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里亚审视着他，嘬着嘴，仿佛在吸润喉片。他后悔提到女王，不过私下里却为收到她的回信而自豪。他把那封信以及NASA和罗伊·卡斯尔先生的回信放在一个装过雅各布牌薄脆饼干的特殊铁盒子里。他觉得自己很会写信。

“可是我想你不会把给女王的信写在内衣内裤上，我婆婆就是那么干的。”迪尔德丽说。

那些女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拜伦真希望自己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就连耳朵也羞得通红。他没想到这会跟内衣内裤扯上关系，现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所有妈妈穿桃红色胸衣的画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感觉到戴安娜柔软的手在桌底下握住他的手。与此同时，安德里亚说精神疾病也是病，得把那种人送进贝什利山。她说：“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最仁慈的。就像同性恋，他们必须获得帮助才能有所好转。”

随后女人们便谈论起别的事情来：烹制油炸蛋裹鸡块的食谱，那年夏天举行的奥运会，谁家仍然在用黑白电视机。迪尔德丽·沃特金斯说，每次她俯身打开新买的冰柜，都担心丈夫会把她塞到里面去。那个新来的妈妈问，在最近爱尔兰共和军大量制造爆炸事故后，安德里亚是否担心安东尼的安全。安德里亚说，在她看来，那些恐怖分子就该被吊死，他们是狂热分子。幸好她丈夫的工作只涉及国内犯罪。

“唉！”那个女人叹了口气。

“我担心他甚至会处理一些女性的案子。有时还是些母亲。”

“母亲？”迪尔德丽问。

拜伦的心就像块薄煎饼一样向上一抛，然后平摊着掉到碗里。

“她们以为，仅仅因为自己有孩子，就能侥幸逃脱法网。安东尼坚持原则，只要有犯罪，就必须有人付出代价，即使她是个女人，即使她是个母亲。”

“言之有理，”新来的妈妈说，“以眼还眼。”

“有时候，被拿下时，她们会破口大骂。安东尼有时都不愿告诉我那些脏话。”

“我的天。”女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拜伦都不敢看戴安娜。他听见她像其他女人那样惊讶得猛吸一口气，嘴里低声咕哝，听见她的嘴唇贴到杯子的啪啪声，她的粉红色指甲撞击瓷器的叮当声，以及她吞咽饮料时空气里微细、湿润的咔嗒声。她的无辜显而易见，甚至他觉得自己都能触摸到，她犯下罪行已有九天，而她毫不知情。他的怜悯残酷到无以言表。

“这就是女权主义的代价，”安德里亚说，“这个国家正走向堕落。”

“没错，没错。”女人们咕哝着。她们的嘴伸向咖啡，就像一些小小的鸟喙。

拜伦悄声对戴安娜说他想离开，但她摇摇头。她的脸像一块玻璃。

安德里亚说：“这就是女人出去工作的后果。我们不能像男人那样做事，我们是女人，举止必须有女人样。已婚妇女的首要职责是生儿育女，我们不应该提出更多要求。”她特别强调了那个“女”字，因此这个字眼就从句子里蹦了出来，听起来更长也更重要。

“没错，没错。”女人们说。

迪尔德丽又往自己茶杯里咚咚地丢进两块方糖。

“为什么不能？”一个小小的声音问道。

“你说什么？”安德里亚的咖啡杯像被冻住一般，在她嘴边停下。

“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出更多要求？”那个小小的声音再次说道。

15张脸齐刷刷地朝拜伦的方向转过来。他摇摇头，表示自己没有恶意。这时，他才惊恐地意识到那个小小的声音来自他的母亲。她把一缕头发塞到耳后，笔直地坐着，就像坐在驾驶座上向他的父亲表明她正全神贯注时一样。

她说：“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家里。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等孩子们年龄大一点，没准我会继续去上班。”

“你的意思是你以前上过班？”安德里亚重复道。

他的母亲埋着头，说：“没准上班会很有趣。我不过是这个意思。”

她在做什么？拜伦抹了一把上嘴唇外冒出的汗水，往椅子里一缩。他迫切希望她跟其他妈妈一样。可是瞧瞧她，她已经以他无法想象的方式独树一帜了，居然还在这儿谈论什么与众不同。他想站起来，挥舞胳膊，冲她大吼，转移她的注意力。

就在这时，迪尔德丽又一次要糖。当别人把糖递过去时，那个新来的妈妈抬起自己的双手。几个女人开始忙着摘掉自己衣袖上的线头。

“哦，真有意思。”安德里亚大笑起来。

拜伦和母亲默默地顺着干道闲逛。太阳既像个令人目眩的洞，又像只大雕在沼泽上空盘旋，伺机猛扑下去。空气凝滞沉闷，仿佛有个巨大的拳头压着大地。即使冒出来一团云，天空似乎也会在云团溢淌出雨滴之前吸尽里头的水分。拜伦不知道这样的大热天还会持续多久。

在母亲说了那番出去工作的话后，茶室里妈妈们的交谈便有些犹豫了，仿佛那样不好或过于无聊。拜伦拉着她的手，聚精会神地踏着铺路石裂缝之间的地方走路。他有那么多事情想问。她穿着那套柠檬绿的衣服经过保守党商店的橱窗，蓬松的头发在阳光中闪烁。

“她们根本不懂。”她说，似乎注视着前方。

“谁根本不懂？”

“那些女人。她们压根儿就不明白。”

他拿不准该如何回应，于是他说：“等我们回家后，我想看看女王给我的回信。”

母亲对他露出微笑，仿佛说他很聪明，那种感觉就跟她把手放到他手背上时差不多。“这是个好主意，宝贝儿。你是那么擅长写信。”她说。

“然后我可能设计一款新的蓝彼得徽章。”

“我想他们已经有一款了。”

“是有。他们还有银色和金色的。但你得做一些类似于从困境中救人的事情才能获得金色徽章。你觉得那现实吗？”

她点点头，但似乎根本没听，至少没听他说话。他们在酒馆外停下脚步。母亲扭头瞥了一眼身后，她尖尖的鞋跟咔嗒、咔嗒、咔嗒地敲着人行道。

“好孩子，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她说，“我要买些奎宁水，在周末喝。”

那晚天气乍变，一阵狂风刮开拜伦卧室的窗户，吹得窗帘像船帆一样鼓胀起来，他一下子醒了。一道叉形闪电划破天空，沼泽顿时被照亮，如同镶嵌在窗框里的一张蓝色照片。他静静地躺着，等待雷声响起。银针似的雨丝开始从天而降，穿过他敞开的窗户。如果他不从床上爬起来将窗户关上，地毯会被淋湿。他躺在被子上，既无法入睡，又无法动弹，耳边只有哗哗的雨声以及雨点洒落到屋顶、树木和露台上的声音。他无法想象大雨怎样停下来。

拜伦想起安德里亚所说的女性犯罪难逃法网的话。他不知道如何确保母亲的安全。让一个男孩独自承担这项任务似乎过于艰巨。考虑到戴安娜在女性工作问题上的直言不讳，以及上周末她反对父亲把那辆车称为女性的方式，他知道，让她与众不同的并不仅仅是她在迪格比路做的事情。她身上有些特别之处，有些纯粹且宛如流体的特别之处，不受抑制，从容自若。如果她发现自己做了什么，真相就会流溢而出。她无法阻止真相流溢。他再次想象出她脑子里那些镶着珠宝的小抽屉，也许是因为下雨的关系，他只能看见水从它们里面溢出来。他大叫了一声。

突然之间，母亲的银色轮廓出现在门口，在大厅照出的灯光中闪烁。她问：“怎么了，亲爱的？”他告诉她，他被吓着了。她冲过去关上窗户，重新把窗帘理成整洁的蓝色褶子。

“你顾虑太多了，”她笑着说，“事情从来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她坐在床沿上，用手指抚摸他的额头。她唱了一首恬静的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歌，但闭上了眼睛。

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决不能把那件事情告诉她。在所有能够知晓这件事的人当中，她肯定是最危险的一个。雨滴急速地拍打着叶子，雷电逐渐缓和下来。当她的手指穿过他的头发时，他在心里反复地告诫自己。仿佛被绳子牵扯着一般，拜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