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没有放弃行走。
“所以:怀着对你好客收留(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以及分享食物的感激,我想说——无论你是否向我指了德国边防线上的缺口或者有人管理的关卡没有,我都会继续走。直到我倒下为止。”
燕子男沉默不语。希塞尔先生又痛饮了一口伏特加,等他再次讲起来时,又带上轻松的愉快劲儿,那种状态如果不是出自真心实意,听着会显得恰恰相反。
“就这样!你有你本来活不下去的女孩,我有我不能演奏的单簧管……可她有什么呢?”
第二天早晨,安娜醒来的时候,希塞尔先生已经做完祷告,他笑眯眯地俯视着正揉着睁开的眼睛的安娜。
“早上好,yidele[21]。”他说,“今天我们该做什么呢?”
那时,他们距离当时所谓的“波兰总督府”管辖的最东边界已经不远——是狼族掌控的波兰领土的最远端——为了穿过德国人的防线,到达熊族占领区,他们必须要渡过布格河[22]。
燕子男给他们选择了个渡口,两岸距离树林都很近的地方。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渡过相对平缓的河水,不被发现,到了对岸他们无须走多少路便可再次隐身了。从地形学的角度看,这个渡口几近理想:虽然水势大,但水流缓慢,河面没有别处宽,两岸都有树木提供掩护。
唯一的问题是那座桥。
渡口下游有座具有明显战略意义的桥。在桥的西头德国人派驻了一个步兵小分队和轻型野战炮兵部队,他们三个在游走期间发现另外几股增援装甲部队和步兵在树林后方聚集。苏联方面,他们看到的迹象是大约有一个排的步枪手在执行警戒任务,很可能还有更多兵力。
他们打算在离那座桥尽可能远的地方渡河,然后进入岩石遍布、河面比较宽的地段,那里水波起伏,浪涛泛着泡沫。他们还讨论过冒险走到更上游的地方渡河,那里水流和逆流稍微湍急些——这样的话他们就看不见那座桥,但是,这个想法出于为安娜考虑,最终被否决。万一燕子男和希塞尔先生出事了,在水流平缓的地方,安娜仍然有可能走到对岸,但在水流湍急的地段,她肯定没有希望。选定的渡口跟桥之间的距离不是很短,慎重起见,大家认为这个距离差不多够了。
具体到这个地方,谁都完全没有把握河有多深,但他们决定至少涉过去试试。现在安娜比离开克拉科夫的时候长高了许多,不过还是让人怀疑能不能走完全程,燕子男答应紧紧拉着她的手。如果需要,他准备抱起安娜。希塞尔先生提出一路把安娜扛在肩上,但她觉得这会招来不必要的关注,燕子男表示同意,还说,如果哪个士兵决定开枪,她就会毫不费力地成为目标,这个建议立刻被否定。
他们决定在黄昏时分,太阳沉落到地平线下面的时候开始渡河。逐渐暗淡的夜色有助于让他们躲开侦察,也许可以充分利用最后几许夕阳的赏赐,到遥远的彼岸时,他们可以借余光在林中指路导航。
这样的越轨行为明显让希塞尔先生兴奋不已,太阳已沉没到对岸的树叶和树枝中,他站在河边的树下,两只脚交替地轻跳不已。
“行了吗?我们该出发了吗?”
“还不行,”燕子男说,“等你把靴子系好了再出发。”
希塞尔先生非常犹豫,不停地辩解,假设着大同小异的幻想,认为如果没有鞋带当肩带,他就会忘记或者丢失单簧管。但是,除非希塞尔先生绑好鞋带,否则燕子男断然拒绝向前迈出一步。
燕子男用冷漠、略微有些犀利,同时又极其理智的口吻说:“如果你的靴子卡在河床的岩石中间了,怎么办?希塞尔先生?如果你正要抬脚向前走,靴子掉了怎么办?如果我们上了岸,让俄罗斯士兵发现了,我们需要跑,怎么办?如果——”
“好吧,”希塞尔先生说,“好吧,你讲得有道理。”说着解开单簧管的挂绳,绑好鞋带。
“还好,”他说,“我们是从德国人这边向俄国人那边渡河,那边不会有多少人来追我们,我想象不到德国人会过桥来追我们。”
他拉紧鞋带,抬头冲安娜笑着。“感谢上天赐予的小小恩惠。”
“行了,”燕子男说,“我们需要的光线快没了。”
到达河边前,燕子男颁布了一项严明法令(尽量快速移动,但速度不要太快。没有什么比逃跑更容易吸引追逐)。他们从隐蔽的树林中出来时,希塞尔先生想全心全意遵守这些规矩。结果,安娜和燕子男身材瘦削,过河时很轻松,可是,希塞尔先生身躯宽大,只好奋力向前,即便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想要跟上另外两位漫不经心的步子都需要苦苦挣扎。
他们快到河对岸时俄国人开枪了。
起先只开了一枪,一个哨兵在桥正中间附近巡逻。但是,很快,就有五到十支步枪,俄国人和德国人都朝他们这个方向射击起来。士兵都从原地,不是正在巡逻中就是从驻扎在两边桥头上射击的。他们开火时整个桥在黑暗中火花四溅,像数不清的小星星诞生,存活瞬间,又倏忽死灭。
有人向你开枪时,你的五脏六腑会变成一个黑洞。有人向你开枪时,你体内的血会燃烧起来。
安娜的脚轻松地踏上河岸,然后使劲往上爬,挣扎着来到干燥的陆地,接朝树林跑去。跑到半路时,她回头望了望希塞尔先生和燕子男。
在子弹微微喘息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燕子的一条瘦长腿已经登到干燥的河岸上。他回头看了看希塞尔先生。希塞尔先生还在吃力地渡河,大概已经渡过三分之二。子弹擦过时,在他身边炸开一块一块的小水滩。
燕子男朝安娜大喊大叫:“朝树林里跑!快!”他又转身投进水中。
燕子男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希塞尔先生手指没拿稳,单簧管从身边漂走,朝下游桥的方向流去,黑木管淹没在漆黑的水中。安娜从他的眼里看到:追回心爱的愚蠢的无用的单簧管的需要取代了到达遥远河岸的渴望。
安娜开始担心起来。她看得出将会发生什么。燕子男到希塞尔先生跟前时,会把他从水中拉出来,却任由单簧管漂走。他会抱住希塞尔先生,朝树林方向拉,希塞尔会拼命抵抗,不想扔下自己的单簧管。最后两个人都被抓住、打死,她又要孤身一人了。
但是,燕子男却从水中抬起脑袋,朝希塞尔先生大喊:“走!快走!”燕子男再次消失在水底下时,安娜惊奇地看到希塞尔先生用尽全力,在水中拼命搏击,快速穿过河水朝她这边蹚过来。
当他快到河岸时,燕子男从距离单簧管差不多只有一尺的水里冒出来。没用几秒,他就抓到那东西,然后又潜进水里,长长的身躯娴熟地摆动着,好像自己只是一道水波。
这时希塞尔先生和安娜已经到了树林边,等着燕子男过来。他从水里冒出后,像拿着水淋淋的火炬般举起单簧管。三个人拔腿往森林里跑去,安娜从没见过那种飞奔的速度。安娜也跑起来,拼了命跑,为了命跑,用了命跑。她发觉自己又是哭又是笑,发现自己居然还没死后欢呼呐喊,高兴得难以形容。
这时安娜觉得他们三个全都顺利过了河,完好无损,简直是个奇迹。只是到了晚上,希塞尔先生用那个罐子里的火柴烧伤口时才得知,燕子男长长的右手小指的关节头被打掉了。
肯定会有人追上来,那天晚上他们却没有看见俄罗斯人。也许他们的长官判断自己的兵力不足,担当不起在桥头保卫战中再有减员了。没准儿他掌握着这三位伙伴不知道的内情。
安娜和燕子男安顿下来要睡觉时,希塞尔先生把他的单簧管搂在臂弯里,以安娜想象中最大的热情和信念做起祷告来。
那天晚上或者说次日凌晨,炸弹雷鸣般的巨响掠过头顶,好像天空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暴风雨同时登场演出,三个人听到后全都醒来了。此后不久,他们感觉这个惯例开始降临波兰苏占区的城市和空域。
那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巴巴罗萨计划发起。希特勒开始入侵苏联。
他们都离前线不远。
巴巴罗萨计划是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三百万德国军队和他们的盟军沿着从黑海开始一路到波罗的海将近两千英里的战线,大举入侵苏联控制区。在安娜和伙伴们头顶咆哮的炸弹数量之多,感觉好像飞机把整个天空都完全遮蔽了。
这是一场规模庞大、激烈迅速的攻击。
安娜以为他们是在追赶她和朋友们。
三个人匍匐在离公路很远的地方,可是只要太阳升起,就能看到行军的德国士兵搅扰起大片的尘雾。当然,那不过是条失修的乡村公路,地面松软,除了四轮马车和农民的推车,很少有更重的东西在上面经过。机械化步兵的车轮和靴子以及装甲部队的履带从路上压过去时,路的反应就跟其他任何东西没什么两样——尘土惊慌失措地逃向空中。
令人惊讶的是苏联人对这次入侵居然毫无准备,布格河沿岸发生的绝大多数战斗都在正午之前就结束了。听到枪炮声逐渐远去后,安娜试图让自己感到放心,可是当先遣部队绵延不断的行军和前进的吱嘎声取代枪炮声后,她又觉得没什么可放心的了。
那天,他们就待在头天晚上睡觉的地方没动,悄无声息躺在地上,小心不要站起来,也不过于快速地移动。他们离公路很远,可是谁知道下拨前进的德国纵队会在什么地方出没,谁知道零零散散撤退的苏联抵抗军战士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在灌木丛中整整趴上一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三个人谁都不说话。行军的声音以及与大路的距离差不多可以保证轻声说话的安全性,可是他们谁都没有说话的欲望。
那天,像平日一样,燕子男吃了三次药,那天,希塞尔先生咕咕哝哝地祷告了三次。
直到天黑定后,德国人刺耳的行军声才慢慢消失在远方(尽管此后好几天,安娜发誓,只要有点意识,她都能听到那声音),他们原地悄无声息地待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最后燕子男终于站起来,迅速带领他们悄悄地来到森林更深处。
他们血管里肾上腺素的浓度快跟血液差不多了,两个男人几乎不放过任何表达分歧或者释放紧张的机会,但最初的触发点可能是食物。从昨天来,他们谁都没吃过一口东西,燕子男好像也没有停下来搜寻食物的意思。
靠近那个苏联的旧营地时,争执到了高峰。当然,那个营地并不是真的老旧——应该是十五或者二十小时前才被放弃的,炸弹落下的地方还有火在燃烧。在烈火的噼啪声中,一张袭击期间就在播放的唱片,侥幸躲过轰炸,一遍又一遍,无穷无尽地循环播放着两段管弦乐。同时,这地方给人某种真正的古迹感——像座古代庙宇,仿佛在永恒的大火中面临被永远烧毁的灭顶之灾。
争执的焦点在于,燕子男确信跟随行军的德国人是最安全的行动策略,只要与冲突能适度地保持距离,那些为保住自己性命而战的士兵肯定毫不关心他们。可是,希塞尔先生认为撤退回去穿过布格河,离开这些战线是最佳的选择。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存活下去。只要他们看见的这些如大规模蜂群涌动般通过的部队所到之处,很少有食物储备幸免于不被洗劫。另外,从什么时候开始军事行动只有一波袭击?难道不会有援军,第二波增援部队吗?他们如何确保待在第二波的前头是安全的?
“如何?”燕子男说,“就是别掉头直接朝它走去。”
希塞尔先生摇了摇头,喃喃自语地说:“最好不要在死亡之间求活。待在死亡之间不好。”
安娜对希塞尔先生话语中透出的这种恶毒感到很惊讶——在此之前,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时他从来都不忸怩,但是面对燕子男的权威,他从不强推这些观点。希塞尔先生大概被渡河、炸弹、行军部队这些东西强烈地震撼到了,因为争论持续进行了很长时间,有时安娜怀疑两个人是否会妥协。
最后,燕子男发话了,像在极端状态下经常表现的那样,语气清晰,得体有礼。“希塞尔,”他说,“没有人会告诉我去哪里。如果你想跟我走,那就跟我走,如果你想离开,那就离开,但是自从进攻开始来,我就没睡过觉。我没有太多的话可跟你说了。”
那天晚上,希塞尔先生做完祷告后,安娜还没睡着,燕子男辗转反侧,总是睡不着。这时战火的燃烧听上去安静多了,但是,在远处,仍然传来枪炮和爆炸声,那张唱片始终不停地播放着那两段乐曲,一遍又一遍地放着。
外面世界的这些声音让安娜难以入睡,可希塞尔先生要休息时,却显得毫不困难。安娜心想,这个犹太人嘴里咕咕哝哝自言自语,最后终于站起来的时候,其实早就睡了很长时间了。
“你要去哪里?”燕子男闭着眼睛问道。安娜惊讶地发现他居然还醒着。他的声音平静之极。
“我想关掉那张唱片,我想去那里。”希塞尔先生说,“上帝保佑,我们至少可以听首别的乐曲。”
燕子男叹了口气。“我基本上可以肯定,那幢建筑里没有留下任何活着的东西,希塞尔,如果在声音可以到达的范围还有别人,而唱片忽然鸦雀无声了……”
希塞尔先生重重地坐了回去。
没过几分钟,他就开始跟着唱片里的乐曲哼唱起来,附和着这两段乐曲提高自己的声音,轻轻地扬起来,时而与之搏斗,时而与之拥抱,时而与之周旋。他的歌声既舒服又美好,可是不知怎么,却让安娜感到格外伤感。
他唱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唱完就翻身转到他那侧去了。
燕子男等到安娜细微的鼾声响起,跟那个犹太人的鼾声会合后——就像那讨厌的行走歌的夜间拙劣模仿版——燕子男才起身走进森林。
早晨,安娜第一个醒来。
燕子男躺在他原来躺下的地方睡着。在希塞尔先生旁边,一根漂亮的皮肩带系着他那支心爱的单簧管,皮带上装饰着手工制作的斯拉夫人的图像。那件东西好美。
安娜看到这个时,什么东西落到她的心坎上了。自从德国人发起进攻以来,即便在希塞尔先生身旁,她都设法彻底忘记有欢乐这种东西。可是,就在她眼前,这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世界上不是处处都燃烧着战火,事实上,有些地方在变得越来越好——燕子男冒险出去,不是为了寻找吃的东西,不是为了得到,不是为了安娜的利益,只是为了给她美丽的希塞尔先生以惊讶和喜悦。
希塞尔先生是对的。最好不要在他人的死亡中求生存。这里没有傻里傻气的哑谜,没有小调可唱。在这里他们不能为了寻开心四处乱跑嬉戏。在这里,他们只有认真地奔跑。
在这种地方,燕子男很快变成一只吃腐肉的乌鸦。战争打起来后,他们紧紧追随燕子男。当看不见的第二波死亡还没到来之前,先已完美地纵身一跃逃掉,躲到他都不知道也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他们三个谁都不熟悉那个地区——也许是白俄罗斯或者乌克兰——虽然他们倾向于穿越边境,可是战争期间在那样的地方,好像痛苦的感觉更为加剧了。波兰,他们相信,他们熟悉。波兰,他们相信,是属于他们的。边界也许不过是沙地上画出的一条线,可是,当你心里害怕的时候,在你自己家的院子漫步和在邻居家漫步感觉区别是很大的。
残酷的是,在他们漂泊的所有日子里,这段时间是他们三个最容易找到食物,也是吃得最多的时候。那要归功于闪电战:德国人的进军,尽其所能,越快越好,越烈越好。他们不给任何人——包括溃退的苏联人和自己人的部队——留余时间停下来检查死者,几乎每个倒下的人口袋或者背包里都带着份小小的配给口粮。
苏联人的口粮他们最熟悉——经常是些碎麦粒或者压缩饼干,不过往往还会碰到葵花籽,他们走路时就没完没了地吃,然后用小袋子把皮壳装起来,免得留下踪迹。还常能看到甜菜罐头、神秘的肉罐头,有时燕子男大声读出标签上的文字,都是猪肉、鸡肉或者牛肉之类,不过最可信的还是那些标明罐头里没有什么的标签。这些口粮如此丰盛,希塞尔先生甚至奢侈得拒吃那些标签上说是猪肉的,尽管他很清楚,自己可能吃了很多贴着别的名字的这东西。
很少发现德国人的配给口粮,可是经常却有某些意外惊喜:往往会有一两块水果味的糖块,还有过一整条巧克力。
安娜的那三分之一巧克力几乎瞬间就没了,当天在随后的行走中,希塞尔先生把自己的那份巧克力递给她,被她小口小口咬得越来越小。
“还是你全吃了吧。”他说。
安娜从来没有见燕子男吃过自己的那份巧克力。他很可能把巧克力收攒起来打算换东西用,可是为了换东西,他已经累积了那么多茶叶,安娜就是不理解他干吗不尝尝那鲜美的东西呢。
起先,希塞尔先生对为了自己的私利从死者身上掏取那些东西非常犹豫。他没有像之前那样争辩,而是没完没了地嘀咕,几乎从不参与收割这些战利品。他参与了,也是被逼迫,如果仔细听,会听见只要跟死者接触,他都会小声做祷告。
安娜很快就熟悉了苏联或者德国人军服上各种口袋的位置和深度以及腰袋的标准,她的小手也学会了熟练地在里面掏摸。她唯一的困难是解开扎东西的紧扣或者系带、挂扣等,随着以吃腐肉为生的日子继续下去,燕子男想出了共同协作的办法,他正面俯在死尸上方,用灵活、敏捷、有力的长手指解开他们的扣带,安娜跟在后面,把他们全部的战利品悉数收光。
有时她还会发现些有特别用途的小玩意儿,某个伙伴可能会用到,她就藏起来在恰当的时机拿出来。有回,她发现了双德国军官戴的漂亮的皮手套,这个军官的手形跟燕子男的很像,在右手小指关节里,她塞了一卷薄薄的绷带。乘希塞尔先生去森林里解手的时候,她把手套送给了燕子男。她什么话也没说,燕子男也什么都没说,不过报以微笑——在那种日子这样的微笑要更罕见,甚至更非同寻常——从那天后,安娜经常看见,那双手套不是在他的手上就是挂在他的腰带上。
有次,在苏联军官兵的大衣口袋里,她发现了一瓶用布包着的伏特加,她乘燕子男去前面探查一条想穿行的道路时,送给了希塞尔先生。对燕子男来说,给东西必须默默地给,而且不会得到赞赏,可是当她送给希塞尔先生伏特加时,她却咧嘴笑着说:“还是你全喝了吧。”然后,差不多一天半的时间里,希塞尔先生不停地给她唱赞歌。
从死者身上收割战利品不是件愉快的事——特别是刚死不久的人身上,他们的体温会阻挠安娜坚忍不拔的努力——但她很快就学会不要盯着死者的脸凝视,如果她只跟他们的衣服和装备打交道,就用不着对他们用过的名字好奇,或者不必想知道读出这些名字时听上去像什么。
另一方面,希塞尔先生好像极力让自己不要忽略这些问题。当他终于开始加入收割战利品的行动时,迅速把直视死者的脸作为一个惯例定下来,在用希伯来语迅速做祷告时,会礼貌地向他们致敬。
“你好,先生。”他会说。做完祷告后又会说声“谢谢你”或者“请原谅我”,最荒谬的是,可能还会说“祝安好”。
燕子男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可是不难看出他觉得这个举动荒唐迂腐。
有次,安娜问希塞尔先生搜查这些死尸时都说些什么。
“是个祷告,yidele,”他说,“呼唤El Malei Rachamin[23]。请求上帝把这些死者的灵魂收在他圣躯的翅膀下,像灿烂的光那样带着他们升向天空。”
安娜想到反方向落下的那些炸弹,烈焰滚滚的爆炸裹在不断旋转的人体大小的球体中,从松树林中反冲上来,涌向天空。安娜说不上自己是否觉得这种想法里的美丽与它的恐怖密不可分。
“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教给你,”希塞尔先生说,“或者,如果你想要说什么,你只要用‘Baruch atah,Adonai,mechaye hameytim’[24]。”
燕子男大声叹了口气。因为不想被当作傻瓜,安娜从不说希塞尔先生的那些小词短语。可是她也从没忘记过。
希塞尔先生和燕子男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又很奇特。他们彼此不是很喜欢对方,从不管对方称为朋友,或者换了不同环境后保持联络。无论在哪里,好像争执就在他们周围往任何方向只走数秒的行程上。
但同时,他们之间某种东西也开始成长发芽——某种互相配合的默契——而且这种时刻最明显的就是两人中的某个会放弃强烈坚持的作息方式,转而拥抱对方的主张,好像特意拿出自己的某段人生时刻向对手致敬。例如:希塞尔先生从来没有因为单簧管肩带而感谢过燕子男。第一个早上,安娜很担心,这是种公然冒犯,或许忽视了,但她很快就发现,情况不是这样。对希塞尔先生来说,不强烈地表达感激是很难的,而面对燕子男向来不可动摇的冷静,他的克制就是感谢的终极体现。那天早晨出发前,他们的目光无疑做了交流。也许对燕子男来说,回报这样谦卑敬重的时刻更不容易。他的很多作派僵化刻板,他的很多概念黑白分明——但是他会松懈对秩序感的狂热约束,借此来展示情义。他会安排出祈祷的时间,毫无保留,也不会找麻烦,以前会招致讥讽乃至让燕子男加快步伐的这样那样的评论或者嗡嗡的小调,现在都能够安然(虽然从来都不是很热情)忍受了。
正是闪电战期间,他们三个人紧跟在德军先头部队的后方,有两个或者两个半月的时间都没有碰到直接的威胁,此后,威胁才再次升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行走的那段时间很安逸。很少有哪天看不到战火,很少有哪天脚下看不到死亡的证据。而且,好像几乎已经成为惯例,每当安娜躺下正要睡觉的时候,野蛮、疯狂的爆炸就开始撼动空气,照亮天空——好像它知道安娜要睡觉了。
那几个月来,她没有睡过几次踏实觉。
他们开始感觉到反攻德军先头部队的威胁后又漫游到苏联腹地。他们离前线还足够远,到目前为止还感觉不到激战带来的可怕威胁,可是树叶开始变色,雨下个不停,德国人被迫几乎停止前进。燕子男不敢行动太迟缓,以免被第二波德国兵抓住,可是如果他们保持自己的行动节奏,几乎肯定又会跟第一波部队的尾巴遭遇。
现在他们经常听到距离很近的坦克剧烈的炮火声,感到非常不安。希塞尔先生没完没了地推测被坦克射出的弹片击中会有多疼痛,尽管这不是燕子男决心转而返回波兰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撑不起他所剩无几的意志力。
他们尽可能搜集到更多野战配给口粮,全装在一个阵亡战士的背包里,供回去的路上用。令人吃惊的是,希塞尔先生不怎么抱怨,一路上背着这件又大又沉的东西往回走。
起初安娜以为回家肯定要历尽千辛万苦,因为运送供给品的货车和部队的运输工具轰隆轰隆地从附近的大路上开过去,大量时间都在林地里安静地躺着浪费掉。当然,他们从不走那些大路,但既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迅速从前线逃离,他们也做不到按照自己的喜好彻底避开——再说部队的车辆是判断前线相对位置的指示器,比任何罗盘或者更客观的器具都可靠得多。
朝波兰方向往回走,感觉出奇地轻松,好像整个道路都是微微倾斜的下坡。他们顺利到达布格河,只遇到几次小小的意外。有次,差点意外被抓住,安娜和燕子男马上扑倒在地,屏住呼吸,看到一小队德国侦察兵后就装死,这伙人吐着舌头啧啧叹息,哀叹这个如此美丽、显然是雅利安人的小女孩这么小就死了,希塞尔先生则不声不响地蜷缩在他们之上的某棵树的顶端,紧紧地把食品搂在自己胸前。
等他们走了好久后,安娜和燕子男才从落在林地的树叶上站起来,她问燕子男“雅利安”是什么意思,燕子男说,那是狼语对“狼人”的称呼。起先,安娜感觉自己被这样描述好像受到了侮辱。可是燕子男挑起眉毛,告诉她,他们说的没错。她睡着的时候,的确像只小狼崽。这大概是战争爆发以来,安娜听到的最可怕的一件事了。
辛苦开始的事却以恐怖结束。
三个人开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默默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每走过一步,他们就越来越明白,但是,很快,他们就确信:死神已经住进世界的那个地区了。
安娜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地回想起事情的经过,忘记在他们认识希塞尔先生前的一年半那东西就在那里了,还是希塞尔先生已经到她身边时才看到的,但是,在某个冬日,在冬日的林间空地里,安娜记得偶尔碰到一大堆老旧的破东西。它们好像是从一个办公楼里搬出来的,或许是从某个政府部门搬出来的,经过仔细挑选分成好几堆:这儿是高高的一堆破胳臂烂腿的椅子,那儿又成排地摆着好多档案柜,上面的钥匙都不在了,别处又是好多卡得死死、拉不开的抽屉。林间空地正中还有一堆破烂的打字机,高得像座山丘。
地面上落过一层薄薄的雪,这堆废品上却没有积雪,靴子印依然湿漉漉的,刚刚留下不久。不知道是否会有人回来,如果回来,又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那些档案柜里也找不到什么有巨大价值的东西。他们没有逗留太长时间,但那堆东西的画面却顽固地扎进安娜的心里。
他们第一次看到万人坑墓群时,安娜能想到的就是这幅画面。也许是光线的角度,或者因为雪同样像粉末又很稀疏,让她联想到那堆遗弃的办公设备,但更有可能是那里弥漫的井井有条与混乱交织的独特氛围让她产生这样的联想。
那道深坑的边角都是直的,地里的洞绝对方方正正,虽然地表冻得坚硬,但尸体却好像是以很不人道的姿势栽进去的——双脚向后朝脑勺方向垂落,双臂以不自然的角度弯曲着,脸埋在陌生尸体堆中。
安娜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过如此众多的死人,这里的死亡感觉跟从倒卧在地的士兵身上掏东西时慢慢熟悉起来的那种微小又徘徊的魂灵不同。这里,死亡好像还没有散去。在这儿,感觉死神好像还在家里。
安娜不敢确定。毫无疑问这是种特殊的恐怖,但是,尽管不确定,安娜还是行动了。她做了自己已经习惯的那件事情:到死者中间收割战利品。
这场体验罕见又难忘:脚踩到长眠在另外二十个人之上的死者胸膛上的触感——在靴子的踩压下,胸膛微微下陷又反弹起来。
当安娜朝坟墓中间走去时,乌鸦都开始嫉妒地放弃了自己的餐食。等安娜走到中间时,几乎所有的乌鸦都转移到不同的树上,低头俯视着她,嘴巴和眼睛全都冲向她。
很快,燕子男发话了。
“安娜。”他喊道。自从他们在一起行走以来,燕子男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喊她那个秘密的名字。“别。”
这句“别”既没有责备,也没有发火的意思。这句话跟燕子男说过的其他话一样温柔。安娜从坟堆上过来时,他把那只长长的手温柔地放在安娜的后脑勺上。这是他对安娜做过的最接近拥抱的动作。“我想,我们应该把他们身上的东西留给他们。”
安娜没能鼓起勇气跟他说,她触摸到的每只口袋都已经空了。
“我们可以离开这地方吗?”希塞尔先生说,他一直安静地站在进入这片空地的树林边缘。
安娜很喜欢希塞尔先生的一点,就是他经常唱歌影响到说话的声音,无论大声挖苦还是和蔼温柔,他说出的每个词语几乎都带着轻盈明媚的味道。
几乎。不是全然。那句话——“我们可以离开这地方吗?”——听上去好像出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老人,疲惫得不可思议。那句话如同夜晚闭上眼睛般漆黑,里面没有片羽明亮。
希塞尔先生又接连两天没说活,那天晚上,他没有在躺下睡觉前做祷告。
他们穿过那座同样的桥,走进波兰地界,第一次过布格河的时候,就是从桥那里遭到射击的。那无疑是场冒险,在遇到希塞尔先生之前,燕子男绝不允许自己冒那种冒险。但是,眼前什么都没有,这让他们三个人都有种想一试的小小自豪感。好像他们走过的靴子印能够征服这座桥,让它变得神圣起来,可以抵御桥周围的一切毁灭。虽然,那时他们已经在波兰的地界有些时间了,但是只有当脚踏到对岸时,才感觉自己好像终于回到了波兰。
可是,在他们离开期间,波兰已经变了,他们不愿相信,波兰变得跟布格河对岸那四处战火弥漫、死亡遍布的大地没什么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