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别离的愁思，穿越了时空，被不同的人吟唱，被不同的人品味。而每当我们再次仰望这秋天湛蓝高远的天空时，也会想起一千年前那位倔强而刚强的男人，也会看到发黄的书页上，那滴没人看见的泪。

无可奈何的边关愁绪

我曾在拙著《在唐诗里孤独漫步》中谈道：

每个朝代都有边境，但却不是每个朝代都有边塞。边境是一个地理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山川、界河、烽火台；边塞是一个审美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大漠孤烟、夜雪弓刀、金戈铁马。或者说，边境是现实化的边塞，而边塞是诗化的边境。而要将边境诗化为边塞，不仅要有雄厚国力支持下的国民豪迈的自信，也要有能在沙场和诗坛两个战场都能纵横驰骋、游刃有余的诗人。

因此，汉代有边塞，唐代有边塞，而到了宋代，连称边境都勉为其难，最多只能称边关了。而边关，只能意味着固守防线，用消极的防御来维持暂时的平安罢了。

景祐五年（1038年）十月，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夏每年交战，宋军每战必败。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并请知延州（今陕西延安）。

宋代对军事的忽视在与外族作战中被充分暴露出来。范仲淹到任之后惊奇地发现，宋军很多骑兵竟然不会披甲上马，射手们射出的箭竟然就落在一二十步开外。“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王伦反叛的时候，一些州县官弃城而逃，朝廷要全部诛杀这些人，范仲淹就指出：“朝廷平时讳言武备，敌人来了却要官员为国家而死，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在他据理力争之下，这些守令得以保住性命。

面对西夏的崛起和宋朝军事的衰朽，范仲淹认为应该固守边关，坚壁清野，使敌军无隙可乘，于是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部属。但是好大喜功的大臣们却还高叫出击。庆历元年（1041年），宋军进攻西夏军队，好水川和定川寨的两战，损失兵将一万余人。节节失利之下，宋仁宗被迫放弃了主动出击的战略，而采用范仲淹固守边隘的主张。

范仲淹将延州建设成西北边境坚不可摧的堡垒，西夏人把他称为“小范老子”，以区别于以前频频丧师失地的范雍，还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雄兵”。

范仲淹是北宋少有的了解军事的大臣，皇帝对他十分倚重。当时大将葛怀敏在定川战败，敌人大举入侵，关中震恐，百姓纷纷逃亡山中。范仲淹率领六千士兵从邠州、泾州驰援。定川之败的消息传到朝廷时，仁宗指着地图对左右说：“如果范仲淹能够出兵救援，我就无忧了。”后来范仲淹出兵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大喜说：“我就知道范仲淹是可用之才啊！”

但是，这样的坚守却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权宜之计，也就在这里，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秋思》。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朝的边关，已不再有“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战功，也不再有“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豪迈。衡阳的大雁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而驻守边关的将士却不知何时能够回到故乡。暮色渐起，戍角悲鸣，层峦叠嶂之下，孤城紧锁，天地一片怆然。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悲凉，这样的无奈，这位坚强的男人的凛凛生气却没有被湮没。即使是悲，也不愿是悲哀，而宁愿是悲壮；即使是被迫退守孤城，心里也总挂念着建功立业。明代沈际飞说，“燕然未勒”句，悲愤郁勃，那些穷塞主哪里能有这样的词句！（参见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

的确，真正伟大的作品，需要有伟大心灵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心灵，不是醉生梦死、蝇营狗苟之辈能拥有的。当文人们还沉醉在花间的旖旎、婉约的柔情之中的时候，范仲淹用一首词撕裂了漫天的花雨，露出了青黑色的天幕，宋词的那一个辉煌的时代，即将到来。

四面湖山归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事实上范仲淹一生中从未到过岳阳楼。滕子京请他写文章的时候，范仲淹刚因为“庆历新政”失败，而被贬到邓州（今河南邓州市）。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宋夏局势有所缓和，范仲淹被调回东京，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此时，北宋官僚机构越来越冗余，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委派范仲淹等人实行改革。范仲淹很快呈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包括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高官推荐人做官、严密贡举制度、修整武备等十条改革建议。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于是，北宋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范仲淹罢免了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员，一次，枢密副使富弼有些担心地说：“您这样勾掉了官员的名字罢免他们，恐怕他们一家人都会痛哭啊！”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路是宋代的行政单位之一）

“庆历新政”和很多改革一样，触动了权贵的既得利益，于是，也和很多改革一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仅仅一年，在巨大的压力下，宋仁宗宣布废除一切新政，并将范仲淹贬到了邓州。就在这时，滕子京请求范仲淹为重新整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

坐在邓州的花州书院里，范仲淹写下了这篇名垂后世的《岳阳楼记》。此时，他眼前也许浮现出了屡次被贬途中的悲凉，远谪遐荒时的痛楚，薄暮冥冥，虎啸猿啼，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这样的心情，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断然不能写出的。也许词人又想起了自己多次被重新起用时的志得意满：把酒临风，宠辱偕忘，其喜洋洋者也。面对想象中浩荡的湖水，范仲淹终于明白了，人生总要历尽磨难，尝尽痛苦，但是，在更高的维度面前，这些都不重要，真正的男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这更高的维度，便是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作为一个士人，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于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穿越千山万水，从邓州的这个小院里，传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响彻在这碧水蓝天之际：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在写完《岳阳楼记》七年之后，皇祐四年，范仲淹去世，谥号文正。范仲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词人，他的词留传到现在仅有数首。但是，他用自己的人生为宋词之旅插上了一个显明的路标，这个路标指向以前从未有人指过的方向。于是，词人们开始寻回在晚唐五代时期丢失的风骨，寻回士大夫的精神。宋词开始逐渐走出男欢女爱的苑囿，用唐诗的精神去关注天下苍生，用杜甫白居易的眼光去凝视时代的悲凉。

范仲淹在祭拜东汉著名隐士严光时，曾写过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这篇文章的结句，也许正好可以为范仲淹自己做一个精彩的注脚：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