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过停机坪，向一小群他从未打过交道的陌生人走去，他决心已定，要有效应对他不熟悉的平民生活，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的七年间，他克服了那么多障碍，这次也同样——凭着魅力和勇气，知道时间会很快冲刷掉之前做过的种种蠢事，时间好像对世间万物都这样，或者说在他看来如此。
“向前冲。”他对自己低声说，同时把脸收聚成一个他认为被人看作是很有魅力的微笑。
一个按大众标准说很漂亮的女人挥动着一只戴手套的手，他知道这个手势约定俗成的意思是传达满腔的感情，这些感情约定俗成——欣悦、狂喜、释然——那是爱，他假定；是被确证的忠诚，他害怕。这些对他全值不得什么，因为他对它们一无所感。虽然谈了几句，他认出她的声音，但这儿的暑气好像温乎乎、空荡荡的，在习惯了亚洲必有的热气蒸腾之后，这空气不知怎的让他感到受挫；他们亲吻，甚至到这时候，他还记不起她的名字。她的嘴唇似乎很干，很让人感觉受挫——像亲吻尘屑——然后，谢天谢地，他终于记起来了。
“艾拉。”他说。
对，就是这个名字，他想。这名字感觉比锈铁还被销蚀得严重。
“噢——艾拉。”
“噢，艾拉。”他更柔声地说，希望只要使劲说她的名字，说的次数够多，别的什么话——自圆其说的话，把这名字、他和他们连贯起来的话——或许会滚到舌尖上。但是没有。艾拉·兰斯伯瑞只是微笑。
“什么也别说，亲爱的，”她说，“不要说假惺惺的话。我不能忍受假惺惺的男人。”
“但我彻头彻尾地假惺惺。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是。”他说。
他话音未落，她又在笑——索然无味，无所不知，又全然无知——他会发觉这笑越来越令他不快，那出乎意料的干巴巴的嘴唇告诉他事情全安排好了，他什么都不用担心。他想起一九四一年他向她求过婚，为了亲吻她的乳房。他记得那是最后一晚，大家将得知那晚是他出征前和艾拉共度的最后休假时间，他无法停下来不想艾米。为了从艾拉的追问中得到解脱——她问他为什么还没求婚——为了逃避他对艾米无休止的念想和由此而生的负罪感，他努力想在这迷径交错中找到脱身之计，结果被领到艾拉的乳沟，结果他不得不向她呈上那个高深莫测的疑团：“艾拉，你会跟我结婚吗？”
她真的还不知道他那时其实在想什么？她真的还不知道？
在她的乳房间他没找到遗忘。跟艾拉相关的每样东西只让他越来越痛苦地想起艾米。那时他感到羞愧，现在他比羞愧还难受。
“就为了这个，我爱你，阿尔文。”她说。
阿尔文？有一会儿，他完全摸不清她说的是谁。然后，他记起阿尔文是他。这称呼也感觉比生锈了还被销蚀得严重。
“因为除了不假惺惺，你无所不是，无所不能。”
从她拥抱他的体态，在令人窒息又无法逃避的烟障中，接下来几天他见到的所有人都确信他们要结婚了——七年前，在战争庞大吓人的阴影中急匆匆行了订婚礼，接着，他即将出征海外，目前人们相信，这毫无疑问会很快达至一个结果，这结果不再需要仔细思量和重新考虑。在这七年间，他经历了几次生命，而她唯一的生命——或者说在多里戈·埃文斯看来——奉献给了一个关于他的观念，他几乎认不出这个观念中的他来。他时不时地感到内心有种愤怒，叛逆，但他还感到从未有过的厌倦；让更清晰显明的公众意愿来安排生活？还是按他自己个人的、非理性的、毫无疑问被错置的强烈恐惧来安排？前者似乎简单得多。无论怎样，他觉得他的头脑是充满恐惧的战俘营。他赋予它一定的重要性，但不希望超出他所必须赋予的。他意识到身边有那么多人为了他的婚礼将至而兴奋不已，他们比他清醒得多，理性得多，这清醒和理性与他越来越古怪的想法如此不协调，他让自己屈服于他们的清醒和理性，盼着他们也许能把他拽进一个他未曾经历的、更令人满意的所在。孩子气也是他天性的一部分，未曾经历的未知事情带来兴奋感，总是吸引他，尤其当它们让他害怕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跟艾拉·兰斯伯瑞结婚更让他害怕的，所以三周后他跟她结了婚——在酒精导致的恍惚中，穿着一件她选中的新西装——之后，他总觉得他看上去装腔作势，跟他们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婚礼一样。
甚至到该亲吻了，他又忘了他的名字，在她的香粉气味中，他感到迷茫，然后，他终于想起来了。阿尔文，是的，就是这名字——“我，阿尔文。”他说。他转身看她——脸上、身上全装饰起来，框在蕾丝花边和橘黄色花朵里，但他看见的只有那张窄脸，奇怪的鼻子，总让他有些反感，细细的弯眉毛，他看不到她有任何吸引力。“接受你，艾拉。”他更柔声地说。而艾拉·兰斯伯瑞——很快就是艾拉·埃文斯了——只是微笑，嘴唇微张，但什么也没说。
在婚礼后的招待会上，他想说，我不是阿尔文，我全是在假装。但相反，他撒谎，他谈起爱情，他说，经历了长达七年的分离，爱情依然存在，七年是神秘的数字，配得上尤利西斯和他的随从。虽然跟他类似的唯一古典英雄是神话里的山羊——听众哗然大笑——但艾拉真是他的珀涅罗珀，他很高兴终于到达他的伊萨卡岛——满堂掌声。
在接下来的全部生活中，他将服从客观情势和他人的期望，渐渐把压力称为责任，他跟这压力格格不入。他对他的婚姻越觉得愧疚，对他开始当丈夫、后来做父亲的失败越觉得愧疚，他越是全身心从事只在公众生活中才是有益的事，越像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有益的事，职责所在，永远都最容易到手的退路，躲也躲不过，正合他的心意，这些全都是别人期望于他的。一无是处、不道德的是他本人，他想——他第一次跟不是他妻子的女人睡觉，是在蜜月过后的第二个月，她是他妻子最好的朋友，名叫乔依·纽斯泰德，有着催人入眠的潮湿嘴唇，笑容狡黠。下午三点，在苏连托，一个简陋的木屋，其他人都不知哪儿去了，这正合适。
迄今为止，所有经历都是拱门，透过它
微光闪耀着行者从未踏足的世界……
事后，他对她耳语，一根手指在蚊帐上面滑动，转回身，朝向她，把头放落下来，用下唇边缘拨弄她深色的乳头，诵读丁尼生，呼吸轻柔，触着她那只乳房：
……它的边界退后
总在我走向它的时候
那天晚上有一个户外烤肉晚会，肉挂在冷藏柜里，因为天气热开始变坏，尽管刚取消对肉的配给供应，好好儿的肉如果浪费，他们还是觉得难受。也许喝多了，也许喝得不够多，他后来想，反正他头很晕，肚子痛得像针扎。他觉得胀得满满的，绷得紧紧的——有些什么横插在他和艾拉之间，像庞然巨物，不道德又不见天日——从现在起，他不想有任何事瞒着艾拉，而乔依·纽斯泰德又妒忌多里戈关注她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他在干什么？他不懂。他希望被发觉？
牛肉被切成厚块，在一床火热的赤桉木炭上炙烤，但等他切进去，肉还没全烧透，有一会儿，他又回到那儿，那一天，在季风雨中，在“计程器”期间，穿过营地去进行每日巡视的第二部分。接近溃疡病人住的小棚，多里戈被笼罩在腐烂的肉散发的恶臭里。他记起坏肉的臭气那么强烈，吉米·比奇洛会时不时必须到外面去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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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2>
被判刑后，崔胜民被转到樟宜P厅，在那儿，所有犯人作为同类住在一起——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他领到一件标有英文CD字样的土棕色制服。有人告诉他这两个字母意味着他被判了死刑。崔胜民注意到那儿的每个CD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想用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填充时日，每个人看着都既不颓丧，也不明显担忧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自己感觉一块石头落地，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正慢慢像裹尸布似的罩住他，他感觉这两种情形都千真万确，他一直都有说不清的害怕和自卑的情绪，它们似乎烟消云散了，那些都不重要了，因为现在轮到他要被杀了。
每天早晨，他们被赶出牢房，被迫洗漱，开始又一天填满空虚的时间。他们不穿衬衣，坐在牢房围起的热得像烤炉的廊道里要么下围棋，要么下象棋，要么重读手头上的几本书或某本杂志，要么独自坐着。每隔几周，一个印度籍上尉会过来宣布处决令，他戴银丝边眼镜，镜片后亮晶晶的蝌蚪眼慢悠悠地左右游动。犯人们会一言不发地等着，吓得一动不动，想知道要死的是谁，听到不是自己而是旁边那个人，每个人都如释重负。
印度籍上尉第三次到访，崔胜民知道他要死了，这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刻，他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也不是从递给他的那张纸上知道的。他拿着那张纸，有人告诉他纸上写着什么，但他无法把他自己、他的命跟那内容联起来。
他抬头四下看P厅。那是一张纸，一点儿价值没有，而他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有价值，很重要，崔胜民在心里这样理论。一个男人充满那么多念头，那么多变化，崔胜民想说。一个男人，无论好坏，都意义重大。这个毫无价值、永不变化的东西不可能意味着在他内心里活动变化的东西的终结善的、恶的、宏大的。
然而，它的确意味着这终结。
从其他人如释重负的表情中，他终于明白他将于第二天早上被处决。他感到其他人的如释重负像炙热的火焰。
监狱为四个将死的人提供了日本料理和香烟。一个和尚跟他们一起就餐。从没对宗教想过太多，崔胜民记起他父亲有一次说他是天道教徒，他也从没太多想过他父亲，这个和尚在场让他很愤怒。
崔胜民低头看着那份米饭酱汤和天妇罗。他渴望能吃到母亲做的辣泡菜，他痛恨这清淡寡味的日本料理。但目前愤怒和仇恨对他没好处。如果他吃了他的最后一餐，这会是他的最后一餐；如果他不吃，那么，不等到真死了，他不能算死。也许在他同意哪一餐该是他最后一餐以前，还会有几餐。但他不同意这一餐是他最后一餐。吃最后一餐表示他同意他的死不可避免。但对他的死亡，他没有同意。
他抽着分给他的烟，其他要被处死的人谈起亲人，他一言不发。他跟他们的谈话格格不入，一张纸反对着他如有着广阔力量的生命。
吃完饭，看守抬进几样测量仪，把它们放在地上，打手势叫他站上去，他一直一言不发。他们称他的体重。他们量他的身高。他知道为什么，有人告诉过他。想不通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告诉他就好像他们对绞架的知识从吃娘奶时就有。
他们说，刽子手会依照他的身高体重来确定麻制绞索的长度和承重量，以确定他被吊起的高度恰好，并最大化落下时的拉力，从而瞬间拽断他的脖子。刽子手会装满一个跟崔胜民等重的沙袋，把它系在绞索上，吊上一整夜——为了使绞索拉伸、绷紧——这样，明天崔胜民从活板口落下吊起时，身体就不会在绳上弹跳。没弹跳，脖子应该会马上被扯断。
他记得一个日本军官在被绞死的前晚表现出惊人的镇定。看守来给他称体重，他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告诉他们，他将为日本而死，让战俘为天皇努力工作，他不感到羞耻，作为军人，他认为，只因为他的国家战败了，他才要死。
崔胜民渴望也能有这样的明晰和肯定。日本人有，至少他过去一直觉得日本人有。现在他能看清他原先在战俘身上感觉到的是什么，他极力要用拳头、靴子从战俘身上砸出来的是什么——澳大利亚人也有这样的明晰和肯定。每个人都有，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也许除他以外。
绞架在穿廊后面，崔胜民和其他三个人坐在那儿，等最后一次被铐起来。哪天如果有绞刑，行刑日期没定的死刑犯就在厅里静悄悄地等，能听到那天要被处死的人走上绞架的脚步声和他临终说的话。日本军官喊“天皇万岁！”活板门啪的打开，几乎同时是一声沉重的闷响。
但对他，一个韩国人，这样的态度有什么价值和好处？崔胜民想。他为他的国家什么也没做过，他的国家为他什么也没做过。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他想到他的父母，想象他们得知他死讯后的剧烈痛苦，他明白，关于他为什么死，他连一个充足理由都给不了他们——除了五十块钱一个月的薪水。
他们在等待死亡的接待室里候着，一个被判死刑、名叫最上健二的看守在唱歌。他们在同一个战俘营里干过一阵子。他们叫他“山狮”，但他从没伤害过任何人，他也得死。崔胜民记得一个澳大利亚人唱歌，还有他怎样使这个澳大利亚人不唱了，但对最上健二唱歌，他无法干预。日本军官单个儿行事充满自信，对别人满不在乎。接着，他们被带回各自的牢房。
他睡不着。他几乎痛苦地感到活着、醒着，想要品尝、经历他生命的每一秒。对无法逃走感到恐慌，对没拿到五十块钱感到愤怒，为了使他的心不要在这两者之间狂乱地反复，他尽力去想其他人在被绞死前是怎样应对的。
“为伟大韩国加油！”走着他厄运难逃的十三步，一个韩国人高喊。
什么伟大韩国？崔胜民不明白。我的五十块钱呢？我不是韩国人，他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我的五十块钱在哪儿？他想要知道。在哪儿？
当农民的父亲想过让他受教育，但日子艰难，上了三年初级小学，知道了一些日本神话和历史，他就离开学校，到一个韩国人家作用人。他们给他提供住宿，每月给他两日元，经常殴打他。他当时八岁。十二岁时，他到一个日本人家做工，他们给他住，给他每月六日元，给他视情况而定的抽打。十五岁时，他听说日本人在招募看守——为了叫他们去位于帝国其他地方的战俘营里工作。薪水每月五十块。为了相似数额的薪水，他十三岁的妹妹向日本人报名去伪满洲国当慰安妇。她对他说她会在医院里帮着照护军人，跟他一样，妹妹非常兴奋。她不认字，也不会写字，他再没从她那儿收到一言半语，自从知道慰安妇是干什么的，他尽力不去想她，如果想了，他盼她死，为了她好。
他有很多名字，韩文名崔胜民，在釜山，他们给他取的日文名是三谷明也，点名时他对这名字说“到”，现在看守用他的澳大利亚名字“巨蜥”，他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被判死刑的其他人中，有些对韩国和日本持有坚定不移的看法——战争、历史、宗教、正义。崔胜民认识到他对什么都没看法。但在他看来，其他人的看法好像不比没看法强，因为那不是他们的看法，而是口号里、无线电里、讲演里、部队手册里的观点，跟他们在日军受训时吸收的观点一样，在吸收过程中，他们忍受了没完没了的殴打。在釜山，因为声音太低，站姿不正确，他们扇他耳光；因为太韩国化，他们扇他耳光；为了向他演示怎样扇别人耳光——能多狠就多狠——他们扇他耳光。崔胜民对此恨死了。他想离开，回家去。但他知道，如果这么做，他会受惩罚，更糟的是他的家人会受到惩罚。他们说抽他耳光是为了使他成为意志坚强的日军战士，但他知道他永远不会成为日军战士。他会是监狱看守，看守那些算不上人的人，在死亡和投降之间优先选择后者的人。
坐在死囚牢里，在无望中，崔胜民多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看法。他希望，在这长夜之间，一个看法最终灵光一现，使他能自由表达，一个使他理解、同时体验到内在宁静的观点。他希望跟信仰天皇的日本军官或信仰韩国的韩国看守一样。也许他原先该要比五十块钱多的薪水。但没有什么看法灵光一现，倒是早晨来得真是太快了。
牢房开始亮起灯，他渴望拥有宁静，他需要这种感觉——当他是一个孩子，在日本人家里做工时，他首次经历了这种感觉。那个日本父亲是苏格兰训练出来的工程师。他穿斜纹软呢，也像英国人一样，有一只宠物狗，它比崔胜民吃得好得多，在这家的餐桌上，总有上好的食物喂它。那家人爱那只狗，崔胜民每天的任务之一是带它散步。狗的眼睛很大，看崔胜民时头上下耸动，等着他再甩出一根棍子。有一天，它跟崔胜民一起去集市买东西。崔胜民抄近路走几条后街，不小心大脚趾磕到横在路上的旧砖头。在狂怒中，他捡起砖头，狗把充满无保留的信任和喜爱的眼神投向他，头左右摆动，等崔胜民像扔球和棍子一样把砖头扔出去。崔胜民把砖头举起，狠狠地砸在狗头上，一下接一下，直到血和软骨把手弄得又黑又黏。
他把死狗卖给屠夫，得了十块钱，然后走回他做工的日本人家。空气很好闻，柔风吹在脸上，凉爽惬意，走过的每个人好像都面带微笑，很友好，他感到无比祥和，无比满足。
他多渴望再次拥有那种感觉，再次经历那个令他精神奕奕的时刻，充满难以解释的力量与自由的时刻，那种感觉曾经随着杀死另一个活物一起到来，但牢房里没有什么他能杀死，从而重新找到那种感觉，是别的人很快会从他的死中得到快感，跟他从前通过杀死日本工程师的狗得到快感一样。牢房越来越亮，他最先能看见他的手，然后，他的腿，再后来，他的脚，他感到腹部聚起一阵突兀而至的恐惧。崔胜民知道，他将再也不会在晨光中看到自己。
看守进来把他带去绞架那儿，他跟他们打斗。当时他看见一只蟑螂，特别想把它杀死。但没有时间。他们把他两手捆在背后，一个大夫应召而至，翻译转达给崔胜民一个问题，问他想不想吃镇定药物。崔胜民尖叫着。他还是能看到那蟑螂。有人把四片苯巴比妥放进他嘴里以稳定情绪，但他的身体太亢奋了，他把药片直吐出来。在大夫给他注射吗啡之前，他设法用靴跟踩死了蟑螂。他感到恶心，稍微有些发晕。由两个看守两边扶着，他走完出从P厅到绞架的短距离路程。现在每件事都发生得非常快。他们走进院子，他看见两个沙袋靠墙立着。院里大概有十个人，也许更多，六个人在绞刑台上，多数人在下面。他们同他一起走上覆着草垫的斜坡，到了绞刑台上。绞索比他想的要粗很多，他被吓住了。让他想起船上的缆绳。他感觉硕大强劲的绳结传达出一种欢天喜地的兽性。他想对绞索说，我明白，你想要我。他思维镇定，甚至恍惚间有一种愉悦，但他的脸在抽搐。这么多人，没一个说话，他的脸止不住地抽搐。在他旁边大约五米远，一个相同的活板门打开着，无精打采，从活板口升起一根紧绷的绳子。他明白，在绳子头上他看不见的地方荡悠着最上健二。
有人问他想不想说什么。他抬起头。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钟声响起。他想说他有一个看法。有人悄声在笑。他朝下看着那些士兵和记者。他什么看法也没有。他拿过五十块钱，但五十块钱连一笔好交易都称不上，更不用说一个看法了。五十日元什么都不是。在他跟前的活板门上，他看到用粉笔画的线，他知道这线标识了他的脚该站的位置。五十块！他真想说。两个士兵继续抓着他的胳膊。他能看见粉笔灰，好像白色大石头。他低下头，头罩落在头上。他闭上眼又睁开。过去几个月缓慢得似乎永不到头，现在每件事都发生得太快。他能觉出做头罩的帆布，不知怎么好像黑得比他自己眼睛里的黑夜还要吓人，他又闭上眼。早晨已经很热。头罩里很闷。他感觉活套落在头上，感觉脚踝正被捆起来。他要请他们放慢一些，请他们等一下，但随着用力而有决断的一搡，他感觉活套锁紧脖子，他发出的唯一声响是不由自主地倒抽一口气。他开始感觉呼吸困难。他的脸不能自主地剧烈抽动。他连向他们吐唾沫都做不到，他曾经希望李金在被杀前向他们吐唾沫。抓着他两边胳膊的士兵架着他，向前走两步，他知道他正站在活板门上画的粉笔线那儿。他脑子里最后的念头是他得挠挠鼻子——他感觉脚下地板陡然消失，听见活板门啪地向下打开，发出撞击声。“停下！”他想喊，“我的五十块钱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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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2>
很多年过去了。中村曾经遇到一个叫川端郁子的护士，这个年轻女人的父母在战争最末几个月神户被投掷燃烧弹引起的大火中死去。战后和平时期，她哥哥饿死了。那座城市也成了荒原，遍地烂砖碎瓦、到处断壁颓垣。郁子的故事太平常，像那么多其他人一样，她觉得还是不谈起为好。
郁子皮肤亮丽，右颊有一颗很大的胎记，两者都让中村心动——尽管他不太情愿承认。她的笑懒洋洋的，在他眼中，又撩人情欲，又令人恼火。她会用笑来结束他们之间的任何争执，他觉得这对他很合适，但有时又觉得这也暗示了她性格中的愚钝软弱。
通过郁子，中村在医院找到活儿干，开始打杂，后来做储藏室看管。他很高兴不用再做黑市买卖——既挣不来多少钱，也不特别安全，他总担心自己被发现交到美国人手里。即便在新工作中，他也避着人，但话说回来，很多人都这样，在中村看来，每个人好像都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既不希望被人认识，也不希望被人了解。他搬去跟郁子住，为了能疏离人群，也因为希望有人相伴。她很健康，也会管家，他很感激找到了一个具有这些品质的女人。
尽管为人行事不合群，他还是开始跟医院一个名叫佐藤贺茂哉的医生下围棋，这成了习惯。经过几年时间，习惯变成信任，接着，信任变成一种不张扬的友情。来自大分市的佐藤对病人非常尽职，是一个寡言谦卑的人，不像别的医生，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从来不穿白大褂。佐藤围棋下得比中村好得多，一天晚上，这个曾经的军人问这位外科医生，下好围棋的秘诀是什么。
“是像这样，木村先生，”佐藤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程式和结构。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任务是找出这个程式和结构，然后，作为这个程式和结构的一部分在其中运作。”
佐藤看出老兵显然没怎么听懂。由此，用两根手指轻轻推压中村的腹侧，他接着说。
“如果我要切除阑尾，我会从这儿开始，按照我在九州学到的程式和结构，把肌肉分离开，然后，我能在那儿把发炎的阑尾切除，给病人造成的危险和压力都尽量小。”
从这儿，他们谈起九州这个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之一。中村记起在报上读到一个报道，说是一些医生受到审判并被关押，因为美国人指控他们不用麻醉药活体解剖美国飞行员。读的时候，中村很愤怒，现在提起还怒气冲冲，讲完了，他情绪激烈地说——
“美国人撒谎！”
佐藤从棋盘上抬起头，又低下去，把一粒黑子放下。
“我在那儿，木村先生。”佐藤说。
中村盯着佐藤，直到谦卑的外科医生抬起眼睛，也盯着他，眼神格外锐利，是中村未曾见过的。
“战争快结束时，我是那儿的实习医生，在石山福次郎教授手下。有一天，我被叫去把一个美国飞行员从他被看押的牢房里带来。他个子好高，鼻子很窄，一头卷卷的红头发。他负了一处伤，是被抓他的士兵用枪射的，但他信任我。我向他指了手推四轮担架床，他就自己躺到了上面。我被告知把他带到解剖学系的解剖室，而不是外科手术室。”
中村的好奇心被激起了。
“到了那儿呢？”
“到了那儿，他还信任我。我指着解剖台。房间里满是人，几个医生，以及护士和其他实习医生，再加上几个军官。石山教授还没到。美国人实际上是自己站起来，在解剖台上躺下的。接着，他向我眨眼。你知道美国人这么做是什么样子。眨一下眼，然后满脸笑，就像我在跟他玩恶作剧一样。”
“接下来，他被麻醉，石山教授在伤口上动手术。”
佐藤把又一颗棋子握在手里，拇指来回摩挲它打磨得圆滑光致、凸面透镜形状的表面，像在按摩一只失明的黑眼睛。
“不，”佐藤说，“两个勤务兵把他的四肢、上身和头用皮带绑在台上。这期间，石山教授到了，他开始向其他人讲话。他谈到解剖活体有利于获取重要的科学资料，会在将来临的大战中帮助我们的战士。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但所有伟大的科学成就都要求牺牲精神和坚定执着。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作为医生和科学家就有能力证明自己配得上是天皇的忠仆。”
中村看着棋盘，但他脑子里想的不再跟棋局有关。
“我记得那时我为自己在那儿感到骄傲。”佐藤说。
在中村听来，佐藤说的一字一句都完全合情合理。说到底，同样的论证——在不同情况下被设计得不同——也控制了他整个的成年生活。尽管他没细想过，但佐藤讲的事有他熟知的程式和规律，它们使中村再次确信，即使石村教授不用麻醉药，他的做法也合乎常规，合乎道德。
“美国人还不反抗，”佐藤接着说，“他做梦也想不到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石山教授动手前，我们所有人向病人鞠一躬，就像是一例常规手术。也许这又让他安心了。石山教授首先切进他的腹部，把肝脏切去一部分，然后，把伤口缝合。下一步，他割掉胆囊和一部分胃。刚开始，美国人看上去是一个聪明有活力的年轻人，然后就变得衰老、虚弱。他的嘴被堵住，但他很快连喊都不喊了。最后，石山教授割掉他的心脏。心脏还在跳。他把它放在秤上，计量针在抖动。”
佐藤的故事淹没了中村，像涨水的河淹没堆积着大石块、突出地面的岩床。水在他的四周缓缓流动，在他的身上冲刷，最后淹没了他。但他的内心一无所动。尽管这故事说明美国人讲的是真的，而他中村错了，但在中村看来，这件事发生的理由再合理不过，以至于他觉得把活着而且意识完全清醒的人切开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件事让我感觉很奇怪，但刚开始，我并没想太多，”佐藤继续讲，“说到底，这是战争。但在接下来的几天，又有几例对其他飞行员进行的另类操作：把一个飞行员的胸腔隔扇打开，把另一个飞行员的脸部神经末梢切断。在我做帮手的最后一例中，他们在那军人的颅骨上钻了四个孔，将一把刀插入脑髓，看会发生什么。”
他们是在为医院员工修建的小花园里下棋的。正是春天，在佐藤讲话的间歇，中村能听见夜晚早间的鸟声。一棵枫树把阳光将逝前长长的射线变成了光影交错、明灭闪烁的丝丝缕缕的光线。
“石山教授战后在狱中上吊了，”佐藤说，“他们抓到别的一些人，判他们死刑，接着给他们减刑，最终把他们全放了。有一段时间，我想我或许也会受审，但如今，那样的日子早过去了。美国人希望它被忘掉，我们也同样。”
佐藤把他原先在看的报纸推到中村面前。
他指着一篇带照片的短文，讲的是内藤良一先生的慈善事业，他创立了日本血液银行，血液银行是经营血液买卖很成功的一家公司。“我有些同事在伪满洲国跟他共过事。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在伪满洲国从事过类似工作，内藤先生是他们的领导之一。活体解剖。还有许多别的事。在俘虏身上实验生化武器，炭疽病菌，还有鼠疫菌。有人告诉我，在俘虏身上实验火焰喷射器和手雷。这是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制，有来自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内藤先生现在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美国人都不想把过去倒腾出来。美国人对我们的生化武器研究感兴趣，这有利于他们准备对苏作战。我们用中国人做生化武器实验，他们想用在韩国人身上。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运气不好或者是个无关紧要角色，你就被吊死，要么你是韩国人，但美国人现在想做交易。”
“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中村说。
佐藤没作出回应。在他作为人的最深处，中村觉得他跟全体日本人一样，是受害者，是的——他、郁子、他被处决的同伴、日本国本身。这个看法基于情感，解释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甚至他的悲惨生涯——机密和规避、伪造身份、与他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但佐藤的故事让他激动起来，其中仿佛有一个恢弘自由的远景。
“您听到过地震快结束时那种怪响吧？”佐藤问。在暗下去的天光里，他疲乏的脸越来越模糊，“震荡和狂摆完了，所有东西——挂在墙上的画儿、镜子，窗框里的玻璃，钩上的钥匙——全抖起来了，发出怪声？在屋外，你经历过的每样东西也许永远消失了？”
“当然听到过。”中村说。
“好像世界正发出在热浪中抖动的响声？”
“是。”中村说。
“美国人的心脏被放到解剖室的称重仪上，不锈钢秤盘发出嘎嘎的声音，就好像这样的响声。好像地球在颤抖。”
佐藤把脸收紧成一个奇怪的笑容。
“你知道他为什么信任我？”
“石山教授？”
“不，美国飞行员。”
“不知道。”
“他认为我穿白大褂意味着我会救治他。”
<h2>
10</h2>
中村和佐藤没再谈起佐藤的过去。但他故事中有些东西开始困扰中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棋下得越来越少。这个外科医生原先在中村眼里是一个那么有趣又和蔼的伙伴，现在不知怎么了，中村发觉他又迟钝、又乏味，下棋成了一个任务，必需忍耐下来，而不是让人愉悦的享受。他察觉这感觉在变成相互的，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他从前从没经历过，也觉得无法解释。佐藤不再出现在储藏部办公室，跟中村一起抽烟小憩，中村发觉他自己也在避免去医院可能会碰到佐藤的区域。终于，他们不在一起下棋了。
跟佐藤变得疏远的同时，中村跟其他人亲近起来，为了作为人在某种意义上活得更真实，他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他渐渐懂得了有很多人也把自己看作战争受害者。这些人在战时尽职尽责完成任务，他们下定决心不让自己有羞耻感或负罪感。他意识到一个时期结束了——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不是自己所说的样子。每个人都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每个人都只记得能诉诸言说的事。当最后一个被关押的战犯被释放后，中村弃除掉所有欺骗性的伪装，他确信诚实地过日子最好，他改回他的真实姓名。第二年，他跟郁子结了婚。
他们后来有了两个女儿，健康的孩子，随着她们长大，她们深深地爱上了温和的父亲。小女儿冬子六岁时被校车撞了，差点儿死掉。关于那时，冬子最重要的记忆是父亲日夜守在床边，头低着。在女儿眼中，他几乎像另一个世界的人：把衬衣扣子扣错，忘记系皮带，还操心不要伤到蜘蛛或蚊子——他把蜘蛛捉住，拿到屋外，他拒绝拍死蚊子。
他变成了一个他想象中的好人，只有他体会到这种转变核心的奇怪之处。伪善？救赎？负罪？羞耻？刻意为之还是无意识的？谎言还是真实？无论怎样，他督办过很多例死亡，有时他觉得他甚至可能参与过其中一些，这让他有一种近乎残忍的自豪感，这自豪感毋庸置疑，也绝不矛盾。但他不觉得负有任何责任，时间洗刷掉他对所犯罪行的回忆，让他的记忆转而培育好事和关于情有可原的环境的故事。随着年月逝去，战俘营使他寝食难安的记忆变得少之又少，他发现只有这少之又少的记忆也令他寝食难安。
更多出于好奇而不是乐观，一九五九年春天，中村申请了日本血液银行的一个职位。他出乎意料地得到了面试机会。一个冬天的清晨，他很早坐上火车去大阪。在日本血液银行总部，他们叫他等着，直到快吃午饭了，他终于被引进一间非常宽敞的主管办公室——他原以为会在一间会议室。他被安置坐下，又等着。办公室里没人。过了一刻钟，身后的门开了，一个声音告诉他不要起身，不要转头看。他感觉有手指沿着一个新月形划过他的后颈。接着，在身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开始吟诵：
海行水渍尸，
山行草生尸……
中村当然知道《海行》，这首古诗在战时曾经那么流行，每次收音机里都是以它来宣布一场战斗的开始——一成不变地宣布日本士兵有尊严地死去了，没有屈辱投降。中村吟诵最后两行，好像它是接头暗号。
天皇身边死，
无悔无返顾。
他感觉那只手又在他脖子上。
“这么好一个脖子，美妙的脖子。”他身后那个人说。
中村回过身，向上看，这个人头发白了，刺棱棱的，体形更肥壮了，但脸还是原先的鲨鱼鳍，虽然更松弛一些了，现在还在笑。
“我必须看见你的脖子。我就是得弄清楚你跟我认为你是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你看，我绝对什么都记得。”
碰到中村质询的目光，幸田做了解释。
“几个先前在伪满洲国的伙伴认为我或许能在这儿做一些有用的事。”
面试剩下的部分是走过场，好像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中村将要离开时，幸田恭贺他得到了新职位。那天晚上，回到家，中村告诉了郁子发生的事，他几乎失控，要抽泣起来。
“你怎能事先料到这样的慷慨？”他问郁子。
★★★
几十年后，年轻的日本民族主义记者大友太郎上门拜访现年一百零五岁的杰出军人幸田四郎，他希望纠正大部分既定的、关于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角色的误解。他读过幸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发表在一些禅宗杂志上的几篇文章——讨论日本武士道深刻的宗教精义。幸田论证说，在禅宗启发下，日本人认识到在终极意义上，生死之间没有界限，这使日本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也有如此令人可畏的军事力量。大友太郎随同辖区官员和当地电视台摄制组前往祝贺幸田一百零五岁生日，但家里没人。
大友太郎年轻，求成心切，不愿放弃，他煞费周章访到幸田的大女儿良子，向她再次表达他的良好用意，希望通过她见到这位年迈的老兵。但良子不赞成大友太郎这么做，说她父亲身体不好，不宜跟生人讲话，尤其关于那场战争和他的军人生涯。他这么老了，在这样的年纪，他努力要变成一个活菩萨——她告诉大友太郎。
大友看出良子显然对她父亲没兴趣。他决定最好把她撇在一边，开始跟几个信仰民族主义的朋友为幸田一百零五岁生日组织庆祝会。庆祝会将恭敬庄严，尽力向参战老兵传达敬仰之情，也要向公众宣传日本在二十世纪诸多战事中被误解的宗教精义。但每次大友去见幸田，家里都像没人。
良子的言行举止和幸田令人费解地拒绝应门都让大友太郎开始不安。一天晚上，跟桥本武喝酒，他讲了这么多——桥本武是他多年学生时代的朋友，现在是警察中尉。
桥本感到事有蹊跷。经过一些周折，他设法查看了社会福利登记，发现良子对她父亲的事务有代理权。两个月前，两百万元从幸田的账户上被取走。桥本获得许可去搜查幸田的公寓。公寓在市内一个从前很受青睐的地段，楼层组合一度时髦过，但近几年失修破损了。一楼上方的外墙上有些拼凑起来的粗糙金属护网，用螺栓固定，用来接住从墙面脱落的灰泥。电梯门按钮后都打不开，桥本和三个手下不得不爬楼梯上到七楼。
公寓里排满书架，架上全是诗歌，桥本看到一具年代久远的男人木乃伊化的尸体躺在床上。屋里没气味。他死了很多年了，也许几十年，桥本想。桥本把左手伸下去，缓慢地揭起印花床罩。逐渐分解的尸体流出的体液在床单上留下一块厚重黏滞的暗色污迹，像圣徒头上的圆形光晕，在污迹的中心躺着幸田四郎，皮肤像羊皮纸，塌在骨头上。
这个目前已死的活菩萨，在他身旁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版本很旧的芭蕉的经典游记——《奥の细道》。有一页用一片干草叶标记着，桥本翻到那一页。
“日日月月都是到达永生的行者。逝去的年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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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2>
作为杰克·彩虹的指挥长官，约翰·美纳杜原该负责办这件事，但约翰·美纳杜没这心思，他从来对什么都没心思——过去在“线”上没心思，回澳大利亚以后也没心思。多里戈·埃文斯收到布洛克贝克的一封信，说他听说还没人去看过杰克·彩虹的遗孀——约翰·美纳杜保管着杰克·彩虹的勋章，有人应该把勋章交给她，但他好像总没法办到这件事。就这样，蜜月回来过了几个月，他婚姻的真相变得昭然若揭，没什么值得他留恋，于是他就搭乘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到了霍巴特。在跟尼基塔瑞斯鱼店相隔两个门面的酒吧里，他找到约翰·美纳杜。
在丛林里的时候，约翰·美纳杜发现他根本不是做领袖的材料。约翰·美纳杜想，领袖都是“大家伙”这样的人当了，但他不是，这很奇怪——因为从他父亲口中，约翰·美纳杜知道他是当领袖的料，他父亲说，当领袖除了跟品质有关，跟其余的全不相干。在哈钦斯男子中学36，他从校方知道他是当领袖的料，因为只有领袖才被招进哈钦斯男校。从人们口中，他知道当领袖是他的命，因为这是所有生来就有领袖才能的人的命，哈钦斯的男孩都是这样。世界不停地这样告诉他，约翰·美纳杜就一路畅通进了军官学校——由于他的教育和有影响的社会关系，由于他无可置疑的品质和无法更改的命运。约翰·美纳杜相信这全是真的，不证自明，相信他自己是当领袖的料，直到到了“线”上。然后，他发现他首要关心的不是帮助别人，而是保自己的命——关于当领导需要的品质，他父亲讲对了，但关于他儿子，他讲错了。
约翰·美纳杜明白什么是权威。那天，坐在跟尼基塔瑞斯鱼店隔两个门面的酒吧里，他们一点儿都没动那一磅重的蔻塔鱼片，他的好相貌依然如故，他的生命毫发无损，他知道他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权威。他想知道是什么让它生在像多里戈·埃文斯这样的人身上，他这么一个可鄙的好色之徒，长相近乎丑陋，躲在人丛里的孤独者，对任何权威都不在意，只除了他自己经由上帝没心没肺的恩宠所掌握的那一种。他把给约翰·美纳杜帮忙弄得看上去像一件琐事。
“我很抱歉，”约翰·美纳杜对多里戈·埃文斯说，“我去看了莱斯·怀特的太太。那次以后，我没法再来一次。你记得莱斯吧？”
“记得。在《魂断蓝桥》里，他演罗伯特·泰勒相当神妙。演对手戏的是杰克·彩虹，他真是超凡绝伦，不是吗？”
“这我不记得了。你听说过他怎么死的吗？”
“没听说过。”
“他转辗到了日本本土的战俘营，在煤矿给日本人当奴隶，煤矿在濑户内海海平面以下。他们饿得要死。战争结束时，美国佬用降落伞向那儿的战俘营空投物资。‘美国解放者’投下四十四加仑钢制圆筒，里面塞满了吃的。圆筒忽悠着往下落——‘轻柔得像夏天的蒲公英’，一个伙计这么说。到处都是欢呼雀跃的人。然后，四十四加仑开始着陆，撞穿屋顶，落在什么上就砸烂什么。一个装满好时巧克力的四十四加仑落在莱斯身上，把他砸死了。”
他递给多里戈·埃文斯一个鞋盒子，里面装着一些丝带和几个勋章，它们在里面滚缠在一起。盒盖上粘着一块胶带，上面写着杰克·彩虹太太的姓名和地址。
“这算什么死法？”约翰·美纳杜说，眼睛盯着鞋盒子。“一个人饿得要命，却死在吃的上头？死在自己人手里？死因是好时巧克力。真他妈要命，多里戈，该死的好时巧克力。对这你能说什么？”
“见到她，你说什么了？”
“该说的话。谎话。她神态举止非常有尊严。小个子，胖墩墩的，但很有尊严。她听我撒谎，很长时间一声不吭。然后她说：‘你知道，我压根儿没真的了解他。这最让人伤心。我惟愿在他死前要是懂得他就好了。’”
杰克·彩虹太太住在内卡附近，离大山半腰上的森林小村几英里远，大山俯瞰着霍巴特。听到多里戈·埃文斯在打听方向，酒吧服务员把他介绍给一个小个子男人，他开瀑布酿酒厂的运货卡车，正往那个方向送一批货。他能让多里戈·埃文斯搭顺路车，两小时后在送货回来的道上再把他接上，带回住处。
出了霍巴特一小会儿，天开始下雪。卡车挡风玻璃上只有一个雨刷，颤悠悠地清除出一个小小的圆锥形，通向一个冬天的世界，在那儿，尤加利树和伟人蕨被新雪压得向路面倾斜。一切都消失在白茫茫中，多里戈·埃文斯感觉他的思绪也随之消失了。他把一只手伸出车外，把手指推压进空气，想弄清楚是否还有某种他不知道的止住股动脉大出血的方法。他的手指推铲着匮乏、寒冷、雪白、虚无。
“冷得生疼，嗯？”注意到他在活动手指，酿酒厂司机说。“这就是为啥我有这个。”他说，一边从方向盘上抬起一只戴羊毛手套的手。“不然就他妈死在冻疮上，妈的南极的斯科特37，那是我，伙计。”
他们向山上进发，穿过椤林，开过内卡，驶下山，到达大农场的背面。酿酒厂司机让多里戈·埃文斯在一个农庄入口处下车，入口是两根覆满苔藓的柱子和一扇七零八落的门，倒卧在白雪覆盖的小路靠路边的地方。农庄看上去很破败，皑皑白雪，还有随之而来的繁嚣后万物停滞的绝对寂静，让这地方感觉像被废置了。篱笆、畜栏歪着，有些地方垮了。牲畜棚像不堪重负，一间用木板垂直搭建的烤制啤酒花的小窑房松塌塌的。
在一个用三合土建的加工奶制品的棚子里，他找到她——正在打黄油。她穿一件印着旋绕的红色芙蓉花的棉裙和很旧的自制羊毛套头毛衣，一个肘部在脱线，裸着腿，腿毛没剃，腿上有淤痕。在他眼里，她的脸只会承受破碎的希望，嘴的线条在抖动，每抖一下都在线尾拖出很多细纹。
他告诉她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她就带他走过厨房，厨房中央的燃油灶使房内很暖和，接着又进到又冷又暗的会客室。她称他“长官”。他说根本不必要，她就称他“埃文斯先生”。他坐进一把潮乎乎的、填得鼓鼓的扶手椅。
目光越过房间和一条开敞的门道，他看见用漆成鲜艳奶油色的珐琅珠子穿成的帷幕墙，直伸到天花板，帷幕墙前面有一张铁床。他希望她跟杰克在那张床上经历过一些欢乐。他想象他们在一起，在冬夜，跟这个短短几小时就要来临的冬夜一样的冬夜，他想象他们暖暖和和地在一起，也许望着卧室里生的一堆火正烧成余烬，杰克吸着他的长红牌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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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2>
“我们有五个孩子，”她说，“两个男孩，三个女孩。小维尼，跟她爸一个模子套出来。最小的特里，杰克离开后出生，从没见过他爸。”
很长时间的沉默。从当医生的经验，多里戈·埃文斯学会了等人们说出他们真想说的话。
“我受不了一个人待着，”她终于说，“我对孤单怕得要命。他参战不在，我跟孩子睡。”想到这情景，她笑了，“我们六个人睡在那张床上。很好笑，嗯？”
水壶在叫，她从会客室里消失，去了厨房。他后悔让她把他的军大氅拿开了。她从厨房带回一只装着茶的绿色珐琅壶和一个吃剩下的很大的奶油蛋糕。
“真安静，”她说，“因为下雪。雪下得像一张大得了不得的大毯子。这是为什么我喜欢孩子们在身边。可是今天小的在杰克姐姐家，大的在学校。”顿了一会儿，她又说：“杰克很喜欢雪，可是——上帝！有时它让我难受。”
她递给他一些蛋糕，他拒绝了。她把盛蛋糕的碟子放在靠墙的小桌上，用食指把桌沿上的蛋糕屑往里扫，扫了一会儿，她眼睛仍盯着桌面说——
“你相信爱情吗，埃文斯先生？”
他没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他知道用不着回答。
“因为我觉得你得让爱情发生。如果别人把它给你，你就没得到它。你得让它发生。”
她停下来，也许在等一句评论或断语，但多里戈·埃文斯都没给，她反而好像更大胆了，又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