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我在生你的气。”我说。

“是啊，我知道。”他甩甩湿发，雨滴飞溅在衣服上。“而且我很抱歉，小奎。我真的抱歉。”

我给戴维沏了茶，拿来毛巾和一床毯子。我一直忙个不停，这样就不用坐下来和他对话。不过，现在他在我的公寓里，情况变得不同了。他看起来小了一点。他喝光了绿色茶杯里的茶，往里面倒满金馥酒。

我坐在地板的靠垫上。好了，我告诉他：解释一下。

他讲了一个下午。他跟我聊课程、大学，聊他在剑桥的生活。他承认功课很难。他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她离开了他。现在他发现自己喝醉后更容易和人们打成一片；喝醉的他更有趣，更不受拘束。但功课很痛苦，当然。助教们已经盯上了他，父母不知道这件事。

朗诵自己的诗是向人们展现他是谁的一种方式，他说，可以不用惹恼他们或让他们反感。他在学生会和大街上做诗朗诵。这就像知识分子的街头卖艺。他喜欢这件事带来的关注，还有现金。

“我想让人们注意我，”他说，“父母对此一无所知。”

“但你偷了我的诗，戴维。你把它们当成笑料。”

他温柔地看着我，用你的那双眼睛，然后坦白地说：“我只是想有人看到我，小奎。看到我本来的样子。”

说到底，我们都想这样：被人看到。

“你朗诵的那些诗都不是你的。其他人怎么能从里面看到你呢？如果他们能从里面看到什么人，那也是我。”

他短暂一笑，然后再次开口，仍旧一副放下戒备的诚实模样：“可是，正是那样啊。你在看着我，小奎。你看到我是个骗子。”

我的愤慨、被背叛的感觉，都消融了。我想帮助这个男孩。我真的想。“你得表露你的真心，戴维。”我把手放在心口，感觉到它贴着我的手掌在搏动。

过了片刻，他问：“你在你的诗里就是这么做的吗？表露你的真心？”

这一次我不回答了。

戴维去拿他的瓶子，拧开瓶盖，又往绿色茶杯里倒满了金馥酒。他很小心地用袖子擦净瓶颈。最后我竟然加热了一块圣诞布丁（一人份），和他一起在火炉边分吃了。我们把盘子放在腿上吃。他跟我说起一点他夏天在欧洲的事，直到光暗下去，他才问道：“它们是写给谁的？你的诗？”

“不是你认识的人。我是好几年前写的。”

我抬起头时，他正非常仔细地看着我，微笑着。他相信我。他没有意识到我爱他的父亲。戴维给我倒了一杯金馥酒，我喝得太快，结果酒精直冲我的喉咙。“我只是想确切知道是谁。”他说。

接下来的几周，戴维打过几次电话。当然，他用的是应答付费方式，他告诉我他在剑桥的状况，让我放心，说自从我们谈过话后，他感觉好些了。更加踏实。他开始写自己的诗，他说，他真的很满意自己的作品。他的诗不再有趣，我觉得那样也可以吗？我向他保证，只要他真的在表达自我，那就是好的。真的很好。“我可以把它们寄给你吗，小奎？”他问。

显然他在剑桥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又认识另外一个人，另外那个人读了诗，觉得戴维大有前途。说他有能力拎起一个主题，把它推至极致。第一批诗次日就到了：揉成厚厚一团，装在一个棕色信封里。

我得跟你说老实话，哈罗德。戴维的诗不怎么样。它们满是陈词滥调。大多数都没有写完。而且它们都有一种阴郁感，显得很是自我陶醉。我在页边的空白处写了注释。意象松散的地方，我提出新的构思。我在尽己所能地帮他。更多的诗寄来。它们更加阴冷。它们谈论死亡，那个黑洞。他经常在页尾写上一句：“只给你一个人看！”他强烈要求我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否则他永远不再信任我。“你的秘密很安全。”我向他保证。然而我有所担心，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复活节来了又去。我记得在你的车里藏起用锡箔纸包的巧克力蛋，作为复活节寻找彩蛋的惊喜，但你一屁股坐在一个巧克力蛋上，于是我们在咖啡馆里花了好久清理污迹。

戴维在家里短暂待了一阵。夏季开学，他回校后，又开始寄来诗歌。我继续帮着构想新的措辞，有时，我承认，我也借此机会来提其他的建议。或许他应该参加诗歌社团？他吃饭正常吗？如果有人问我，和戴维搅在一起做什么，我就会这么解释：我在通过帮助你的儿子来帮你。我，曾经也是一个牛剑26名校的学生。我，也有过敬畏我才智的父母。我希望戴维能站稳脚跟，然后我就会随意地在我们的谈话中顺便提及整个真相，关于我们去跳舞，我给他寄钱，诗歌，还有所有我未能向你承认的其他事情。事后再提的话，那些事件就会看似无足轻重，因为它们会安全地留在过去，戴维也会开心。

于是我们继续一同驾驶，你和我。我注视着你，给你带巧克力棒，用小东西表示我在那里。有时你绕远路回家，指点我看鸟。我们停过一次车，你还记得吗，因为你说觉得我看起来面色苍白。（我的确是。当天早上戴维寄给我一首诗，关于他脑海里的“蓝色野兽”。）我们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但我苦不堪言。过了一会儿，你开始收集无花果，仔细地把它们沿着空荡荡的避让带排成一条直线。你玩过无花果球没有？你问。我说，没，我没玩过，你表示惊讶，告诉我很简单，就像保龄球一样，其实，只不过是换成无花果来玩。

“你在哪里都能玩。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它不是奥运会项目。要是你找不到无花果，用板栗玩也可以。”

意外地，我很擅长玩无花果球。“你看，”你说，“现在你又笑了。”

“有一天我要和我儿子来这里。”

我们坐在斯莱普顿沙滩上的酒吧外面。我要了雪利酒。你要了一品脱的酸橙柠檬水。一包薯片躺在我俩之间的桌上。那一定是夏天——戴维在剑桥的第二年年末。海很平静，像磨光的玻璃，天空也闪着银色，间歇地被斯塔岬的眩光打破。“我们会来杯啤酒，”你说，“我和戴维。”

一杯啤酒？我心想。你确定吗？你就好像读出了我的想法，微微一笑：“要不还是柠檬水吧。我们会聊一聊。你知道的。”你蓝色的眼眸蒙上了雾，“男人与男人间的聊天。”

“那不错啊。”我说。

“人年轻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和父亲聊天。但有一天。有一天他会像我一样老。等我们都老了，聊天就会容易些。”

我想象戴维戴着我的连指手套。我放声大笑：“我无法想象戴维戴着驾驶手套的样子，哈罗德。”你看起来那么悲伤，那么不确定，而我在试图让你感觉好受些，但还没等我把这句意见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我真希望能把这些话塞回嘴里，但我只能吞掉剩下的雪利酒。

“我不理解，”你对着宁静说话，“你见过戴维吗？”海水默默地冲刷着海滨。

答一句“是”会很快。是，哈罗德；是，我见过。你把契机现成地摆在我的面前。我们跳过几次舞，我会说。他打电话给我。要过钱。坦白交代还不算太迟。永远都不会太迟——然后我想起我的诗，被他讽刺的诗，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爱你。

“没有。”我说。我又说了一次，生怕第一次不够大声。“没有。没见过。我从来没见过他。”

你夹着怪声地笑了一下。没有大笑那么猛烈，但比单单一个微笑要温暖。

“我觉得你会喜欢他的。他肯定会喜欢你。”

一切都变得不堪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