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解放了，功劳和过失该怎么清算？大家都说，我们就是遵从了民选合法政府的命令，向德国投降了，这怎么能算是叛国呢？但是没有用，因为德国战败了，你就得被定为法奸。你说你听从了合法政府，继续当你的巴黎市长，这个理由戴高乐不接受，你为什么不去投靠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你为什么不去加入共产党的游击队抵抗德国？你选择投降，你就是法奸，我就要杀你。

其实不光是戴高乐不讲理，战争到了最后审判的阶段，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理可讲的，包括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大量的法学家坐在一起，现场重新立法。因为按照现有的法统，大量的战犯根本没法审判，比如法国和日本，大家都叫嚣，我只是听从了合法政府的命令，我只是听从了天皇的命令，你为什么要审判我？没有理由，就是要审判你，所以当场发明了两个罪名，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其实在国际大审判前，很多英美的法学家都提出，最好不要审判，直接都枪毙，因为这是战时，枪毙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为了寻求一个合适的法条而拖延审判时间，对方也能趁机脱罪，这些细节太冗长了，这里就不多写了。

总而言之，没有国王的法国，在战后审判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和争议。维希政府和“自由法国”到底谁是法国的合法政府？按理说应该是前者，但审判的时候认可了后者。大量听从维希政府命令的人被判处了死刑，甚至贝当元帅本人也被判了死刑。大家知道，“一战”时贝当元帅在凡尔登指挥战役，挽救了整个法国，是法国人民心中最大的英雄，如今要判他死刑，法国人民内心接受不了，所以后来把死刑改成了流放，贝当最后就跟拿破仑一样，被流放到一个小岛上，不过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快就死在了岛上。

贝当逃过了死罪，但维希政府的总理和部长都被枪毙了，这些人临死前都高呼着“法国万岁”。仔细想想，他们犯什么罪了？败仗是军人打的，也不是他们打的，维希政府主要是贝当元帅在主持，他们只是协助维持，而且毕竟也守住了法国一半的土地。中国也有相似的情况，战后中国在南京审判的时候，陈公博和陈璧君争辩，败仗不是我们打的，最后我们还从日本人手里争取到了一点权利，为什么要判我们的罪？当然了，维希政府后来做了一些可耻的事。

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大量的法属殖民地就跟了“自由法国”政府，德国觉得维希政府没有用了，所以1943年以后，德国进入了法国南部，将法国全境都占领了。法国舰队可是比德国舰队强大多了，就算维希政府投降了，舰队也没有投降，而是停在法国南部最大的军港——土伦港。结果1943年德军占领了法国南部，强大的法国海军再也无法忍受了，坚决不肯向德国缴械，愤慨地全部自沉了，只有一两艘正在地中海航行的军舰，投奔了英国海军。

以上是维希政府的复杂情况。再看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政府，他这边问题也很多。最困扰戴高乐的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少将，地位是不够的，所以他的政府的合法性也不够，而且他还面临着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抵抗德国的战斗中，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政府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当时抵抗德国的法国地下游击队，基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戴高乐是个极右的反共分子，他就相当于公子重耳，被秦军护驾回了晋国。共产党当然不拥护戴高乐了，这么多年的苦战，都是我们共产党在组织法国游击队，现在战争胜利了，你要以合法政府的身份自居，还要统治整个法国？那可不行。

所以战后清算的时候，戴高乐始终坚持不懈地声称，每一名法国人民都是抵抗德军的，只是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加入了游击队，有的人选择了流亡，等等。总之，戴高乐希望团结整个法国，但他本人在军事上没什么建树，根本控制不住国内的混乱局面。当时法国全境都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不仅法国，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意大利、荷兰、丹麦，到处都在报复内奸，歌颂英雄。大家想想，荷兰有什么抗德英雄？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有一个叫王二小的小英雄，把日军引到地雷阵里同归于尽，可歌可泣，荷兰歌颂的英雄就太可笑了，德国人跟荷兰人问路，荷兰人指错路了，于是这个人就成了抗德英雄。

然而到了最后，法国共产党却被苏联出卖了。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游击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1945年战争胜利后，希腊爆发了内战，意大利和法国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内乱的危机。但在举行雅尔塔会议的时候，丘吉尔跟斯大林划分了势力范围，英国出卖了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同意波兰的一部分归苏联所有，斯大林也出卖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再支持他们。于是，法共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不得不向戴高乐缴械了，否则以戴高乐的力量，根本不是武装强大的共产党游击队的对手。希腊的内乱，则是英美联军用枪炮，把希腊流亡政府和国王弄回来了，镇压了共产党的起义。

写到这里，我想再跟各位读者分享一个西方人的有趣观点——哲学家和作家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的区别。

首先是哲学家，大家都知道，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特别高，永远是俯视全人类的视角，所以哲学家最讨厌民族主义。当德国占领军入侵的时候，哲学家都没有逃跑，他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生活。比如萨特写的《占领下的巴黎》，就是以俯视人类的角度切入的，他在书中幽默地写道：你看德国人来了，他们也会听歌剧，听到激动的时候也会鼓掌，而且德国人也很有绅士风度，会给女性开门，在地铁里也知道给人让座，而且德国人长得也很漂亮……于是，有一天，当一位英俊的德国军官给法国女士开门的时候，女士情不自禁地对军官笑了一下，回过头立马感觉到不对劲，她竟然对敌人微笑，心中不禁充满了负罪感，回家赶紧听英国的BBC电台，培养一下民族仇恨。对于萨特和大多数哲学家来说，战争是一件无所谓的事，甚至好多哲学家还支持纳粹，比如海德格尔，因为他们是站在上帝的视角在俯瞰人类的。

作家和哲学家截然不同，德国占领军一进入法国，法国的作家们纷纷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参加游击队，上了战场。包括得过诺贝尔奖的加缪，他不但参加了游击队，还当上了一支队伍的领导者；还有大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中国读者一定太熟悉她写的《情人》了，后来拍成了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是我们的金马影帝梁家辉演的，还有《印度之歌》，以及我最喜欢的《长别离》。杜拉斯是一名女性，她竟然也参加了游击队，这说明作家的思想都是比较偏激的，相对虚无缥缈的“全人类观”，作家更倾向于相对狭窄的“民族主义”，大多数作家都充满了热血，义愤填膺地弃笔从戎，比如匈牙利的著名诗人裴多菲，直接战死在匈牙利独立战争中。

通过作家和哲学家的对比，可以充分看出，像作家、律师、大学教授等，这些小知识分子，他们通常痛恨强权，痛恨专制，警惕权力，经常充满了愤怒，经常对当权者表达不满和抗议；而像哲学家这种大知识分子，比如萨特、海德格尔、福柯等，他们只警惕民众。大知识分子觉得民众才是最危险的，不论是强权者还是独裁者，那都是人类，不是外星人，任何一个政府存在的目的都不是反人类，不是迫害民众。

所以，“二战”期间的法国，作家都去参加游击队，英勇抵抗侵略者了，哲学家们就留在巴黎，每天悠闲地喝着咖啡，饶有兴趣地俯视着人类。

以上就是“胜利的阴影下”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