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到处是从越南来休假的美国普通步兵。下午三点过后，市里热气蒸腾。为了躲避炎热和那些美国兵，为了找办法消化汤姆刚告诉他的事，多里戈·埃文斯决定采纳他向病人提出的走路是最佳治病良方的建议。
他从医院出发，向环形码头走，然后，他发觉自己起步从让他极受逼迫的人群走开，正穿过悉尼港口大桥，想去造访一个住在基里比利的医生朋友。混杂在闲散漫步的观光客中很愉快，桥上人行道很宽，从桥上看，悉尼景致开阔，让人又信心十足。
他在桥的中段停下。一阵从东而至的轻微气流把清爽的海风吹过来，他盯着桥下很深处的海水吐着白色和蓝色的浪花。在很近的位置，赭红色塔形起重机像站岗的步哨，围绕着新建歌剧院巨大裸露的帆棚形顶部，歌剧院构架错综繁复，让多里戈想起干桉树叶上细致精巧、蕾丝样的筋络。天边，傍晚的太阳正把这座城市叠进坚致而耀眼、由光影对照形成的条带中。正当他把自己恋恋不舍地从栏杆边拉回到人行道上，又开始抬步走时，他最先远远地瞥见了她——她正从一个倾斜的长条形的暗处踏步进入光亮中。
过了一会儿，他又看见她，她正走向他，砂岩建成的庞大桥塔支撑着大桥北端，桥塔的拱顶把她框在下面，周围的行人是一层翻滚的浪，她的头在上面一起一伏，像沉船后被弃置的货物。在很宽的人行道上，他在靠边的位置，置身于大桥庞大的铁制架构投射的阴影里。他全身心都投入在这个陌生人身上，她在人行道内侧走，离他越来越近，一个行走在阳光里的幽灵，接着，她又从他视线中消失了。
他从人丛里第三次找到她，这次更近了。她戴着入时的遮阳镜，穿着无袖深蓝色裙装，裙装的臀部带一圈白色条纹。她带着两个孩子，小女孩，每人拉着她的一只手。车辆行驶的噪声在大桥用铆钉固定的腔骨似的铁制构架中回响，他能看见两个孩子，笑着，喋喋不休，她回答她们。虽然听不见，他还是确定不疑：她绝不是魅影。
他想过她死了，但她就在这儿，朝他走来，看得出老一些了，但在他眼里，时间没有消减她的美，反而使她更美了。好像年岁没有减损，反而彰显出她到底是谁。
艾米。
岁月的深渊——创造历史的战争，著名的发明，难以数计的恐怖，非凡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些都近于电光泡影。原子弹、冷战、古巴和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对她傲然的步态、她不圆熟的行事方式、她渴望解放的乳房，以及她妥帖藏起的眼睛根本无法施加影响。她用过脱色剂的头发颜色稍浅，比天然发色更加悦目，要说稍瘦了一些的她的身体，使她更加神秘莫测，因为刻画其轮廓的皱纹，她的脸略显憔悴，洋溢着一种得之不易的平静自若。
在阿德莱德的书店，透过漂浮尘粒的光柱，他第一次看到她，从那时起，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对他而言，她的变化，其重要性如此微乎其微，他感到震惊。那么多他认为永远失落的情感当下回归了——带着跟他最初体验时同样强烈的震撼。
他应该停下来，还是接着走，从她身边走过？他应该痛苦地大声喊，还是什么也不说？他必须做决定。只有这么少的几个瞬间用来评估、对比已知和未知的生活，他现在的生活，他们那时的生活，他构想不出她眼下的生活。他能看到两个孩子，看得够清楚，他识别出她们身上的属于她的特征。她们有些什么不是她的，这让他痛苦，其程度远超过他认为可能的范围。也许在她的婚姻中她很幸福。他感觉呼吸费力。他不停步地走向她，脑子里飞速闪过一千个令他发疯的愚蠢念头。他告诉自己他不能粗暴地闯进她的生活，引起大混乱，他对自己说他必须这么做——如果什么都没丢失，如果他们能重新开始。
她更近了。他的思绪加速，变得越来越快，他试着放慢脚步。他的胃部翻搅，平衡感不稳定了。他离她很近了，能看见那颗突显她上唇形状的小痦子。他想的不是她一如既往，如此美丽，或者说他根本不想她很美这回事。他只想他渴望得到她。她戴着一条项链，启动了记忆的一次暴动，其势头之猛使他无法控制。她看到他了吗？他要向她痛苦地大声喊。他要！这时，在她身后饱满阳光的衬托下，他看见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裙装，把它向上拽，拽到乳沟上端。有那么一瞬间，也许吧，他信心十足地期待——在那超越的光里，她终于要把他接纳到她的怀抱和她的生活里去了。
然而，只在万物之始才有光。
他开始要说什么，他意识到他们擦肩而过，没说一句话。他在阴影里不停步地走，继续直视前方。他把事情搞错了。她，他，他们，爱情——特别是爱情——如此彻底地搞错了。他把时间搞错了。他觉得难以置信，但他不得不信。她的死，他的生命，他们和每件事，每件事都搞错了。他无意中犯下错误，后果如此严重，如此势不可挡，他不能跟它对抗，不能转过身，大声喊，跑过去。直到走到桥的另一端，他才终于找到力量，转过身。
哪儿都看不到艾米。
站在人行道中间，周围人流汹涌，好像他不过是城市空间中又一个障碍物。一个路障，一个垃圾桶，一具尸体。他想到罗得的妻子39，他想这故事真是个谎言。你不转身、不回头看才会变成盐柱。他意识到他应该拦住她，他意识到他再也不能了。他从来就不该不停步地走，然而，他这么做了。
他做过选择吗？她呢？那儿有过什么可供选择吗？或者说生活就这样，毫不留情地驱策人们，先是一道儿，再各奔东西。
在他四周，在他身后，在他伸手不及的地方，全是人，向所有可能的方向移动。光里混乱无序飞扬的颗粒很久前就不见了，就像他知道现在什么都不见了，消失在铁料中，消失在石头里，消失在海洋、太阳、无云的蓝天中，沉浮的热气里，消失在赭色塔形起重机里，和轰鸣的高速路上。
又过了一会儿，他还站在那儿，在高耸的铁质半环形的群组中和咆哮的车声里，在蓝色白昼和潋滟海水中，一个渺小的身形。他想：失去了你爱的人，世界多么空虚。
他又转回身，开始不停步地走，所有道路都没有人迹。他曾经认为她死了。但他终于懂得了：那时活着的是她，死了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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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2>
等过了桥，艾米在环形码头上给两个外甥女买了冰激凌，赶上开回在曼利姐姐家的渡船。很多年，她认为他死了。只在最近一个时期，当他声誉鹊起，她才知道战时他没死。为什么，为什么，看着波光闪闪的海水退去，坐在渡船的后甲板上，她又一次想，为什么他没回来找她，既然他一直都活着？为什么？回到姐姐家，她想。为什么？在床上躺下，她想，怎么这么累。她不能原谅他违背诺言。
她根本没想过他或许以为她在爆炸中丧生了，而不是跟她一样，第二天早上才得知爆炸，当她开着那辆篷式轿车从他们最先去过的海滩回来，基思对她说他死了，她悲痛欲绝，开车到那儿去思念多里戈，结果那天晚上睡在了那儿。
最近几年，她时常有去找多里戈的虚幻念头，几次要跃跃欲试，甚至找到他的号码，把它写下来，但她还没真的把什么付诸实施过。每次考虑跟他联系，她都觉得感情上承受不起。她想要他什么？他会想要她什么，如果她有什么是他想要的？有时她怀疑他是否真的会牢牢记住她。再说，不管情形如何，她见面说什么？说她以为他死了？
怎么同他谈起很丰裕的遗产，基思死后她继承的遗产；她的第二次婚姻，战争结束很久了，很愉快，很搞笑，跟一个比起挣钱更会赔钱的出版人，因为糊涂，他把钱弄得精光就不见了，据说去了美国。这次婚姻大概就这些。跟一两个别人，过眼烟云，或多或少。总得说来是少。怎么同他讲这都不是爱情，连跟那编书的也不是？某种轻松一些的东西，一顶帽子，一件裙装，或者一片云。但谁会对一片云念念不忘？
只要想提笔写信，想给他打电话，她眼前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他对她的拒绝——他从没尽力要找到她，战后没回到她这儿来，他这样许诺过。现在，他们的地位全变了：他是家喻户晓的多里戈·埃文斯，永远在上升，她什么都不是，在沉陷。接着，诊断出来了。怎么把这件事告诉他？
她姐姐第二次在叫她。
“就来了，”她说，“再过一会儿。”
她这么疲倦。关于他，她遗忘了那么多。但那是他。他没死，她也还没死。这足够了。她把项链摘下来，把珠子在指间滚动。她被很多事触动。接着，她把它放下。他成了一个重要人物，或者说超乎于一个重要人物，她看得出他正在隐去，变成没有鲜活个人特征的人。
而她呢，很快会化为虚无。她在接受最强效的治疗，从根本上说，治疗无济于事，她的肿瘤医生告诉过她。她做过两次切除手术，在两次切除手术之间，她奋力抗争要渡过难关，但现在，她放弃挣扎了——她姐姐同意看护她。她的诸多梦想很久前就被消耗殆尽了。
现在，她从日落，从不多几个，但被她爱着的朋友们那里，从她居住城市的魅力中寻找欢乐：清晨的暖意，暴雨后沥青和房屋的气味，夏天沙滩上的每日狂欢节，在阳光普照的下午，从桥上望见的城市风景，有时碰到的陌生人，对外甥女的娇宠，沉浸到回忆中那种怡悦的孤独中，夏夜允许她享有这孤独。有时她很幸福。
偶尔，她记起一个海边的房间，月亮和他，浮动在黑暗中的钟的绿色指针，海浪撞击，一种情感，不同于她此前经历过的任何东西，也不同于她后来经历的任何东西。
十八个月后，比他们先前给她的时限多六个月，她会被埋在郊区墓地，一个毫不起眼的墓穴，在占地很多英亩的大同小异的坟墓中间。没人会再见到她，一段时间过去，连外甥女对她的记忆也会消退，接下来，也同她们一样，这记忆最终不复存在。会留下的，在泥土的长夜里荧荧发亮，将仅剩一条珍珠项链，她请人把它跟她一起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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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2>
那天晚上，多里戈·埃文斯飞到墨尔本，从那儿，他第二天坐上飞往霍巴特的早晨航班。波音707引擎发出排山倒海的嗡嗡声，引发非常态的昏昏然，他在其中找到了消停一下的中介地带。在霍巴特降落时，飞机受到强风和浓烟的干扰，来自发生在岛南的森林大火，向下一跌，向前猛栽，像在沸反盈天的锅里翻动的豆子。在草木灰的气味中，在强阵风刮来的热浪的猛抽下，他们离开了飞机。
迎接他的是老佛莱迪·西摩，一个年纪有争议的外科医生，他负责外科学院在塔斯马尼亚的分校，多少有些怪里怪气地开一辆一九四八年出厂的绿色福特水星，跟西蒙一样，车保养得很好，看着跟车龄不符，优雅得无懈可击。外科学院在霍巴特一家饭店举行午餐会，向多里戈表达敬意。会后多里戈要去“蕨树”，一个就在霍巴特市外的村子，在风景优美的山地森林里，艾拉姐姐住在那儿，还有他的家人。他用机场的公用电话给艾拉打过电话；她姐姐开车出去了，下午三点才回来。反正天气太热，除了跟孩子待在家里玩游戏，也做不了别的。她说待在高大的尤加利树下的阴影里很凉快，想不起什么更好的地方。
午餐会比多里戈预想的愉快，至少能把他的思绪从其他正拥进脑中的事转移开。但正当他们就要开始喝雪莉酒，抽雪茄时，消息传来说火情恶化了，一场借着风势爆燃的林火正危及跟霍巴特南边邻接的镇子，包括“蕨树”。
多里戈·埃文斯找到饭店里的一部电话，试拨艾拉姐姐的号码，但连接不畅，接线员说几乎所有通到山里住家的线路都这样。多里戈·埃文斯转向佛莱迪·西蒙，问能不能借他的车钥匙，西蒙刚把雪茄点上，正小口快速地呼吸，把烟吧嗒进嘴里，塌陷的珊瑚红的脸颊从一边到另一边来回鼓动。
“我爱你，埃文斯，”老外科医生说，一边呼出一口像长羽毛似的浓厚烟气，“跟爱儿子一样。所以，像一个儿子，你把车还我，车应该面目全非；像一个父亲，我应该原谅你。”
“蕨树”离这座城市开车需二十分钟。风非常强势，热浪成了一种坚执的力量，压抑身心。他进到福特水星，惊讶地看到后视镜里他覆满草木灰污渍的脸；车外，草木灰旋舞，厚重成阵的涡流，像黑色的雪。
福特水星开起来像吊桶，跟路面只有若有似无的接触，但它V8型发动机的功率让人放心。平常很壮美的山地不见了，消失在烟气笼罩中，烟气这么浓，开了不过几分钟，多里戈就只能看清车前几英尺内的路况。他打开车前灯，偶尔，从半明半暗中会出现另一辆车，在尽力逃往城里，车里人的表情跟他先前见过的、尽力从战争中逃脱的叙利亚村民的表情一样。有些车身有烧灼的痕迹；一辆没了挡风玻璃，令人难以置信；另一辆车漆鼓起很多发黑的大气泡。他开过霍巴特郊区外缘，进到一座树木高大密集的森林，道路从这儿开始穿越森林，切出一条不见天日、蜿蜒崎岖的沟壑。
转过弯，他迎面碰到一个警察立起的路障，不准任何车辆再往前开。一个孤零零的警察把头伸进一九四八年产福特水星，对多里戈说他必须掉头回去。
“那上头是死亡地带，伙计。”他说，一边把拇指朝身后“蕨树”的方向飞快地一点。
多里戈描述艾拉和孩子们的特征，问他们是不是从山上下来开过路障了。年轻警察说他在那儿两小时了，没见过一个像他描述的人。也许他们早些时候逃出来了。
多里戈·埃文斯盘算，从打电话到目前也许有两小时了，在这期间，艾拉和孩子们可能逃出来了。但她在镇子还没受到威胁就离开，这不太可能，再说她没车。多里戈·埃文斯希望他们逃出来了，但理智说服他必须依照他们还没逃出来这一推断采取行动。
“火正从泪柏谷烧上来，”警察接着说，“从东边烧过来。我听到好多叫人没法相信的事，说这火是从最大的火烧过后的灰烬中重新燃起的，那时最大的火都烧到二十英里以外了。”说话时，燃着的草木屑落到车前盖上，好像在证明他所说属实。
“上到那儿去你是发疯了。”他最后说。
“我全家在那上头，”多里戈·埃文斯说，把声量压到最低档，“如果不上去，我才是发疯。”
说完，他礼貌地请警察让开。警察拒绝了，他就放开离合器猛冲，把路障撞得稀烂，口中喃喃地向佛莱德·西蒙致歉，他还会致歉几次，这是其中第一次。
开了不到半英里，四周都是火焰，但好像不是最大那股火的前沿，虽然最大那股火的前沿看起来像什么，多里戈·埃文斯一无所知。他对艾拉姐姐住哪儿也一无所知，从前还从没去过她家；虽然他有地址，但路牌全都看不见了。道路也几乎看不见了，一片混乱，燃烧的枝干、为情势所迫被丢弃的燃烧的小轿车、像雨似的从天而降的草木余烬，以及浓烟。他以比步行快不了多少的车速开，沿着他将近二十年前坐瀑布啤酒厂的货车经过的那条道路。在这个地方，他曾经在暴风雪中努力凭灵感或直觉来理解爱情，在同样的地方，他正不顾一切在浓烟中寻找家人，仔细巡视车道、路旁空地、房屋，不停地摁喇叭。但哪儿都没人。他假定所有人不是离开，就是死了。天空不复存在，只偶尔瞥见狂乱滚动的云浪被凶恶的红色背光照亮。他继续开，集中注意力找人，把耳朵凑近车窗，把车窗拉到够低，指望或许会听到某个重要的人的声音，某个人的声音，不管什么声音。
过了不久，他想他听见某个人的声音，但在所有其他噪声中，他把它当作树干爆裂时树液气化发出的尖啸声，没加理会。接着，它又响起来，但听起来不同了。他停下车，从车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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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2>
从艾拉姐姐家数过去的第五座房子爆炸起火了，艾拉找到三个孩子杰茜、玛丽和小斯迪威，他们在后院喷水池里玩耍，喷水池直往外渗着水。她对他们说要走路到霍巴特去。
“霍巴特？有多远？”杰茜问。
艾拉不知道。七英里？十英里？她吓坏了。
“我们得马上走。”她说。
杰茜和玛丽只穿着浴衣和塑料凉鞋，斯迪威穿着内衣。火到处燎起来，艾拉没心思跟杰茜争论，她坚持要随身带上她圣诞节得到的每分钟转四十五圈的留声机。跟普通留声机不同，它也可以用作带龙头的吹风机和塑料浴帽，她坚决要把浴帽带上，以防火星烧她头发。她带上了她迄今为止得到的唯一每分钟转四十五圈的留声机，还有她姨妈给她的一张吉尼·皮特尼40的老唱片。
他们快速沿着街道走，用手扫掉烧剩的残叶和烧焦的伟人蕨叶子——它们从天而降，从他们脸上滑过，从头发上落下来。他们瞪眼看沥青从路的边沿滴落，红色草木余烬像难以数计的蝴蝶，飘在空中，光焰随着阵阵猛吹的风闪烁明灭——他们不觉得奇怪，也不惊讶。他们走过年事已高的钢琴教师麦克休恩太太家，她家用直立木桩建起的篱墙在燃烧，他们大声喊，让她跟他们一起走，但她手拿斧头，正忙着把篱墙砍倒来阻止火焰烧到房子，没心思理会他们。
刚开始，火焰带来一种奇妙的兴奋感，母亲的恐惧让三个孩子觉得他们比她强大，甚至觉得他们高高在上。他们不知不觉进入另一个世界，成人的世界；在那儿，每件事的重要性都跟他们所想的不同；在那儿，人们讲话当真；在那儿，你做的事都不是开玩笑；在那儿，你自己的生活，到目前为止不严肃，也没有目的，变得对他们和对你都很重要。他们第一次体味死亡，这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兴奋感开始消退，他们越来越怕，他们一定朝山下走了差不多整整一英里。离开房子的时候，最大的火好像在很远的距离以外，现在就在身边。斯迪威已经开始哭，因为草木余烬在烧灼他的皮肤。他抱怨火“没完没了”不是没理由的，现在火焰蔽天，消耗了可供呼吸的空气。他们看到一所砖房，好像很稳固安全，跟他们先前经过的房子不同，那些房子用横置木板拼接墙面，还没等火烧到，房子就在冒烟，火苗到处舔着房檐。
艾拉走到房子前门摁门铃，响起一阵在当下听起来荒谬可笑的钟鸣声。门开到只够在门里门外讲话那么宽。通过窄窄的开口，艾拉看清一位岁数比她大的女士穿着缕黑边的白色羊毛礼服，像要去一个慈善午餐会。艾拉只穿着棉质绿色印花裙和人字拖鞋，浑身盖满一层混着煤烟的汗水形成的肮脏油垢。艾拉看得很清楚，这位年事稍长的女士觉得艾拉跟她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把她几乎没穿衣服的脏孩子看作淘气鬼。艾拉本想请求能在房子里暂避一时，可是一开口，她听见自己仅只要求孩子们能喝点儿水。她不得不问两遍。一句话没说，女人打开门，把他们带到房子靠后那头一间整洁的厨房里。她拿出一个旧塑料杯子，只一个。
“拿着。”她说，伸手把杯子递出去，拇指和拱成弧形的食指捏着杯沿。“水龙头在那儿。”
孩子们就是要走：他们知道这个老女人想让他们离开，他们恨她和她的房子，甚至超过对火的惧怕。但这女人的势利让艾拉决心留下来。斯迪威因为烧伤在哭，艾拉问这个女人是否有旧了不穿的小孩衣服她或许可以借用，保护她儿子不被火星和余烬烧到。
女人打开一个橱柜，艾拉看见里面一格一格利落地熨好了、收起来的小孩衣服，价格不菲，大部分是男孩穿用的。她能闻到樟脑味，在她脑子里总跟不受时间改变联在一起，绝对不变的空间和物件散发让人安心的气味。老女人转过身，把一件叠起的衣物递给艾拉。艾拉手腕短而快地一甩，把衣服展开。
一件女孩不穿了的红衣服，磨损得很严重。
“谢谢你。”艾拉说。
不知为什么，她没法把找一个安全庇护所的计划与这样的羞辱调和起来，这羞辱让她愤怒，这愤怒难以平复。她儿子穿上破旧的红衣服，她把家人又带回到外面的大火中，她确信这么做不但义不容辞，而且很聪明。
他们走回到路上，大火完全没谱了。风在身后刮，风迎面扑来，到处是火，风像鞭子抽似的刮起来，打着旋的红色余烬和火光闪闪、不知来自何处的松实集结成飓风，把碰到的东西全变成火焰。他们一直在逃离，但现在他们被围起来了。
“我们被包围了。”斯迪威说，又哭起来。
“够了！”艾拉说，她一把抓住他。“我们必须想法子走到霍巴特。到我身后去，手拉手，不管做什么，都别放手。”
就这样连着，这条交织着希望和恐怖的悬悬一线继续延伸到风中、烟雾中、火焰中。玛丽开始哭，她的脚上打泡了。
“等到了霍巴特，我们再处理你的脚。”艾拉说。
先前有树木、房屋在周围燃烧，现在有树木、房屋在眼前燃烧，艾拉不停地催他们快走。她抱着斯迪威，身后是玛丽用一只手牵着她的裙边，杰茜用另一只手也同样牵着；如果他们不始终抓住彼此，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被这想法吓住了。从火焰和风的噪声中传来一声坍塌的巨响，前方远处，一棵树燃成火球倒在路上。艾拉找到蜿蜒在火周围的一条路，他们继续走，走过这棵树，走过一辆轿车烧着的残骸，走过一根倒下燃烧的电线杆，电缆像织衣用的羊毛线在四周伸展。但前方大火变得比身后的更险恶，热得难以置信，玛丽的脚打泡很严重，突然，艾拉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孩子们。
“咱们得往回走，孩子们。快，”她说，“谁他妈都别找麻烦。”
她以前从没骂过人。他们知道有些事情变了。
“快，”她不停地说，“快！”
“但霍巴特呢？”杰茜问，她到现在还没开过口，“要是到了霍巴特，我们就安全了。”她声音带喘，抖得厉害。“我们得到霍巴特去。”
杰茜推开他们，迈步从他们身边走过，向火里走去。艾拉一把抓住她，狠狠朝她脸上抽了一巴掌。
“再朝这方向走，我们会变成安息日烤肉。我们必须找地方避火。”
杰茜开始尖叫，艾拉又狠狠抽她一巴掌。杰茜泪如泉涌，扔下留声机，留声机在路面上撞碎了。烟雾里的焦油让他们的嗓子像火烧，呼吸困难，他们的眼睛不停地流泪，鼻涕从鼻孔里不停地流出来。眼前几步之遥就看不清东西，只偶尔看见一条车道的起始、路的一个拐弯、一个路牌，他们才知道他们在哪儿。
他们到了一所没花园的房子，只有一颗苹果树和一个用石棉材料建成的花园棚子，待在一片寸草不生的地块中央。那儿没什么可烧的，所以大火在它们背后腾空而起，小火正现身在没长草的地上，那儿没什么可烧的，但它们还是烧。
“这儿。”艾拉说，她一边打开石棉棚子的门，一边想，这儿？我们要死在这里了？
他们在里面挤在一起。虽然热得难耐，他们仍然抱住彼此，几乎不能呼吸。大火好像在把地球上所有的空气吸食殆尽。他们听见像喷气式飞机的声音突然在头顶上方响起来。一根淫邪的火舌，足有一英尺长，像饥饿的野兽，从门下舔进来，杰茜尖叫着，向后一跳，撞在一个放满瓶子的架子上。
“杰茜！”艾拉大喊。
她扶住架子，架上全是泡在矿物松节油和甲基化酒精里的刷子。她紧抓住架子，告诉他们别动。
“你们干什么都行，只别碰这架子，也别碰我。看着基恩。”艾拉说。
杰茜还戴着她的留声机加吹风机组合中的塑料浴帽，上面点缀着火星烧的黑洞和煤屑，她在阴暗中拿起一路上带着的每分钟转四十五圈的基恩·皮特尼唱片。在热气中，它软塌塌地变成吃甜点用的碗的形状了。
“看着基恩，孩子们，”艾拉说，“不管别的，只看着基恩。”
几分钟后，空气比任何时候都更热，但噪声停歇了，火焰不再从门下舔进来。他们听到一声怪响。艾拉很慢、很慢地打开门。没人动一动。他们向外看。
一切都匪夷所思。房子不见了。烧剩的残骸在冒烟，苹果树还在，稍微有些烧灼，此外还很完好，在路的另一边，森林燃着熊熊烈焰。
他们又听到那怪响，是正弱下去的喇叭声——车在继续开，从他们这儿离开。艾拉拖起斯迪威，把他抱在胸前，女儿们跟她一起跑出来，他们全透过火焰喊起来，但车已经开过去，正在路的那一头隐入到烟幕中去。他们喊得更大声了。
这时，车停下了。一辆绿色、一九四八年产、车轮内胎呈白色的福特水星。孩子们全都不会忘记它，永远不会。司机座这边的门开了，一个人从车上下来。他转过身，他们看见那是爸爸来找他们。
他们开始跑向他，他开始跑向他们，穿越烟幕、热气、火焰。他们相遇后，多里戈抓过斯迪威一只胳膊。空出来的手大张，覆住艾拉的头，攫住她的脸，紧靠到他的脸上。他紧抱着她，女孩们紧抱他们两个，好像她们是缠结的藤蔓，在支撑一棵由外因导致其衰竭的树。
那不过一小会儿，接着，他放开她，他们全逃离原地，向车跑去。但那一小会儿的柔情比三个孩子看到他们父亲终其一生向他们母亲展示的柔情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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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2>
他们认为当前最大的逃生机会是朝着已经部分烧毁的森林更深处前进，而不是向铺天盖地延及霍巴特的大火方向前进，多里戈依照家人原先逃离的路线把车掉头往回开。大火过后，有些房屋和森林存留下来，但在那个不想收留他们的老女人把质量好的男孩衣服留着不知给谁的地方，除了冒烟的锡皮、木灰和光秃秃杵着的烟囱之外，其余都荡然无存。在麦克休恩太太砍篱笆要救她房子的地方，烟幕中很难判断篱笆和房子原先在哪儿。
他们发觉他们正驶进一个诡异的夜晚。转过弯，墨色天空让位给一堵巨大的红色火墙，也许在半英里外，火焰升腾到离他们头顶很远很远的空中。那是新燃起的火，呼啸而起，来自不同方向，看上去正跟几股稍小的火集结，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毁灭的炼狱。他们没停下，只是目不转睛盯了好一会儿。艾拉打破这像中了魔咒似的状态。
“这是火势最前沿。”她说。
多里戈刹住车，把福特水星来一个发疯似的反转掉头，先把它猛撞到路牙子上，再沿着他们刚才的来路往回开。他像神魔附体似的开着，经过掉落的电缆，车辆火光熊熊的遗骸。但不到几分钟，火势前沿就赶上他们，两边都是火墙，他在两堵火墙中间开过，躲开四处落下的燃烧的树干，开过炸起来的房屋；碰到路上没障碍物，他全力加速，别无选择的时候，他拐弯减速，如此往复。一个有无轨电车大小、像煤气火焰那么蓝的大火球变魔法似的出现在路上，朝他们滚来。福特水星猛地一拐，绕过它，再直朝前开，多里戈发觉他只能忽略从烟雾中冒出来的燃烧的残骸——树枝、树干、栅栏——从它们上面全速直驶过去。它们时不时砸在车上，或使车从路面上弹起。他呼哧带喘，上下调动速度挡板，左一下、右一下轮转制动方向的大方向盘，白色内胎的车轮在冒泡的黑色沥青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噪声，火焰呼啸，风在尖叫，上方的树干炸起来，发出诡异的、像机关枪扫射似的声音，在这混成的音响中，只偶尔能听到车的噪声。
他们开上一个坡，看到前方大约一百英尺远，一棵燃烧的巨树倒下来横跨路面。它落地后弹跳起来，火焰沿着树干燎起老高，燃烧的树冠稳稳当当地倒在一个整洁的前院里，瞬间点起一堆巨大的篝火，与烧着的房子融合无间。用膝盖用力挤住门，多里戈使出全部力量蹬住刹车脚板。福特水星来了一个四轮着地不转的滑行，朝侧边旋动，再朝那棵树直滑过去，又转向侧边滑动，在离燃烧的树干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停下了。
没人说话。
手在方向盘上汗湿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多里戈·埃文斯评估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全都很糟。前后两个方向的路都被切断——眼前是燃烧的树，身后是大火前沿。他在衬衣和裤子上轮换擦手。他们被困住了。他掉过头看坐在后座上的孩子。他胸口恶心。他们抱住彼此，眼睛在涂满烟灰的脸上显得很白、很大。
“等一下。”他说。
他猛地把车转到倒车挡，向大火前沿的方向退着开了一小段距离，接着猛地加速向前。车速加快到足够撞翻花园里用尖木桩插进地里修成的栅栏——燃烧的树冠就着陆在花园里。他们直冲进那堆大火。他吼着叫其他人俯下身，把离合器两次放开，调到第一档，再关闭离合器，把油门开到最大。
“跟风车对战。”
V8型发动机怒吼一声，启动了，滑动杠杆哐啷乱响，紧接着，他们撞进燃烧的树丛离房子最近的那一点，那儿火焰最烈，但多里戈打了赌——那儿的枝干最短小。一瞬间，全是火和噪声。发动机带着要偏离正道的意向尖叫起来，具有毁灭性强度的热力好像要穿透车窗玻璃和铁制车身——为了使承受的伤痛显而易见，每样东西都呈现一种暗涩的红；火焰的锐声，枝干折断的锐声，各种调控板变形弯曲，金属划割、挤压、或是拉伸发出锐声，车轮失去又取得抓地摩擦力的锐声。司机座这边的后窗玻璃碎了。火星余烬和几根烧着的树枝飞进车里，艾拉和孩子们开始尖叫，孩子们被吓得躲到长沙发式后座的最顶头。有吓人的一两秒钟，车慢到几乎停下——有什么卡在底盘下面了。然后，同样急速地，那堆篝火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出现在车后，而他们正朝又一个尖木桩修成的颓朽栅栏加速前进，多里戈照样把它撞个通透，掀起一阵瞬时的碎木料的暴风雪。挡风玻璃成了由碎块拼成的白色云雾，他喊叫艾拉把它踢掉，它掉落出去，他们发现他们回到路上，经过了那棵倒下的树，正朝霍巴特方向开。他用一只手控制方向盘，靠过身去，用另一只手抓起燃烧的树枝，把它们从被砸碎的窗户扔到车外——用他一直以来都尽力护惜的外科医生的手。
一九四八年产福特水星的绿色车漆发黑起泡，吱吱叫着在路面上蛇行似的扭动，蜿蜒驶下燃烧的大山，艾拉从副座上斜视看着多里戈——他左手手指肿成很多小气球大小的泡，烧得那么严重，晚些时候需要做皮肤移植。一个男人，如此令人难解的谜，她想，如此令人难解的谜。她认识到她对他一无所知，她认识到他们的婚姻在开始前就已经结束；她认识到他们两人中没有谁的力量能对此有所改变。借着目前所剩的三个轮子和一个正在解体的金属轮框，福特水星绕过一个很长的转角，速度快得近乎失控；终于，透过烟幕，在前方，他们瞥见警察路障标示的庇护所。
“我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佛莱迪·西蒙请你吃中饭了。”艾拉·埃文斯说。
后座上，三个孩子一声不吭，涂满煤烟，他们把这件事的点点滴滴都吸收了——呛人的木馏油的恶臭，风和火焰的呼啸，被开得那么狠命的车狂野无羁的颠簸，热气，如此天然没防护的情感，像被屠宰动物的肉；两个人被深痛折磨，又无望有所改变，两个在不是爱情、也并非全不是爱情的爱里生活的人；在其中两个人彼此不共通的生活被分享；一种柔情、病痛、灾难、玩笑和劳动的协作；一个婚姻——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令人生畏的人类之不可终结性。
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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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2>
“老年人对过去充满悔恨。”茱迪·比奇洛的父亲有一次对她说。她父亲。吉米·比奇洛从来没真的成为茱迪的爸爸。他好像总是人在心不在，不仅在她的整个生活中这样，在他自己整个生活中的很多时间也这样。他的工作是邮件分类，他从没显出兴趣想升迁到比这高的位置上去。上高中时，有一天，她得做一个有关澳新军团日的专题报告，她请父亲讲讲那场战争对他来说是什么。他说其实没什么可讲的，含糊其辞。她死乞白赖，他就走进卧室，拿着一只旧军号回到她跟前。他擦拭号嘴，吹出几个像放屁的声音来逗她笑。接着，他找到几个很准的音调。他放下军号，清清嗓子，鼓起胸膛，把头抬成一个女儿从没见他有过的军人姿态，演奏《最后岗位》这支曲子。
“就这些？”
“我知道的就这些，”他说，“随便谁，他要知道的差不多也就这些。”
“这不是专题报告，爸爸。”
“不是。”
“这首曲子有点儿孤单。”茱迪说。
吉米·比奇洛想了想，说他认为它是孤单的，但它从没让人孤单过。它让人感觉正相反。
茱迪翻看过几本讲战俘的书。
“那一定很难受。”她说。
“难受？”他回答，“并没有那么难受。我们只要受罪，没别的选择。我们很幸运。”
“这首曲子啥意思？”她问。
“它是一个谜，”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谜越是不好解开，意思就越多。”
在茱迪十九岁时，她母亲死于白血病。吉米·比奇洛比她多活了二十八年。他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他变得坚信这世界在本质上是喜剧性的。他享受与他人共处，在他的生活中，或者说通过这种看待生活的方式，他发现了很多他和其他人惊叹不已的东西。在他周围，一个寻找并造就回忆的产业在增长，但他回想起来的却越来越少。几个笑话，几个故事，土人伽迪纳给他的那个鸭蛋的滋味，还有希望、善良。他记得他们什么时候埋了小瓦特·库尼。他记得瓦特爱每个人，总在厨房等着，直到最后一个俘虏挣扎进来，无论多么晚，都给他留一些吃的，无论食物多么少，都确保每个人都能被喂到一些什么。低头看着他的墓穴，没有谁想第一个把粘着草皮的泥块扔下去。他不记得瓦特·库尼死在向北往三塔关行进的途中。对他而言，那不是真实情况。
几个儿子越来越经常地纠正他回忆中的错误。天啊，他们知道什么？显然比他知道的多。历史学家，新闻记者，拍纪录片的，该死的，连他自己的孩子都指出他不停在变的讲述中的差讹、不合逻辑的地方、疏漏、明显的矛盾。他们把他当成什么？该死的《大英百科全书》？他人在那儿。他在磁带录音机上放《假如没有一首歌》，那也是一个谜，因为有一瞬间，他眼前出现一个人站在树墩上唱歌，接着，在其他情形下他感觉不到的东西全涌上心头，他懂得了在其他情形下他不理解的东西。他的言语和记忆根本不重要。每样东西都内在于他。这些东西他们看不到？他们就不能让他独自清净？除此之外，他别无所求。
他的情感心智慢慢把有关战俘营的记忆蒸馏净化成一种很美的东西。好像他在把作为奴隶所受的屈辱榨压出来，一滴又一滴。他最先忘掉它所有的恐怖，后来忘掉日本人对他们施行暴虐。当年事已高，他能做到全不撒谎地说他想不起哪怕一例暴力行为。或许会使往事重现的东西——书籍，纪录片，历史学家——他避免与之接触。接着，关于病痛和悲惨死亡的记忆——霍乱，脚气病，糙皮病——也消失了，甚至连污泥也消失了，再后来，对饥饿的记忆也这样消失了。终于，一天下午，他发现他完全不记得当战俘期间的任何事。他的情感心智依然机能正常，他知道他曾是一名战俘，就像他知道他曾是一个胎儿。但跟那经历相关的种种都荡然无存。存留下来且挥之不去的是不可逆转的对于人性良善的信念，这信念很美好，也确凿无疑。在九十四岁那年，他终于自由了。
从那以后，他从风里、从雨声中感受极大的愉悦。炎热的一天将始，清晨带来的感触让他惊赞不已。陌生人的微笑让他满心欢喜。他致力培养习惯和友情，对什么不符合传统，他有自己的感受，在习惯和友情中，他找到了替代它们的唯一选择。他跟一群色彩鲜艳的绿色、蓝色和红色的玫瑰鹦鹉成了朋友，它们来院子里喝水、进食，他把水和食料摆放在外面。接着，来了鹪鹩和强横不讲理的吸蜜鸟，交头接耳的火尾鸟和偶尔一现的猩红知更鸟，鲜蓝色雄性鹪鹩带着它们颜色灰褐的嫔妃，忽闪着暗涩光亮、坏脾气的扇尾鸽，傻头傻脑的伯劳鸟，灰胸绣眼鸟，鸣声短促高亮的啄果鸟。有时，他会几小时坐在门廊上的长椅里，看这些鸟吃食、洗澡、休憩、梳羽和嬉戏。它们空中的飞翔和外形的美观是一个奥秘，它们的到来和离去难以解释，他从中看到了他的生活。
他死在养老院——从一段楼梯顶上掉下来——他在那儿喂鸟。之后，茱迪在衣柜里发现她父亲的号筒——很旧、很脏、被砸得满是坑洼。在该系一根适用绳带的地方系着一块结起的红色破布。在一次家里车库中进行的廉价拍卖中，她把它卖了。
有时，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她会又听到他在笑，在一个她正找去污粉的超市廊道里，当她在牙医候诊室翻看一本明星杂志。她会想起他没有狠心打她的心理承受力，他的手在她的头顶颤抖，她听见他说：“我知道的就这些，”他说，“随便谁，他要知道的差不多也就这些。”
她听见他又在问：“这曲子什么意思？”
周围的世界，超市的廊道和货架，牙医候诊室和它浴缸形的座椅，车库里的廉价拍卖和摆满她面前两张支架桌、属于她父亲的有纪念意义的小物件，“五块钱，这你卖吗？”一个声音在说。她把它递过去，那把饱受重创的军号在颤抖，没答话。
“对极了。”她想她听见它在说，当陌生人抓住它。或者是她在说？“对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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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2>
多里戈·埃文斯在早晨三点钟驶过帕拉马塔的一个交叉路口——在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之后，这个时间地点从未向公众做出解释，没做解释的还包括对他体内酒精含量的检测结果，这是无关大体的小问题，紧接着，他发现自己在飞，猝不及防被甩到空中，再也不会回到地面。一车喝得烂醉的小年轻开着一辆偷来的斯巴鲁翼豹正从警察那儿逃离，他们闯了红灯，直撞多里戈·埃文斯年事渐高的宾利车，两辆车彻底报废，他们中有两人死了，澳大利亚最伟大的战争英雄之一穿透挡风玻璃飞出去，受了重伤，性命堪忧。
他有三天处于垂危状态，在那段时间，他拥有了关于他生活的最非凡出奇的梦想。光涌入教堂礼拜堂，他和艾米坐在里面。令人目眩的美轮美奂的光，他蹒跚学步，前后走动，出入它超越的与世无闻中，然后投入女人的臂弯。他在飞，他嗅着艾米的裸背，他飞得越来越高。在他周围，国家在准备哀悼，在争论青年人素质滑坡问题——比照一代人崇高的英雄壮举和另一代人卑劣的、可以导致谋杀的犯罪潜能。这期间，他认识到他的生命才刚开始，他对此感到惊愕，在一片早被清除干净的遥远的柚木丛林中，在一个被称为暹罗的不复存在的国度里，一个不再活着的人终于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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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2>
多里戈·埃文斯从一个有关死亡的噩梦中醒来。他意识到他太累了，参加点名的人正在集合，有一小会儿他打盹了。差不多半夜了。他转向在他面前集合的七百名俘虏，向他们解释说他要选出一百人行进到另一个营地，那个营地比这个战俘营还更深入暹罗丛林一百英里。他们要在早点名后马上出发。俘虏被点了一遍，又点了一遍，不知为什么，两次数目不相符。更多从“线”上来的人趔趄着加入，情况更理不清楚。中士们试图说明谁到了，谁没到，以及为什么没到。在福原和看守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福原军服穿得无可挑剔，即使时间这么晚了，澳大利亚中士中的一个被打得团团转，一阵混乱，点名又开始了。
一小时前，中村少校带着福原来找他，命令他选出一百名俘虏行进到一个距离三塔关很近的营地。
“不该对任何俘虏有哪怕再多一点儿的要求，”多里戈·埃文斯争执道，“没有哪个俘虏能应付这样的行军。”
中村少校坚持说必须选出一百人。
“除非你改变俘虏的待遇，不然他们都会死。”多里戈·埃文斯说。
中村少校简明扼要地说，如果澳大利亚上校不选，他会选。
“他们全都会死。”多里戈·埃文斯说。
福原中尉又在翻译，中村少校听着，然后讲话。中尉转向多里戈·埃文斯。
“中村少校说那非常好，”福原中尉说，“省了日本军队好多大米。”
埃文斯知道，如果中村选，他会不加甄别，选出的一百人会包括病得最重的，也许病得最重的最可能被选中，因为他们对中村最没用处，他们全都会死掉。反过来，如果他多里戈来选，他可以挑最适合的，活下去机会最大的。无论如何，大部分都会死。这是他的抉择：要么拒绝给死亡天使当帮手，要么做他的佣仆。
集合点名继续进行，在营地干轻活的、做饭的、在医院勤务兵人被赶进来，他们站在那儿，生着病，饿着肚子，偶尔有人力竭，猝然倒地，躺在淤泥里，没人理会。这时，俘虏们看见长长一队列日本兵，正在那条沿着集合场顶那头边界的坑洼不平的路上行进，在季风雨没使其无法通行期间，这条路被用来为修建铁路输送物资。
这些日本兵正往缅甸前线进发，前线在阴郁的丛林中离这儿有几百英里的路程。他们满身污秽，筋疲力尽，但仍向夜色深处奋力前驱，在齐轮轴深的泥里推着、拖着大炮，不过只发出几声嘟囔和呻吟。有些兵看上去在生病，很多年纪那么小，也许还在上学，所有的兵看着都很凄惨。
多里戈·埃文斯有几个月没近距离看见过日本部队。在爪哇，他变得很尊重他们，不把他们看作缺乏远见的蠢蛋（澳大利亚军人从情报官员那儿得知他们将碰到那种蠢蛋），而把他们看作令人生畏的战士。但这些日本兵显然行进一整天了，正向夜色深处走着长路，去应对另一个前线阵地的恐怖，他们看上去跟战俘一样，饱受战争之苦，失魂落魄，衣衫褴褛，精疲力竭。多里戈的眼光跟一个拿防风灯的日本兵碰上了。在他孩子气的脸上，那眼睛显得非常大，看着很温存，很容易受伤。他年纪不可能超过十七岁。在澳大利亚军官身上，他看到了什么？多里戈·埃文斯一无所知，但不是仇恨或魔鬼。他踉跄一下，停下脚步，依然盯着澳大利亚人。也许他看见什么了，也许他累得什么也看不见。多里戈·埃文斯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冲动，想搂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