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Pi的奇幻漂流(扬·马特尔)_art ne　多伦多与本地治里　trnt and ndicherry（1 / 2）_少年Pi的奇幻漂流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痛苦令我忧伤又沮丧。

学术研究和坚持不懈、全心全意的宗教修行渐渐使我恢复了生气。某些人可能会认为我的宗教行为很古怪，但我一直在坚持。上了一年高中以后，我进了多伦多大学，拿到了双学士学位。我学的专业是宗教学和动物学。我的宗教学毕业论文与伊萨克·卢里亚的宇宙起源理论的几个方面有关，卢里亚是16世纪萨法德伟大的犹太教神秘哲学家。我的动物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对三趾树懒的甲状腺功能的分析。我决定写树懒是因为它镇定自若，温文尔雅，喜欢自省——这样的行为抚慰了心烦意乱的我。

树懒有两趾的也有三趾的，究竟是哪一种情况要取决于它们的前爪，因为所有树懒的后爪都有三趾。有一年夏天，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巴西的赤道丛林里研究生活在原产地的三趾树懒。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动物。它惟一真正的习惯就是懒散。它平均每天睡眠或休息20个小时。我们小组研究了五只野生三趾树懒的睡眠习惯。傍晚，它们入睡后，我们在它们的头顶放上鲜红色的塑料盘子，盘子里盛满了水。第二天上午，盘子仍在原处，水里挤满了昆虫。日落时分是树懒最忙碌的时候，这里的“忙碌”是一种最轻松的意义上的忙碌。它以每小时400米的速度，以特有的头朝下的姿势在树干上移动。在地面上，受到刺激时，它会以每小时250米的速度爬向旁边一棵树，这比猎豹受刺激时的奔跑速度慢440倍。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它每小时只能挪动4至5米。

三趾树懒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不多。用标有2到10九个分值的量表（2代表极端迟钝，10代表极度敏锐）衡量树懒的官能，毕比（1926）给它的味觉、触觉、视觉和听觉打2分，嗅觉打3分。如果你在野外看见一只熟睡的三趾树懒，轻轻推它两三下就能把它弄醒；然后，它会睡眼惺忪地四处张望，但就是不朝你望。为什么它会四处张望，这一点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在树懒眼里，就像在高度近视却又没戴眼镜的人眼里一样，一切都一片模糊。至于听觉，树懒并不聋，只是它对声音不感兴趣。根据毕比的报告，在正在睡觉或吃东西的树懒身边开枪也不会引起它什么反应。树懒的嗅觉稍微灵敏一些，但也不能过高估计。据说它们能够闻出腐朽的树干在哪里并避开，但是根据布洛克的报告（1968），树懒“常常”因为抓住腐朽的树干而掉到地上。

那么它怎么生存呢，也许你会问。

就靠行动迟缓而生存。它总是睡意蒙眬，懒懒散散，这使它远离伤害，躲开美洲豹、豹猫、热带大雕和森蚺的注意。树懒的毛下面寄生着藻类，干季是棕色的，湿季是绿色的，因此它与周围环境中的苔藓和树叶融为一体，看上去像一窝白蚁或一窝松鼠，或者就像树的一部分。

三趾树懒是素食主义者，生活和平，与环境十分和谐。“它嘴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蒂勒报告说（1966）。我亲眼看见了那种微笑。我不喜欢将人类的特征和感情投射到动物身上，但是在巴西的那一个月里，有很多次，当我抬头看着憩息的树懒时，感到自己面对的是头朝下陷入深深沉思的瑜伽修行者，或是虔心祈祷的隐士，这些智者充满想象的生活是我无法通过科学探索所能了解的。

有时候我把两个专业混淆起来了。我的几个宗教学专业的同学——那些本末倒置的不可知论者，他们被理性所束缚，而在这些聪明人眼里有着黄金般价值的理性其实只是黄铁矿——让我想起了三趾树懒；而三趾树懒，这一生命奇迹的如此出色的例证，让我想起了上帝。

我和我的科学家同行之间从来没有什么问题。科学家是一群待人友善、不信神灵、工作努力、爱喝啤酒的人，他们的脑子在不想着科学的时候，就想着性、国际象棋和棒球。

我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如果我可以自己这么说的话。我在圣迈克尔学院连续4年名列前茅。我在动物学系拿到了所有学生奖。我在宗教学系没有拿到奖，这只是因为这个系不设学生奖（我们都知道宗教研究的奖赏不掌握在凡人手里）。要不是因为一个脖子粗得像树干，脾气好得让人受不了，因为吃牛肉而面色红润的小伙子，我就拿到总督学术奖章了，这是多伦多大学颁给本科生的最高奖，很多杰出的加拿大人都得过这个奖。

我仍然因为这次受冷落而感到有点儿难过。当你在生活中经历了很多痛苦折磨之后，每一次新的痛苦都既令人无法忍受又让人感到微不足道。我的生命就像欧洲艺术中使人想到死亡的绘画：我身边总有一个龇牙咧嘴的骷髅，提醒我人类的野心是多么愚蠢。我嘲笑这个骷髅。我看着它，说：“你找错人了。也许你不相信生命，而我却不相信死亡。走开！”骷髅窃笑一声，靠得更近了。但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死亡如此紧紧地跟随着生命，并不是因为生理需要，而是因为嫉妒。生命太美了，死亡爱上了它，这是一种充满了嫉妒心和占有欲的爱，它紧紧抓住所能抓到的一切。但是生命轻盈地跃过死亡，只失去了一两样不重要的东西。沮丧只是云朵飘过时投下的阴影，很快便消失了。那个面色红润的小伙子也得到了罗兹奖学金评选委员会的首肯。我爱他，我希望他在牛津能有丰富的经历。如果财富女神吉祥天女

〔1〕有一天对我大加垂青，那么牛津是我转到来世之前想去的第五座城市，前四座是麦加、瓦拉纳西、耶路撒冷和巴黎。

对于我的上班生活，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想说领带就是一个套索，虽然是倒过来的，但还是能吊死人，如果他不小心的话。

我爱加拿大。我想念印度炎热的天气，那里的食物，墙上的四脚蛇，银幕上的音乐剧，大街上闲逛的牛群，呱呱叫的乌鸦，甚至关于斗蟋蟀的闲话，但是我爱加拿大。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太冷了，让人无法拥有良好的判断力，住在这里的人富有同情心，头脑聪明，留着糟糕的发式。不管怎样，本地治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回家的东西了。

理查德·帕克仍然和我在一起。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我敢说自己想他吗？我敢这么说。我想他。我仍然在梦里见到他。大多是噩梦，但却是带着爱的气息的噩梦。这就是人心的奇怪之处。我仍然无法理解他怎么能如此随便地抛下我，不用任何方式说再见，甚至不回头看一眼。那种痛就像一把利斧在砍我的心。

墨西哥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对我好极了。病人也是。癌症病人或是因车祸受伤的人一旦听说我的故事，就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或是摇着轮椅过来看我，他们的家人也来了，尽管他们都不会说英语，而我也不会说西班牙语。他们对我笑，握我的手，拍我的头，把送给我的食物和衣服放在我床上。他们令我感动得无法控制自己，爆发出一阵阵大笑，一阵阵大哭。

几天后我就能站起来了，甚至能走上两三步，尽管我仍感到恶心、头晕、浑身乏力。验血结果表明我贫血，钠水平非常高，而钾水平却很低。我的体内有积液，腿肿得厉害。我看上去就像被移植了一双大象腿。我的小便是接近棕色的很深的暗黄色。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能正常走动了，而且还能穿上鞋，如果不系鞋带的话。我皮肤上的伤痊愈了，但肩上和背上还有疤。

我第一次拧开水龙头的时候，哗哗哗喷涌而出的大量的水让我吓了一大跳，我变得慌乱起来，两腿一软，晕在了护士怀里。

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一家印度餐馆，是用手指拿东西吃。侍者用批评的眼光看着我说：“你是刚下船的吧？”我的脸色变得苍白。一秒钟之前我的手指还是先于嘴巴品尝食物的味蕾，现在在他的注视下却变得肮脏，像罪犯被逮个正着一样僵住了。我不敢去舔手指。我带着负罪感在餐巾上擦了擦手。他不知道这句话伤我有多深。一个个字就像一枚枚钉子钉进我的肉里。我拿起刀叉。我以前几乎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器具。我的双手在颤抖。浓味小扁豆肉汤变得索然无味。

他住在斯卡伯勒。他身材矮小、瘦削——只有5英尺5英寸高。黑头发，黑眼睛。两鬓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了。年龄不会超过40岁。脸色是讨喜的咖啡色。正是温暖的秋天，他却穿了一件冬天穿的带镶毛边风帽的毛皮风雪大衣走去吃饭。表情丰富的脸。说话很快，边说话边轻快地挥动着双手。没有闲聊。他精力充沛地开始了。

我的名字是根据一座游泳池的名字取的。这很奇怪，因为我父母从来不喜欢水。父亲最早的商业伙伴之一是弗朗西斯·阿迪鲁巴萨米。他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我叫他玛玛吉。“玛玛”在泰米尔语里是“叔叔”的意思，“吉”是一个后缀，在印度表示尊敬和喜爱。早在我出生之前，在玛玛吉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是个很有实力的游泳冠军，是整个印度南部的冠军。他一辈子看上去都像个冠军的样子。我哥哥拉维有一次告诉我说，玛玛吉出生时，他不愿意放弃呼吸水，于是，为了救他的命，医生不得不抓住他的两条腿，把他提起来，头朝下转了一圈又一圈。

“这一招真管用！”拉维说，同时一只手在头顶上飞快地绕着圈。“他把水咳了出来，开始呼吸空气，但这把他所有的肌肉和血液都挤压到了上半身。所以他的胸脯才这么厚实，而他的腿却那么细。”

我信了他。（拉维取笑起人来毫不留情。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叫玛玛吉“鱼先生”的时候，我在他床上放了一根香蕉皮。）甚至到了六十几岁，玛玛吉的背已经有些驼了，一辈子不断起作用的反科学的重力已经开始将他的肌肉往下拉，这时他仍然每天早晨在奥罗宾多静修处的游泳池游十五个来回。

他试图教我父母游泳，但他们最多只能在沙滩上走进齐膝深的水里，用胳膊可笑地划着圆圈。如果他们在练习蛙泳，那动作就会让他们看上去好像在走过一片丛林，边走边分开前面高高的草；如果他们在练习自由泳，那动作就会让他们看上去好像正跑下一座山坡，边跑边挥动着手臂，以防止跌倒。拉维对游泳同样没什么热情。

玛玛吉不得不等到我来到这个家里，好找到一个愿意追随他的人。在我达到游泳年龄的那一天——让妈妈感到苦恼的是，玛玛吉说能够游泳的年龄是7岁——他带我到海滩去，面对大海伸开双臂，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然后他差点儿把你给淹死。”妈妈说。

我一直忠实于我的水上古鲁〔2〕。在他的注视下，我躺在沙滩上，拍打着双腿，在沙子上划着，每划一下就转过头来呼吸。我看上去一定像一个孩子在用慢动作以古怪的姿势发脾气。在水里，他把我托在水面上，我尽力地游。这比在岸上困难多了。但是玛玛吉很有耐心，而且不断鼓励我。

当他感到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进步时，我们便不再大笑大叫，跑进海里，溅起浪花，而是离开了蓝绿色的海浪和冒着泡沫的激流，去了有着规则的长方形状和正式的浅水池（并且需要付钱才能进去）的静修处的游泳池。

整个童年，我每星期都和他到那里去三次，这成了每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一大早的老规矩，每次都游极有规律的漂亮的自由泳。我清晰地记得这位站在我身边脱光了衣服的庄重的老人，他一件一件地把所有衣服都脱了下来，他的身体渐渐显露出来，只是在最后，他稍稍转过身子的动作，和他那条运动员穿的漂亮的进口游泳裤挽回了他的体面。他笔直地站着，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切仿佛史诗一般简洁。游泳指导，以及后来的游泳实践，能把人累垮，但是能够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快地做一个游泳动作，一遍又一遍地做，直到这几乎成了一种催眠，水从铅铸般沉重，变得液体般轻盈，这能给我带来深深的快乐。

我响应有力的海浪的召唤，独自一人回到大海。海浪哗啦啦打下来，谦恭的细碎的浪花追逐着我，像温柔的套索，套住了心甘情愿的印度男孩。这在让我快乐的同时又让我感到负疚。

有一次玛玛吉过生日时，我送给他一件礼物。那时我一定是13岁左右。礼物是用蝶泳游了一个来回。游完后我太累了，几乎连向他挥挥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除了去游泳，我们还谈论游泳。父亲喜欢的是谈论游泳。他越是不愿意真的去游泳，就越是对游泳充满了幻想。休假时他谈论关于游泳的所有知识，工作时他便谈论经营一座动物园。水里没有河马比有河马好对付多了。

玛玛吉在巴黎学习过两年，多亏了殖民地政府。他一生中从没有像在巴黎那么快乐过。那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法国人还在试图使本地治里成为高卢人的地方，而英国人正在试图使印度其他地方成为大不列颠的地盘。我想不起来玛玛吉具体学的是什么了。我想是与商业有关的什么专业吧。他很会讲故事，却忘记了自己学的是什么，也忘记了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或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咖啡馆。他所说的所有事情都与游泳池和游泳比赛有关。例如，巴黎有一座德利尼游泳池，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游泳池，建于1796年，是停泊在凯道赛的一艘露天平底船，也是19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比赛的场地。但这两个年代都不被国际游泳联合会承认，因为这座游泳池的长度比标准游泳池长六米。池里的水直接来自塞纳河，没有经过过滤，也没有经过加热。“这座游泳池又冷又脏。”玛玛吉说，“水在流进游泳池里之前从整个巴黎流过，已经够臭的了，池里的人更是把水弄得恶心极了。”他仿佛在和我们计划阴谋一般，低声用令人震惊的细节证明自己的说法，向我们保证说法国人的个人卫生水平很差。“德利尼已经够糟的了。皇家浴场更糟，那简直是塞纳河上的一座公共厕所。他们至少还从德利尼里把死鱼捞出来。”尽管如此，奥林匹克游泳池就是奥林匹克游泳池，它有着不朽的光荣。尽管这是座污水池，玛玛吉在谈到它时，脸上还是带着深情的微笑。

朗东城堡、鲁韦或是加勒大道的游泳池要好多了。这些游泳池都是室内的，有屋顶，建在陆地上，全年开放。池水经过附近工厂的蒸汽机的冷凝处理，因此干净多了，也温暖多了。但是这些游泳池仍然有些脏，而且往往很拥挤。“水里漂了太多的唾液和黏黏的一团团的东西，我以为自己是从水母群中间游过呢。”玛玛吉咯咯笑着说。

埃贝尔、勒德律——罗兰和鹌鹑坡游泳池是明亮宽敞的现代化游泳池，池水来自自流井。它们是优秀城市游泳池的楷模。当然，还有图埃尔游泳池，这座城市的另一座奥林匹克游泳池，于1924年第二次巴黎运动会时启用。还有其他游泳池，很多很多。

但是在玛玛吉的眼里，没有哪一座游泳池能够比得上莫利托游泳池。它是巴黎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水上运动场的最高光荣。

“神仙也会喜欢在里面游泳的。莫利托有全巴黎最好的竞技游泳俱乐部。它包括两座池子，一座室内的，一座室外的。两座池子大得像两小片海。室内池总是为想游来回的人留下两条泳道。池水那么干净，那么清澈，简直可以用来煮早晨的咖啡。游泳池周围两层楼上是蓝白相间的木板更衣室。你可以俯瞰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东西。用粉笔在更衣室门上画上有人标记的杂工是些瘸腿的老人，脾气暴躁，却很友好。无论多大的叫声，无论什么样的傻话，都不会让他们生气。淋浴时，热水从莲蓬头哗哗地冲出来，真舒服。还有一间蒸汽房和一间健身房。室外池在冬天就成了溜冰场。还有一间酒吧，一间咖啡馆，一个大日光浴平台，甚至还有两处小沙滩，沙滩上是真正的沙子。每一片瓷砖，每一个铜件，每一块木头，都闪闪发光。它是——它是……”

这是惟一一座让玛玛吉沉默的游泳池，记忆中他在那里游过的来回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玛玛吉在回忆，父亲在梦想。

于是，当我来到这个世界，在拉维出生三年之后，成为家里最后添的一个受欢迎的孩子时，我有了这样一个名字：派西尼〔3〕·莫利托·帕特尔。

我们古老美好的祖国刚刚度过共和国7岁生日就因为又增加了一小块疆域而变得更加辽阔了。本地治里于1954年11月1日加入了印度联邦。一项城市建设成就带来了另一项成就。本地治里植物园的一块场地可以用来发展令人兴奋的商机，租金全免，于是——你瞧——印度有了崭新的动物园，完全按照最现代、最符合生物学原理的标准设计和管理。

那是一座巨大的动物园，占地无数公顷，大到需要乘火车探索，尽管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它渐渐变小了，火车也变小了。现在它已经太小了，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你得想象一个炎热潮湿的地方，洒满了阳光，到处是鲜艳的色彩。五颜六色的鲜花争相开放，四季不断。那里有茂盛的乔木、灌木和攀缘植物——菩提树、火焰树、凤凰木、红色丝光木棉、蓝花楹、芒果树、木菠萝和很多其他植物，要不是这些植物脚下有简明的标签，你是不会认识它们的。园里有长凳。你能看见有人在长凳上睡觉，舒展着身子，或者有对对情侣坐在长凳上，年轻的情侣，害羞地偷偷瞟对方一眼，手在空中挥动着，碰巧碰到了对方的手。突然，你看到在前面几株又高又细的树之间有两头长颈鹿正静静地观察你。这可不是最后一幅让你惊讶的景象。紧接着你被一大群猴子突然发出的愤怒叫声吓了一跳，而这声音又被陌生鸟类的尖声鸣叫压了下去。你来到一道旋转栅栏门前。你心不在焉地付了一小笔钱。你继续往前走。你看到一堵矮墙。你能指望在矮墙后面看到什么呢？肯定不是里面有两头庞大的印度犀牛的浅坑。但你发现的就是这个。当你转过头去时，你看见了一直在那儿的大象，它太大了，刚才你都没注意到它。你意识到浮在池水里的是河马。你看得越多，看到的便越多。你现在是在动物园城里！

在搬到本地治里之前，父亲在马德拉斯经营一家旅馆。对动物的持久兴趣使他转向了经营动物园这一行。也许你认为从经营旅馆到经营动物园是一个自然的转变。并非如此。在很多方面，经营动物园都是旅馆经营者的最糟糕的噩梦。想想吧：客人从不离开自己的房间；它们不仅需要住处，而且需要全食宿；它们不停地接待客人，其中有些客人吵吵嚷嚷，不守规矩。你得等到它们到所谓的阳台上散步时才能打扫房间，然后得等到它们对外面的景色感到厌烦了，回到房间时，才能打扫阳台；有很多清扫工作要做，因为这些客人就像醉鬼一样不讲卫生。每一位客人都对自己的饮食十分挑剔，不停地抱怨菜上得太慢，而且从来、从来不给小费。坦白地说，有很多客人性行为异常，不是可怕地压抑，易于爆发疯狂的淫乱，就是公开地堕落，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们都经常以极端肆无忌惮的自由性行为和乱伦行为冒犯管理者。你会欢迎这样的客人到你的酒店去吗？本地治里动物园给桑托什·帕特尔先生——动物园创建人、拥有者、园长、53名员工的头和我的父亲——带来了些许快乐和许多令人头疼的麻烦。

对我来说，那里是人间天堂。在动物园长大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我生活得像一位王子。哪一位土邦主的儿子有如此广阔的郁郁葱葱的场地可以玩耍？哪一座宫殿有如此多的野生动物？我童年时代的闹钟是一群狮子。它们不是瑞士钟，但是每天早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它们一定会大声吼叫。早餐被吼猴、鹩哥和摩鹿加群岛凤头鹦鹉的尖声鸣叫和大声叫喊打断。我离家去上学时，和蔼地注视着我的不仅有母亲，还有眼睛亮晶晶的水獭，高大结实的美洲野牛和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的猩猩。我从几棵树下跑过时得抬起头来，否则孔雀就可能排泄在我身上。最好从栖息着大群狐蝠的树下走过；一大清早，那里惟一的攻击就是蝙蝠刺耳的吱吱吱唧唧唧的叫声。在出去的路上，我也许会在陆栖小动物饲养箱旁边停下来，看看那些有着明亮光泽的青蛙，闪着非常、非常鲜艳的绿色，或是黄色和深蓝色，或是棕色和淡绿色。或者，也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是鸟儿：粉红色鹳鸟或是黑天鹅或是有一只肉垂的食火鸡，或是小一些的鸟，银色钻石鸠、好望角彩椋、桃红色脸的情侣鹦鹉、黑冠锥尾鹦鹉、橘黄色胸脯的长尾小鹦鹉。大象、海豹、大型猫科动物或熊不大可能已经起来活动了，但是狒狒、猕猴、白眉猴、长臂猿、鹿、貘、美洲驼、长颈鹿和獴都起得早。每天早晨，在走出大门之前，我都会有一个既平常又难忘的印象：海龟堆得像一座金字塔；山魈口鼻的颜色仿佛一道彩虹；长颈鹿威严地沉默着；河马张开肥肥的黄色的嘴；金刚鹦鹉嘴脚并用地在爬金属丝围栏；鲸头鹳拍打着长嘴，仿佛在向人问好；骆驼脸上一副老态龙钟的好色的表情。所有这些财富都是我在匆匆忙忙去学校的时候迅速拥有的。放学后我才从容地发现，大象搜你的衣服，友好地希望找到里面藏着的坚果，或者猩猩在你的头发里翻找虱蝇做零食，发现你的脑袋是个空空如也的食品室时失望地呼哧呼哧直喘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真希望自己能够传达海豹滑进水里或蛛猴从一个地方荡到另一个地方或狮子仅仅转过头那一瞬间的动作的完美。但是语言在这里无能为力。如果你想感受这一切，最好在心里想象。

在动物园里和在大自然中一样，观赏动物的最佳时机是日出和日落的时候。那时大多数动物都活跃起来。它们起身离开栖息处，悄悄来到水边。它们展示自己的服饰。它们放声歌唱。它们互相面对，举行仪式。善于观察的眼睛和善于倾听的耳朵得到的回报是巨大的。我数不清自己花了多少个小时，静静地观看这些给我们的行星增光的非常别具一格的多种多样的生命形式。这一切是如此地鲜艳、响亮、神秘又优美，让人丧失了所有的知觉。

有一年夏天，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巴西的赤道丛林里研究生活在原产地的三趾树懒。

每天早晨，在走出大门之前，我都会有一个既平常又难忘的印象……

我所听到的关于动物园的荒唐说法与关于上帝和宗教的荒唐说法一样多。好心但有误解的人们以为生活在野生环境下的动物是“快乐的”，因为它们是“自由的”。这些人通常想到的是大型的漂亮的食肉动物，例如狮子或猎豹（很少有人会抬举牛羚或土豚的生活）。他们想象这只野生动物在吃了虔诚地接受自己命运的猎物之后，在热带稀树草原上闲逛，散步消食，或者在吃得过多之后去跑步健美，以保持苗条身材。他们想象这只动物骄傲地温柔地照顾自己的后代，全家在树枝上观赏日落，发出快乐的叹息。他们想象野生动物的生活简单、高贵、充满意义。后来它被邪恶的人捉住了，扔进了狭小的监牢。它的“快乐”被击得粉碎。它深深地渴望“自由”，用尽一切方法逃跑。由于被剥夺“自由”的时间太久了，这只动物成了自己的影子，它的精神垮了。有些人就是这么想象的。

事情并不是这样。

野生环境中的动物生活在一个有很多恐惧却只有很少食物，需要不断保卫地盘，只能永远忍受寄生虫的环境中。在一个无情的等级严格的群体中，它们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出于必要，被迫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的意义何在？实际上，野生环境中的动物无论在空间上、时间上，还是在个体关系上都不自由。在理论上——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简单的实际可能性——动物可以收拾东西离开，藐视它这个物种认为合适的一切群体准则和界限。但是这样的事情比在我们人类成员身上更不可能发生，比如一个有着所有常见的联系——与家庭、朋友、社会的联系——的店主，他不可能丢下一切，只带着口袋里的零钱和身上的衣服就从自己的生活里走开。如果一个人，最大胆、最聪明的生物，不可能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所有人都不认识他，他也不依赖于任何人，那么为什么性情保守得多的动物会这么做呢？动物就是如此，保守，甚至可以说极端保守。最微小的变化也会让它们心烦意乱。它们希望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事物丝毫不变。意外的事物令它们十分不快。你在它们的空间关系上能看到这一点。无论是在动物园里还是在野生环境中，动物在它的空间里的居住方式和棋子在棋盘上移动的方式一样——意味深长。一条蜥蜴或一头熊或一只鹿所在的位置不比棋盘上的马所在的位置有更多的巧合，或更多的“自由”。两者的位置都说明了方式和目的。在野生环境中，一季又一季，动物因为同样迫切的原因，每次都走同样的小路。在动物园里，如果一只动物没有在惯常的时间以固定的姿势出现在平常的地点，那么这就说明有问题了。也许这只是对环境中一个微小变化的反应。饲养员留在外面的卷起来的水管让它感到了威胁。一个水坑刚刚形成，让它感到紧张。一架梯子投下了阴影。但是这也可能说明更多的问题。最糟糕的是，这可能是动物园园长最担忧的：这是一个症状，是麻烦即将来临的预告，是检查粪便、盘问饲养员、召来兽医的原因。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只鹳没有站在它平常站的地方！

但是让我花一点儿时间只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继续进行阐述吧。

如果你到一户人家去，把前门踢开，把住在里面的人赶到大街上去，说：“去吧！你们自由了！像小鸟一样自由！去吧！去吧！”你以为他们会高兴得又叫又跳吗？他们不会。小鸟并不自由。你刚刚赶走的人会气急败坏地说：“你有什么权力把我们扔出去？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我们这就叫警察，你这个流氓。”

我们不是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吗？动物肯定就是这么感觉的。动物的地盘意识很强。这是它们大脑的关键所在。只有熟悉的地盘才能让它们完成野生环境中两件需要不断去做的极其重要的事情：躲避敌人以及获取食物和水。符合生物学原理的动物园里的场地——无论是笼子、兽栏、四周有深沟的小岛、围栏、陆栖小动物饲养箱、大型鸟舍还是水族馆——只是另一个地盘，只不过大小和与人类地盘的靠近程度有些特别。这个地盘比大自然中的地盘小得多，这是合情合理的。野生环境中的地盘很大，这不是出于喜好，而是出于必要。在动物园里，我们为动物所做的就是我们在家里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们把在野生环境中分散在各处的东西集中到一个小地方来。以前洞穴在这里，小河在那边，狩猎场在一英里以外，瞭望台在狩猎场旁边，浆果还在别的地方——所有这些都要受到狮子、蛇、蚂蚁、水蛭和毒藤蔓的侵扰——而现在河水从近在手边的龙头里流出来，我们可以在睡觉的地方的旁边洗澡，我们可以在烧饭的地方吃饭，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起保护作用的墙围起来，让里面保持干净和温暖。一座房子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地盘，在那里，我们的基本需要可以在附近安全地得到满足。一座合理的动物园就相当于动物的房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每一处人类住所都有的火炉或类似的东西）。动物发现这里有它需要的所有地方——瞭望台，休息、进食、饮水、洗澡、梳毛的地方，等等——而且发现不必去捕猎，一星期六天都会有食物出现，它便会像在野生环境中将一个新地方据为己有一样占据它在动物园里的地方，仔细察看这个地方，用它这个物种常用的方式，也许是撒尿，把这个地方划归己有。一旦完成了这个乔迁仪式，安顿了下来，动物便不会感觉自己像紧张的房客，更不会感觉自己像囚徒，而会感到自己是土地的拥有者，它会像在野生环境中的地盘上一样在它自己的场地上活动，包括在地盘受到侵犯时竭尽全力地保卫它。从主观上看，对于一只动物来说，这样的场地不比野生环境中的条件好，也不比野生环境中的条件差；只要能满足动物的需要，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地盘都仅仅是一个客观情况，一个已知事实，就像豹子身上的斑点。你甚至可以说，如果动物能凭智慧作出判断，它一定会选择住在动物园里，因为动物园和野生环境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寄生虫和敌人，有充足的食物，而后者却有很多寄生虫和敌人，还缺少食物。你自己想想吧。你是愿意住在豪华旅馆里，享受免费客房服务，可以随便看医生，还是愿意无家可归，没有一个照顾你的人？但是动物没有这样的识别能力。它们在自己本性的范围内，靠自己有的东西凑和着过。

一座好动物园是一个充满了细心设计的巧合的地方：就在动物用尿或其他分泌物对我们说“别进来”的地方，我们用障碍物对它说：“别出来！”在这样的和平外交条件下，所有动物都很满意，我们也可以放松自己，互相看看了。

文献里可以找到很多动物能逃跑但没有逃，或者逃跑了又回来的例子。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只黑猩猩的笼门没有上锁，门开了。黑猩猩越来越焦虑，它开始尖声叫喊，一次又一次猛地把门关上。每次都发出震耳欲聋的当当声。最后饲养员被一位游客提醒，急忙去采取了补救措施。一座欧洲动物园里的一群狍在大门开着的时候走出了围栏。因为受了游客的惊吓，它们逃进了附近的森林。那里有一群野生狍，还可以养活更多的狍。尽管如此，动物园里的狍还是很快回到了围栏里。在另一座动物园里，一个工人大清早扛着木板正朝工作地点走去，他惊恐地发现清晨的薄雾中出现了一头熊，正迈着自信的步子径直朝他走来。那个人丢下木板逃命去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寻找逃跑的熊。他们发现它回到了围栏里，它是像爬出去时那样从一棵倒下的树上爬进去的。有人认为是木板掉在地上的声音让它受了惊吓。

但是我不想坚持。我并不是要为动物园辩护。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把所有动物园都关闭（让我们希望仅剩的野生动物能在仅剩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吧）。我知道动物园已经不被人们喜欢。宗教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关于自由的某些错误观念使两者都遭了殃。

本地治里动物园已经不再存在。它的兽栏已经被填平，笼子已经被拆掉。我现在要去四处走走看看，只能在它存在的惟一地方，在我的记忆里。

我有了名字，可是关于我的名字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果你叫鲍勃，没有人会问你：“怎么拼？”叫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尔就不一样了。

有人以为我的名字是P.辛格〔4〕，而我是锡克教徒，于是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戴包头巾。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蒙特利尔。有一天晚上，订披萨饼的事落到了我头上。我无法忍受另一个说法语的人放声嘲笑我的名字，因此当接电话的人问“请问你叫什么？”时，我说“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半个小时后，披萨饼送到了，是给“李乔·德曼”的。

的确，我们遇见的人可能改变我们，有时改变如此深刻，在那之后我们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我们的名字都不一样了。注意西蒙也叫彼得，马太也叫利未，拿但业也叫巴多罗马，是犹大而不是加略人叫达太，西缅被叫做尼结，扫罗成了保罗。

我12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的罗马士兵站在校园里。我刚到学校。他看见了我，一道邪恶的天才之光照亮了他愚钝的大脑。他抬起胳膊，指着我叫道：“是排泄哩〔5〕·帕特尔！”

所有人都立刻大笑起来。我们鱼贯走进教室时，笑声停止了。我头戴荆棘冠，最后一个走进去。

孩子的无情对谁都不是新闻。没有人煽动，没有人要求，这几个字随风飘过校园，传进我耳朵里：“排泄哩在哪里？我得走了。”或者：“你正面对着墙，你在排泄呢？”或者类似的话。我会一动不动，或者相反，继续做自己的事，假装没有听见。声音会消失，但伤害却留了下来，像小便蒸发后留下的气味。

老师也开始这么做。是天太热的原因。随着一天的时间渐渐地过去，早晨还像一片绿洲一样紧凑的地理课开始像塔尔沙漠一样拉长了；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如此充满活力的历史课变得干巴巴灰蒙蒙的；最初如此精确的数学课变得糊里糊涂。老师们下午疲惫不堪，用手帕擦着额头和颈背，他们并不是想伤害我的感情，也不是想让大家发笑，但是甚至他们也忘记了我的名字所能激发的独特联想，很不体面地将它扭曲了。从几乎难以察觉的语调变化中我能听出来。好像他们的舌头是赶着野马的驾车人。他们能勉强发出第一个音节，但是最后，天太热了，他们对口喷白沫的战马失去了控制，不再能勒住缰绳让马走过第二个音节，而是不顾一切地向下冲到了第三个音节，下一次再叫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味儿。我会举起手来回答问题，老师点名让我回答时会说：“排泄哩，你说。”通常老师意识不到他刚才叫了我什么。他会疲惫地看我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出答案。有时候全班似乎像他一样被炎热打倒了，对此也没有反应。没有一声窃笑或一个微笑。但我总是能听见那含糊的声音。

在圣约瑟学校的最后一年，我感到自己就像在麦加遭受迫害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安息。但是就像他准备逃往麦地那，准备进行标志着穆斯林纪元开始的逃亡一样，我也在计划自己的逃亡，在为自己计划一个新的开始。

在圣约瑟学校毕业之后，我进了小修院〔6〕，那是本地治里最好的一所说英语的中学。拉维已经在那儿了。像所有弟弟一样，我会因为追随一个受到大家喜爱的兄长的足迹而感到痛苦。在小修院他是同龄人中的运动员，一个令人生畏的投球手和有力的击球员，城里最好的板球队，我们自己的卡皮尔·德福〔7〕的队长。我是个游泳健将，这一点并没有惊起什么波澜；似乎人性的法则便是如此，生活在海边的人觉得游泳健将可疑，就像生活在山里的人觉得登山健将可疑一样。但是跟随某个人的影子，这并不是我要的逃亡，尽管除了“排泄哩”我愿意叫任何名字，哪怕“拉维的弟弟”也行。我有比这更好的计划。

第一天上学，在第一堂课上，我便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我周围还有其他圣约瑟的校友。和所有新课一样，那堂课也是从报名字开始的。我们按照碰巧坐的位子的顺序在座位上报出自己的名字。

“库马尔。”加纳帕蒂·库马尔说。

“维平·纳特。”维平·纳特说。

“沙姆舒尔·胡达。”沙姆舒尔·胡达说。

“彼得·达马拉杰。”彼得·达马拉杰说。

每个名字报出来之后，老师都会在名册上把这个名字勾掉，并且很快地看那个学生一眼，以帮助自己记住他。

“阿吉特·贾得桑。”阿吉特·贾得桑说，离我还有四张桌子。

“萨帕特·萨罗贾。”萨帕特·萨罗贾说，还有三张桌子。

“斯坦利·库马尔。”斯坦利·库马尔说，还有两张桌子。

“西尔维斯特·纳维恩。”西尔维斯特·纳维恩说，他就在我前面。

轮到我了。是解决这个讨厌问题的时候了。麦地那，我来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朝黑板走去。老师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我已经拿起一支粉笔，边说边在黑板上写道：

我的名字叫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尔大家都叫我

——我在名字前面两个字母下面画了两道线——

派〔8〕·帕特尔

另外我又加上了

π＝3.14

然后我画了一个大圆圈，又画了一条直径，把圆一分为二，以此让大家想起几何初级课程。

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盯着黑板。我屏住了呼吸。接着他说：“很好，派。坐下。下次离开座位之前要请求老师的同意。”

“是，老师。”

他把我的名字勾掉了。然后看着下一个男孩子。

“曼苏尔·阿哈迈德。”曼苏尔·阿哈迈德说。

我得救了。

“戈坦姆·萨尔瓦拉吉。”戈坦姆·萨尔瓦拉吉说。

我能呼吸了。

“阿伦·安奈吉。”阿伦·安奈吉说。

一个新的开始。

我对每个老师都重复这个表演。重复很重要，不仅在训练动物时是这样，在训练人时也是如此。在一个姓名平常的男孩子和下一个姓名平常的男孩子之间，我冲上前去，用鲜艳的色彩，有时还有粉笔写在黑板上发出的可怕的刺耳的声音，来装饰我重生的细节。这样重复了几次之后，男孩子们开始像唱歌一样跟着我一起说，我一边在正确的音符下面画线，一边迅速吸一口气，这时声音渐强，达到了高潮，我的新名字被演奏得如此激动人心，任何唱诗班指挥都会感到高兴的。有几个男孩子还接着低声地急迫地喊：“三！点！一！四！”同时我尽快地写着，用将圆一分为二的动作结束了合唱，因为用力太猛了，碎掉的粉笔飞了出去。

每次有机会我都举手，那天我举手时，老师给了我用一个音节报出名字的权利，这个音节在我听来就像音乐一样优美。学生们也这么叫我。甚至圣约瑟的淘气鬼们。事实上，这个名字流行起来。一点不错，我们国家人人都是有志气的工程师：很快就有一个叫欧普拉卡什的男孩开始叫自己欧米茄（Omega），还有一个假装是尤普赛伦（Upsilon），过了一阵子又有了一个迦玛（Gamma），一个兰姆达（Lambda）和一个德尔塔（Delta）。但是在小修院，我的名字是第一个也是叫得最长久的一个希腊字母。甚至我哥哥，板球队的队长，学生崇拜的偶像，也表示认可了。第二个星期，他把我拉到了一边。

“我听说你有个外号，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我没有说话。因为无论会是什么样的嘲讽，要来的总是要来的。躲也躲不掉。

“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黄色。”

黄色？我朝四周看了看。不能让任何人听见他要说的话，尤其是他的跟班。“拉维，你是什么意思？”我低声说。

“我没意见，弟弟。什么都比‘排泄哩’好。甚至‘柠檬派’。”

他边急急忙忙地走开边笑着说：“你的脸有点儿红了。”

但是他保持了沉默。

于是，在那个像一间盖着波纹铁屋顶的棚屋的希腊字母里，在那个科学家试图用来理解宇宙的难以表述的无理数里，我找到了避难所。

他是个高明的厨师。他那暖气开得太足的家里总是飘散着某种美味佳肴的气味。他放调味品的架子就像一家药店。当他打开冰箱或碗橱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商标名称都是我不认识的。我甚至不知道那些名称是哪一个国家的语言。我们是在印度。但是他的西式菜肴同样烧得很好。他给我做了我所尝过的最有滋味然而又是最清淡的通心粉和奶酪。他做的墨西哥煎玉米卷会让全墨西哥都羡慕的。

我还注意到一件事：他的几只碗橱都塞得满满的。在每一扇橱门后面，在每一层架子上，整整齐齐地堆着像山一样高的罐子和盒子。食物储备足够度过列宁格勒包围战。

我很幸运，年轻的时候遇到了几位好老师，这些男女老师走进我黑暗的头脑，划亮了一根火柴。其中一位老师就是萨蒂什·库马尔先生，他是我在小修院的生物老师，也是个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总是希望泰米尔纳德能停止选举电影明星，而走喀拉拉邦的道路。他的长相十分奇特。他光秃秃的头顶是尖的，却长着我所见过的最让人难忘的双下巴，窄窄的肩膀陡然让位于像一座山一样巨大的肚子，只是这座山是立在空中的，因为它戛然而止，垂直消失在裤子里。让我苦恼的是，他那两条细棍子一样的腿是怎么支撑住上面的重量的，但它们撑住了，尽管有时候移动的样子令人惊奇，好像他的膝盖能向任何方向弯曲。他的身体是由几何图形构成的：他看上去就像一大一小两个三角形放在两条平行线上。但他却是个有机体，实际上很像一个大瘤，一根根黑毛像小树枝一样从耳朵里伸出来。而且友好。他的微笑似乎占满了他那个三角形脑袋的底部。

库马尔先生是我遇见的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我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动物园里发现这一点的。他是动物园的常客，每一张标签和标签上的描述性简介他都读，每一只他所看见的动物他都表示赞许。对他来说，每一只动物都是逻辑学和力学的胜利，整个大自然就是对科学的绝妙解释。在他听来，当一只动物有了交配的欲望时，它想起遗传学之父，于是说：“格累戈尔·孟德尔”，在显示本领时说的是自然选择之父“查尔斯·达尔文”，而我们以为的咩咩声、咕噜声、嘶嘶声、鼓鼻声、咆哮声、吼叫声、号叫声、唧唧声和尖叫声仅仅是外国人的浓重口音。库马尔先生参观动物园是为了把握宇宙的脉搏，他那听诊器般的大脑总是向他证实，一切都井然有序，一切就是秩序。他离开动物园时感到科学精神振奋。

第一次看见他的三角形身体在动物园里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时，我很害羞，不敢靠近他。尽管我喜欢他这位老师，但他毕竟是拥有权力的人物，而我，是个臣民。我有点儿怕他。我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看着他。他刚刚来到犀牛栏前。因为那几只山羊，这两头印度犀牛在动物园非常引人注目。犀牛是群居动物，当年幼的野生雄性犀牛皮克来的时候，他表现出正在经受孤独的折磨的迹象，吃得越来越少。作为权宜之计，在寻找雌性犀牛的同时，父亲想看看皮克是否能够习惯和山羊一起生活。如果这能行，就能拯救一头珍稀动物。如果不行，那只是牺牲几只山羊而已。这个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皮克和那群山羊变得难舍难分，甚至萨咪特来后也是如此。现在，犀牛洗澡时，山羊就围成一圈站在泥潭旁边，当山羊在角落进食时，皮克和萨咪特就像卫兵一样站在它们旁边。这样的生活安排很受游客欢迎。

库马尔先生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他微微一笑，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挥了挥，示意我过去。

“你好，派。”他说。

“你好，先生。你能到动物园来真好。”

“我常来。可以说这是我的庙宇。这很有意思……”他指着兽栏。“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也像这些山羊和犀牛一样，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首相有着犀牛的铠甲，却没有它的见识。”

我对政治了解得不多。父亲和母亲经常抱怨甘地夫人，但这对我几乎毫无意义。她住在遥远的北方，不在动物园里也不在本地治里。但我感到自己应该说点儿什么。

“宗教会拯救我们的。”我说。从我记事时起，宗教就一直与我的心十分贴近。

“宗教？”库马尔先生咧大了嘴笑起来。“我不相信宗教。宗教是黑暗。”

黑暗？我糊涂了。我想，宗教绝不可能是黑暗。宗教是光明。他是在考验我吗？他说“宗教是黑暗”，是不是像他有时候在课堂上说诸如“哺乳动物都会下蛋”之类的话，看看有没有人会纠正他？（“只有鸭嘴兽，先生。”）

“对现实做科学以外的其他解释是毫无根据的，相信我们感觉经验以外的任何事物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清晰的思维，对细节的密切关注，再加上一点点科学知识，就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宗教是迷信的瞎扯。上帝并不存在。”

他是那么说的吗？还是我记得的是后来的无神论者的话？不管怎样，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忍受黑暗呢？只要我们注意看，就会看到一切就在这儿，如此地清晰。”

他正指着皮克。虽然我非常欣赏皮克，但从来没有把一头犀牛想成是一只电灯泡。

他又说话了。“有人说上帝在1947年瓜分期间死了。他可能在1971年战争期间死了。或者也许他昨天在本地治里一家孤儿院里死了。有些人就是那么说的，派。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整天躺在床上，遭受着小儿麻痹症的折磨。每天我都问自己：‘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上帝一直没有来。救我的不是上帝，而是医药。理性是我的先知，它告诉我就像手表会停一样，我们也会死。生命结束了。如果表走得不准，我们必须修理它，就在这儿，就在现在。总有一天我们会控制生产方式，地球上就会有公平了。”

这番话让我有点儿受不了。语调是对的——深情而勇敢——但是细节似乎冷酷严峻。我什么也没说。并不是害怕触怒库马尔先生。我更害怕他随口说的几句话可能会毁掉我热爱的某样东西。要是他的话对我产生的效果就像小儿麻痹症一样怎么办？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如果它能杀死一个人心中的上帝。

他走开了，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平稳的地面在他脚下仿佛成了汹涌的大海。“不要忘了星期二的考试。好好用功吧，三点一四！”

“是，库马尔先生。”

他成了我在小修院最喜欢的老师和我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动物学的原因。我感到和他有一种亲缘关系。我第一次知道了无神论者也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说明了自己的信仰。像我一样，理性引导他们走多远他们便走多远——然后便跳跃起来。

老实说，让我生气的不是无神论者，而是不可知论者。有一段时间怀疑是有用的。我们都必须经过客西马尼花园〔9〕。如果耶稣心存怀疑，那么我们一定也是如此。如果耶稣整整一夜都在痛苦地祈祷，如果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叫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了我？”那么我们肯定也可以怀疑。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向前。选择怀疑作为生活哲学就像选择静止作为交通方式。

我们这一行通常说动物园里最危险的动物就是人。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人类过度的掠夺性使整座星球都成了我们的猎物。更具体地说，我们想到的是这么一些人，他们给水獭喂鱼钩，给熊喂剃须刀，给大象喂里面有小钉子的苹果，给动物喂各种五金制品：圆珠笔、回形针、安全别针、橡皮筋、梳子、咖啡勺、马蹄铁、碎玻璃片、戒指、胸针和其他珠宝（而且不只是便宜的塑料手镯，也有结婚金戒指）、吸管、塑料刀具、乒乓球、网球，等等。讣告上由于被人喂了异物而死亡的动物园里的动物包括长颈鹿、野牛、鹳、美洲驼、鸵鸟、海豹、海狮、大型猫科动物、熊、骆驼、大象、猴子以及几乎所有种类的鹿、反刍动物和燕雀。动物饲养员都知道哥利亚之死；他是一头雄海象，一头体重两吨的庞大的珍贵野兽，是他所在的欧洲动物园的明星，受到所有游客的喜爱。他在吃了一个人喂他的破啤酒瓶之后死于内出血。

这样的残忍常常更加主动、直接。文献记载了动物园里的动物遭受各种折磨的报告：一只鲸头鹳在嘴被一把锤子砸烂以后死于休克；一头雄性麋鹿在一位游客的刀下失去了胡须和一块食指大小的肉（这头鹿六个月后被毒死）；一只猴子伸手去拿递给它的坚果时被弄断了胳膊；一头鹿的角遭到了钢锯的袭击；一匹斑马被剑刺中；还有用其他东西，包括手杖、雨伞、发夹、缝衣针、剪刀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其他动物进行的攻击，目的通常是要挖出一只眼睛，或者伤害性器官。动物也会被投毒。还有其他甚至更加古怪的下流行为：手淫者在猴子、驴子和小鸟面前干得大汗淋漓；一个宗教狂割下了一条蛇的头；一个疯子喜欢上了在驼鹿嘴里小便。

在本地治里，我们相对幸运一些。我们没有不断攻击欧洲和美洲动物园的虐待狂。尽管如此，我们的金色刺豚鼠还是不见了，父亲怀疑是被人偷去吃掉了。各种鸟——雉鸡、孔雀、金刚鹦鹉——在贪图它们美丽的人手里丢了羽毛。我们曾经抓住一个拿着一把刀爬进鼷鹿圈的人；他说他要惩罚邪恶的罗波那〔10〕（他在《罗摩衍那》里变成鹿，绑架了罗摩的配偶悉多）。还有一个人在偷一条眼镜蛇时被当场捉住。他是个耍蛇人，自己的蛇死了。他和蛇都得救了：眼镜蛇不用去过受奴役的生活，忍受糟糕的音乐，而人则避免了可能被蛇咬到的那致命的一口。有时我们得对付扔石头的人，他们认为动物太平静了，想要得到反应。有一位女士的纱丽〔11〕被一头狮子抓住了。在极度尴尬和死亡之间她选择了前者，像一只玩具转线盘一样打着转。事实是，这甚至不是个意外。她向前凑过身子，把手伸进笼子里，在狮子面前晃动着纱丽的一端，这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一直没弄明白。她没有受伤；很多被这一情景吸引的人来帮她。她红着脸对父亲做出的解释是：“谁听说过狮子吃棉纱丽？我以为狮子是食肉动物呢。”最捣乱的是那些给动物喂食的人。尽管我们很警惕，动物园的兽医阿塔尔医生还是能根据有消化问题的动物数量来判断哪一天是动物园游客最多的一天。他把由于吃了太多的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太多的糖，而得的肠炎和胃炎叫做“美味炎”。有时候我们希望人们只喂甜食。人们有一种看法，认为动物可以吃任何东西，却不会有健康问题。并非如此。我们的一只懒熊吃了一个人给它的腐烂的鱼以后因为肠子大出血而病得很严重，而那个人却相信自己是在做好事。

就在售票处旁边，父亲用鲜红的字在墙上写道：你们知道动物园里最危险的动物是什么吗？一支箭头指向一道小小的帘子。有那么多只急切好奇的手去拉开帘子，我们不得不定期更换帘子。帘子后面是一面镜子。

他微微一笑，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挥了挥，示意我过去。“你好，派。”他说。

我在想象中故意给野生动物披上驯服的家养动物的外衣。

但是我付出了代价，了解到父亲相信还有一种动物甚至比我们更加危险，而且这种动物非常常见，在每一座大陆上，每一处栖息地都有：可怕的物种Animalus anthropomorphicus〔12〕，即人眼里的动物。我们都遇见过这种动物，也许甚至还养过一只。这是一种“漂亮”、“友好”、“可爱”、“忠诚”、“快乐”、“善解人意”的动物。这些动物埋伏在每一家玩具店和儿童动物园里。关于它们的故事数也数不清。它们是那些“邪恶”、“嗜血”、“堕落”的动物的补充，后者燃起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疯子的怒火，他们用手杖和雨伞对它们发泄怨恨。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在看一只动物时看到了一面镜子。痴迷于把我们自己置于一切的中心，这不仅是神学家的灾祸，也是动物学家的灾祸。

动物就是动物，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与我们迥然不同，我两次得到这一教训：一次从父亲那里，一次从理查德·帕克那里。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正安静地独自玩耍。父亲叫我们了。

“孩子们，到这儿来。”

出了什么事了。他的语调在我脑子里拉响了一只小警钟。我迅速回顾了一遍自己的良心。它是清白的。拉维肯定又闯祸了。我不知道这次他做了什么。我走进起居室。母亲在那儿。这很不寻常。教训孩子和照料动物通常都是由父亲去做的。拉维最后一个进来，他那张罪犯的脸上写满了过失。

“拉维，派西尼，今天我要给你们上非常重要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