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故事中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凡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很常见，情节也多种多样。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当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说及实况，情况就很清楚，尽管他们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复仇，在现实生活中则和西欧一样，复仇行为很少见，甚至比西欧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对耻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来代替挑起争斗。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处理相互依存的经济难度，使复仇行为转入隐秘，或者把它针对自己胸膛。人们可以玩弄计谋向仇人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多少有些像古代故事中，主人暗藏粪便于珍馐，以飨仇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对方食而不察。客人竟毫未觉察。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攻击也极为稀少，更多的是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做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则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易恼恨自己而不去恼恨别人。近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一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这些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一切，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他们的厌倦并非由于未达到理想，亦即与理想的伟大目标相比，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怜。它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远景，厌倦情绪就会消失，不管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人所特有的这种厌倦是一种敏于感伤的疾病。他们把被摈斥的恐怖引向内心，不知如何自处。日本小说中描写的厌倦心理状态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在俄国小说中，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立是小说主人公一切苦闷经验的基础。乔治·桑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⑨曾经说过，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说明日本人厌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哲学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们对人生的一般态度。的确，这种与西方基本观念的对立，已经远远超出此处所指的特殊事例范围，但与日本人的动辄忧郁却有特殊关系。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这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小说不大写这种题材。美国小说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虐待，而很少描写单纯的厌烦。美国小说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以及渔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飘荡。小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认为有必要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以弄清阴云来自何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们都容易伤感。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进行攻击，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而向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忧郁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虽然也不无找些事件当作原因，但这些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则至多不过是一种象征。

现代日本人施之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从“对名分的义理”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结合无望而双双情死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进行战争的爱国志士等等，都像没有考中的少年及避免当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对准自身。有些日本权威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现的。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按比例来说，上一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人数比日本任何时代都要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就像美国人大书特书犯罪一样，两者都为此感到同样的切身之感。与杀别人相比，他们更津津乐道自杀。借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得到的某种满足。

近代日本的自杀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更加富于自虐性。在历史故事中，武士为了免受不名誉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而自杀，恰如西方敌方士兵宁愿被枪杀而不上绞刑架或落入敌手遭受酷刑。武士被批准切腹，也恰如不名誉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秘密自杀一样。犯罪的普鲁士军官在知道除死之外，无法挽救名誉时，他的上级就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两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日本武士也是一样，死是注定了，只不过是选择死的方法。而近代的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而不是残害别人。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是最终宣布一个人的勇敢和果断，今天则变成主动选择自我毁灭。最近四五十年间，每当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乱”、“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需要洗“晨浴”以洗净污秽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把自杀作为最后论据而争取获胜，虽然封建时代和现代都有，但在现代，也在向上述方向转变。德川时代有个著名故事，说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顾问，担任将军监护人，曾经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当众袒腹抽刀，准备切腹。这种威胁手段奏效了，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职位。他达到了目的，也没有自杀。用西方语言来说，这位监护人是在用“切腹”威胁反对派。在现代，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不是谈判手段而是为主义殉身，其出现多半是所提主张未被采纳，或反对某些已签字的协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以求留名史册。在这种场合，只有实实在在的自杀，才能影响舆论，不是摆摆架式进行威胁就能够奏效的。

在“名分的义理”遭受威胁时，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发展，但并不必然包含自杀这种极端手段。自我攻击有时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

这种情绪之所以在这个阶层广泛蔓延，有充分的社会学原因。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满足其雄心壮志。特别是1930年代，当局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使他们愈加感伤。日本知识分子常把他们的抑郁归因于西方化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并不对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很多知识分子所曾蒙受过的这种心理毁损乃是日本传统方式的。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也用这种方式摆脱厌倦情绪。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对外。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重新“发现自己”，摆脱恶劣心境，感到自己内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们相信，虽然在人际关系上不能做到，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则能够做到。

现在，这场战争的结果证明了上述信念的错误，消沉再次成为日本人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怎么想，他们很难克服这种心情。它根深蒂固。东京的一位日本人说：“再不用担心炸弹了，真是一个大解放。但我们不打仗了，也没有目标了。每个人都恍恍惚惚，干起活来心不在焉。我自己是这样，我老婆是这样，所有的日本人都像住医院的病号，干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茫然若失。人们抱怨政府对战争的善后及救济工作进展缓慢。我以为，这是因为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这种虚脱状态的危险性与法国解放后一样。在德国，投降后最初的六至八个月期间还没出现这个问题，日本则成了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反应。但是令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与此同时，日本人对战胜国竟如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迎接美国人，既不抑郁，也不发怒。用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忍所难忍”。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着手重建家园？在占领条件下，他们有这种机会。占领军并没有占领每个村庄，行政事务的管理仍在他们手中。整个民族似乎都在欢笑招手迎接而对自己的事却漠然置之。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复兴奇迹，在1930年代倾注全力准备军事征服，他们的士兵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不顾一切，逐岛拼死作战。

这个民族确实丝毫未变。他们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应的。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在当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一种派生的结论，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安全办法。由此他们很容易认为，做出努力反而会招致疑忌，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消沉情绪蔓延。

但是，日本人绝不欣赏消沉。“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既是当前日本号召改善生活的经常性口号，也是战争期间广播中常用的词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向消极无为作斗争。1946年春季，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说：“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而轰炸废墟的瓦砾依然未清，某些公用事业仍处于停顿，这对日本名誉该是何等玷污！他们还埋怨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他们的可怜相。日本人颇能理解这些启发名誉心的呼吁。他们也希望倾注最大努力，以便将来能成为一个在联合国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那仍然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则全然一新了。如果将来大国之间实现了和平，日本是能够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人则除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不需要组织抵制或在地下反对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他们不感到在道义上有坚持旧路线的需要。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安全担心，并且受到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官员的有礼貌的接待，未发生过一次报复行为。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把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

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很难理解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变化还要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们就不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欧人士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日本俘虏的上述表面性格的变化也会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之中。他们多数人都认为：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侮辱，一定要以拼死的暴力进行报复。某些人则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媾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不懂得“义理”。他们在众多为保持名誉的各种抉择中，只挑出复仇与侵犯这种显著的传统程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把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在欧洲公式中，任何个人或民族，如果进行战斗，首先必须确认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则来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则另外寻找侵略的根据。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希律王⑩更加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义理”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在历史上其他场合，日本也曾有同样的举动，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长期的锁国帷幕刚刚拉开，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⑪遭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傲慢好战在日本是闻名的。英国派了远征军进行惩罚，炮轰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意外惊人的后果，萨摩藩并没有誓死报复，反而向英国寻求友谊。他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强大，就要求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⑫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这所学校“教授西方的学术奥义，……因生麦事件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⑬所谓生麦事件⑭就是英国惩罚萨摩并炮轰鹿儿岛港。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与萨摩藩媲美，也以好战和激烈排外著称的另一个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育“王政复古”领导者的温床。没有正式权力的朝廷曾发布一道敕令，限以1863年（阴历）5月11日为期，命令将军把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反之。它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日本的火炮和炮药实在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损害。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联合舰队迅速击毁了长州藩要塞，并索取三百万美元的赔偿，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⑮诺曼论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豹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⑯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分的义理”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义理”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做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导致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日本仍然，是按其性格行事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义理”的各项义务中择其所需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拜“武士道”，或日“武士之道”。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引起了某些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义理”、“完全出于义理”、“为义理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罗“义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评论家出于灵感的创作。而且，由于武士道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随着这些领导人的信誉扫地，武士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义理”。恰恰相反，现在正是西方人应当理解“义理”在日本的含义的更加重要的时期。把武士道等同武士阶级也是误解之源。“义理”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义理”的责任“就越重”，但所有阶层都要讲“义理”。至少日本人认为“义理”对武士的要求要比对平民高。外国观察者则似乎认为，“义理”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他们所得的回报较少。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而“不懂义理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者”。

注释：

①胜海舟（1823—1899）：日本近代海军建立者。1855年入长崎海军传习所从荷兰教官学航海术。1860年任咸宁丸舰长渡海赴美。历任幕府海军卿、陆军总裁。戊辰战争中与西乡隆盛和谈成功，使江户“无血开城”。后任新政府海军卿、元老院议官、枢密院顾问官等。——译者

②托克维尔前引书：即《美国的民主》，参阅本书第43页及注②。——译者

③测验报告见Ladislas Farago, The Japanese: Character and Morale，（L. 法拉格：《日本人：性格与意志》誊印版）。为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国民意志委员会）而作，该会地址：9 East 89th street, New York（纽约，东89街9号）。

④美拉尼西亚（Melanisia）：亚洲西南太平洋岛屿中，黑人居住的岛屿统称Melanisia，即“黑人群岛”。——译者

⑤Makino Yoshio, When I was a child（牧野芳雄：《我的童年》），1912年，第159—160页。

⑥Nitobe, Inazo, The Soul of Japan（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日本的灵魂》），1900年，第83页。新渡户稻造（1862—1933）：日本教育家、农学家、政治家。出身高级武士家庭。就读于札幌农学校、东京帝国大学。1933年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娶美国女子为妻。在德国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归国后历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东京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贵族院议员等。所著《武士道》影响很大（我国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另著《农业本论》、《修养》、《自警录》等。——译者

⑦Okakura, Yoshisaburo,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apan（冈仓由三郎：《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伦敦，1913年，第17页。

⑧四十七士：参阅本书第十章（第180页至第186页）。——译者

⑨乔治·桑塞姆（George Bailey Sansom 1883—1965）英国外交官、日本史专家。1904年起长期在英国驻日使馆任领事、参赞。一战期间、二战期间曾在英国军事部门供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1935—1936、1940一1942）。二战后任联合国远东委员会英国代表。著：National Grammar of Japan（《日语语法》，1928）、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日本文化简史》，1931初版1962修订）、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西方世界与日本》，1950），History of Japan（《日本史》，3大卷，1953、1961、1963）等。——译者（照片）

⑩希律王（Herod the Great）：犹太统治者（传说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4年在位）。以残暴著称。耶稣诞生时，他听说一新生婴儿（指耶稣）将成为未来的“犹太王”，搜索不得，竟下令在一夜之间将伯利恒城内及四境两岁以下男孩全部杀死。（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译者

⑪应是生麦，位于横滨市。著者误以为是在萨摩。——日译者。中译者按：当时是萨摩藩兵队列通过生麦村，理查森欲横穿队列，引起纠纷而被杀害。著者因此误以为在萨摩。

⑫指“开成所”。——日译者。中译者补注：开成所（1963—1968）是幕府的洋学机构，教授荷英法德俄各国语言和数理化天文地理等近代科学，培养了一批优秀洋学者。明治政府成立后改称“开成学校”，1877年与其他机构组成东京大学。——译者

⑬见F. H. Norman，前引书，第44—45页及注〔85〕。——日译者（中译本第47页及注⑬）

⑭此处应称“萨英战争”，不应称“生麦事件”。萨英战争：1862年8月生麦事件后，英国与幕府和萨摩藩谈判未成。次年7月，英舰七艘炮击萨藩的鹿儿岛。萨藩态度迅速转变。11月，双方在横滨议和。此后，萨藩获得英国的支持。——译者

⑮下关：下关，亦称马关。1863年5月，长州藩“尊王攘夷派”对经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实行炮击。次年8月，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登陆、破坏炮台。长州“尊攘派”失败后改变态度，转而采取“开港讨幕”战略。长州藩，亦称：萩藩、山口藩，在今山口县境内。——译者

⑯F. H. Norman：《日本近代国家的诞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