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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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 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5]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