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家埃里克·厄斯莱纳（Eric Uslaner）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一书态度更为明确。他认为是不平等削弱了信任程度，而不是反过来。如果生活在社会资本更高的社会里，那么我们就会拥有更多朋友和邻居，这可能会增强我们对熟知之人的信任。但厄斯莱纳指出，“欧洲与世界价值调查”等衡量的是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人，而且他们往往和我们并无相似之处。他使用了多个来源提供的丰富数据，表明信任他人的人是乐观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控制感。父母的抚养方式也可能对孩子是否信赖他人产生影响。

厄斯莱纳与同事博·罗思坦（Bo Rothstein）一道对不平等与信任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统计检验，该研究表明，是不平等影响了信任，“信任对于不平等并无直接影响；相反，不平等才是起因”。（第45页）]厄斯莱纳表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信任程度不可能很高”；此外，收入不平等是影响信任的“首要因素”，胜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等因素。有助于建立信任的并非平均经济水平，而是经济平等程度。厄斯莱纳的图表显示，在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时期，美国的信任程度也下降了（见图表4.3）。该图表上的数字表明了1960至1998年间，每一年的信任程度与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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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3：随着不平等加剧，信任程度也减弱了。

多年来，不平等状况和信任程度的变化总是同步发生。当不平等加剧时，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互助也减弱了，人们只能竭尽全力地顾及自己。于是，信任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减弱了。不信任和不平等也会互相强化。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我们不太可能对不是同等地位的人怀有同情之心；物质差异会导致社会分裂。

<h3>信任是重要的</h3>

帕特南和厄斯莱纳都指出，信任会促成合作。厄斯莱纳的研究表明，信任他人的美国人也更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帮助他人。“信任者”也往往持有共同的文化信念，认为美国是由共享的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包容。他们也更加支持法律秩序。

信任不仅会影响个人的福祉，还会影响公民社会的福祉。信任程度高意味着人们感到安全，烦恼较少，将他人视为合作者而非竞争者。在美国进行的许多有说服力的研究确认了信任与健康的关系：信任程度更高的人寿命也更长。事实上，信任他人者往往生活在信任程度普遍较高的社群里，并从中获益；较不信任他人者则常常生活在类似的环境中，并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对于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身陷混乱局势的有些人而言，是否信任他人意味着生死之别。在芝加哥于1995年经历热浪时，信任他人对于求生同样至关重要。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利嫩伯格（Eric Klinenberg）在关于这场热浪的书中指出，贫穷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信任程度低、犯罪率高的地区，他们过于害怕，不敢打开窗户和家门，也不敢离家前往政府设立的避暑中心；人们也不关照邻里，以至于数百名老人和弱势人群死亡。然而，同样贫穷的拉美裔社区信任程度更高，社群生活更活跃，死亡风险也要低得多。

<h3>袭击者与特立独行之人</h3>

也许，另一项能够表明社会关系受到侵蚀、信任程度下降的迹象在于1980和1990年代运动型多功能车（SUV）的大受欢迎。在英国，这种车辆被贬义地称为“切尔西拖拉机”——切尔西是伦敦的富人区；这个绰号讽刺了在拥堵的城区驾驶大块头越野车的愚蠢行为。SUV车的名字往往会让人联想起猎人和户外活动者的形象：欧蓝德（Outlander，意为外乡人）、探路者（Pathfinder）、切诺基（Cherokee，为北美原住民部落名）、牧马人（Wrangler），等等。还有一些名字甚至会令人联想起士兵和战士等更加强悍的形象：游骑兵（Trooper）、卫士（Defender）、将军（Shogun）、袭击者（Raider）、指挥官（Commander），等等。这些车辆的地盘并非真正的丛林，而是“都市丛林”。

SUV大受欢迎不仅仅表明人们希望自己看上去很强硬，这种现象还体现了人们之间不信任的加剧，因而需要远离他人，找到安全感。乔什·劳尔（Josh Lauer）在他的论文“被驱赶到极致”（Driven to Extremes）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何军人般的粗犷压倒了速度和造型，成为了人们优先考虑的因素？SUV的流行又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何种趋势？他的结论是，这种现象反映出了美国人对待犯罪和暴力的态度：赞赏粗犷的个人主义，以及要求躲开他人——也就是不信任。这种大型车辆不具备合作性的公共精神，也不愿接纳搭便车者——恰好在不平等于1970年代开始加剧时，搭便车的数量也开始减少了。正如一位人类学家观察到的，人们试图通过“驾驶如同装甲车一般的SUV、尽可能地令潜在的袭击者感到畏惧”，从而摆脱这个残酷、互不信任的社会造成的威胁。民意调查人员迈克尔·亚当斯（Michael Adams）在文章中谈到了美国与加拿大的价值观差异。他指出，在加拿大小型车的销量好于SUV，是后者的两倍；在美国这一比例正好相反（显然，加拿大要比美国更为平等）。在SUV大受欢迎的同时，其他迹象也表明美国人愈发对他人感到不安和害怕：封闭式社区数量增多；家庭安保系统销量增加。近些年来，由于燃油成本的急剧升高，SUV的销量也开始下滑，但人们仍旧钟爱粗犷的形象：外观强悍的小型跨界休旅车销量仍在上升。

<h3>女性的地位</h3>

从许多方面来看，如果按照脸谱化的形象进行分类的话，更不平等的社会看上去更具“男性气质”。对这一点进行检验后，我们发现女性的地位与信任程度及社会关系的好坏一样，也受到不平等的影响。

美国女性政策研究所制定了衡量女性地位的指标。借助于这些指标，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女性地位与各州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这三大指标分别是：女性的政治参与、就业与收入，以及社会与经济自主性。我们将各个州的三大指标综合起来，考察其与各州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结果发现在较不平等的州，女性地位要糟糕得多，尽管二者之间的关联并非特别强有力（见图表4.4）。图表上的点分布得相当分散，这表明不平等之外的因素对于女性地位同样有影响。尽管如此，这种趋势依然不能被归结为偶然：在较不平等的各州，担任政治职务的女性人数较少，女性收入较低，完成大学学业的女性人数也较少。

跨国比较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图表4.5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将议会中女性所占比例、男女收入差距、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等指标综合起来，我们发现较平等社会中女性地位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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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4：美国各州的女性地位与不平等状况。

考虑到日本是一个相当平等的国家，其女性地位要比我们预期的更低；意大利同样如此，瑞典女性的地位则比预期更高。正如图表4.3中点的散布情况一样，这同样表明其他因素也会对女性地位产生影响。在日本和意大利，传统上女性的地位要低于男性，瑞典女性则拥有争取权利的悠久传统。不过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收入不平等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联不能归结为偶然，有迹象表明较平等社会中女性地位更高。

流行病学家还发现，女性地位较高的美国各州，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也较低。而且，女性的总体地位会对富裕和贫穷的女性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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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5：富裕国家的女性地位与不平等状况。

<h3>跨越国界的信任</h3><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4549626.jpg" />

图表4.6：富裕国家的对外援助金额与不平等状况。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如信任他人者更热心于慈善事业一样，较平等的国家对待贫穷国家也更加慷慨。联合国制定的对外发展援助目标为国民总收入的0.7%。只有挪威、瑞典、丹麦和荷兰达成了这一目标，它们比联合国所期望的更为慷慨。此外，图表4.6（其数据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明，就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而言，较不平等的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也要少得多。在这张图表上，日本和英国是两个离群点。日本的对外援助少于预期，或许是因为二战之后它便退出了国际舞台。英国的对外援助多于预期，则是因为它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殖民历史联系。

<h3>我们知道了什么</h3>

我们在本章中表明社会信任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不过，存在关联当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平等是提高信任程度的前提条件（尽管二者之间几乎肯定存在相互反馈的关系）。理由之一在于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强有力的，图表4.1和4.2的陡峭程度表明了这一点。瑞典人比葡萄牙人更愿意信任他人。任何其他解释都需要达到如此有力的程度，才是有效的。但在我们的统计模型中，无论是贫穷程度，还是平均生活水平，都无法对这样的结果作出解释。我们还发现，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二者之间均存在关联。此前我们曾提到厄斯莱纳和罗思坦是如何通过统计模型来确立不平等与信任程度之间的因果次序的：是不平等影响了信任程度，而不是反过来。不平等与女性地位以及对外援助金额这二者的关系令我们更加坚信，是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不同人群间距离感的增加，使得我们更倾向于将他人视作“他们”，而非“我们”。

总之，我们可以将信任程度视为一项重要的标志，它表明物质上更加平等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有利于所有人、更具有凝聚力和合作性的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