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狗在石英家住了一年。虽然多了一张嘴吃饭，但石英的家境却有了明显的好转，可见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年是1968年，就是马丁·路德·金遇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年，但不要说这些国际上的事情，连北京在发生什么，白狗闭目塞听，都完全不知道了。年底的一个晚上，石英没有回家，白狗着了急，到山上附近的邻居家里用蹩脚的当地方言询问，可是大家一听石英的名字，都露出一种高深莫测的笑容，谁也不说话，只是指指山头。无奈之下，一介书生白狗腰插砍竹刀，上山找他的好朋友去了。

快到山顶时，只听一阵歌声传来，其间夹杂着一些当地人的起哄声。这种起哄声洋溢着幸福感和难以抑制的喜悦，是在山外面听不到的。赶到山顶的平地一看，一棵大树之下，石英跟一个当地姑娘手拉手正在唱歌跳舞，外面围了一圈起哄的老百姓。这些起哄的人真心替里面的人儿高兴，哄了一会儿，他们就再也憋不住了，纷纷拿出喜庆用品，跳起杂技一般的舞蹈来。

当时，破四旧还没破到这个山洼里来，这也就是说，石英跟这个姑娘通过这个简单的仪式，已经被认可结婚了。

白狗弄明白以后，很替自己的好哥们儿高兴，于是作诗一首，诗曰：

<blockquote>惊闻山上乱纷纷，</blockquote><blockquote>原来石英要结婚。</blockquote><blockquote>姑娘长得真不错，</blockquote><blockquote>看得我也想结婚。</blockquote>

写完之后，白狗忽然惊觉自己的诗才全都不见了，如果是两年前，自己断不会写出这种张宗昌味儿的诗来。他喜欢的是韩柳欧苏，李白杜甫。当然，这些人的诗都加在一起，也比不过毛主席的诗。一想到这种事还需要事后补充，白狗顿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山坳坳里停留得已经太久了，觉悟下降了，文化水平也下降了。

他准备跟石英告别，回到红色的海洋中去。说实话，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山外面还有没有红色的海洋。

过了一阵子，有一天他收拾停当，正准备出门去迎石英，好跟他告别，没想到石英带着媳妇正进门，笑呵呵地拉住他说话。虽然此时白狗已经能跟当地人进行简单的交流了，但还是一段儿一段儿的，他们的语法太复杂，难以掌握。石英跟他说话，得用名词堆砌，然后辅以动作，他才能看懂。这天，石英指着媳妇的肚子，又指了指白狗，然后说：“孩子！”白狗一惊，心说，当地还有这种习俗吗，指我干吗？他连忙对石英解释道：“不不不，兄弟，你不能这样，我们是文明人，孩子是要自己跟自己的老婆生的，不能请朋友帮忙。”石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顿足道：“孩子，结婚！”说完又指山顶，又跳舞。两人比画了一下午，白狗终于搞明白了。

石英是想让白狗也生个孩子，然后跟他们的孩子结婚。在当地，这是一种对亲密友情的至高无上的表达方式。翻译成我们的话说就是指腹为婚，区别是有时他们会指男人的腹，因为这个男人眼下还没有媳妇。白狗弄懂了之后，十分困惑。他如果在这个时候跟石英说自己要走，似乎太不仗义了。但是如果不走，又想不出拒绝的理由，于是只好支支吾吾地点了点头。

石英一看他点了头，大喜过望，拿出一只小银镯子来，塞给他。这镯子口径跟一块自来白差不多，显然不是给大人戴的。两人进屋以后，白狗回想起石英结婚以来这些日子，因为只有一间破屋，所以他们只能用竹屏风隔出两块空间来住，石英跟媳妇有没有制造过孩子，他当然是听得真真儿的了。白狗心想，就冲这种住法，也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当天夜里，他给石英留下了一封信，然后连夜出山，投奔军代表去了。

白狗留给石英的信里，除了告别，还提出了三个问题：

1．如果我们都生了男孩或女孩，怎么办？

2．我们那里到二十岁才结婚，你们这里十六七就结婚了，这个时间差怎么处理？

3．等到二十多年后，我的孩子拿着镯子来找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已经结婚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是指腹为婚领域的经典FAQ，历史上也有很多答案，最常见的三个答案是：结拜兄弟／姐妹、等、不可能。石英大概也会这样回答，如果他能看懂的话。白狗留下了老家的通信地址，但他知道石英不可能给他写信。他这一走，石英对他一定失望透顶，但他一定要回到山外面去。什么才华流失，这些不过是借口罢了。他在信的最后附了一首《水调歌头》，体现了他的真实水平。至少不是张宗昌范儿的。

白狗就这样回到了老家，又辗转去了内蒙古。他娶了当地的姑娘，1972年生了一个儿子。他把镯子给儿子戴上，结果儿子总是咬它捏它，把镯子都捏变形了。这一年距离白狗离开山窝已经四年了，等这个孩子二十岁时，石英的孩子大概已经二十三四岁了，女孩的话这在当地是不可能不嫁人的年龄了。

听到这里，我们都觉得故事既狗血又传奇，但隐约有什么地方感觉不对。我们看着眼前的白老板，觉得故事的结局大概已经能猜到了，结果等我们往后一听，不但发现了不对的地方在哪儿，还发现之前的狗血和传奇都根本算不上狗血和传奇。而且结局也猜错了。

在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中，白狗渐渐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他把精力放在革命诗歌的创作上，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但在“文革”末期，郭沫若先生发表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之后，白狗自惭形秽，把这些手稿都撕了。这一年，他有了第二个儿子，此时大儿子四岁，石英的孩子七八岁。

白狗的大儿子叫白新文，二儿子叫白新武。他给这两个儿子起名的时候福至心灵，忽然想到了让白姓不那么负面的办法。比方说，白崇禧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一点不负面，你只要别用一个现成的动词当名字就行了。

白新文随妈妈，生得细皮嫩肉，说话慢条斯理，兼有近视，戴上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白新武随爸爸，身高体阔，孔武有力，性格刚毅，说一不二。两人开始接受教育时，“文革”已经结束了。后来改革开放，白家兄弟都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的教育，但反映出来就不太一样。老大变成了一个文艺青年，有点神神道道的，老二则朴实无华，踏实肯干。等到高中毕业时，老大决定浪迹四方，追随其父的足迹，做一名云游诗人，这种想法在九十年代初是很先锋、很浪漫的。老二则考上了大学，学物理。

白狗一看老大的性格如此洒脱，心说正好，你云游去吧，我给你指条明路！于是找个合适的时机，跟白新文把二十年前这段往事说了。按说，这是一段佳话，放在当年，也是既先锋又浪漫，没想到两人一下子说翻了。这是因为“结婚”这个词对刚刚崭露头角的文艺青年和诗人来说太烟火气、太世俗、太不浪漫了，何况还是去跟山里的村姑结婚。白新文说：“我又不认识她，我们之间能有爱情吗？”爱情这个词在那个年代也就能从白家哥们儿嘴里说出来。

白狗勃然大怒，二十年来积蓄在心头的压力一下子喷薄而出。他说了一大串没过脑子的蠢话，把自己都震惊了。比方说：我跟我的救命恩人指腹为婚，这是多么神圣的约定，我怎么能放任你破坏它！这种话在当时来说是标准的屁话，尤其不应该从一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人嘴里说出来。当时的人们虽然不太好意思公然谈论爱情，但私下里谈得很欢，而且非常反感包办婚姻。年轻人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认为自己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父母而活，你跟别人瞎约定，干我鸟事，我刚起床牙还没刷呢。父子俩闹翻了之后，白新文就带上几个零钱，离家出走，重游大串联老路去也。

这一年白新武二十岁，白新文二十四岁。石英的孩子如果健康地活着，恐怕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很难想象在当地这么大年纪的姑娘还没嫁人。白老板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都已经发现了之前感觉不对的地方问题之所在——白老板看起来很年轻，而且高大威武，他听起来不像哥哥白新文，倒像是弟弟白新武。

白老板像所有擅长讲故事的人一样，在这里给我们拴了个扣，忙活生意去了。我们愣在当场，慢慢消化着这个故事。故事讲到后来，节奏明显加快了，这是因为结局已经显而易见，我们所有人都猜错了。白狗没有毁约，真把自己的儿子送来了这个山村。不但如此，他还真的找到了石英的孩子；不但如此，石英还真的生了个女孩；不但如此，这个女孩还真的等到了二十八岁没有嫁人；不但如此，两人还真的结了婚；不但如此，结婚后他们还开了家门脸这么大的饭馆，现在有了女儿，看起来日子过得美极了。我这一串“不但如此”如果放在高考试卷上，作文准保得零分，但是这些让我们吃惊的事情联系得太紧密了，我只好这么写。

却说当年白新文出走后，白狗一筹莫展，整日里饮酒消愁。白新武锐身自任，表示愿意为父亲完成这个重大的约定，令白狗又惊又喜。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白新武辍学来到这个古村，找到了石英的女儿。石英的妻子1982年死了，但石英还活着。九十年代末，一家旅游集团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发现了这个依山傍水的古村。他们保留了村内所有居民和住房，投资让他们开店做买卖。后来，山上修路，一部分村民的房子和山地被占，得到很多补偿款，石英家就在其中。这个砍柴少年如今已经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有钱很多很多倍了。他六十多了，早就不砍竹子了，在后院陪孙女玩火烧战船，很少到前面来。

他当年砍竹子的那个地方，如今也开发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想看看他砍过的竹子，非得交三十块钱才行。墙上那些七扭八歪像是用脚写的书法作品就是他写的。也算自成一体吧。

同行的有个作家问白老板：“你就是弟弟白新武？”

我真想泼他一脸奶茶。

白老板一笑：“讲这半天，你要连这点都没整明白，你可真没治。”

我很想见见那个替父亲遵守约定守候了二十八年的白夫人，可惜没见着。掐指一算，这位老板娘如今四十五六岁，年富力强，不知道为什么没在堂上奔忙。可能做什么更大的生意去了。想到这里，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我该管白新武叫“白老板”还是“白老板娘”呢，这种倒插门老板我还是头回遇到。技术上讲，他媳妇才是老板，他最多叫CEO。

我又问到他哥哥白新文的下落。白老板说他哥哥后来云游得穷了，只好回老家；因为没上大学，没有一技之长，只好种地为生。我问：“他来看过你们吗？”白老板说：“当然来过，可是我没见着，我媳妇见着了。”有一年，白新文云游到此，穷得肋骨透风，饭都快吃不上了。他大概是在附近的巷子里埋伏了很久，等到白新武出门进货，他去找老板娘讨了碗奶茶喝，喝完潸然泪下，对老板娘说：“你真是个好人。”临走时，他用随身携带的钢笔留下一幅字，上面写道：

“有人说／我们的奶茶／挺好喝的／扯犊子／我们的奶茶／是天下最好喝的”

写完又说，我是诗人，我的诗很有名，你们可以印在杯子上，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我看了看杯子上的诗，想不出白新文当时的心情。他想必觉得弟弟正过着自己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一生都在梦想的生活——在一个游人如织的古镇里开一家奶茶店。他看到老板娘的时候，心里想些什么，我就没法分析了，因为我这人太猥琐，分析出来也尽是些猥琐的想法。

同行中有个人提出了一个终极思考，他说：“白新文当时肯定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疑问——白老板和老板娘之间的感情，到底是不是爱情，值不值得歌颂？”

我说：“这个问题的答案，用我们北京人的话说，你们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