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蹲在右侧厢房门前，把馒头小块撕碎，喂给一个坐在竹椅上的男孩吃。男孩可能患有某种隐疾，哈涕子拖得老长，费老半天功夫，才能咽下一小块。腿还是瘸的，应该得过小儿麻痹症。女孩儿喂得很专心，没发觉我在后面。左边厢房里出现一个脸比屁股大的妇人，扫了一眼姐弟俩，拖长声调怪声怪声地说，“哟，又有白面馒头吃了。从哪偷的？赶明儿叫上我啊。”女孩儿没吭声。妇人身边蹿出一个七八岁大的脏孩子，奔到女孩儿身边，一把抢过女孩子手中的半个馒头，就往嘴里塞。女孩儿还是不吭声，瞪着那已跑回母亲身边的脏小孩，眼神愤怒，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那妇人抬手给了脏小孩一个巴掌，说，“吐出来，这么脏的东西也吃？鬼晓得是不是卖逼卖来的。你三世没吃过馒头啊？”

我的心突突一跳。一根细细的树刺扎入心脏。这臭娘们长了一双火眼金睛，不过，我向毛主席发誓，我真的只是摸了几下，没干别的。我想走。女孩儿哇一下哭了，可能是被妇人的话刺伤了。我不敢再停留，赶紧拔腿。翌日，我又带着馒头来到后山。等了许久，女孩儿一直没来。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下班后，又去了那所祠堂。女孩儿蹲在门口烧火，铁锅里有几片烂的黄叶子。那个妇人坐在天井边吃饭，吃的是红薯稀饭，一大碗，热气腾腾，女人的胖脸消失在这热气中，嘴里唠叨，“哎哟，今天不吃白面馒头了？”

天井边还坐着一些人，大家都在各忙各的事，仿佛没有听见。不知为何，我想起小时候那位好人没好报吃药死掉了的女医生，鼻子发了酸。我拍了拍女孩儿的肩膀。女孩儿吓一跳，扭转身，见是我，脸顿时通红，然后一阵青白。我把馒头放在她脚边，就走了。我在后山放了半个多月的馒头。很快，母亲发现了我的异常，奇怪我咋这能吃，可能以为我正在长身体的阶段，没说什么，向继父抱怨了几声。过了一些天，女孩儿找到我，说她要带弟弟去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叫我不必再拿馒头。然后脱光衣服，说让我摸个够。我没敢摸，跑掉了。

女孩儿的名字叫陈映真。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馒头能让一个少女在陌生人面前袒露胴体。这在今天听起来像神话。很多年后，我看到顾长卫拍的电影《孔雀》，其中有一个镜头，讲姐姐为了拿回被果子捡走的降落伞，脱了自己的裤子。许多观众批评这个细节不真实。我只能苦笑。从某种意义来说，降落伞与馒头并无区别。一个小小的馒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话一点不假。二零零六年，当我看到陈凯歌与胡戈共同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我没笑。

一九七五年，无数暗流在人心中涌动。“走后门”，这个几年前让人羞愧要被批判的词语被人们在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谈论。能否为回城子女找到工作，变成许多父母亲肩膀上的一块大石头。继父回到汽车队担任领导职务，我成了汽车队里的正式职工，时不时把一辆大卡车开去兜风。街头出现许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他们拿烟的姿势个个都像毛主席，夹在左手食指与中指间，胳膊弯曲，烟头与左肩齐平。那时有个名词，管他们叫“社会青年”，他们吸烟、喝酒、赌博，乱搞男女关系。群殴之风一时盛起，主要就是争女人。十几号人，各自拉扯队伍，约定某处。先是讲数，讲得拢，就去吃饭；讲不拢，就开打。武器一般是砖头、菜刀、擀面杖，也偶尔有自制的匕首。谁打赢了，那女的就跟谁。若过了一些日子，输的一方喊来更多的人，把赢家打趴下来了，这女的便蹬了原来那个，跟了新东家。

现在一讲文革，有种误区，好像那时候的人都特纯洁，满怀革命理想，满脑子政治词汇，根本不想下半身的事。这是扯蛋——难道那些年出生的孩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真有女流氓了，不是别人，正是于萍。大家都尊称一声于逼。于萍是六九年下的乡，七五年初回来的，比我早去，晚回。至于当年为什么她比我小还能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句俗语，“人有人路，蛇有蛇道。”

或许，一切痛苦、焦虑都来自肉体。惟有毁了这肉体，毁了这具由骨骼、血液、肌肉、内脏和五官构成的袋子，才能彻底与装满袋子的种种词语一刀两断。革命的于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嘴里吸烟走起路来叉手叉脚双腿中间塞得一个磨盘的女子。如果我没记错，于萍这年十九岁。但她的样子不比三十岁的妇人好多少。我当时与小时候的玩伴青皮的关系又算密切起来。青皮没有我那样的继父，所以也没有工作，算是社会青年，整天蹲在马路上，见有熟人经过便撵上去讨要烟抽。

青皮说，“国安，听人说东门那来了一个于逼，给她一包烟，她就让你干。想不想去玩？”

我当然就去了。带了两包上海出产的凤凰，一包烟四毛六，算是当时最高档的了，与青皮一人拿一包。进了门，青皮示意我在屋外稍等，自个儿先摸进房，吱哩呱啦一阵，就在里面噼哩叭啦地捣腾开来。没多时，屋内传出女声，“叫你那朋友一块进来吧”。我有点犹豫，还是侧身蹩进门。屋内的光线不是太亮，青皮撅着屁股正干得欢。那女的叉开双腿，奶子松松软软地垂到肚皮上，皮肤也黑，小腿上还有老大一块疤痕。我一下倒了胃口。白素贞脱了衣服，跟一堆雪似的，这没法比。我前脚进门，后脚出去，嘴里说，“青皮，你慢慢玩，我走了。”我没想到，这女的反而恼了，啪地下蹬开青皮，跳下床，就这么晃着两只奶子走出来，破口大骂，“操，看不上老娘啊？是哪个烂屌的？”

十年，弹指一瞬间。儿时的伙伴，今天这样相见。我无法准确形容自己的感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反正不是被雷电劈了的那种，就是难受，全身都难受。好像身体都包裹在一层牛皮里，牛皮被太阳暴晒，在不断地向里收紧。我看着眼前这张依稀相识的脸庞，脱口而出，“于萍。”于萍愣了一下，仔细地盯着我的脸，终于认出来了，拖长腔调，“李国安啊。”于萍脸上没有丝毫的羞怩，说，“你等会儿，我去穿裤子。”青皮出来了，提着裤子，表情惊讶，“你们认识？咦，你是于萍？你不认得我了，我是青皮啊。你小时候不是住北门的么？我与国安当时还与你打过架的啊。哈哈。想起来了没？你当时踢了国安的卵，要做他老婆的。”

我想夺路而逃，可惜于萍就拦在身前，这腿却是拔不动。于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青皮，眼神里尽是嘲谑。青皮结巴起来。“关你屌事。”于萍闷哼，进屋，穿了衣服出来，屁股往椅子上一放，撕开烟盒，叼起一根烟，吸了口，大刺刺地说道，“你过得不错嘛。”于萍没看青皮。

我小声地说，“我在汽车队上班。”

于萍嘎嘎地笑，“不错。有前途。”于萍把手指抠了一下脚丫，再把手指放到鼻子底下嗅了嗅，说，“今天遇上老同学。高兴。晚上我请客。去为民饭店吃饺子。”

我赶紧说，“我还有事。”

于萍哈哈大笑，“怎么，来操逼就有时间，老同学请你吃饭就没时间，这么不给面子啊？”

我张开结舌，无法理解于萍竟然会说出这样粗鄙秽语。青皮按住我的肩膀，说，“有个屁事，天大的事，也没吃重要。妈的，这回，总算打回牙祭了。”青皮眉开眼笑。

于萍乐了，“我说请你了吗？”

青皮傻眼了。于萍把手一摊，“要去也行，拿钱来。”

青皮苦起脸，“我哪来的钱？”青皮用眼神瞟我。我摸出贴肉放着的五块钱，说，“今天晚上，我请。”

吃过饺子，我们互道珍重，挥手再见。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哭得稀哩哗啦，枕巾都湿透了。有人或许要骂我矫情，但人有时就这样矫情。于萍的事不断传入我耳里。大抵是为了她争风吃醋的。什么北门上绰号特务的捅瞎南门胖子的眼，西门二狗子的腿被东门的强根敲断。或许有人会问，于萍的父亲不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吗？是不是死牛棚里了？还有她母亲就不管，容她这样放肆？于萍是独生女，父亲倒并没在牛棚向马克思报道，七二年左右解放出来，官复原职，她母亲活得很好，去找过于萍，被于萍指着鼻子骂老逼壳，骂得抹着眼泪狂走。她与父母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具体细节，我并不清楚。听说，于萍的父亲蹲牛棚的时候，于萍回城探亲，县革委会的某人看上她。于萍不肯，被母亲灌醉了，用女儿的贞操交换了丈夫的自由。这是传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于萍身上一定发生过比较不幸的事。但谁会关心她的不幸？大家只晓得城里来了一个于逼。

我以为于萍这辈子算完了。但二零零六年，我在北京遇上于萍，是在王府井的那个教堂。我没认出她。她叫出我的名字。她是来做祷告的。她已经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并嫁了一个法国驻华参赞，不久后要跟随夫君赴法。我们在星巴克喝了一杯茶。我要的是芒果冰爽茶。她要了杯伯爵红茶。她坐在椅子上坐的姿态非常迷人。我们互相询问近况，互道珍重，然后挥手再见。她怀里还一直抱着条雪白的叭巴狗。当她的手被狗的舌头轻舔着的时候，她笑得像一个三岁的孩子。

我们都没提起过去的事。

于萍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离开老家的，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对她后来的经历一无所知。但我得说，一九七五年的于萍确实起了一个坏傍样，县里很多在社会上混的女孩子，都不以与男人睡觉为耻，一荏一荏，跟韭菜一样。当然，人名还是数得过来，长征巷的三姐妹、红旗街的陈向阳、反修路的许胯子，并没有像当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十步之内必有小姐，整个村庄整个乡镇的女孩子都去卖淫。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在性相对保守，道德能杀死人的那个年代还是非常罕见。我很诧异。可能是我的老家比较特殊。后来，我打听过邻近几个县城有没有这样情况发生，有，没有成为普遍的现象。又或者说，他们那里这种现象并不比我老家逊色，只是我问到一个不知道内情的人罢了。一个圈子有一个圈子的法则，没真正进去，就不可能知道水的深浅。

最后像于萍这样修得善果的，寥寥无几。不是在后来的几次严打中被抓去坐牢，就是改名换姓远嫁他乡，再要么是死了，七成是被人弄死的，三成是自己投河死的。一九七九年有个女的，叫兰姐，手腕比起一九七五年的于萍要高出一筹，很懂得用身体驾奴男人。县里的几大流氓团伙竟然被兰姐的手指奇迹般地捏在一处，在她的领导下，团结合作，打遍邻近几个县，威风凛凛。兰姐有港台录像里黑道大姐的风范。谁也没想到，一天晚上，兰姐犯了烟瘾，去外面买烟，被四个十来岁的少年打晕了轮奸，尸体还被扔进河里，几天以后浮出来，被鱼虾啃得面目全非。说来也凄凉，最后给兰姐收尸的，还是她的老母亲。她那么多的情人姘头没一个愿意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