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2051HW.jpg"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2051N93.jpg" />

一般来说，我们喜欢、认可乃至崇拜某一位作家，都是因为他的作品，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去直觉感知他的内心，并由此获得情感共鸣。尽管孟子论诗，提出“知人论世”的原则，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而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作者的生平出处、作品的背景之类的内容。钱锺书先生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如果你只是将之理解成他不愿与俗子交游的托词，未免肤浅。实际上，钱翁此语，隐藏着他对孟子“知人论世”观的商榷，他意图说明，文学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不需要依托于政事学术。钱翁此论尚矣，但我对东坡的态度正好相反，我愿意结识这只下蛋的母鸡，却并不觉得鸡蛋的味道有多么高明。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从来就不喜欢东坡的大多数诗词。他的文学作品，除了散文，大都不能打动我，但是，我却愿意有这样一位朋友，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诗词作得怎样并不重要，他的人生却是天地间至善至美的鸿篇巨制。

如果我们认同《文心雕龙》所确定的“ 原道、宗经、徵圣” 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原则，自会承认，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诗经》是最合于“道”的经典文本。但人生在世，忧多乐少，文艺不悲，则不足以动人，真诚的悲比真诚的快乐更能打动人，甚至高明者假造的悲，也要比真诚的快乐更加动人——因为悲伤比快乐更接近生命的底色。人们也许在理想层面上会认同《周易·系辞》里的名言：“乐天知命，故不忧。”而人非圣贤，孰无忧戚悲愁抑塞悱恻之情？往往是离经叛道的文学，才真正地打动人、感发人。正像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样：“像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西蒙娜·薇依》） 而东坡，他的人格太健康，太没有缺陷，所以注定他的人生是神一样的存在，他的诗词却很难打动被大众视为异类的若干人，包括我。

东坡最可贵的，不是他的诗词，而是他的人格。在千古文人之中，他罕见地优入圣域，真正达到了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中庸。孔子曾深慨乎中庸之难得：“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既是为政处世的原则，更是完善人格的标杆。人格的中庸，又称中行，意味着天性的各个方面充分自由地发展，意味着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止于至善。而古今文人，或狂或狷，性情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憾，较诸东坡的浑浑灏灏，大美无言，均有所逊色。我依稀记得一位现代文学作家说过，你读李白的诗，当然觉得好，可是要想象一下你楼上住的是李白，那该是怎样的噩梦？但倘使这位作家活在宋代，有幸与东坡为邻，他一定不会觉得那是一件苦事。

东坡是一位球形的天才。以诗而论，尽管他的诗大多不感人，但想象奇瑰，句法灵动，用典使事，精妙有趣，仍不失名家。在天水一朝，他和学生黄庭坚并称“ 苏黄”，俨然与唐代的“ 李杜” 相埒。顺便说一句，黄庭坚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但他的诗泰半淡薄寡情，徒逞技巧，我往往读之不能卒章。东坡的词，虽然历来也非议不小，好之者许为“ 开出向上一路”，恶之者贬为“著腔子好诗”，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词确实自成一格，对词的传统体性，是破坏，也是创新。他的书法，居宋代四大书家“ 苏黄米蔡” 之首，也能绘事。而他的文章，更是一个时代所无法企及的高峰。

东坡进京赴考时才二十一岁，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他的信，激动得毛孔贲张，汗出淋漓，致信好友梅圣俞，连呼“ 快哉”，自承天分不及：“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更连用两个“可喜”，表达了这位胸襟高旷的前辈学人对隐有出蓝之势的后辈由衷的喜爱。

曾经做过东坡秘书的李之仪，在一封书信中说，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固然是一时之宗，东坡的文章却已臻文章至境。他形容东坡的文章如“长江秋霁，千里一道，滔滔滚滚，到海无尽”，这是说苏文的高旷雄浑，气盛言宜；又如“风雷雨雹之骤作，崩腾汹涌之掀击，暂形忽状，出没后先，耸一时之壮气，极天地之变化”，这是说苏文善于变化，技法高明。而东坡的弟弟苏辙，在给他写的祭文中，干脆就说：“兄之文章，今世第一。”

中国古人习惯于含蓄的表达，他们不会轻易说谁谁谁是天下第一，但苏辙能在这篇盖棺论定的重要文章中，如此干净利落地宣布苏文天下第一，乃是因为苏文的确引领一时之风会。直至南宋时，苏文依然是天下读书人摹习的最好范文。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建炎（南宋高宗的第一个年号） 以来，读书人参加科举，都要摹习苏文，四川一地，其风尤盛，号称“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意思是摹习苏文功夫到家，就能做官吃得起羊肉，要是学东坡学不到家，就只能吃菜羹了。菜羹是把蔬菜和米屑煮在一起，半汤半糊，为古代贫者所食。我家乡的羹，又称粉糊（ hù ） ，是把肉丁、香干丁、笋丁加粉勾芡，滋味十分鲜美。

衡之以现代科学理论，东坡是一位左右脑同等发达的天才。除了在文艺方面有超卓的天赋，他还是宋代儒学重要流派蜀学的代表人物。他才情如海，天下独步，以致时人不得不以仙才目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谪仙也就是俗称的文曲星下凡，王辟之称东坡是谪仙，一是认为他文章议论，滔滔雄辩，当世无与伦比，二是说他的文章风格，相对世俗人生，具有非常鲜明的超越性。后来推崇东坡的，又把他与诗仙李白相类比，称作词仙，或因其号东坡居士，而亲昵地呼之曰坡仙。

但是，词仙、坡仙的嘉号，恐怕东坡自己听到了，会心生“ 不够知己” 之慨。是的，他达生乐天，豪宕不羁，对庄子深有会心，诗风词风，专主高旷雄浑，这些都没有错。但他的生命底色，却是君子儒。你读他的“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如果不能读出他忠君眷民、九死不悔的执着，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他是如何评价杜甫的—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序》）

王巩《随手杂录》一书，记载了东坡亲口跟他讲的故事：

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翰林院下班后） ，召至内东门小殿。时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对（当面接受皇帝的旨意） ，授以除目（除授官吏的文书） 院 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

（以上是除目的内容，对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三人的人事任命。）承旨毕，宣仁 （宋神宗之母高太后）忽谓：“官家 （皇帝）在此。” 子瞻曰：“适已起居矣 （问候过皇帝起居了）。” 宣仁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 子瞻曰：“汝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官？” 曰：“ 备员翰林充学士。” 曰：“何以至此？” 子瞻曰：“ 遭遇陛下 （指宣仁太后）。” 曰：“不关老身事。” 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 曰：“亦不关官家事。” 子瞻曰：“岂大臣荐论耶？” 曰：“亦不关大臣事。” 子瞻惊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 （干谒请托）。” 曰：“ 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 ‘此苏轼文字也。 ’神宗忽时而称之，曰： ‘奇才，奇才！ ’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 子瞻哭失声。宣仁与上左右皆泣，已而赐坐吃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 子瞻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

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祖母宣仁太后代摄政事，宣仁宽政简民，废除了祸国殃民的新法，北宋朝政终于短暂地回到正轨，而东坡也结束了他的贬谪生涯，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士。史称“ 女中尧舜” 的宣仁与东坡的这番问答，如絮絮家常，却备见君臣遇合的深情。我最感动的是“ 子瞻哭失声”五字，那种发自内心的忠荩，受一恩而终身不忘的忠厚，让千载之下的我读来，心头犹然大热。

这是一位极聪明而又极忠厚的至诚君子。须知聪明和忠厚，往往很难并存，太聪明的人，往往刻薄，忠厚的人，又多有钝根。像东坡那样，才华绝代，却又遇人温厚，哪怕对方只有片善可取，就恨不得与之倾尽城府，终生不改赤子之心，实在太难得了！他有极强的人格魅力，深为士大夫所爱。临淮名士杜子师，在东坡被贬到“天涯海角” 的海南儋州时，准备卖掉全部家产，举家搬去儋州与东坡做邻居，因为东坡获得特赦放还回内陆，其事才作罢论。更早的时候，东坡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有一高安人赵生，沦为乞丐，而志气不堕，致信东坡求见，东坡也赏其文采，与之会面倾谈，赵生立即被东坡那种怡乐平易的风度所倾倒，相与晨夕讨论，留住半年不去。东坡离开黄州北上，赵生一直跟到兴国县境，方才依依作别。

东坡博闻强识，口才便给，天性又幽默，时能妙语解颐。他的朋友刘贡父，晚年患风病，须眉尽脱，鼻梁也差点断了，有一次几位朋友一起饮酒，事先约定大家各取古人诗句，互相嘲讽，东坡就开起刘贡父的玩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这是改了汉高祖刘邦《大风歌》的原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弄得刘贡父哭笑不得。现代人认为，取笑别人的生理缺陷，是非常下流的行径，但须知东坡与贡父本系知交，开得起这样的玩笑，又在事先确立了游戏规则，以古人诗句相戏，这样，玩笑的重点就不在对方的生理缺陷，而在古人诗句与所嘲谑的对象是否吻合，实在未可厚非。古人把这样的玩笑称作“ 雅谑”，善雅谑者，内心必定光明澄澈，与今天某些艺人嘲讽别人的生理缺陷以换取廉价的笑声，有本质的不同。

东坡的人格魅力，还体现在他的旷达洒脱，安于出处。他生在和怡喜乐的积善之家，天性得以毫无拗折地生长。祖父苏序育有三子，大儿苏澹、中儿苏涣都很早中了进士，唯有三儿苏洵，也就是东坡的父亲，到二十多岁还不爱读书。苏序却从来不强迫苏洵进学，结果苏洵二十七岁上忽而心智大开，沉潜百家，综融诸子，终成文章大家。苏洵育儿，也是鼓励多，训诫少，他很早就发现了两个儿子性情的特点——长子太聪明，次子太执着，遂作文《名二子说》，以为规诫。东坡名轼，轼是车前的横木，同车子的其他部件相比，轼似乎只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然而车没有轼，却不能称其为一辆完整的车子，苏洵担心这个儿子太过聪明，易遭人嫉恨，所以希望他懂得外饰；次子名辙，辙是车轮印，苏洵认为，天下之车，无不遵辙而行，衡定车功，不及于辙，但车子倾倒，马匹僵毙，也没有人会怪车辙，他希望小儿子善处乎祸福之间。

这是一个崇尚自由，没有专横的家长习气，而又书香浓郁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人格很难不完备。自小，东坡受父亲影响，研习贾谊、陆贽的文章，希望经世济国，又作《易传》《论语说》《书传》，对儒学有了较精深的研习。中岁以还，名场阅历，多经坎坷，读《庄子》，以为先得其心。在宦途迭经起落之后，他深契于庄子“ 齐物” 的思想，并由此获得内心的安宁。晚年更参禅理，这帮助他更好地消解了痛苦。然而，也正因为他善于自我排解，其诗词始终不能臻于“ 以血写就”的至境。

东坡有一首《沁园春》，词中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的述志之语，他的人生，更是实践了他所倾心的蒙庄齐物之旨。晚年的东坡，和苏辙一同被贬，他俩在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路边有卖切面的，便买来同食。路边小摊所制，粗恶难以下咽，苏辙又当迁谪，心情不好，哪里吃得下去，于是放下筷子，不停地唉声叹气，而东坡早就把一碗切面吃得罄尽。吃完后，他慢悠悠地对苏辙说：九三郎，你还要慢慢咀嚼它的味道吗？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苏氏家族，人丁繁盛，自同一曾祖父算起，东坡排九十二，苏辙排九十三，故东坡称苏辙作九三郎。） 东坡的学生秦观，听说了这件事，感慨地说：这就跟先生喝酒一样。先生喝酒，不过是喝一种能让人醉的液体罢了。

东坡对人对事，是如此和易宽容，这样的人，本来应该福慧双全，一帆风顺才对。然而不然。“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后半生大都在贬谪中度过，他的人生，是千古才人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悲剧。如果说其他文士的运蹇多故，泰半是因为性情的缺陷，东坡的悲剧，却是因为他性情太完美，不能见容于污浊的官场。他是真正实践了孔子中庸理想的士子，然而从古以来，在任何社会，能如鱼得水的都是无原则、无廉耻的乡愿之徒，却不是“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的真中庸。苏辙称东坡“刚而塞”，意即原则问题绝无变通余地，这是东坡最为人忽视的人格精神，也正是这种刚塞有守、九死不悔的人格，决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东坡二十二岁高中进士第二名，又中《春秋义》科第一，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后丁母忧不出。（古代父母去世，须守孝二十七个月，不得出仕，谓之丁忧。） 二十六岁参加由欧阳修、杨畋特荐，仁宗皇帝主考的“制举”试，入三等。制举又称“大科”，是宋代选拔经世人才的重要手段。在宋代士子心中，制举出身的人，地位要高于科举出身的人。制举考试，要求士子不仅有极渊博的知识，还要有经纶世务的能力、漂亮的文采，要求极高。制举共分五等，一、二等从未有人中式过，仁宗朝明文规定，制举入三等，即依照进士第一（状元）的待遇授官，可见荣耀。两宋三百余年，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御试，只有四十多人入等，而入三等的，只有吴育、苏轼、范百禄、孔文仲四人。这一次制举，弟弟苏辙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东坡少年巍第，又得前辈名公欧阳修的真心奖掖，本该有似锦前程。的确，命运之神似乎尤其眷顾这位颖发的天才。英宗皇帝还在做藩王时，就听说了东坡的大名，登基后，想特诏东坡为翰林学士，宰相韩琦不同意，于是依照惯例，让东坡又参加了一次制举试。治平二年（1065），年方三十岁的东坡，再次制举三等，轰动朝野，自此得以进入馆阁，遂有苏学士之称。

入值馆阁，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做宰相。事实上，仁宗皇帝读了东坡兄弟的制举进策，“退而喜曰：‘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然而，终东坡一生，只做到了正二品的官，他后半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甚至身陷囹圄，差点连命都丢了。绝代仙才，成了被命运播弄的可怜儿。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东坡三十六岁，遭遇了宦途的第一次挫折。

宋神宗上台后，任用王安石施行新法，其本质是朝廷“ 看得见的手” 过多介入市场，民间经济遭到严重打击，朝廷越富，百姓越穷。儒家经典《大学》有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又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 自’ 是其的意思） 小人矣。”朝廷介入经济越深，便越会与民争利，侵害百姓，更何况，集中到朝廷的财富一定是效率最低的，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浪费和无法遏制的腐败，为小人佞臣捞取好处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一旦各级官员的欲望之门被打开，就再也没有谁能把它关上，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整个国家崩溃。王安石个人品格十分高尚，我认为他的诗才远在东坡之上，他与东坡政见不同，却能在东坡系狱时，上书神宗，为东坡求情。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太过理想化，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致为群小所趁。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急功近利、无所顾恤的法家思想，与儒家“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的保守主义的政治智慧，截然相反。

东坡第一反对的是王安石变革科举之议，又反对上元（元宵节） 采购浙灯，而真正得罪王安石身边的新党的，是东坡任进士考官，不齿举子迎合时势，争相指摘祖宗之法，遂向皇帝上疏反驳，深中新党之病。善于明哲保身的东坡，自请贬官，外放杭州通判。

但是新党并没有放过他。神宗元丰二年（1079），东坡四十四岁，新党何大正、舒亶 、李定等人告密，说苏轼的诗文诽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遂将苏轼下狱，由御史台根勘，史称乌台诗案。自分必死的东坡，给苏辙写诗诀别，这是他一生难得的两首绝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 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经》的传统是诗言志，陆机《文赋》则提出诗缘情。东坡的诗，与唐代白居易的诗一脉相承，很多时候既非言志，更非缘情，而是为了表达一种趣味，故其诗多不感人。但这两首诗，情感浓郁，直是喷泻而出，是东坡集中难得的精品。

乌台诗案，宰相吴充以下朝中正直大臣上疏极谏，太后曹氏也为东坡说情，但实际上，神宗虽然不喜东坡的政见，对其人则殊无恶感，遂决定结案，把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当时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是同以文学知名的王珪 。王珪 才华、学问、胸襟、经世能力远不及东坡，他由参知政事直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凡一十六年，官运亨通，秘诀只有一条，那便是揣摩上意，一切以神宗的意旨为准衡。他娴于官场文化，上殿进呈，就说“ 取圣旨” ；皇帝表明了态度，就说“ 领圣旨” ；退朝晓谕禀事者，就说“ 已得圣旨”。时人不齿，称他“ 三旨相公”。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庸官，却对东坡有着难以掩饰的刻骨仇恨。

东坡被贬黄州，照说新党该出一口气了，王珪 却依然耿耿于怀。那是卑贱对高贵、阴暗对光明的仇恨，与政见无关。神宗心里一直对东坡甚是赏识，便与王珪 商量起复东坡，回朝任用，王珪 百计阻挠，更向神宗进谗，说东坡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皇上您飞龙在天，他不知敬爱，却去求取蛰龙的赏顾，显然有不臣之心。在座另一位大臣章惇 赶紧说：龙不是只能指代皇帝，普通人也可以称龙。神宗甚有学问，立即道：是啊，古代以来称龙的人很多啊，比如说荀家八子，号称八龙，诸葛亮人称卧龙，难道这些人也是做皇帝的么？退朝后，章惇 面责王珪 ：相公说这话太过分了吧，您和苏轼有多大的仇，这是要让人家灭族啊！王珪 十分尴尬，辩解道：这样解诗不是我的发明，我不过是转述舒亶 的话罢了。章惇 见他毫无担当，于是也不再客气，说：舒亶 的唾沫你还去吃啊！

王珪 的谗言，实在是狠毒已极，倘若运气不好，遇到阴刻残险之君，东坡真有覆族之祸了。王珪 进谗失败，又立即诿过他人，更见出其内心的卑琐阴暗。东坡本是至诚君子，《诗》有之：“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君子的光明坦荡，没有让小人见贤思齐，反而更激起小人的幽仇暗恨，无论新党旧党，都容不下这位中行君子。

元丰七年（1084），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幼子苏遁病亡，苏轼便上表朝廷，请在常州居住，立即得到朝廷的许可。可是，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在路上的东坡听到消息，不由放声大哭。因哲宗年幼，宣仁太后摄政，启用旧党，东坡又得入朝辅政。元祐 四年（1089），五十四岁的东坡再一次得罪当权派，以龙图阁大学士贬去杭州做太守。在杭州，他留下了很多世俗意义上的好诗好词，脍炙人口，却多不能动摇人心。

东坡的这次外放，首先是因为他触迕了宰相司马光。这位编有《资治通鉴》的大学者，本来应该明白广开言路方能长保太平的道理，可是，权力让他头脑发昏，他一心只想尽废新法，却不知新法亦非百无一是，东坡比他看得深，也因此触怒了司马光，于是一团火气就向东坡发作。东坡却心平气和，对司马光讲：您亲口跟我讲过，当初韩琦做陕西大帅，您做谏官，与韩琦起了争执，韩琦很不高兴，您也无所顾虑，现在我跟您提意见，却不许我把话讲完，难道是因为做了宰相的缘故吗？司马光哑口无言，只好干笑几声，把场面混过去。然而至此，司马光就有了把东坡逐出都城之心，只是因为他不久病卒，才未及对东坡下手。

但旧党中那些希合求进的小人，对东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东坡的正直无私，更映衬出他们内心的阴暗卑琐，于是有人旧账重提，又拿乌台诗案说事，诬蔑东坡诽谤朝政；有人说神宗驾崩，东坡不知悲哀，反而诗里出现“ 闻好语”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罪该万死，幸好此诗刻石时日俱明，东坡又逃过一劫。

为什么无论支持变法的新党，还是反对变法的旧党，都不能容忍东坡呢？元祐 七年，东坡守扬州，从扬州教授任上离职的曾旼 ，到真州（今江苏仪征） 看望曾经权倾一时的新党人物吕惠卿。吕惠卿早年逢迎王安石，后来却出卖王安石上位，他之被贬，东坡兄弟很出了一些力，所以特别恨苏氏兄弟。知道曾旼 从扬州来，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吕惠卿问：你认为东坡是什么样的人？

曾旼 道：东坡是个聪明人。

吕惠卿怒道：尧聪明吗？舜聪明吗？禹聪明吗？——意思是尧、舜、禹才是真聪明，东坡也配？

曾旼 回答道：不是这三人的聪明，但也是一种聪明。

吕惠卿开始语带讥刺：你夸他聪明，这位聪明人他学的是哪一路学问啊？

曾旼 依然老老实实地道：他学的是孟子。

吕惠卿更加愤恨，咆哮道：你这是什么话！

曾旼 却神色不动，淡淡道：孟子的名言是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我就凭着这一点，知道东坡是学孟子的。

此言一出，吕惠卿如饮喑药，默然失声，再难反驳。东坡一生政见，只视其利于百姓否，只争是非，不论利害，而政治却要讲利害、讲平衡，这是东坡半生贬谪，不得骋志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