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男人，名叫蔡楚生，嗯，不是渣男。
蔡楚生是一名导演。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应该知道电影《渔光曲》，那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导演就是蔡楚生。
蔡楚生还没有名气的时候，曾经邀请过阮玲玉拍电影，但被阮玲玉谢绝。蔡楚生成名之后，阮玲玉以为蔡楚生不会再找她，没有想到，蔡楚生又一次请她出演自己导演的电影：《新女性》。
《新女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女主角原型韦明是明星公司的女演员艾霞。艾霞是中国首位自杀的电影明星，很有才华，除了拍戏，她还经常发表小说和诗歌，在当年被称为作家明星。然而，艾霞的情感生活却很不顺利，因为反对包办婚姻和家庭决裂，然后又谈了一场让人心碎的恋爱，23岁的艾霞最终服毒自杀。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04917.jpg"/><h5>阮玲玉（中）在拍摄《新女性》时与蔡楚生（前蹲者）、殷虚（右一）等合影</h5>
蔡楚生是艾霞的好友，他发现艾霞去世后，还有一些无良小报在恶意中伤她，于是决定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而女主角，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阮玲玉。
阮玲玉拿到剧本通读一遍之后，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她觉得这个女主角就是自己。
《新女性》这部电影，可能是阮玲玉拍得最投入的一部电影。在拍女主角韦明自杀的一场戏时，场内工作人员都淆然泪下，而一直结束工作就很容易出戏的阮玲玉，也因为入戏太深，直到拍摄结束后情绪都无法平复。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04137.jpg"/><h5>《新女性》画面</h5>
蔡楚生便让工作人员退场，他留下来默默陪伴着阮玲玉。两个人慢慢聊起了天，才发现彼此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和阮玲玉一样，蔡楚生也是从底层慢慢爬上来的——和当时大多海外留学归来的导演不同，蔡楚生是从一个电影片场的义工一点点做起来的。
阮玲玉也向蔡楚生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包括张达民和唐季珊。她对蔡楚生说：“我多么想成为一名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但我太软弱。”
蔡楚生也才知道，一个光彩照人的大明星背后，居然有那么悲惨的故事。
那一夜聊天之后，两人的关系明显走近。
《新女性》上映后，由于是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颇受瞩目。但是因为影片中有一个小报记者的反面形象，所以电影受到了当时的“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抵制和攻击，要求剧组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道歉，一些报纸甚至又开始诋毁阮玲玉。
情感和事业双双受挫，阮玲玉觉得自己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她希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蔡楚生。她希望蔡楚生能带她远走高飞。
实事求是地说，阮玲玉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了。蔡楚生尽管仰慕她，但要他放弃辛辛苦苦拼搏来的电影事业，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蔡楚生在乡下有一个原配夫人。
刚刚演完《新女性》的阮玲玉，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h3>7</h3>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唐季珊参加了联华电影公司的聚会。
席间，阮玲玉谈笑风生，没有任何异常表现——除了临近席终，起身与在座的各位一一告别，并与所有的女演员热情拥抱。
大家以为这是她有些喝多了，并不以为意。
回到新闸路那幢漂亮的小洋楼，在唐季珊独自回卧室睡觉之后，阮玲玉对自己的母亲说肚子饿了，想吃碗面。
母亲做完面，阮玲玉端起面碗走进了卧室。
子夜一点多，阮玲玉写好两封遗书，将3瓶30粒安眠药都倒进面碗，吃了下去。
据阮玲玉的母亲回忆，阮玲玉服下安眠药后没多久，唐季珊就发现了。当时唐季珊就和阮母商量如何把阮玲玉送到医院去。
当时上海市中心有很多医疗条件很好的教会医院，服用安眠药发现得早，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救活的。但是唐季珊选择了一个郊区的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阮玲玉1928年因为张达民服用安眠药自杀过，就在那家日本医院救活），因为那家日本医院比较偏僻，没有什么人知道。唐季珊怕把阮玲玉送到大医院，到时候闹得沸沸扬扬。
唐季珊一路开车到福民医院，发现福民医院没有值夜班的医生，辗转送到一家德国医院，同样没有值班医生。在清晨5点多，阮玲玉服药已经4个多小时后，唐季珊又请来两个私人医生，私人医生为阮玲玉洗胃后发现没用，再送入蒲石路的中西疗养院继续洗胃，依然没用。
在这个过程中，唐季珊知道可能要出事了，打电话叫来了联华公司的老板黎民伟（香港影星黎姿的爷爷），黎民伟一路上拍下了许多照片。
送到中西疗养院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最佳的抢救时机已经过去了——阮玲玉甚至没有像自己主演的《新女性》女主角韦明那样，服用安眠药后有过求生的机会。
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h3>8</h3>
阮玲玉的死讯传来，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哗然。
大家首先想知道的是，阮玲玉的遗书到底写了什么。
一开始，唐季珊不肯拿出来，在外界催促了很久之后，他终于拿出了两封遗书。
第一封，是说没有任何对不住张达民的地方，每月给他一百元等等，最后结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句：“哎，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另一封是写给唐季珊的，交代了要他赡养老母和代养养女（这两点唐季珊后来都想尽办法守信做到了），并在信中说对不起他，拖累了他。
不过，这两封遗书一直受到质疑，大家怀疑是唐季珊捏造出来的。
不久之后，发行量只有1500份的《思明商学报》又出现了另两封号称是“阮玲玉真正的遗书”，说是唐季珊后来的新欢梁赛珍提供的（梁赛珍和梁赛珊姐妹在提供了遗书后就此人间蒸发）。
在那两封遗书中，阮玲玉的语气明显要激烈很多。
写给张达民的是：“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写给唐季珊的是：“季珊：没有你迷恋‘×××’，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玲玉绝笔。”
关于这两封遗书也有争论，有不少人认为是真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假的，是用来攻击唐季珊的。
不过，唐季珊司机后来的回忆应该不假：3月7日晚上回家路上，唐季珊和阮玲玉在车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回家后唐季珊不让阮玲玉进家门，阮玲玉一直坐在门口哭。
<h3>9</h3>
遗书的真伪难辨，但阮玲玉的葬礼还是要举行的。
1935年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从上海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
下午1点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12位当时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
那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沿途夹道的影迷和老百姓多达30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在惊奇之余，写下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的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
更让现在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还有不少影迷，随阮玲玉而去。
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鸦片自杀；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自杀；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
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有多位自杀——可能因为阮玲玉扮演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一直鼓舞着她们，而阮玲玉的自杀，崩溃了她们的信念，因为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05L4.jpg"/><h5>阮玲玉</h5>
鲁迅在阮玲玉自杀身亡后，也专门写了一篇《论人言可畏》，其中开头就有一句说阮玲玉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馒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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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阮玲玉的死，长久以来，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人言可畏”。
这里不争论遗书的真假，因为我赞同舆论环境的伤人，但我想聊聊阮玲玉的性格。
阮玲玉的遭遇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她的性格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尽管这与她成长的环境和背景有关，并不能全怪她。
延伸开来，正好想说说，有些女性有时候在感情上往往会有三个症状。
第一个症状，叫“爱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比如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的渣男明明把自己的妻子（女友）折磨得死去活来，你去指责那个男人时，他的女人反而会最先跳出来：“这是我的男人，要你管？!”
第二个症状，叫“山鲁佐德情结”。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女主角。皇帝每晚都要召一个少女进宫，第二天早上杀掉。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终止杀戮，自愿进宫。她每天晚上给皇帝讲一个故事，一到关键时刻就打住不说，第二天晚上接着讲，一连讲了一千零一夜，最终打动了皇帝，成了他的爱人。
很多女孩心中都有个“山鲁佐德情结”，希望在自己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个坏坏的王子、花心的总裁、校园的恶霸、不羁的浪子，甚至是痞子或坏蛋，而坚信自己会感动他、感化他，成为渣男的最后一个女人、爱情的归宿。
第三个症状，叫“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是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两个家族的极力反对，但越这样，他们俩反而爱得越深，直到殉情。有些女生，当家人和周围朋友都劝她与渣男分手，这反而刺激她更坚定地要与他在一起，到最后，不知道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反抗精神。
相比于80多年前阮玲玉生存的社会环境，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要求要宽容不少，对女性的尊重多了不少，但总体来说——尽管我是一个男性——这个社会对女性依旧是不公平的，甚至存在很多歧视。
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感情和婚姻问题上，社会舆论对男性的宽容度，要远高于对女性。
也正是因此，女生们更应该擦亮眼睛，吸取教训，保护自己，远离渣男。
最后，祝“馒头说”的广大女性读者节日快乐！更自信，更勇敢，更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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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肺痨是当时的称谓，现在叫肺结核。——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