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把棋子交给交通员之后，所有的人之间就都是上级对下级的单线联系了，大家相互之间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至少还是能说出一些特征的。总之，四名侦查员就顺藤摸瓜，将运送黄金的前六名交通员都找到了。关键是找到这六个人也没有用，因为这六个人都已经顺利地开过锁、交回棋子、完成任务了，肯定是清白的，重点是要找到第七个人。

第七个人怎么找呢？要先问第六名交通员，因为他是跟第七个人做过面对面的交接的，第六名交通员倒没有混上什么师长、县长，而是在一家竹行里用竹子编东西维生。为什么呢？因为“黄金大劫案”发生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党的任何指示和任务，因为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全部都是单线联系，估计是他的上级突然牺牲了，所以他也就被人遗忘了。

在战争年代，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开国大典上，我们只看到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却没有看到千千万万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上线牺牲了，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跟组织取得联系，就算他自己去政府，说自己是老革命，但根据我党的规定，脱党10年以上就不能算作有功劳了。现在距离1931年都相隔18年了，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18年前，也就是说他已经脱党18年了，一切都随着上线的牺牲而变得死无对证，光荣的身份永远都无法得到承认。

四名侦查员找到了这位在竹行里编竹子的第六名交通员——刘师傅，让他回忆一下18年前在松江将黄金交接给第七名交通员的经过。这位编竹子维生的40多岁的刘师傅，当年，他到了松江以后，就住进了汉源旅馆，在那儿等下线的交通员。没过多久，果然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帽子，两只手还揣在袖子里的人，那人进了旅馆就问掌柜的，有没有一个说杭州口音的客人。刘师傅就是说杭州口音的，他负责的路段也正是从杭州到松江，掌柜的指了指刘师傅，两个人就算接上了头。

刘师傅和第七名交通员俩人一起进了客房，先对暗语，然后把手里的棋子对上，钥匙也打开了锁头。所有规定的程序完成后，刘师傅把铜箱子交接给了第七名交通员，两人除了对暗语之外，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交接完毕，刘师傅就返回交差了，这就是整个交接过程。

听完刘师傅的回忆，四名侦查员面面相觑，因为关于第七名侦查员的描述太抽象了，只知道对方穿着一身黑衣服，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侦查员只好跟刘师傅说，你再好好回想回想，看看还有什么细节能提供给我们的。刘师傅虽然编了那么多年竹子，但记忆力还不错，想了一会儿，一拍脑袋说：对方从钱包里往出拿棋子的时候，露出了一张蓝色的单子，那单子就跟我住的那家汉源旅馆的入住单是一模一样的。如今我们住旅馆，要把一天的入住费都付了人家才让你入住，但在1931年的时候，只要先付10%的订金就可以了，店家会给你开一张押金的单子，当时在松江的旅馆，押金单通常都是蓝色的。

侦查员们大喜过望，看来第七名交通员也是在松江住店的，这回可以继续往下查了。于是几个侦查员就把当年在松江开旅馆的所有老板都集合了起来，因为这是中央的毛主席亲自督办的案件，所以所有人都得积极配合调查，而且1931年的时候松江一共也就五家旅馆，很容易就把五个老板都找来了。大家都把陈年的账本翻出来，查查1931年12月6日那天都有谁住过旅馆，这是很好查的，因为那时候的人流量不像现在这么大，如今的松江每天可能至少有八万人要住旅馆，而80多年前的松江是一个很小的小城镇。五家老板查来查去，发现那天一共就有三个人来住店，除了刘师傅以外，另外两名住客是一对老夫妇，从外貌特征上来看，不可能是第七名交通员。

第七位交通员来跟刘师傅交接的时候，两只手抄着口袋，随身也没带任何背包，钱包里还有入住单，按理说他应该是住在松江的旅馆里啊。而且这个人也肯定不是本地人，如果是本地人的话，旅馆的老板和伙计肯定都认识他，因为凡是在中国的小镇或农村，住在里面的人都互相认识。刘师傅记得很清楚，当那个人走进旅馆的时候，老板和伙计都不认识他，那就说明他一定是外地人。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松江每天到了黄昏时分，是要关城门的，刘师傅和第七名交通员交接的时候，城门肯定是已经关闭了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拿到了金条之后，是绝对出不去松江城的，当天晚上肯定要有一个地方歇脚。

调查线索又断了，四名侦查员只能继续在松江找线索，他们发动了整个松江的公安局，把所有的街道主任、街道大妈全都集中了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回想一下，1931年12月6日晚上，谁家有客人或者陌生人留宿过。整个松江城的人民都开始回忆起来。18年前的12月6日，是旧历的10月27日，既不是过年，也不是过节，谁家都没有什么客人来。在那个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话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邻里之间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谁家有事隔壁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有人要在家里藏着人，不被人知道是很困难的。

最终，还是没能找到有嫌疑的人。没办法，四名侦查员只能放弃在松江的调查，打算回上海去复命。就在四个人准备离开之前，其中的一个侦查员突然想起来，在松江的警备团里，有一位营长是他当年的老战友。当然了，这四名侦查员都是军人出身，当年的警务人员都曾经是军队里的老兵，新中国成立之后转入了公安系统。总之，其中一个侦查员在临走之前，去会了会昔日的老战友，他的营长老战友十分热情，坚持要请上海派来的侦查组吃顿饭，喝点酒。

案子没破成，四名侦查员的心情多少是有点沮丧的，喝点酒消消愁也不错，于是四个人就去了。营长在桌子上摆出了四道菜，还很热情地把炒菜的厨师请了出来，给四名侦查员介绍说，以前有好几位司令员来我们这里视察，都是吃这位大厨炒的菜。大家一听这位大厨还给司令员做过菜，都感觉十分荣幸，还邀请厨师坐下来跟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坐在一起喝酒，总要聊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四名侦查员这次前来侦办的“黄金大劫案”，侦查员们愁容不展地抱怨道，这案子太难了，他们查了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其实查不到也并不奇怪，因为给党中央送黄金这么重要的行动，18年前派出的七名交通员肯定都是最优秀的地下党员，这些人的潜伏经验一定都是极强的，所以他们的行动肯定都是非常隐蔽的，如果那么容易就被查出来，就不配当地下党人了。我们能想到查松江的五家旅馆，对方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他那天晚上一定是隐藏在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没想到，那位大厨听完四位侦查员的话，居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大厨说，当年松江县虽然只有五家旅馆，但驻松江的保安团自己有一家招待所，这家招待所不对外开放，只有当保安团开会的时候，周围的保安队长都来到松江，晚上城门一关，他们来不及回去，就会住在这家招待所里。里面差不多有50个床位，要住进这里面，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级别的人做担保，还要有营长签字才行。你们要不要去那儿找找？

四个侦查员眼前一亮，太好了，幸亏今天走之前来吃了一顿饭，竟然吃出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因为保安团内部有招待所的事，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位大厨因为厨艺好，经常被保安团团长叫去做菜，所以才知道那里面能住人。

于是，四名侦查员赶紧让松江公安局把保安团招待所的档案调了出来，翻到1931年12月6日那天的入住记录一看，当天招待所里的确有人入住，而且就只住了一个人，叫作梁某某。因为此人不过是个小角色，所以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姑且就称呼他为梁师傅吧。担保梁师傅入住招待所的人，也写明了担保的理由，说梁师傅是从上海来的一名中医师傅——所谓的中医师傅不是中医师，而是药师傅，是专门在后店配药和煎药的人——他当天是来松江采购药材的，所以要在这里住一天。

终于找到这第七名交通员了，大家十分振奋，根据担保函上的详细资料，得知这位梁师傅是在上海的某某药行工作。四名侦查员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直扑那家药行，虽然药行已经倒闭了，但侦查员们找到了药行的魏老板，魏老板告诉大家，那家倒闭的药行，是他的父亲传下来的，那位梁师傅，从他爸爸开始就跟着魏家一起干，是店里店外的一把好手，但18年前的冬天，梁师傅突然毫无缘故地就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当年，魏老板派梁师傅去松江进货，以前进货也都是梁师傅去，所以魏老板还特意给他写了介绍信，让梁师傅到了松江之后，去找一位连长给他做担保住招待所。梁师傅从松江进完货，第二天早晨九点钟还正常到药行里上班来了，他坐在店里，神情很平静地喝了一口茶之后，突然跟魏老板说，他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可能是出差太累了，想回家休息一会儿，下午下班之前他肯定回来，毕竟店里里里外外都少不了梁师傅帮忙。结果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梁师傅也没有回来上班。魏老板心肠还不错，他担心梁师傅是不是病得太严重了，还派了一个小厮去梁师傅家里探望。梁师傅住的地方离药行不远，小厮到了那儿一看，门是上锁的，问了周围的邻居，大家都说梁师傅从本月1日开始就没回过家，这门一直都是锁着的。魏老板很错愕，还连夜查了药行里的账目，但店里既没有丢钱，也没有丢东西，魏老板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这梁师傅也没有卷款，也没有偷药，为什么突然不打招呼就没了呢？

侦查员一听，太好了，这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消息，因为这位梁师傅如果还在药行工作，那应该就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了。而且，这位梁师傅失踪的时间，刚好就是刘师傅把金条交接给第七名交通员的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