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无疑的是，每个人的眼神都能确切地反映他在众人之中的地位，而且我们永远在学习该如何解读它。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生活的准则》（The Conduct of Life ）

正如上一章的数据所显示的，为何不平等以及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会对我们造成如此强有力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九章里，我们将探讨不平等与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涵盖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但在此之前，我们希望探讨人类之所以对不平等感到十分敏感的原因。

不平等是广阔的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方面，因此，要想解释不平等引发的后果，就需要探讨个人是如何受到社会结构影响的。被健康状况不佳、经常使用暴力、成为青少年母亲这些问题困扰的，都是个人，而非社会。尽管就个人而言无所谓收入分配，但在广阔的社会中，个人总是有着相对收入、社会或阶级地位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表明，个人对社会的敏感心态正是社会不平等会造成深远影响的原因。

要理解我们为何容易受到不平等的伤害，就得讨论我们共同具有的某些心理特征。当我们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或是写作时，人们太过经常误解我们的意图。我们并不认为这一问题只和个人心理有关，也并非认为应该改变的是人们的心态，而非不平等的程度。要想解决不平等引发的那些问题，解药不在于对大众进行心理治疗，从而令所有人不那么容易受到不平等的伤害。对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伤害，最佳的回应方式是减少不平等。我们所呈现的这幅景象中最为激动人心之处在于，提高所有人生活质量与福祉的方法不在于在自来水中加入抗焦虑药物，或是实行大众心理疗法，而在于减少不平等。社会福祉与社会关系的恶化远不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止的，而是可以逆转的。认识到不平等导致的后果，意味着我们突然拥有了一项可以增进全社会福祉的政策。

某种强有力的机制使得人们对于不平等十分敏感。单从社会结构或是个体心理的角度，都不足以理解这种机制。个体心理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锁与钥匙。人们此前之所以没有充分意识到不平等导致的后果，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未能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h3>焦虑情绪的增多</h3><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454Y50.jpg" />

图表3.1：1952至1993年间，美国大学生焦虑程度上升。数据来自269个样本，涵盖52000人。（经特文格的亲切许可，我们重新绘制了该图表。）

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物质舒适与便利的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自然有理由质疑为何人们总是会谈论紧张情绪，就仿佛生活艰难得难以继续一样。然而，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让·特文格（Jean Twenge）收集了令人惊讶的证据，表明我们要比过去焦虑得多。通过审视不同时代焦虑程度的大量研究，特文格发现了某种清晰的趋势。她收集了1952至1993年间对美国焦虑程度进行的269次比较研究，涉及人数总计超过52000人。特文格发现，在这四十年间，焦虑情绪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图表3.1所呈现的是对于男性和女性的研究结果。图表中的每个点是研究记录下的当时的平均焦虑程度。这么多研究都明确无误地呈现出上升趋势。无论考察的对象是大学生还是儿童，特文格都发现了同一种模式：在这段时期的末期，大学生的平均焦虑程度要比这段时期之初总人口的85%都更为严重；更加令人惊讶的是，1980年代末时美国儿童的平均焦虑程度要比1950年代儿童心理疾病患者都更为严重。

这些证据源自对人口样本的焦虑程度进行的标准化衡量。认为人们只不过是变得更加在意焦虑情绪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上述结果。据我们所知，抑郁症等相关症状同样呈现出了恶化的趋势。抑郁症与焦虑情绪有着密切关系：受到前者折磨的人往往也会受到后者折磨，心理医生也往往以类似的方式治疗这两种症状。如今有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抑郁症发病率有了大幅提升。有些研究考察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将两代人的体验进行对比，同时注意避免出现某些纰漏，例如人们的心态更加警觉导致更经常地汇报抑郁症病例。另外一些研究则跟踪了生于不同年份的代表性样本，并对抑郁症发病率进行了对比。例如在英国，对10000多人的调查表明，与出生于1958年的人20多岁时的抑郁症发病率相比，出生于1970年的人20多岁时的抑郁症发病率高达两倍。

对这些研究的审视表明，在许多发达国家，焦虑和抑郁的症状都明显增多了。对于青少年而言，与之相伴的还包括犯罪、酗酒和吸毒等行为问题的增多。这些问题“影响到了所有社会阶级、所有家庭形态的男性与女性”。

在探究焦虑情绪的增多与不平等之间有何关联之前，重要的是弄清焦虑情绪的增多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我们并非暗示焦虑情绪的增多是不平等加剧导致的。事实上这种可能性要大打折扣，因为在许多国家不平等的加剧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而在此之前焦虑与抑郁情绪就已经开始增多了（然而，不平等的加剧有可能使得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趋势进一步恶化了）。

<h3>自尊感与社会不安全感</h3>

要探究何种因素导致心理健康状况呈恶化的趋势，一项重要的线索在于：令人意外的是，有证据表明，与之相伴的恰恰是乍看上去被人们认为是自尊感的心理现象的增多。和过去进行对比，与图表3.1呈现的焦虑情绪的趋势十分类似，对自尊感的标准化衡量同样呈现出清晰的长期上升趋势。看上去情况似乎是这样：尽管焦虑情绪不断增多，但人们对自己也愈发持有积极的观点。例如，人们更愿意表示为自己感到骄傲，更有可能赞同“我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表述，并且似乎抛开了自我怀疑和自己是“无用的”或“压根不够出色”的看法。特文格表示，在1950年代只有12%的青少年赞同“我是个重要人物”这样的表述，但到了1980年代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0%。

那么，究竟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表面上，人们变得更加自信与变得更加焦虑与抑郁似乎是矛盾的。答案实际上在于，我们对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变得愈发焦虑，这反过来促成了一种防御机制，令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不安全感时能够保持对自己的信心。该防御机制中含有一种不安全的、具有自我推销性质的自负感，这种自负感经常被错误地当作强烈的自尊感。对于这些问题，似乎很难得出板上钉钉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我们讨论的是整个群体的一般趋势。不过，让我们简短地考察一下自1980年代的“自尊运动”以来所积累的证据吧，这些证据将表明发生了哪些情况。

多年来，许多研究小组考察了在某个时间点上个体间关于自尊感的差异（而不是一段时间以来人群的一般趋势）。他们注意到，有两个群体得分最高。在第一个群体中，伴随着强烈自尊感的是积极的结果，往往与幸福、自信、能够接受批评、善于交友等特征相关。然而研究还发现，另外一个得分很高的群体表现出了暴力与种族主义倾向，他们对于别人很冷漠，人际关系很差。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发明一种心理测试方法，区分健康的自尊感和不健康的自尊感。健康自尊感的核心是理由充分的自信心，能够理性、确切地认识到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长处，并承认自己的短处。另一种自尊感主要是防御性的，含有对弱点的否认，是试图鼓励自己的内部机制，目的是在自尊受到威胁时维持积极的自我认知。因此，这种自尊感总是脆弱的，就如同在黑夜里吹口哨壮胆一般，而且面对批评时的反应会很糟糕。具有不安全的强烈自尊感的人们对于别人往往很冷漠，过度专注于自己，过于在意成功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这种不健康的强烈自尊感常常被称为“受到威胁的自负感”、“不安全的强烈自尊感”，或是“自恋心态”。将自恋心态与真正的自尊感区分开来，并对这种心态的趋势进行比较研究，所需的数据直到相对较近的一段时间才能获得。通过研究，特文格揭示了这种心态的上升趋势。她发现截至2006年，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生在自恋心态一项上的得分要高于1982年的平均水平。如今，人们似乎已经普遍认可了这一点：变得愈发强烈的是不安全的自恋心态，而不是真正的自尊感；对于年轻人而言尤其如此。

<h3>对社会本身的威胁</h3>

因此，随着焦虑感一同增强的并非自尊感。相当显而易见的是，与焦虑感一同增强的是自恋心态，而且这两种心态有着共同根源。所谓“社会评价威胁”的增强导致了两种情绪的上升。如今，许多迹象都能表明现代社会中压力主要来自何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在高压下生活不利于健康；此外，研究人员花费了许多时间，试图弄清身体会对压力作出何种反应，以及社会中压力的最主要来源是什么。多数研究关注的都是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中心压力荷尔蒙，在唾液和血液中能够轻易地测量这种物质。皮质醇的释放是受到大脑触发的，其功能在于让我们在生理上做好应对潜在威胁和紧急状况的准备。现在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邀请志愿者进入实验室，测量他们在处于压力情境和面临压力任务时唾液中皮质醇的水平。不同的试验使用了不同的压力源：有的要求志愿者解决许多算术问题（有时还将他们的成绩与别人进行公开比较），有的令志愿者暴露在嘈杂的环境中，或是要求他们写下某段不愉快的经历，又或者录制他们完成任务的过程。鉴于这些试验使用了多种压力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萨莉·迪克森（Sally Dickerson）和玛格丽特·凯梅尼（Margaret Kemeny）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这些试验的结果来考察何种压力源是导致皮质醇水平上升的最主要因素。

她们收集了来自208份已发表的试验报告的研究结果，这些试验都测量了面对压力源时参与者的皮质醇水平。她们还对压力源进行了分类，发现“含有社会评价威胁（例如对自尊感或社会地位的威胁）的任务，比不含有此类威胁的压力源，更容易导致皮质醇水平发生了大幅度变化；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其他人可能会对参与者的表现作出负面评判；当参与人员的表现不可控时，情况尤其如此”（第377页）。她们指出，“人类被驱使着保持社会自我，对可能损害自己的社会尊严或社会地位的威胁十分警觉”（第357页）。社会评价威胁指的是那些可能导致人们的尊严受到伤害的威胁，这通常含有下列元素：试验中观众会对参与者的表现进行评估；可能进行负面的社会性比较，例如得分低于其他人；表现的过程被拍摄或记录下来，从而有可能在事后进行评估。当社会评价威胁与参与者难免失败的任务（例如这项任务故意被设计成无法完成的，或者提供的时间太少，又或者无论表现如何，他们都被告知自己失败了）叠加在一起时，会出现最高程度的皮质醇反应。

人们发现，最强有力的压力源是社会评价威胁；此外有证据表明，与焦虑感上升相伴的是对于不安的自我形象的自恋式保护；这二者十分匹配。正如迪克森和凯梅尼所言，我们试图保护的“社会自我……反映了一个人的尊严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者对此人价值的认定为基础的”（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