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陈景润练了铁头功，你儿子没有。再说，若全中国人民都是陈景润，那谁来修街上的电线？”我没提自己也往电线杆上撞过头的事，不好意思讲，因为我是回头打望姑娘。母亲被我气得嘴唇发抖，叫我滚。我懒得睬她，用手摸李国泰的头，说道，“乖，哪天证明个一加一等于零让你妈看看。”

李国泰嘿嘿笑，大口扒饭。感谢毛主席，感谢华主席，感谢英明的懂得审时度势始终屹立不倒的继父。我们家不要饿肚子，隔三差五还有几片肉打打牙祭。继父回来了，翘起腿，点燃了一根大前门，打量了我许久，说道，“国安，国家马上要恢复高考了，我看你去试试吧。”

我说，“我都上班了，还考什么考？”

继父说，“我看了文件，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等都可以考。哪怕结了婚，未满三十岁的，也可以。老话说，大乱大治。乱了这么多年，我看以后这社会上有文凭的人要吃香了。”继父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

大家可能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多么高瞻远瞩的智慧!我这个在当时好歹也算是有文化的初中毕业生，对时代的敏感性却是远远不如只念过二年书的继父。继父再一次洞悉潮头的秘密，也预见了自己未来黯淡的政治前景。我常想，如果继父有幸出生在革命年代，想必也有可能成为封疆大吏；又或者说，继父晚出生一些年，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他又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命运不可假设。我懒懒洋洋地应了，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几天，继父搬来一摞复习资料。我哪里看得进？我交往的多是不良青年，谁都不把所谓知识当一回事，更不晓得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次十年难逢的机遇。我没跟着他们去街头打打杀杀，就算给了我继父与母亲天大的面子。但老天爷似乎忘掉了我曾经做过的恶，惦念着我行过的善。

还记得陈映真吗？一天晚上，我从朋友那喝酒回来，天空中有微风，路边的杨树吐出一团团轻絮。路灯下蹲着一个女人，单薄的影子。我没留神，迈着长腿，跌跌撞撞，走到她身边，冷风一次，哇一下呕吐。这一吐不要紧，还一脚踢翻暗处的椅子。椅子上坐着的孩子，惊醒了，哭开了。那女人慌忙起身，扶好椅子，撸起袖管擦去那孩子脸上有污物，不无埋怨地说道，“你这人是怎么走路的？”咦，很眼熟嘛。我挠挠头，这不是哪个吃了我半个月馒头的女孩吗？身材虽高挑了不少，这脸蛋还是有印象的。何况她眉心处还有那么一粒痣。病孩子的模样倒没有改变，时间仿佛对他没有意义。女孩认出我，顿时红了脸，以蚊蚋一样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是你啊。”

我晃了晃晕沉沉的脑袋，酒意不断上涌，但也心明，字还是认得，顺手捡起女孩搁下的书，随手一翻，吃了一惊，说，“你看得懂？”女孩儿看的是一本《高等数学》。我也翻过，如看天书。“慢慢看，就看得懂。”女孩儿小声说道，“马上国家要高考了，我想去报名。”我说，“你多大啊？”女孩儿的声音更小了，“二十。”

天，这么说，她只比我小三岁？她脱光衣服让我摸的时候，就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我一下子燥了耳根，怎么也不能把记忆中那具赢弱的身子与眼前的她重叠在一处，赶紧走开，不敢回头看，走到东门桥时，觉得浑身躁热，扑通一下，跳下桥，迎着满天月光洗了一个冷水澡。我操，我堂堂一个七尺男儿还会比不上一个小娘们儿？李国安啊李国安，人家可以蹲在路灯下看书，可能还没有馒头吃，你他妈的条件这么好，还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行，老子非要争一口气不可。

我这辈子要感谢的人很多，陈映真的出现，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开始看书了，可能那一晚被冷水泡开了窍，发现往日觉得艰深无比的课本并不难，不过就是一些定理公式嘛。母亲为我的改变深感诧异，也没说什么，到了晚上，煮来一个荷包鸡蛋。李国泰看了不高兴，也嚷着要吃。母亲瞪过去一眼，说，“你哥要补脑子。”

其实这个家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讨厌。

这年夏天，我考取省师范大学。我去了那所祠堂，很想与这个当时我还叫不出名字的女孩儿分享喜悦。我想她也能够考上。她搬走了。那个脸比屁股大的女人不耐烦地说道，“不晓得。搬走好几年了。”再恶狠狠地补充一句，“你晓不晓得，她爸是上面下来的大右派哩？”我朝这个满脑袋鸡屎的女人吐了口痰。我又在偶遇陈映真的路灯下逛了几夜，还在附近打听不定式几次，都没她的消息。她仿佛就是专门为了点化我而出现在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

那时候考上大学，真有点高中状元的味道。走在路上，别人看你的眼神就不同。母亲整日笑得合不拢嘴，继父在单位上的神情也变得庄严神圣。家里摆了几桌酒，请各方的亲朋好友。我收到半屋子的脸盆、毛巾，十几支钢笔，还有数十个日记本。日本记的扉页上写满了各种祝福的话。什么友谊长存万古松，什么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什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就没弄明白天行健是啥意思，翻了半天词典，这才闹明白，这话出自《周易》，后面还有一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很慷慨地分了一大半的钢笔与日记本给弟弟。我头一次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尊重与佩服。妈的，老子帮他打的十几场架都是白打了。

我去汽车队办手续。可能细心人会问，你与白素贞不是在同一个单位吗？咋这两年就没闹出啥动静？这不应该问我，应该问白素贞。但在我办手续的那天，都已经下班了，我回去取遗忘在继父办公室的相片，隔着门听见里面有人交谈，还有断断续续压低嗓门的抽泣声，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是白素贞的声音，细细的，“李队长，你放心，我怎么可能会说出去呢？当年我都答应你与他分开，他现在考上大学了，我也为他骄傲，不会去害他的。”

我迟疑半天，推开继父办公室的门，白素贞的眼睛通红的，好像是一只眼泪汪汪的兔子，见我进来，赶紧起身，对继父说，“李队长，我走了。”白素贞没看我一眼。我仿佛明白了，但没深想下去。我已经不需要白素贞了。这个女人已经不能再给我什么。

男人是一种极端自私的无情生物。我现在有时想——这种情况在我那批人中间并不罕见——若白素贞一直与我维持着肉体关系，当我考上了大学，我会怎么办？结论是：我肯定会马上与她一刀两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包括那个九十年代传唱一时的“小芳”，无不都是始乱终弃的调调。哪朝哪代，陈世美从来就是大多数。但你能说陈世美就是坏人吗？恐怕结论并不这么容易下。

这年，我在东门桥河里救起了一个落水儿童。我没死，所以也没有谁感谢我。就别提像八二年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张华那样轰动全国，连落水儿童的父母，因为那个满口谎言的孩子，一口咬定是我把他们的儿子推下水的。我他妈的都是大学生了，我犯毛病要把这个小屁孩推下水？我懒得与他们计较就走了。我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事，而不去救人。

我是试图为自己辩解。我也不反对骂我的人。骂吧。如果你们觉得骂了我，心里会好受一点。我只想说生命是残酷的，究其根本，是与更多异性交媾以生产出更多拥有自己血缘的后代，名声，财富、地位、美貌、谈吐、智慧，无一不是为吸引异性而搁置在天平上的砝码。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一个为生命提供猎取异性的平台。我们都是DNA的奴隶。但我们意识不到这点。事实上，也惟有此，才能解释一切的善，一切的恶，解释这万象沉浮的大千世界，解释我曾经身处其中明或者暗、大或者小的种种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