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要说的是两个总统。一说起总统，我们总会想起美国，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中国的总统，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总统。
<h3>1</h3>
1912年2月13日的这一天，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权力更替。
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在这一天，将总统之位让给了北方的袁世凯。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33596.jpg"/><h5>孙中山（左）与袁世凯（右）</h5>
对于这件事，从初中到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一般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一直领导革命的孙中山不忍国家继续遭受战火，高风亮节，选择让位，而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所以相信有不少人一直会有这样的不忿：孙中山怎么那么傻？如果换作我，肯定不让！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回到那个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黎明前夜——处在当时的环境——到底谁更适合当大总统？
<h3>2</h3>
我们首先来看看，保障登上权力最高宝座的第一要素：枪。
“枪”就是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全国革命形势星火燎原。但有一点必须看到的是，以帮会起家的“同盟会”以及各种革命团体，进行革命乃至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托力量，其实是清朝在各地的新军（除上海、广东和广西是民兵商团起义外，其余各地都是新军起义）。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33456.jpg"/><h5>着1905式清军服的官兵和军乐队</h5>
新军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朝政府痛定思痛，决定有别于八旗兵和绿营，按照西式方法操练、装备和建制而建立的，是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而最早体系化操练新军，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就是袁世凯。
凭借当年的“小站练兵”，袁世凯建立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培养了一批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系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以当初袁世凯编练的新军为基础，全国的新军完整编制达到14镇（一镇基本相当于现在一个师）、8个混成协（相当于旅）、4个标（相当于团），而其中无论是从战斗素质还是武器装备上，遥遥领先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
相比之下，孙中山其实是赤手空拳的，身边除了一批热血沸腾的革命志士外，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33146.jpg"/><h5>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当时接受清朝官员检阅的照片。北洋军的战斗力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h5>
当时，革命军和北洋军的战斗力差距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以清军反攻湖北军政府占领的武汉三镇战役为例。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仔细盘算好了局势，在清廷的催促下，乘坐专车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战北洋军对起义的湖北军政府发动全面进攻。
与袁世凯同时抵达武汉前线的，是被革命党人称为“军神”的黄兴。黄兴抵达时，当时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专门让人做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三个大字，然后派人骑马举旗，在武昌和汉口的街道上来回奔跑，沿途欢声雷动。
然而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根本就没什么用——同样是新军对新军，但北洋军只用了两天，就攻克了汉口。
按照当时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埃德温·丁格尔回忆：“革命军中有许多军官，然而看上去全无秩序。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从黄兴后来组织的一场试图收复汉口的反击战中，多少可以看出当时革命军的实力。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331O.jpg"/><h5>黄兴。1916年积劳成疾，吐血而亡，终年42岁</h5>
按黄兴的计划，革命军应该分三路出击汉口，结果第一路的成炳荣部把出击方向搞反了（因为成炳荣喝醉了），官兵们走冤枉路走得筋疲力尽，结果无法出击；第二路杨选青部根本就没行动，因为杨协统（旅长）当天结婚；第三路由黄兴亲自统帅部队，结果手下的甘兴典部带头溃逃，拦都拦不住。
北洋军攻克汉口，在与清廷进行各种讨价还价和恐吓威逼之后，如愿成为“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在11月17日，又命令悍将冯国璋率军进攻汉阳——9天之后，汉阳陷落。
攻克汉阳后，清军完全可以一举拿下武昌，彻底端了湖北军政府的老巢，但袁世凯却下令冯国璋停止攻击。
袁世凯需要湖北军政府的存在，因为那是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
在之后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军队将炮口对准武昌，一边和革命党议和，一边逼清廷退位。其间不开心时，就下令向武昌城开几炮，震慑下革命党。
在袁世凯的军事实力面前，革命党人完全像是被他捏在手里的小鸟，根本动弹不得。
<h3>3</h3>
比拳头，比不过，那么再来看看第二个要素：钱。
对于百废待兴的政府来说，钱有时候可能比枪更重要。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33563.jpg"/><h5>1911年5月3日，孙中山（前排右二）在美国芝加哥召集会议，同与会者合影留念</h5>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1911年10月12日，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时的孙中山。
按照孙中山自己亲笔写的《革命原起》中记录，那一天，他并不在国内，而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家旅馆里睡觉。
那天，孙中山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选择立刻回国。
他曾说过，自己最快20天就可以返回国内，亲自参加战斗“以快平生”，但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此时他自己最大的作用，不应是在国内的革命前线，而应是在“樽俎之间”——去和西方列强应酬。
去和西方列强会面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筹钱。
孙中山首先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要求会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随后他就离开了美国，去了英国，当时他希望能得到50万英镑的借款，但是，最终没有拿到一分钱。
随后他又去了法国，他试图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贷款，但又遭到了明确拒绝，他得到的回复是：“四国银行团[1] 对此态度完全一致。银行团和它们的政府决定就财政观点方面严格采取中立，在目前情况下既不发行贷款，也不预付款项。”
孙中山无奈之下只能起身回国，在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
在孙中山还没抵达上海之前，就有舆论在说，孙中山这次回来，带回来很多钱，甚至还带回了军舰。而孙中山在抵达后回答《大陆报》采访时说：“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33912.jpg"/><h5>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欢迎者在船上合影</h5>
革命当然需要精神，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孙中山曾邀请民族实业家张謇担任财政总长（后出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给孙中山算过一笔账：要维持临时政府的运转，每年至少需要1.2亿元，但临时政府的收入，只有4000万，还有8000万的巨大缺口。
张謇告诫孙中山，要各国承认临时政府，一是看政府有没有统一的军队，二是看政府有没有能力支配财政。
但何止8000万，连计划中的4000万（3000万关税，1000万盐税），都收不上来。
为此，孙中山只能发行军用钞票100万，但因为政府信用不够，很快失败。随后又发行中央公债1亿元，结果只卖出去500万元。
各地财政都不支持中央政府，还反过来要钱。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来要钱，孙中山大笔一挥，批了20万元，专使拿着总统孙中山的批条去财政部领款，得到的答复是：库里只有10块大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只能饮鸩止渴——向日本借款。
孙中山首先想出让的是汉冶萍公司股权。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综合铁矿、煤矿和炼钢为一体的大型企业，日本早就垂涎已久。孙中山的提议遭遇了各方反对，尤其以当时的实业总长张謇最为激烈：其他项目都可以和外国人合资，唯独铁厂铁矿不行；如果一定要和外国人合资，唯独日本人不行！
张謇没劝住孙中山，最终愤然辞职。但最后在巨大的压力下，孙中山还是放弃了和日本合作。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33R8.jpg"/><h5>张謇，清末状元，民族实业家。向孙中山辞职后，他选择了袁世凯政府，后出任农商总长，但在袁世凯称帝前愤然辞职</h5>
1912年2月3日，走投无路的孙中山又会见了日本政界和财界的联络人森恪，森恪提出：为防止俄国人南下，临时政府可以将满洲交给日本来保护，以此换取日本1500万元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