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灵之书(H.P.洛夫克拉夫特)_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 uernatural hrrr literature（1 / 2）_死灵之书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洛夫克拉夫特的朋友W．保罗·库克当时正在策划一本业余杂志《隐居者》（The Recluse ，这本杂志的内容不是专门针对怪异小说的），受他的邀请，洛夫克拉夫特于1925年开始写作此文，并于1927年初完成，刊登在1927年夏的《隐居者》上。从那之后，洛夫克拉夫特开始做修订笔记，并为查尔斯·W．霍尼格的《奇幻迷》杂志准备了一份修订版本，进行连载。连载始于1933年10月，但因为1935年杂志停刊连载并没有完成。本文完整的修订本首次收入于《局外人和其他》（1939）一书中，第一个录音和注释版本收入在《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2000）一书中。</blockquote>

I　引言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今日的心理学家对此也无可否认。同时，这种承认也是对怪奇恐怖题材的真实性与严肃性的肯定，为之融入正统文学提供了条件。与此分庭抗礼的，则是唯物主义知识分子们基于世俗情感与客观事件的否定与嘲弄，否定美学动机的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天真乏味的说教，促使读者接受其中盲目自大的乐观主义精神 (1) 。不过面对重重阻力，怪奇小说仍旧顽强地存活了下来，逐渐发展壮大至今，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其基本却深刻的原则——即使无法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必定也能对思维敏锐之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2) 。

鬼怪恐怖题材往往是小众的偏好，因为它既对想象力有一定的要求，还需要读者的思维能够脱离日常生活的局限。相对而言，仅有少数人拥有足够的精力挣脱每日工作的束缚，以回应那来自彼方的呼唤。而对所周知的感受与事件的描述，或由这些感受与事件衍生而来、且多愁善感的故事，总会无可争议地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这一点或许毋庸置疑，因为人类的经历与体验中的大多数便是由这些平凡的事件构成。不过众人之中总有思维敏锐之人，有时这些精湛的头脑深处某些不为人知的角落又会被种种奇思妙想占据。如此看来，没有哪种合理化论调、人格改造，抑或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法 (3) ，能够彻底抹杀阴森的树林或耳边不经意间的低语所带来的兴奋，而此处涉及到的传统思维或心理规律，如同任何其他文化传统与心理规律，也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意识中。它与对宗教的感知同时出现，也与其中的各个方面联系紧密，也同样是我们最原始的生物性遗产。对我们种群中那些势单力孤但仍不可或缺的少数派来说，对这种能力的保持与维护是绝不可怠慢的。

一个人的天性和情感决定了他在某个特定环境中的行为。他的欢乐与痛苦创造了各种可以被明确定义的情感 (4) ，构筑在一切因果规律清晰的事件之上。而当一个人接触到他无法理解的事物——早年间宇宙中充满了这些东西——之时，形态各异的拟人化，天马行空的演绎，与崇高无上的敬畏之情往往便会由此发展而出，恰如这个在那时思维简单贫乏，且经历有限的年轻种群所做的一般。“未知”即是不可预测，而对我们的原始人祖先来说，它也便成为了值得敬畏的全能之源——恩赐与灾祸会以神秘且超乎想象的缘由从中降临在人类身上，因此它显然属于某个完全不可知晓的存在，我们也绝对与它毫无关联。梦境这一现象扶持了幻想世界或精神世界这一概念的发展，而总的来说，人类文明初期那野蛮残酷的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对超自然的依赖。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人类遗传的精髓也早已被各种宗教与迷信所浸透。考虑到潜意识思维与生物本能之间的联系，作为无可争议的科学事实，这种宗教与迷信的浸染对人类的影响也是永久性的。虽然人类认知里的未知领域在数千年间不断缩小，外太空依然蕴藏着几近无穷的奥秘 (5) 。同时，无论某些事物现已如何为人熟知，其往昔所具有的神秘感依旧遗留有强大的冗余。况且，在我们的神经组织中也仍尚存对旧时本能的生理依赖，即便将表意识中的好奇性完全抹杀，这一部分仍会在潜意识中不由自主地发挥效应，产生影响。

正因我们对痛苦与死亡威胁的记忆比对欢乐的记忆更为长久清晰，也因为我们自古以来便将来源于未知的恩赐形式化，以宗教仪式保存至今，所以这些长久清晰的记忆便与宇宙之谜中偏向黑暗与邪恶的部分一道形成了民间超自然传说中的主角。未知与危险联系紧密，这种以恐惧看待超自然的趋势也自然而然地由此壮大。于是，任何未知的世界便也成为了邪恶与危险丛生的场所。而好奇心从这邪恶与恐惧的土壤中无可避免地萌生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杂糅了敏锐的情感与丰富想象力的聚合体，并无疑将与人类共存亡。儿童总是会畏惧黑暗，而那些对滞留在人类心智中本能的冲动所敏感的人，则会无一例外地敬畏那隐蔽无形的神秘世界——无论它们是遥远深空中孕育着古怪生命的星球，还是地球上那些只有死者和狂人才可窥见的黑暗角落。

以此为基础，表达对“宇宙恐惧”的文学创作的存在则显而易见，它们自古便已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而那时不时驱使一些作家在个别的作品里加入这些元素，那迫切希望将萦绕在脑海里的某些虚无缥缈的形体倾泻于纸上的冲动，则更是它顽强的生命力的体现。狄更斯便是因此写出了数篇恐怖故事，勃朗宁则由此写出了那可怖的诗篇《公子罗兰》，霍姆斯博士写下了微妙的小说《埃尔西·韦内》（Elsie Venner ），亨利·詹姆斯和他的《碧庐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 ），F．马里恩·克劳福德的《上层铺位》与其他几篇故事，社会工作者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女士所撰写的《黄色壁纸》等等，而即使文风一贯幽默的W．W．雅各布斯也曾受其感召创作出如《猴爪》一类耸人听闻的故事。

不过，这种围绕着恐惧的文学作品必不可与另一种看似相同，但表达的思想却大相径庭的文体所混淆——这便是那些仅触及恐惧毛皮的作品，多以庸俗的血腥暴力来达到惊吓读者的目的。诚然，正如正统的、异想天开的，甚至稍带幽默的鬼怪故事一般，无论是因形式主义的缘故，或是作者故意在剧情中添加幽默元素，使“病态不自然感”这本应主宰全文的气氛完全淡化，它们在读者心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并广受追捧 (6) 。但它们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宇宙恐怖”，而真正的怪奇作品也不只是关于秘密谋杀案、血肉模糊的尸骨，或者带着枷锁、蒙着白布的鬼魂之类循规蹈矩的传统作品——故事中必须存在着一种无法解释、源自人类理解之外的未知的恐惧，并以此创造出使人屏气凝息的恐怖气氛。而其中也必须具备严肃且充满恶兆的暗示，并以此不断冲击人类思维中最为可怖的构想之底线——即对自然规则的违背与破坏。它们之所以能令人感到邪恶异常，全因为这些自然规律是人类面对来自混乱与深不可测之星空中的邪魔的唯一心理防线。

自然，上述均是最理想的情况。没有人能够保证一切怪奇作品悉数遵循此原则。创造性思维并非千篇一律，即便是佼佼者也会有失足之时，更何况绝大多数上乘的怪奇作品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一气呵成，或时常出现在诸多读时令人印象深刻，却与全文主题截然不同的片断之中。总的说来，气氛是至关重要的元素，对它的塑造应高于一切——因为最终把握真实性的要素并非首尾相连、能够自圆其说的剧情，而是创造令人信服的感受。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怪奇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冶情理性，推广某种正面的社会道义 (7) ，或其中的恐怖最终以自然科学分析的方式被条条澄清 (8) ，这篇故事则不具备真正的“宇宙恐怖”。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在这些故事中，个别用以营造气氛的段落通常具备真正超现实恐怖文学所必备的一切特征。因此，我们不应完全以作者的写作目的，或仅仅以剧情的构造来评析一部怪奇作品，而是应观察它在文中——特别是在最不起眼的部分——对气氛与感情的营造。如果某一部分的气氛恰到好处，无论之后描述的剧情怎样平淡无奇，这一部分都应被当作优秀的怪奇故事来对待。于是，关于一篇文章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怪奇故事，所需的判定只有一个——它能否在涉及无法推测的空间与力量的同时，使读者感受到源于未知的强烈恐惧。若要将这气氛形容为一种具象之物，它们则类同微妙的恐怖之声——源于黑色蝙翼的拍打，或外而来之物在已知宇宙最边缘的抓挠。如果一个故事越能完整统一地传达这种气氛，这篇故事便越是一篇上乘的怪奇佳作。

II　恐怖文学的黎明

众所周知，恐怖题材与人类最原始的感情紧密相连。因此，恐怖文学也同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一样古老。对宇宙洪荒的恐惧在各个族群的早期传说中便以故事元素的形式存在，并于远古的民谣、经文，以及编年史中沉淀结晶。作为各类精致复杂的仪式魔法和用其召唤恶魔与祭祀亡魂中最为重要的成分，这种恐惧在古代发展蓬勃，最终于古埃及与闪米特诸国的文化中达到巅峰。《以诺书》与《所罗门之钥》中的详细记载便体现了怪奇之力在这些东方古文明的思维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随后，依此建立的庞大体系与古老的传统在历史长河中造成的大大小小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留有阵阵余声。这种超越时空的恐怖在古典文学中已然留有痕迹，而现有证据也表明它在说唱叙事文学中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并曾一度与文学经典交相辉映，却最终因缺乏书面记录而遗失殆尽。到了中世纪，各类诡异怪诞且无处不在的黑暗传说再次赋予了它呼之欲出的巨大动力，而与此同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坊间与学院均以不同形式、不同种类的民间传说和卡巴拉式神秘学与法术的研究维持并扩展着这重负于肩的黑暗遗产。于是，女巫、狼人、吸血鬼和食尸鬼不祥地在老妪与吟游诗人的口中蠢蠢欲动，只需稍加鼓动便可穿越将民谣和正统文学分离的界限。在遥远的东方，怪奇的事物通常会因美艳无比的色彩与生动欢快的叙述被转化为近乎臆想的幻境；但在西方，当充满神秘的条顿人方才走出漆黑的北地山林，当凯尔特人仍对德鲁伊林地中诡异的牺牲祭礼记忆犹新时，它便因令人信服的严肃感而带上了一层无比强烈的恐怖气氛，它的影响也因其半诉说、半暗示的形式而效果倍增。

西方恐怖故事的大部分效果无疑发源于隐藏在市井之间，但历来被认为真实存在的邪恶教团，其夜间出没的教徒，以及他们古怪的习俗——源自一群在前雅利安与前农业时代游历于欧洲大陆的低矮黄种游牧民族——扎根于那些最令人憎恶，几乎无法追忆的古老的生殖祭祀仪式中 (9) 。尽管经历了德鲁伊教、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这一神秘的信仰仍在其遍布的地区由农夫们言传口授，并在今日被人称为“女巫祭典”：于沃普尔吉斯之夜与万圣夜——山羊与其他牲畜传统的交配季节——在偏僻的山林与遥远的高山中举行的仪式。它们最终造就了无数关于妖魔邪术的传说，也掀起了一阵狩猎女巫的浪潮——在美国以塞勒姆事件最为典型。本质上与其相似，实际上也可能与其相关联的，便是一手炮制了著名的“黑弥撒”的耸人听闻的秘密反宗教信仰体系，通称“恶魔（撒但）崇拜”。与此相比，我们也需注意那些动机一致，但手段更加科学或哲学化的人们的成就——便是诸如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 (10) 与拉蒙·柳利 (11) 之流，那个愚昧的年代所盛产的占星师、炼金术士与神秘学者。在中世纪的欧洲，恐怖精神因连年的瘟疫带来的黑暗之绝望而加剧，它在当时的深远影响和盛行迹象大约可以从那些悄声无息地爬上了教堂的恐怖雕刻上略见一瞥，而其中不乏诸多当时最为杰出的后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或圣弥额尔教堂上那些魔鬼般的雨漏石雕便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在那时，无论是愚昧无知的农夫还是才高八斗的学者均对各种超自然理论深信不疑，无论是温和正统的基督教教义还是病态至极的巫术与邪法。一批文艺复兴时期的巫师与炼金术士也同样诞生自这种迷信的氛围之中——如诺斯德拉达姆斯 (12) 、特里特米乌斯 (13) 、约翰·迪伊博士 (14) 与罗伯特·弗拉德 (15) 等。

正是这种超自然沃土孕育了种类多样、形式不同的阴郁神话，即便在今日的怪奇文学中也仍有残存，仅是被现代的写作技巧所掩饰或转换罢了。其中多数来源于早年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也因此组成了人类精神遗产永久的一部分：纠缠活人、央求正式葬礼的幽魂，来自阴间并掳走尚存于人世的伴侣的不死恋人，乘夜风而来的引魂使者；狼人、密室、长生不死的巫师——这里的一切都能在已故的巴林—古尔德先生所编纂的中世纪神话编记 (16) 中找到原形。无论何处，只要是那神秘的北欧诸族的血脉流淌过的地方，这些广为人知的传说中的气氛便最为浓厚；而南方的拉丁民族只因天生具有一丝最为基础的理性，即便是他们最诡异的迷信与我们林生霜打的低语出奇地相似，出自本能的否认也会使其效力退却三分。

正如一切文学均发源于诗歌，我们也是在诗歌中首次遭遇了入侵正统文学的怪奇元素。有趣的是，其中最为古老的例子来自于散文诗：佩特罗尼乌斯 (17) 笔下的狼人事件，阿普列乌斯作品中那些毛骨悚然的段落 (18) ，小普林尼致苏腊的书信——篇幅短小却举世闻名——和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的希腊自由民弗勒干所编汇的古怪合辑《论天下奇闻》（On Wonderful Events ）——有史以来第一篇有关“尸体新娘”的故事《菲林尼安与马卡提斯》，便源自于弗勒干的汇编之中，之后被普罗克洛斯 (19) 引用，并在近代为歌德所写的《科林斯的新娘》与华盛顿·欧文的《德国学生》提供了灵感。但等到古老的北欧神话终于以文学的形式出现、怪奇元素成为正统文学的一部分时，它却又披上了韵律诗的外衣——这也便是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纯幻想文学作品的形式。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埃达” (20) 与“萨迦” (21) 充满了史诗般的宇宙洪荒之恐怖，磅礴如滚滚惊雷，并因尤弥尔与其无形之子嗣而战栗不已；我们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贝奥武夫》，与后来欧洲大陆上出现的“尼伯龙根传说”里也充斥着可畏的怪奇之物。但丁是在古典文学史中营造恐怖气氛的创始人之一，斯宾塞那华丽的诗节里也不乏对地点、事件、人物令人胆寒的描绘。此时的散文文学界又为我们带来了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其中包含了诸多在早先民谣里所描述的恐怖场景——兰斯洛特骑士从教堂里的尸体上偷取丝绸与佩剑的场景、高文骑士的幽灵、加拉哈德骑士所见的墓地之魔等，而其他相对粗糙的例子无疑更是在各类哗众取宠的廉价小册子的大肆抛售下，驱使无知的大众争先抢食。到了伊丽莎白时代，无论是浮士德博士、《麦克白》里的女巫、《哈姆雷特》中的鬼魂，还是韦伯斯特笔下以各式各样的血腥与恐怖为代表的戏剧，从中也不难看出公众思维对怪奇恐怖有着入魔似的迷恋。这种迷恋又相应地与当时对巫术真实的恐惧相辅相成——起源于欧洲大陆、之后在詹姆斯一世发起对女巫的狩猎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响亮地在英国人的耳中激起阵阵回响。由此，一系列对巫术与鬼神学的研究又被添入了流传潜伏的神秘诗文之中，为增进读者的想象开拓了新的空间。

虽然怪奇与恐怖此时依然被禁锢于主流文学正统刻板的表面之下，17世纪至18世纪仍见证了各类阴郁诗歌与黑暗传奇的蓬勃发展。廉价恐怖出版物的销量于此时激增，而公众对怪奇的热爱也能从如笛福的作品《维尔夫人的鬼魂》（he Apparition of Mrs．Veal ）——一部讲述一位女性的亡灵纠缠她身居远地的朋友的平庸之作，作者以此暗中推销自己那并不受学界欢迎的对死亡的神学见解——之类的故事中略见一斑。这时上流社会已逐渐对超自然题材失去了信心，转而投入了古典理性主义的怀抱。当对东方故事的翻译在安妮女皇统治时期兴起，并在17世纪中叶逐渐成形时，浪漫主义也借此浪潮回归——重拾自然之趣，憧憬功绩与传奇，在往日的辉煌与昔日的景观之中流连忘返。此间，诗歌最先以其内容描绘了新的奇观、新的怪诞与新的恐怖。而当对怪奇景致的描写最终羞涩地出现在小说中——如斯摩莱特的《法托姆男爵斐迪南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Ferdinand Count Fathom ）——之时，引发的风潮最终造就了一种全新体裁的诞生——这便是长短各异的“哥特式”恐怖传奇散文，其日后的发展注定丰富多彩，而其中多数在艺术的造诣上也均辉煌灿烂。纵观其发展，正统文学对怪奇的承认与接受未免有些迟缓——虽然其气氛与动机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但直到18世纪，怪奇作品才正式成为了文学主流。

III　早期哥特小说

无论是暗影遍布的“莪相” (22) 、威廉姆·布莱克笔下的混沌之景、彭斯的诗作《汤姆·奥桑特》中怪诞的女巫之舞，还是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Ancient Mariner ）与《克里斯特贝尔》中的恶魔崇拜，詹姆斯·霍格《基尔梅尼》（Kilmeny ）那如鬼魂般使人欲罢不能的魅力，抑或是济慈在《拉米亚》（Lamia）与其他诗篇中对“宇宙恐怖”略显收敛的描写，均为怪奇元素在不列颠传统文学中存在的明证。欧洲大陆的条顿兄弟对这股风起云涌的浪潮同样来者不拒，也开始着手于怪奇创作：比尔格的《山野猎手》（Wild Huntsman ），或相比之下更为出名的民谣、讲述恶魔新郎故事的《丽尔诺》（Lenore ）——对超自然特别尊重的司各特后来在他的英文作品中对两者均有效仿——便是德国诗歌这一浩瀚怪奇财富的冰山一角。正是这笔宝藏使得托马斯·莫尔将诡异的“雕像恋人”（之后被普罗斯佩·梅里美在《伊尔的维纳斯铜像》中借用，而其原型可追溯至希腊古典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传说改编为令人胆寒的诗歌《指环》，而这场席卷德国的诗歌风潮则最终在歌德的不朽名著《浮士德》中达到了巅峰，超越了民谣，并成就了一部跨时代的经典悲剧。

但使这股文学风潮最终成型，并将恐怖文学带入正统文学的却是一位圆滑世故的英国人——霍勒斯·沃波尔。沃波尔一向热衷于神秘学与中世纪传奇故事，并仿照哥特式的建筑样式在草莓山修建了自己的住宅。他的作品《奥特兰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 ）出版于1764年。作为一篇超自然故事，虽然其情节平庸乏味，它却对日后的怪奇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部作品问世时，沃波尔起先用假名“绅士威廉姆·马歇尔”，称此书是自己翻译一位名叫“奥努菲里奥·穆拉尔托”的意大利神秘学家的作品，直到故事声名鹊起之后方才澄清了它与自己的关系，并也因此名利双收——各种版本的翻印相继出版，戏剧改编接踵而至，一股仿写的浪潮更是由此风靡英国与德国全境。

这是一篇冗长、做作、故弄玄虚的故事，气氛更是被轻快平淡的文风所害——其中略加收敛的幽默完全无法营造真正怪奇作品所需的气氛。曼弗雷德，一位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亲王篡权登上王位，之后开始谋划自己传宗接代的大事。不过当他的独子康拉德在婚礼当天清晨突然神秘死亡后，他决定与妻子希波里塔离婚，代替自己不幸的儿子完婚——顺便一提，他的儿子是在城堡的前庭莫名其妙地被一只从天而降的巨大头盔给砸死的。伊莎贝拉，这未婚丧夫的新娘为躲避婚事逃离了城堡，并在此间于城堡的地下墓穴中巧遇自己的救星西奥多——年少英俊，一身农夫的打扮，长相却如同老国王阿方索一般。不久，各式各样的超自然现象开始接连在城堡内出现：巨大的盔甲残骸在城堡各处被相继发现，油画中的人物走出了画框。后来一声惊雷摧毁了整座城堡，阿方索身穿铠甲的巨大鬼魂从废墟中飘出，升入天际，投入了圣尼古拉斯的怀抱。西奥多曾向曼弗雷德的女儿玛蒂尔达示爱，却因后者之死——被生父错杀——方才发觉自己本是阿方索的儿子、王国真正的继承人。于是他最终与伊莎贝拉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曼弗雷德——正是其夺权篡位招致了独子的死亡和超自然现象的骚扰——归隐至某个修道院忏悔终生，他悲伤的妻子也前往附近的修女院寻求庇护。

这便是整篇故事的梗概：乏味、生硬、完全没有作为怪奇作品应有的“宇宙恐怖”。不过它也能反映出当时大众对其中幽灵般的古典气息，以及诡异与恐怖的饥渴——因为尽管其本质平庸，它仍获得了最挑剔的读者们的一致好评，将其推上了文学史上无比崇高的神坛。其实，它最主要的贡献是创造了一套专供超自然恐怖作品使用的场景、人物与事件，而这些元素则相应地依靠更熟悉怪奇题材的作者刺激了哥特文学的发展，对那些真正熟知宇宙洪荒之恐怖的编写者给予了启发——其实，真正的怪奇艺术家在爱伦·坡之后才逐渐产生。在这一整套元素里，首当其冲的便是作为恐怖与悬疑之核心、无比古老的哥特式城堡 (23) ：宽大且凌乱的室内布局、无人涉足的废弃屋室、阴暗潮湿的走廊、肮脏的地下墓穴，并伴有各式各类的妖魔鬼怪与骇人的传说。其次，反面角色通常是邪恶残暴的贵族，而种种恐怖则会通过性格枯燥呆板，久经磨难却仍忠贞不屈的女主人公的视角来描述，以博得读者的同情。英勇无畏的男主人公向来出身高贵，但总是会由于种种原因披着下等人的伪装；人物的名字则经常充斥异国情调，看上去相当高雅，意大利人名尤其颇受青睐。其余的的便是一系列类似舞台剧中使用的道具，包括奇怪的灯光、阴森的地板活门、突然熄灭的油灯、腐朽霉烂的古籍、咯吱作响的门枢、摇曳的挂毯，等等。不出意料，这些元素在哥特文学的发展中反复出现，频率之高未免显得有些滑稽。不过，这些元素有时在被微妙娴熟的手法加以巧妙的伪装之后，又会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时至今日依然行之有效。于是，这一派和谐的环境为这个新兴文体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面对如此大好的机遇，此时的文学界也并没有放慢脚步。

德国浪漫传奇文学立刻以行动回应了这股沃波尔之风，并迅速成为了怪奇与恐怖的代名词。而在英国，备受瞩目的巴鲍德夫人则位居沃波尔仿写者之首，以1773年——当时她还名叫艾金女士——的残篇《贝特兰德勋爵》中熟稔的手笔传达了名副其实的恐惧：一位名叫贝特兰德的贵族独身在一片漆黑的沼泽之中，赶路时被远处的灯光与钟声吸引，走入了一座塔楼耸立的诡异古堡内——一扇扇房门会自动开合，苍白幽蓝的鬼火将他带上了一个个神秘的阶梯，引向死亡之手与黑暗的活雕像。最终他发现了一口棺材，棺中躺着的便是古堡的女主人，虽然死去多时，却在贝特兰德的亲吻下复活，周围的断壁残垣也随之变幻为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室。之后，女主人为了答谢自己的救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沃波尔读后对此文评价颇高，但他却未能留意另一篇更为杰出的仿写——这便是克拉拉·里夫的《老英国男爵》（The Old English Baron ），出版于1777年。虽然其文笔较之沃波尔的原作更加高明，并且因其中只存在一位恐怖的人物而使得作品对恐怖气氛的表现更为精湛，但这篇故事还是缺乏巴鲍德夫人笔下对不可知的黑暗与神秘的暗示，与真正的杰作相去甚远——这里我们再次遭遇了作为城堡继承人的英勇主人公，伪装成农夫，在父亲的鬼魂的导引下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遗产。即使如此，这部作品也如其前辈一般，享受了许多版翻印以及戏剧改编，并最终被译为法语。里夫女士之后还完成了另一部怪奇小说，可惜未能出版便遗失了。

由此哥特小说终于进入了主流文学界，各种作品在18世纪末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幽屋》（The Recess ）由索菲亚·李女士于1785年写成，其创新在于加入了历史元素——剧情围绕着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双胞胎女儿展开。虽然其中缺少哥特作品一贯拥有的超自然元素，文中对沃波尔式的场景和手法的运用却游刃有余。不过仅在五年后，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便使当下一切哥特作品均显苍白——她便是安·拉德克利夫女士。虽然她向来喜欢在文章末尾以生硬的解释刻意摧毁自己所营造的一切，令人扼腕，其闻名遐迩的作品仍然提高了恐怖作品中对气氛营造的水准，更是一度使恐怖悬疑成为了一股时尚。拉德克利夫女士的确对大众熟知的传统哥特式元素增添了另一股无可比拟的诡异，场景与事件的描写的确可谓神来之笔：每一笔对场景与动作的描写均增强了她文中那无可抵御的恐惧气氛。城堡石阶上的斑斑血迹、地下深处某个地穴中传出的阵阵呻吟，或飘荡于漆黑的夜之丛林中的诡异歌声，在她的笔下时刻潜伏着恐惧，尽数成为了极具感染力的景观，远胜于其他同时代作者笔下那些浮夸冗杂的描写。即使抛去文中其他部分，将这些景观拿来独立欣赏时，它们并不会因为文章结尾处的解释而黯然失色。由此可见，拉德克利夫女士的视觉想象力十分强大，不仅在于她对怪奇的刻画，更是从她对风景的描绘——一向以大手笔描写，从不拘泥于细节，使得其笔下的场景如风景画一般迷人——中也略见一斑。不过她最大的弱点，除去文中玩世不恭的轻浮态度，便是反复出现的各种地理与历史错误，以及为了突出对人物的刻画而不厌其烦地在文中穿插乏味小诗的致命伤。

拉德克利夫女士共著有六部小说：《阿斯林与敦贝恩的城堡》（The Castles of Athlin and Dunbayne ，1789），《西西里式浪漫》（A Sicilian Romance ，1790），《林中的罗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 ，1791），《乌朵菲奥之谜》（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1794），《意大利人》（The Italian ，1797）于1802年成稿，在其死后于1826年方才出版的《加斯顿·德布朗德维尔》（Gaston de Blondeville ）。这些作品中《乌朵菲奥之谜》可能是最为出名的一部，并能称得上是早期哥特文学的典范，故事讲述了年轻的法国姑娘艾米莉的遭遇。她在双亲亡故后因姨妈的婚事而移居到一座古老宏伟的城堡内，她的姨父正是这座城堡的主人——诡计多端的贵族蒙托尼。神秘怪异的声响、自动开合的房门，与隐藏在黑色帷幕后的壁龛中那无可名状的恐怖，接连降临在主人公与她忠实的仆人安妮特身上。艾米莉最终于姨妈死后在城堡中囚徒的帮助下出逃，而在回家的路途中，她又在暂住的庄园里遭遇了一系列新的恐怖——已故女主人那覆着漆黑裹棺布的死亡之床，与作为其停尸之所、废弃已久的庄园宅室——不过最终在情人瓦兰科特的帮助下，澄清了一件与她出身相关的身世之谜，并因此重新获得了幸福与安宁。显而易见，这篇故事中的内容不过是对传统元素的一种新的演绎，却因作者精湛的手法使其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虽然拉德克利夫女士笔下的人物仍趋于脸谱化，她对人物的运用还是优于前人数倍，营造气氛的功力在当时也实属绝无仅有。

正因为如此，拉德克利夫女士有着数不胜数的效仿者。在文风与精髓上最为相似的非美国小说家查尔斯·布罗克·布朗莫属——与拉德克利夫相同，布朗喜欢用看似符合逻辑的解释来摧残其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气氛；但也正如她一般，布朗营造气氛的手法高超娴熟，只要不予解释，他笔下的恐惧会栩栩如生地萦绕在读者的脑海中。与拉德克利夫不同的是，布朗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传统哥特文学中的种种背景套路，转而以当代美国作为故事背景。这一决策并没有影响他在取材和行文中对哥特精神的贯彻——布朗的作品中包含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而在对凌乱不安的心智的描写上甚至比拉德克利夫女士更胜一筹。《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 ）以一位掘坟的梦游者开篇，可惜后文的气氛却被戈德温式的教条主义削弱；《奥尔蒙德》（Ormond ）牵扯到一位邪恶的秘密兄弟会的成员，并和他的另一篇文章《亚瑟·默文》（Arthur Mervyn ）相同，布朗依照其亲身经历详尽地描述了肆虐费城与纽约的黄热病瘟疫。不过他最为出名的作品则是《威兰或变形记》（Wieland；or The Transformation ，1798）：叙事人克拉拉讲述了其兄长——一位居住在费城的德国人如何被宗教狂热所控制，开始出现幻听，最终杀害妻儿以作献祭，自己侥幸逃生的故事。这篇文章对斯库尔基县人迹罕至的农场树林中的梅廷根宅邸的描写尤为逼真，而克拉拉所经历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与她极具吸引力的生动口吻，和由此而逐渐积累的恐惧气氛，伴随着空荡大宅中幽幽回响的脚步声，在布朗充满艺术性的笔下一起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尽管文末用“口技腹语”这一蹩脚的解释未免有些不尽如人意，文中还是一贯保持着令人可信的气氛，而充当反面角色的邪恶口技艺人卡尔文，则是与曼弗雷德或蒙托尼类似的传统哥特式反派。

IV　哥特传奇的巅峰

恐怖文学随着马修·格雷戈瑞·刘易斯（1775—1818）的成名再次攀上了新的高度——他的小说《僧侣》（The Monk ，1796）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为他赢得了“僧侣刘易斯”的别名。这位年轻的作家早先留学于德国，对天马行空的条顿传说涉猎颇广。这种优势是拉德克利夫女士所不曾具有的，而他也因此使文中的恐怖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剧烈程度——他为作品中的传统哥特元素增添了一股新的残酷，因此使它成为了好似鲜活梦魇的佳作。《僧侣》的主线情节讲述了安布罗西奥——一位自恃清高的西班牙修道士，在恶魔伪装而成的美妇人玛蒂尔达的诱惑之下做出了极恶之事。当他在异端裁判庭的囚牢中等待死刑时万念俱灰，认为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均已无法被拯救，进而与恶魔定下了契约以便逃脱刑罚。在一番嘲弄之后，恶魔即刻将他带往一片荒野，并告知他所做的一切终为徒劳——教廷的赦免在自己出卖灵魂的那一刻已然宣判，救赎的希望指日可待。恶魔最终背叛了契约，在重申了他的罪行之后将他的躯体抛下了悬崖，他的灵魂也随之被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这部作品中包含诸多骇人的描述，如修道院地下墓穴中的仪式、院中的大火与邪恶院长最终的覆灭。而在次要情节之中，如马奎斯·德拉斯西斯特纳斯与他历代负罪的祖先——流血修女的鬼魂相遇的部分也运用了许多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描写，着实称得上是神来之笔，特别是到访马奎斯床边的行尸，与流浪的犹太人协助他驱逐这不死的折磨者所用的食人仪式尤其值得一提。即便如此，文章整体读来依旧索然无味，令人感到遗憾——行文过于冗长繁琐，语气过于轻浮，而作者起先在前文中对教规的处理太过严肃，而后文的反应又颇显轻佻，显得着实做作，因而大大损毁了恐怖气氛的效果。不过仍有一点是特别值得称赞的：作者在文中从未以看似符合逻辑的解释破坏自己所绘的恐怖之景——刘易斯成功地打破了哥特文学中的拉德克利夫式传统，也因此拓宽了这一流派领域。在此之后刘易斯还完成了其他创作：以歌谣为文体的作品《恐怖传说》（

Tales of Terror ，1799），《幻奇怪谭》（Tales of Wonder ，1801），与一系列德文作品翻译。他的舞台剧《古堡幽魂》于1798年上演。

此时，英文与德文的哥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多以粗制滥造的形式充斥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对于成熟的读者而言，这些作品大多愚蠢可笑，而简·奥斯汀女士的《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 ）便是对这早已沦落至荒谬庸俗的文体恰到其处的讽刺。哥特文学的原创性至此已逐渐枯竭，读者的关注程度也在日渐衰落，不过在其完全淡出文坛之前仍出现了最后一位哥特伟人——他便是查尔斯·罗伯特·马图林（1782—1824），一位之前鲜为人知的古怪爱尔兰教士。马图林曾以一系列短篇作品，包括一篇不知所云的拉德克利夫式仿作《致命复仇或蒙托里奥家族》（Fatal Revenge；or，The Family of Montorio ，1807）出道，却在其恐怖杰作《游荡者梅尔摩斯》（Melmoth the Wanderer ，1820）中生动详尽地描绘了种种恐惧，将哥特文学中恐怖的高度一举提升至前所未见的精神层面。

《游荡者梅尔摩斯》讲述了一位17世纪爱尔兰绅士的故事。他将灵魂出卖给恶魔来延长自己的寿命，而如果自己能够劝服他人接受此契约，便可获得救赎。不过无论他如何威逼利诱，即便是那些因绝望行为不择手段的人也对此诱惑无动于衷。其实总体说来，整篇故事不乏硬伤：框架十分臃肿，行文冗长繁琐，有意义的内容随着剧情发展逐渐递减，大段的叙述中还套着其他不相关的叙述，作者甚至会通过做作的巧合试图圆说剧情中相对生硬的部分。不过在这无尽的长篇大论中，却有许多处透着以往此类作品中不曾见的力量——对人性真理的亲近，对真正意义上的“宇宙恐怖”精髓的理解，与文中近乎白热化的情感抒发，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作者自我表达的杰出艺术品 (24) ，而不仅仅是其写作技巧的展现。对于不抱有任何成见的读者而言，《游荡者梅尔摩斯》作为恐怖文学的一大进步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恐惧由以往的传统中提炼而出，升腾为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马图林笔下的恐怖，即使是作者本人读来都会战栗，因此也无疑是令人信服的恐怖。对于讽刺作家而言，将拉德克利夫女士与刘易斯的作品谐谑一番本在情理之中，但当换做这位爱尔兰人的文章，这位手法有如疾风暴雨般剧烈、气氛构造极具张力的天才时，他们在其文章难寻丝毫虚伪之情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无疑，这纯净但又强烈的情感，伴随着些许凯尔特神秘主义，给予了马图林无上优良之匠器以塑其伟业，并因此获得了文豪巴尔扎克的赞美，将梅尔摩斯与莫里哀笔下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与拜伦的曼弗雷德并称为现代欧洲文学中至高无上的寓言式人物，随后更写下了名为《改邪归正的梅尔摩斯》（Melmoth Reconciled ）的乐观续集，使这位游荡者终获救赎，将契约传至一位宿居巴黎的逃债者身上，并在之后流转于一系列受害者之手，最终因一位嗜赌成性的亡命徒之死而告一段落。司各特、罗塞蒂、萨克雷与波德莱尔 (25) 这几位文学巨匠也给予了马图林一致好评，而在奥斯卡·王尔德遭贬黜之后流亡巴黎，化名“赛巴斯蒂安·梅尔摩斯”度过余生的这一事中也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

《游荡者梅尔摩斯》中的某些场景至今仍使读者不寒而栗。故事以死亡开场——一位老者因其所见之物惊吓过度而突生急病，命不久矣。他的病因与其所读过的某篇笔记，和一座位于威克洛郡的古老住宅中一扇偏僻的壁橱内的肖像画有关。于是他给尚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进修的侄子约翰写信，请他前来探望，而当约翰到达其住宅时注意到许多反常之事：壁橱中的画像双眼放着令人不安的光 (26) ，有两次有如画中人模样的人在大门前一闪而过。梅尔摩斯古宅随即被一股恐惧的阴影所笼罩，而这座古宅的前主人、梅尔摩斯家族的祖先，便是画中之人“J．梅尔摩斯，1646”。老者在弥留之际声称画中人——当时已是1800年前夕——仍存活于世间，而约翰则在遗书中得知叔叔希望自己能将画像与抽屉中的某本笔记一并销毁。年轻的约翰很快便从那笔记——由一位名叫斯坦顿的英国人17世纪末所写——中得知了一起发生于1667年的故事：斯坦顿在西班牙遭遇了一位令人毛骨悚然的同乡，之后被告知了一段往事——一位牧师试图谴责其为至恶之人，却在他的注视下死于极度惊恐。当斯坦顿回到伦敦与那人再次相遇之后便被送入了疯人院，而这位陌生人之后前去探视——他的眼中闪烁着非同寻常的光芒，他的到来也伴随着诡异的音乐。这位邪恶的陌生人便是游荡者梅尔摩斯，前来劝说斯坦顿从他身上接下这恶魔的契约来脱离眼前的困境；而斯坦顿如同梅尔摩斯之前拜访的人一般，面对如此诱惑毫无动摇。梅尔摩斯为了使斯坦顿回心转意，对疯人院生活的恐怖进行了颇为详尽的描述——这也是全书中最为有力的段落之一。斯坦顿获释后用了后半生搜寻梅尔摩斯，发现了他的家族与祖宅。这篇笔记便是由他所留，此时早已破旧不堪。约翰之后烧毁了画像与笔记，但在当晚的梦中便遭遇了自己令人胆寒的先祖，手腕上也因此留下了一块蓝黑色的印记

(27) 。

不久之后，约翰迎来了一位访客——海难幸存者、西班牙人阿隆索·德蒙卡达，为逃离修道院的强制修行与异端裁判庭的折磨渡海而来。他承受了无数酷刑——文中对他在地牢中所受的刑罚与其试图逃脱的描写甚是精妙——但即使在这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也没有屈服于游荡者梅尔摩斯的诱惑。逃狱之后，他在庇护他的犹太人家中发现了一本关于梅尔摩斯其他事迹的笔记，其中包括了他如何在印度迷惑了一位名叫依玛黎的少女。依玛黎之后来到西班牙寻亲问祖，改名为多娜·伊西多拉，并与梅尔摩斯在午夜时于一座遭人嫌恶的修道院礼拜堂的废墟中，在一位隐士的尸体旁举行了婚礼。在这部由四卷组成的作品中，德蒙卡达的陈述所占篇幅略显过多，而这不均衡的布局则很可能是整部作品写作手法最大的败笔。

最终约翰与德蒙卡达的谈话被游荡者梅尔摩斯的闯入打断了。此时梅尔摩斯显得精疲力竭，眼光不再咄咄逼人，他的面容也在迅速衰老——契约的期限已然临近，而他也在一个半世纪的游荡之后回归祖宅等待命运的审判。他警告所有人务必速速回避，夜里无论听见任何声音也不可出屋，自己必须独自面对生命的终结。恐怖的嚎叫整夜回荡在大宅之内，而约翰和德蒙卡达听闻着这一切，直到天明周遭安静之后方才走出房门。梅尔摩斯所处的房间内空无一人，地上有一串通向后门的泥泞脚印，引至屋后的海边悬崖，一旁则是一道凌乱的痕迹，好似沉重的躯体被挣扎着拖行至悬崖的边缘。游荡者的围巾在悬崖下的岩石上被发现，但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迹象证明梅尔摩斯的存在。

这便是整篇故事的梗概。毋庸置疑，这部节奏适当、充满暗示、以艺术性的手笔刻画恐怖的作品，与——引述乔治·圣慈贝利教授之言——“拉德克利夫女士那具有艺术性但仍略显浅薄的理性主义，和品味差、有时匆忙草率、通常过分幼稚的刘易斯”的作品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特别是马图林的文风尤其值得称赞。相比其前人作品中多见的浮华与造作，其直白有力、生动鲜活的描写使这部作品着实高明许多。艾迪斯·伯克黑德教授在她的哥特文学史研究中恰到其处地指出，虽然马图林的缺点不可忽视，他仍是最后一位，同时也是最为杰出的哥特文学作家。这部作品出现于哥特文学晚期，因此《游荡者梅尔摩斯》未能掀起如《乌朵菲奥》或《僧侣》一般的狂热，但它依然深受读者欢迎。如同之前的哥特作品一般，这部作品也被改编为戏剧，搬上了舞台。

V　哥特文学的余波

此时，其他作家也并未怠慢。于是，纵使当时的英国与德国流行文学好似堆积如山的垃圾，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怪奇作品依然从中脱颖而出——如马奎斯·冯·格罗斯的《神秘怪谈》（Horrid Mysteries ，1796），罗切夫人的《修道院的子民》（Children of the Abbey ，1796），达克尔女士的《佐夫洛亚或荒原》（Zofloya；or，The Moor ，1806），与诗人雪莱幼稚之情横溢的《扎斯特罗齐》（Zastrozzi ，1810）与《圣埃尔文》（St．Irvyne ，1811）（两者皆为对《佐夫洛亚》的仿写）。18世纪初，瑰丽无比的《一千零一夜》经加兰德之手译为法语引进欧洲，其中的东方故事很快便成为引领主流文坛的时尚。其中的元素被严肃地用于寓言之中，也常常以消遣为由被谐谑文所用——它固有的怪奇，加之那些只有东方人方可运用娴熟的狡黠与幽默交相辉映，吸引了整整一代文人学者，更使得源于巴格达与大马士革的名字毫无禁忌地在公众文学中传播，如同时髦的意大利或西班牙式人名在日后显赫的发迹一般。既拥有古典文学的优点，又因东方传说的基奠而非沃波尔式哥特的俗套，有别于同类，《哈里发瓦泰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Caliph Vathek ）便是受其影响的佳作之一。这部作品由生活富裕安逸的文学爱好者威廉·贝克福特所著，原稿为法语，不过其首版以英文翻译发表。贝克福特熟读东方传奇故事，巧妙地把握了其中气氛的精髓，而他精妙的文笔更是强有力地反映了撒拉森精神中的高贵之华丽、狡黠之世故、直白之残忍、隐晦之背叛，与阴影般的诡异之恐怖。贝克福特娴熟的笔法出色地传达了文中邪恶的气息，即使荒诞与滑稽与之并存也丝毫没有削弱效果——文章通篇如诡谲的幻影般华丽展开，而阿拉伯式拱顶之下大肆饕餮的骷髅则发出阵阵狂笑。故事讲述了哈里发哈龙的孙子瓦泰克，希望获得无上的权利、知识与欢愉——这些正是驱使传统哥特反派或拜伦式英雄（两者其实本质相同）的动力——而饱受野心的折磨。在一位邪恶天才的引诱下，瓦泰克开始在伊比利斯——穆罕默德式恶魔那火焰缭绕的地下宫殿中，搜寻史前苏丹诸王宏伟华丽的宝座。文中的诸多描述——如瓦泰克的宫殿与其消遣玩乐之景，以及他精于算计的母亲女巫卡拉希斯的高塔，塔内长着五十一只眼睛的女黑奴，瓦泰克前往伊斯塔卡尔（波斯波利斯）

(28) 那阴森恐怖的遗迹的旅途；还有他途中强娶来的妻子、鬼灵精怪的诺容尼哈尔，灼眼的月光下伊斯塔卡尔古老的高塔与残破的庭院，与伊比利斯宏伟可怖的殿堂，和其中每一位被美丽的承诺所引诱，永世在痛苦中游荡的受害者，右手时刻抚于熊熊燃烧的心口之上——则是使这部作品成为英文文学经典的杰出怪奇要素。无独有偶，《瓦泰克断章》（Episode of Vathek ）的三个章节更是值得一提。作为在伊比利斯的殿堂中游荡的受害者的陈述，作者原先计划将这些章节穿插于正文中，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也因此未能出版，直到1909年学者刘易斯·梅尔维尔在创作其传记《威廉·贝克福特：生平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 of William Beckford ）收集资料时才被重新发现。虽然如此，贝克福特的作品仍旧缺乏纯正怪奇作品应有的朦胧神秘感——相反，他的作品带有一种拉丁式的准确与透彻，并因此与令人恐慌的惊骇格格不入。

可惜的是，贝克福特对东方的执着仅属独秀一枝。其他作者大多更贴近哥特文学传统与欧洲生活，满足于忠实地追随沃波尔的步伐。在这些多如牛毛的恐怖作家之中，值得一提的应属乌托邦理论经济学家威廉·戈德温，作品《凯莱布·威廉姆斯》（Caleb Williams ，1794）是一部著名的纪实小说，不过其续集《圣莱昂》（St．Leon ，1799）则是不折不扣的怪奇作品。剧情——围绕着虚构的秘密结社“玫瑰十字会” (29) 炼制永生药剂——的展开甚是精妙，为此营造的气氛也相当逼真。玫瑰十字会在文坛的流行与公众对魔术的兴趣大抵起源于江湖骗子卡廖斯特罗 (30) 的种种把戏，结合法兰西斯·巴瑞特的《众法师》（The Magus ，1801）——一篇关于神秘学原理与仪式、简短却值得一读的论述，直至1896年时仍有再版版本在市面流通——在鲍沃尔—利顿的诸多作品与其他晚期哥特小说，特别是拖延至19世纪中后期的哥特文学那几近销声匿迹的尾声里占有具足轻重的地位——从乔治·W．M．雷诺兹的作品《浮士德与恶魔》（Faust and the Demon ）与《狼人瓦格纳》（Wagner，the Wehr-wolf ）中便可见端倪。至于《凯莱布·威廉姆斯》，它虽然并非超自然故事，但文中的种种恐惧还是着实令人信服的。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仆人因发觉主人隐瞒谋杀之罪而遭其迫害，作品中的种种创新与高超的技法时至今日仍有新意，改编的戏剧《铁箱》（The Iron Chest ）也获得了与小说旗鼓相当的成功。不过戈德温在思想上太过拘泥于现实，作品中也不乏说教之词，所以无法创作出真正的怪奇佳作。

相比之下，他的女儿，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恐怖创作的领域里更为成功，而她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更是无与伦比的恐怖经典。作为与其夫珀西·雪莱、拜伦勋爵和医生约翰·威廉·波里道利在恐怖创作比赛中完成的作品，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是其中唯一的成品 (31) ，况且日后的评论家们也并未能证实其中最为有力的部分出自诗人雪莱之手。这部作品虽然略带教条主义，但这些说教对其中的气氛影响甚少：它讲述了一位年轻的瑞士医学院学员 (32)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在一阵“智慧的狂傲”中以拼接尸块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人造人——一个拥有常人般思维的怪人，却因其型畸形丑陋被人类社会所排斥，进而对自己的创造者怀恨在心，开始有计划地接连杀害弗兰肯斯坦的亲朋好友。当它逼迫弗兰克斯坦为自己创造一位妻子时，这位年轻的医学学生因惧怕人类世界将被其畸形的后代所占据而拒绝了它的诉求，使得怪人放出“在新婚之夜与你再见”的威胁后愤然离去。维克多在自己的新婚之夜发现未婚妻惨遭扼死，即刻发誓走遍天涯海角也要将怪人绳之以法，为此不惜深入极地冻土，却最终在临时避难的船上被自己搜寻多年的目标、这个傲慢的产物造成重伤，死在叙事者的眼前。故事中的许多情节令人难忘，例如当这只被创造不久的怪物走进维克多的卧室，撩起床帘，在淡黄的月光下死死地盯着它的创造者，双眼——“如果它们还是眼睛”——闪着阵阵寒光。雪莱夫人也著有其他小说，包括颇有名气的《最后一人》（

Last Man ），但她完全无法超越自己第一部作品的成功，只因这部作品的确具备真正的“宇宙恐怖”，即使行文略显逊色。波里道利则将自己的创意以长篇幅短篇小说展开，写出了《吸血鬼》，刻画了一位温文尔雅的典型拜伦式或哥特式反派，同时也刻画了一些气氛鲜明的恐怖场景，包括在众人避讳的希腊森林中的恐怖夜游。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也于此时开始了对怪奇的不懈尝试，并时常将其编入诸多小说与诗篇之中，完成了如《雷德冈脱利特》（Redgauntlet ）中《挂绣帷的房间》与《流浪人威利的故事》之类的独立短文——后者幽暗邪恶的气氛更是因朴实的对话中流露的诡异增强。1830年司各特出版了《恶魔与巫术之研究》，至今仍是欧洲巫术神话研究最为杰出的著作。另一位与怪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作家则是华盛顿·欧文 (33) ，虽然其鬼怪故事大多过于风趣，因此有别于正统的恐怖文学，作品中的气氛仍然倾向于恐怖。《旅行者故事集》（Tales of a Traveller ，1824）中的《德国学生》便是其中之一——一篇狡诈且精湛的短文，其中对“尸体新娘”的传统故事进行了复述，令人印象深刻，而虽然故事集中的《淘金女郎》是一部喜剧作品，其中也不乏对基德船长的鬼魂依然游荡于世间的暗示。托马斯·摩尔也以诗作《阿尔西弗龙》（Alciphron ）加入了恐怖艺术家的行列，并在此诗的基础上扩展，写出了散文《享乐主义者》（The Epicurean ，1827） (34) 。虽然这部作品的剧情不过是在狡猾的埃及祭司们的诡计下，年轻雅典人的历险遭遇，摩尔仍在描写古老的孟菲斯神庙地下的种种恐怖奇遇时，运用了使人信服的恐惧。作家德·昆西也不止一次地陶醉于诡异的阿拉伯式恐怖之中，不过他浮夸的文风与特有的散漫令他无法跻身于怪奇大师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