四大弟子之一。早死，其所著肇论，为极精卓之佛教论文。如慧远，雁门楼烦人，道安弟子，高隐庐阜，始开佛教讲坛，为南朝佛教大师。】如法显，【平阳武阳人，西行求法，先后凡十五年，为我国至印度第—僧人，足与后来玄奘西行相媲美。】如竺道生；【钜鹿人，学於鸠摩罗什，亦什门四大弟子之一也。后为南方佛教大师。】此等皆以极伟大之人格，极深美之超谐，相望於数百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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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於斯途。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谐，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於乱世、没於污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若仅谓佛讲出世，与一时名士清谈气味相投；而社会民众，亦以身丁荼毒，佛讲未来，堪资慰藉；并出家可以逃役，即获现实福益。凡此种种，固亦当时佛法盛行之世缘，然论其主要原因，则固在彼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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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乃同样求为人文大群积极有所贡献。惟儒家著眼於社会实际政教方面者多，而当时之佛学高僧，则转从人类内心隐微处为之解纷导滞，使陷此黑暗混乱中之人生得宁定与光明，则正与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异途同归也。【惟此等高僧，亦多兴起于北方，南方则受其波及而已。】

<h4>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h4>

佛教来中国，最先乃依附於庄老道家而生长。但南渡后的学者，已渐渐由庄老义转向佛教。【其著者，如当时名士群从支道林逍遥游义，而不从向、郭旧义，即其一证。详见世说新语。】其後则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经典仪范，而逐渐完成为一种新道教。【为此工作之尤著者，为宋代之陆修静。】

於是道、佛两教遂开始互相竞长，而至於冲突。但在南方，一辈名士世族，本在一个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所需要者，乃为一种学理上之自己麻醉、自己慰藉。彼辈在其内心，本无更强的冲动力，所以南方佛学多属“居士式”。其高僧亦与隐士相类，如慧远、生公之类是也。

即如梁武帝，崇信佛法达於极点，其在政事上亦仅有贻误，并无斗争。

故在南方之所谓道、佛冲突，大体仅限於思想与言辩而止，【如顾欢道士夷夏论之类足也。】与政治实务更无涉。

在北方则不然。当时北方是一个强烈动荡的社会，一切与南方自别。故南方人乃在一种超世绝俗的要求下接近佛法，北方则自始即以佛法与尘俗相纠合、相调洽。【如二石之於佛图澄，苻、姚之於鸠摩罗什，其内心动机，便与梁武帝不同。】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术助其义理，【如佛图澄常以方术歆xīn动二石，罗什亦通阴阳术数。】遂与北方旧学统治经学而羼以阴阳家言者【即东汉以前风气。】相纠合。【若南方则以庄老清淡与佛义和会，正犹南方经学亦盛染清谈气味也。】

至北魏太武帝时，遂以实际政洽问题，而引起道、佛之强烈斗争。

崔浩【清河人。】父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自伤。其诗以婴罪不行於世；及浩诛，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则浩之家门，必父子相传，有一种种姓之至感矣。【北方士大夫大都有此，须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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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见王慧龙，数称其美，司徒长孙嵩不悦，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从弟崔模，虽在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笑曰：“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邪?”浩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惟此可以维持当时北方之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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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弟卢玄劝之曰：“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纳：则崔浩之为人及其意气，居可见矣。浩既博览经史，精通术数，而性不好庄老之书，【史又称：“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浩之为学，盖上承两汉，以儒生而兼阴阳术数，不乐魏、晋以下之庄老清谈。此即北方当时之旧学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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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寇谦之，【谦之父修之，为苻坚东莱太守，其地正为齐土道术盛行之地，寇家盖亦世传其教者。谦之自谓遇太上老君，命之继天师张陵之后。】每与浩言，闻其论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可见浩之热心政治。】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今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黄老道术，本注意政治问题；兼修儒教，即成秦、汉阴阳学家路脉矣。此是寇、崔学术接榫处。】而学不稽古，临事闇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此是黄老与庄老大异处。黄老注意政治，有需稽古，於是有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论出。庄老仅为私人生活著想，自然无需稽古，即不要历史往迹，因此与阴阳家判袂。（佛家亦不重历史，因道、佛皆欲解化人类归自然，不欲凝人类成群体。)今只看寇谦之与陆修静两人之事迹，便可见南北、双方道教精神之不同，并亦可以由此推想南、北双方之佛救精神，以及一切政教实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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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书秦、汉变弊之迹。【此等全是阴阳家以历史讲法制因革之旧路径。】浩因上疏太武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於虫兽之文。末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拓拔焘欣然，乃始崇奉天师，【寇谦之。】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太平”二宇，即源本秦、汉阴阳家言：汉未有太平经。此后北魏每帝即位，必求符箓，以为故事，而又信佛法。此如梁武帝信佛法，同时亦受陶弘景图识。以佛法仅重出世福利，帝王世业不得不借灵于道家（黄老一派）之符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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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遂有“诸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诏。【太平真君七年。】盖阴阳学家一面有其应天受命之说，一面又有其长生久视之术，足以歆动时君，使其接受听行彼辈所预拟的一套历代帝王变法创制必然因革【即“五德终始”。】之顺序，而变法创制；彼辈遂得为王者师，而遂其政治上之另一种期求。【西汉阴阳学家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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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学者，饱经兵荒胡乱，始终不忘情於政治上之奋斗，【此为与南方士族绝不相同处。】崔浩即其一例。【王猛死，苻坚下诏为之“增祟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与崔浩可谓迹异心同。后崔浩为修国史被杀，时高允（信佛）与浩同修国史；观允传，知浩史颇称实录，死非其罪。宋书柳元景传渭：“拓拔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谋泄被诛。”此恐南朝传闻亦有未的。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於拥戴一异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负者。（猛之未肯随桓温南归，殆知来南之无可展布耳。）浩则树敌已多，得罪不专为修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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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於此种情势下的北方僧人，亦常在政治、经济上切实自占权地。

崔浩於毁法四年後被诛。太武卒，文成帝立，佛法又兴。【佛法之废，积凡七年。】主其事者为沙门师贤【厨实国人。】舆昙曜。【凉州僧人。】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讨平青、齐所徙民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师贤为“道人统”，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僧曹即僧官之曹也。】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扫洒，岁兼管田输粟。高宗并许之。於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於州镇。”【如是则僧寺自有力量，别成一种封建势力。是北方僧人始终不脱经营世务之兴趣，亦因非此不足自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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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朝廷上下奉佛，建功德，求福田饶益，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此为北朝崇佛特征，与南朝偏重义埋思想者微有别。今存大同云岗及洛阳龙门石窟造像，犹可见其时北方佛教艺术之超卓及其气魄之伟大。又按：北方自罗什逝世，研寻义理之风即衰，高僧则尚禅行，如昙曜即以禅业见称，敦尚实际行业，为北方佛门一贯风格也。】僧人亦代有增加，兹据释老志表如下：

<table border="1"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 colspan="4"><strong>北魏佛寺僧人表</strong></td> </tr> <tr> <td><strong>年代</strong></td> <td><strong>寺数</strong></td> <td><strong>僧尼数</strong></td> <td><strong>附注</strong></td> </tr> <tr> <td><b>孝文帝—太和元年</b></td> <td>

平城…约百所

四方…六、四七八

</td> <td>

平城…二千余人

四方…七七、二五八人

</td> <td>太和十年，遣僧尼还俗者一、三二七名。</td> </tr> <tr> <td><b>宣武帝—延昌中</b></td> <td> 天下…一三、七二七</td> <td rowspan="2"> 徒侣益众</td> <td rowspan="2"></td> </tr> <tr> <td><b>孝明帝—神龟元年</b></td> <td> 洛阳…五百</td> </tr> <tr> <td><b>魏末—正光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所在编民，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b></td> <td>

洛阳…一、三六七（迦蓝记）

天下…三万有余

</td> <td> 天下…二百万</td> <td>佛经流通，大集中国，有四一五部，合一、九一九卷。</td> </tr> </table>

甚至沙门谋叛之事亦屡见。

孝文延兴三年，有慧隐；太和五年，有法秀；太和十四年，有司马惠御。宣武永平二年，有刘慧汪；永平三年，有刘光秀；延昌三年，有刘僧绍；四年，有法庆。孝明熙平二年，有法庆余党。四十余年中，沙门谋乱者凡八见。

北齐僧众，其势仍盛。

天保五年，文宣帝诏问秀才对策，及於沙汰释、李，【文见广弘明集。】谓：“缁衣之众，参半於平俗；黄服之徒，数过於正户。国给为之不充，王用因此取乏。积竞由来，行之已久。顿於中路，沙汰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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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周则道、佛冲突再起，在武帝时，又有魏太武以来第二次之毁法举动。然其事则实已自道、佛之争，转而为佛、儒之争矣。【此种意味，实沿崔、寇而来，惟此益臻明显耳。】

北方佛、道冲突，始终暗波未断。至武帝时，卫元嵩上书【事在天和二年。】请立延平大寺：【此下皆譬说，即建立一理想的地上王国，以代天下之佛国也。】“容贮四海万姓，不劝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无选道俗，罔择疏亲。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则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沉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卫虽佯狂不经，此疏却有力量，盖正指出了儒、佛两家的根本相异点。【儒在融个我入大群、佛在脱大群完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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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本有志於“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睿典”，【即位元年下诏。】遂入卫言。【屢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讨论三教先后。】至建德三年，乃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悉令还俗。” 【周书本纪。】“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广弘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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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德六年周灭齐，武帝入邺城，召僧人赴殿，帝谓：“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义忠孝，於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 【僧众五百，默默无声，俯首垂泪。】有争者，帝谓：“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以周武帝此等语还视石虎所云，可知北方社会之前后大不同矣。】当时谓：“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括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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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北方的政治情态，慢慢恢复到秦、汉大一统的传统局面，而东汉、三国以下相应於分崩离析而一时崛起的两种新宗教，遂亦渐渐失其在社会上真实的力量，而退处於他们较不紧要的地位。

<h4>五、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h4>

隋、唐盛运复兴，其时则佛学亦有新蜕变。教养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後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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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其要者，则有天台、【起北齐慧文，传南岳慧思，又传天台智顗yǐ，适当隋代，而天台宗遂大盛。此后有灌顶（五祖）、左溪（八祖）、荆溪（九祖），己值中唐。】华严、【起唐杜顺，再传至贤首（三祖）、澄观（四祖）、宗密（五祖）。】禅宗【起达摩，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慧能（六祖）而正式成立，当唐武后至玄宗时。】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录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十论、百论、十二门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於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此宗之盛行於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後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徧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後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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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著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後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盘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駡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於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於禅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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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当隋、唐盛世，政教既复轨辙，群体亦日向荣，人心因而转趋，私人之修行解脱，渐退为第二义，大群之人文集业，又转为第一义。杰气雄心，不彼之趋而此之归，则佛门广大，乃仅为人生倦退者逋逃之一境。【唐贤多信佛，而意味与东晋、南北朝名士大异。东晋以下必以佛义自安於静退；唐贤则功业煊赫之余，乃转依佛法求归宿也。】

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群谋现实，不为个己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此种情势，自唐中叶以下即日趋显著。元和以来，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李德裕论奏徐州节度使王智兴“於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江、淮之民，户有三了，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臣於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即日诏徐州罢之。及唐武宗会昌五年，恶僧尼耗蠹天下，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余万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谓：“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僧尼之数，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盖为北周以来第三次著名之毁法也。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又勅废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十万余，尼一万余。北宋以下，义庄、社仓等社会事业逐次发达，佛寺亦不为惟一的贫穷藏身之所，佛寺之收容量亦减，而国家毁法之事亦益少见矣。】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