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都曾在后台留言要求写一写这个人，他确实是个值得一写的人。这个人无师自通，建立了一整套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被共产党称为“蒋介石的佩剑”，被美国人称为“亚洲最神秘的人”，他留下了“杀人不眨眼”的名声，但即使对手也承认，他是“特工之王”。

<h3>1</h3>

时间，先回到1936年12月13日。那一天，正在广州扩充广东缉私部队的戴笠，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那是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发来的，电报上赫然写着：

<blockquote>

十万火急，南京沈沛霖[1] 亲译（绝密）：据确切悉，12日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不明。西安江雄风敬叩。

</blockquote>

关键是那个日期：12月13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

其实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身边布了不少“眼线”，但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所以虽然向蒋介石汇报过“张学良、杨虎城有异动”，但戴笠自己也不敢确定。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11322.jpg"/><h5>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邵力子（陕西省主席）</h5>

这种模糊的提醒，自然不会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如今，领袖被抓，生死难料，戴笠这个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定难辞其咎。

戴笠立刻坐飞机赶回南京，随即就参与了一场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争辩。

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坚决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不然“党国威望何存？”，而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一批人，坚决主和，“子弹又不长眼睛！”。

戴笠是“戴罪之人”，不敢发言，但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宋子文请他一起陪宋美龄去西安与张学良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张学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去谈判的人确实是要冒风险的（宋美龄在去西安的飞机上曾递给身边人一把手枪，嘱咐如果发生意外就用枪打死自己）。

但戴笠知道，那时候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毅然决然地答应一同前往。

到了西安，一下飞机，戴笠就被张学良派人缴了械，软禁起来。虽然张学良接待戴笠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戴笠其实没怎么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不过，戴笠还是给自己写了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2] 地下室。”

这封遗书写得颇为感人，但后来从“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留下的各种记录文字看，戴笠始终和宋子文共同行动，张学良也待之以礼，很难看出有什么“离死不远”的迹象。

不过，这封遗书还是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西安，戴笠面见了被囚禁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看到他走进来，立刻大吼一声：“你来干什么？! 给我滚出去！”

听闻此言，戴笠竟然号啕大哭。

据他事后的解释：终于见到了领袖，哪怕是训斥，也觉得心中格外亲切。

而蒋介石骂归骂，但对危难之中敢到西安来谈判的人，他还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是老婆，宋子文是小舅子，而这个戴笠非亲非故，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蒋介石最看重忠心的人。

那一年，戴笠已经39岁了，但等待他的，是人生崭新的一页篇章。

<h3>2</h3>

戴笠是典型的“大器晚成”。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春风，字雨农——因为小时候他的母亲找人算命，说她儿子宿命不错，但命中缺水。所以，戴笠后来一生用过27个化名，很多都与“水”有关（包括开头的“沈沛霖”）。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111c.jpg"/><h5>戴笠与母亲合影。戴笠极孝，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并认为是母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h5>

戴笠家里原本还算殷实，但父亲戴士富却有个致命的坏习惯：赌博。原本戴家有200亩地，因为赌博，最后输得家徒四壁，母亲蓝月喜只能靠给人缝补补贴家用。

戴笠4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6岁把他送进了私塾。戴笠从小聪明，博闻强识，在学校里经常是第一名，后来考入当时的浙江一中。

但是，父亲喜欢赌博的恶习，也延续到了戴笠身上。戴笠好赌，且赌技精湛，还善于“出老千”。结果，因为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投了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去当兵。在军营里，又是因为赌博被长官发现，随后被开除。

戴笠回家，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一个叫毛秀丛的女子为妻，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按照母亲的想法，戴笠师范毕业后，就当一名小学老师，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

但已经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的戴笠，又怎么可能闲得住？在家待了段时间后，他决定还是要出去闯天下。在上海、宁波、湖州这一带“讨生活”的戴笠，随后的那些经历，倒也是挺有意思的。

他去过少林寺习武，当时和他一起习武的弟子里，有一个人叫许世友，后来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他去湖州和一群人结拜兄弟，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胡宗南（国民党一级上将），一个叫王亚樵（著名的“暗杀大王”，最后死在戴笠手里，参见本书收录的《“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24岁时，他回浙江开了家“春风武馆”，然后去上海赌场玩骰子，因为赌技精湛，被赌场老板看中，结拜为兄弟——那个老板，叫杜月笙。

27岁时，他在家乡组织“自卫团”，在苏浙战争中抵抗闽军的入侵。

总之，在30岁前，戴笠是一个到处混的人，虽然留下了一些名声，结识了一些日后的大佬，但如果就一直这样混下去，他也不可能在历史上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直到1925年，戴笠碰到自己的同乡加同学毛人凤，毛人凤赞助了他20块大洋，劝他去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前途会非常辉煌”。

戴笠第一次去考的时候，没有考上，随即求助于当年在上海叫他“叔叔”、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后来当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出钱资助了他，鼓励他再考一次。

1926年，戴笠终于考上了黄埔六期的骑兵科，只是当时已经30岁。和戴笠同一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的也就22岁，年龄小一点的可能才十七八岁，他在同学里可谓是“德高望重”。

在黄埔军校，戴笠开始使用“戴笠”这个名字。曾有人说戴笠用这个名字是想戴皇冠，其实典出晋朝周处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卿当下。”意思是君子之交，贫贱不移。

而且，“戴笠”这个名字，有“隐藏在帽子下”的意思，和他日后的职业倒也颇为契合。

也正是那份成熟和稳重，30岁的戴笠在学校里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那时虽然是黄埔军校校长，但也就比戴笠大10岁而已，两人在上海还见过几次。在学校里的时候，戴笠就开始注意搜集学校里的各种情报（主要是共产党渗透的情况），再通过人交给蒋介石。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许振亚手下的国民革命军骑兵营第一连第一排，参加了北伐。骑兵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不是作战，而是在大部队到达前侦察敌方情报。戴笠将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有些情报是直接交到蒋介石手里的，所以蒋介石对他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在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开始在北伐军内大力清洗共产党员，戴笠写信向蒋介石揭发了骑兵营中20余名共产党员，由此正式走入蒋介石的视线。

从1927年开始，戴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

这是戴笠一生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h3>3</h3>

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认为负责情报的“中统”出现了大问题。

那个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几次大“围剿”都遭遇了惨败，其中很多绝密的行动，都有被共产党提前知道的嫌疑，蒋介石开始怀疑“中统”是不是被共产党渗透了。

1931年，中共的特别行动科顾顺章被捕叛变，蒋介石恍然大悟——连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是中共的人，共产党的渗透已十分严重。

随后的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个事件其实是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捣的鬼，而“中统”的情报系统居然事先没有任何情报，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要在“中统”之外，另起炉灶。

谁来做负责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戴笠。

纵观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他有一个明显的优先级：“人才+奴才”——“奴才”——“人才”。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115X.jpg"/><h5>蒋介石与戴笠。可以注意戴笠看蒋介石的眼神</h5>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看来蒋委员长的个人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个人认为可靠的老伙伴，以担负重要的职位。至于明知他们腐化贪污有据，或缺少能力等等，他却置之不管。”

而既有能力，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戴笠正是不二人选。

1932年3月1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称之为“蓝衣社”），社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4月1日，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复兴社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核心部门“力行社”特务处处长一职（后来，力行社归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著名的“军统”）。

戴笠的特工生涯，正式开始。

<h3>4</h3>

事实证明，蒋介石真的没看错人——戴笠确实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

首先，戴笠善于学。

当时，戴笠手下才100多人，绝大多数没有从事过情报工作。当时“中统”里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特务，戴笠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拢过来。招降了曾经在苏联专业机构严格训练过的顾顺章之后，戴笠专门让他开培训班，传授手下各种特务技能和知识。

在学习同事和敌人的基础上，戴笠创造了好多套制度和行动方法。仅仅特务自身的技能上，就有完整的行动术（暗杀的部署、准备、执行、善后等过程）、射击术（各种枪械的射击技术和一些特种武器的设计）、擒拿术（还重金邀请中国各地身怀绝技的武功高手来培训成员）、情报术（包括各种获取情报和传递情报的方法，以及潜伏的技能），等等。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12561.jpg"/><h5>军统培训的女特务，不少是担任译电工作</h5>

其次，戴笠善于罚。

戴笠始终强调一句话：“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他强调军统是个大家庭，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军统特务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旦进入军统，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

戴笠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家法”，指挥不力、行动失误、背叛组织、贪污、腐化、赌博，甚至违规结婚，都会受到处罚。

但与此同时，戴笠的“罚”会区别对待，比如因为指挥不力、行动失误造成军统损失的，要看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原因。一般来说，因为客观原因失误的处罚都是象征性的，甚至是口头警告一下；如果是主观故意，处罚就会从严从重。

对于背叛组织的惩罚，戴笠是最严格的，一般就是枪决和暗杀。背叛军统的人一般会改名换姓，四处隐藏，但军统对于内奸的处罚是长期的，也就是追杀到杀死为止。所以，军统的叛徒并不多。

再次，戴笠善于奖。

光有罚没有奖，肯定不行。在抗战中，所有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公务员只拿八成薪饷，但军统人员全部全额发放，执行外勤的特务因为任务比较危险，津贴更是双份发放。

当时，戴笠给部下定的伙食标准是每人一天一块大洋，这个标准放到当时，大米白面随便吃，鸡鸭鱼肉能管饱。

此外，对于不幸牺牲的军统特务，戴笠会给予很好的抚恤。除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以外，还会给遗孤发放生活费、教育费。所以，军统人员的凝聚力很强，即使被捕，往往也会坚持不叛变——就算自己死了，家人也会有很好的待遇。

经过几年的经营，戴笠锻造出了一个遍布全中国的最有实力的特务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