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本脏猪猡要把我们都饿死。”他自言自语地说。
说完，他转回身，看到小不点儿米德尔顿，他的身体奇丑无比，消瘦的臀部像大象两扇耳朵似的突出来——正笨手笨脚地扶土人伽迪纳站起来。公鸡麦克尼斯一边把军用饭盒舔干净，一边看着那具骷髅捡起土人伽迪纳的锡碗，用勺子把他自己的米泔水舀出一半到碗里，把碗递过去。
公鸡麦克尼斯“啪”地合上军用套餐盒——午餐饭团被扣在里面——然后把餐盒卡在G形布条上。在他看来，一个被羞辱的人牺牲一半自己的食物去帮助羞辱他的人，这真是荒唐透顶。他能想象，这样的人既不知羞耻，又没有自尊。幸亏他还不用跟别人分享早餐，他如释重负，感觉像大获全胜，怀着这种奇异的感觉，他走到那两个人跟前，把一只手放到土人伽迪纳沾满泥巴的肩膀上。
“要搭把手吗，土人？”
“我没事儿，公鸡。”
注意到其他人在往集合场走，公鸡麦克尼斯急忙跑开，加入正朝营地西面边界方向行进的参差队列。在那儿，一个两房、竹墙、亚答屋屋顶、从地面架空的小屋被用作日本工程师的临时办公室。小屋前是一片泥沼地，被用作集合场。在这儿举行早集合，在这儿他们被清点人数，再被分成小组完成一天的工作。
快到集合场了，公鸡麦克尼斯看着从营地四面到来的其他人——有的瘸着，有的被同伴撑着，有的被背着，有的爬着。他发现自己挨着吉米·比奇洛——他在诅咒这日子，也诅咒上帝。
“美极了。”公鸡麦克尼斯说，他感觉只有比较优雅细腻的想法才合适说出口。他发现比较优雅细腻的想法有时也会产生一种效果，让站他旁边的这伙人灰心丧气。俘虏们倾向于跟同住的伙伴黏在一起。在运气最好的几次，决不仅仅是这几次这样的同志关系没给公鸡麦克尼斯带来多少好处；经历了这天早上的羞辱，这样的同志关系更不值了。当他不能使手段置身其外时，他就想分裂它。
“这是大自然的大教堂。”公鸡麦克尼斯一边说，一边指着一片高大的竹林。
吉米·比奇洛朝天抬起塌陷的眼睛，只看见依然黑乎乎的清晨的天空，以及天空下丛林的缺口。
“对极了。”吉米·比奇洛说。
“你看它们怎样向彼此靠过去，形成宏伟的哥特式拱顶，”公鸡麦克尼斯说，“在它们后面，柚树画出像金银丝镶嵌的线条，像拼接彩画玻璃的铅条。”
吉米·比奇洛死死盯住树梢反衬天空形成的阴沉沉的剪影。他问公鸡麦克尼斯是不是说它们跟《金刚》一样。他问的口气很不自信。
“我相信美中有维他命。”公鸡麦克尼斯说。
吉米·比奇洛说他认为维他命在维他命中。
“美，我说的是。”公鸡麦克尼斯说。
对这类事他压根儿不相信，但他听兔子亨德里克斯喋喋不休胡扯过这些。像这样比较高尚的感情，正因其比较高尚，即使从别人那儿偷来，也被他看作证明了比较优雅细腻的人格，把他同较低贱的人群分开，从而确保他能活下来。
一片黑色雨云以始料不及的速度遮蔽天空。从竹林漏泄的天光顿时黯淡，柚树的枝干又模糊成一片灰色，一些肥硕的雨点突突落向地面，眨眼间变成狂啸的洪流。丛林变形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让人备感压抑。强势冲击的水流从树梢中猛跌下来，落在集合场边的地上，又反弹溅起，好像连土地都厌恶这雨，想让它消失。但它不离开，好像渴望凌驾万物。它下得更密，更强势，更狂暴，雨声这么响，这些兵连吼都不吼了，直到最大的雨势过去。
俘虏们不断到达集合场。生病的比任何时候都多。那些站不起来的沿集合场边一根柚树原木或坐或躺，那地方被称作“哀嚎墙”。透过层层雨幕，公鸡麦克尼斯看到一名澳军士兵在淤泥中向集合场方向爬，另一个俘虏走在旁边，给他做伴，好像他们正要去看赛马。爬的那个似乎不愿得到帮助，走在旁边的那个似乎不会提供任何帮助。然而，当从天而降的洪流使他们变得模糊不清，宛如一人时，公鸡麦克尼斯觉得好像有什么把他们连在一起了。
他们终于靠近了，他看清爬的是小不点儿米德尔顿，土人伽迪纳走着陪他，好像这是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有两次，他看见土人伽迪纳要帮同伴站起来，扶他走，但小不点儿米德尔顿好像铁了心要靠自己爬到那儿。
看着他从心底里鄙弃的人——那个废物和他的朋友，那朋友也许会取笑那废物，但不会弃他而去——看着连最卑下的人都好像具备、而他知道他不拥有的东西，公鸡麦克尼斯不能理解，他胸中即刻充满了最强烈的仇恨。他转回身看竹林，再次想把它们想象成哥特式拱顶，把关押他的监狱想象成大教堂，让美充满他的心。
<h2>
8</h2>
俘虏们在瓢泼大雨中集合站好，多里戈站在最前面，日本人在用作行政办公室用的小屋里等着，直到最强的雨势过去才出来。看到中村跟在一起出来，多里戈·埃文斯很惊讶。一般情况下是福原中尉监管甄选当天上工的人。福原总是煞费苦心把自己打理得在集合场无可挑剔。跟他相反，中村的军官制服软塌塌、脏兮兮的，衬衫上有黑色霉菌花朵样的斑点。他停下脚步，把拖在泥里的一根绑腿带系上。
多里戈·埃文斯等着，身体紧绷，像从前在球场上为对战敌手做好准备。俘虏依次报号，每个人必须吼叫他的日文番号，这是一个漫长乏味的过程。作为俘虏的指挥官和高级军医，多里戈·埃文斯向中村少校报告，前一天白天死亡四人，晚上两人，除去他们，战俘人数现为八百三十八人。在八百三十八人中，得霍乱的六十七人，现住霍乱隔离区，一百七十九人因重病在医院。另有一百六十七人因病只能胜任轻体力劳动。他指向靠那根原木支撑的俘虏说，那儿还有六十二人，今天早晨报告生病了。
“这样，剩下三百六十三人可以在铁路上做工。”多里戈·埃文斯说。
福原做了翻译。
“ごひゃく。”中村说。
“中村少校说他必须有五百名俘虏。”福原翻译说。
“我们没有五百个合适的人，”多里戈·埃文斯说，“霍乱在毁掉我们。它——”
“澳大利亚人该跟日本士兵一样洗澡。每天泡热水澡，”福原说，“就没霍乱了。”
不能泡澡。就是能，也没时间把水烧热。在多里戈·埃文斯听来，福原的话充满敌意的取笑。
“ごひゃく！”中村怒吼道。
多里戈·埃文斯对此毫无准备。上周他们被要求出四百人，一番讨价还价后，通常定在三百八十人上下。但每天死的人越来越多，生病的越来越多，能干活的越来越少。现在来了霍乱。但他怎么开始就怎么坚持，重复说三百六十三人可以胜任工作。
“少校说从医院里多出一些人。”福原说。
“那些人在生病，”多里戈·埃文斯说，“如果被拉去做工，他们肯定会死。”
“ごひゃく。”中村说——还没等福原翻译。
“三百六十三。”多里戈·埃文斯说。
“ごひゃく！”
“三百八十。”多里戈·埃文斯说，盼着终于可以定下来。
“さんはち。”福原翻译说。
“よんひゃくきゅうじゅうご。”中村说。
“四百九十五。”福原翻译说。
定下来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们继续针锋相对，讨价还价。经过十分钟或许更长时间的争执，多里戈·埃文斯决定，如果必须选病人上工，那必须基于他的医学知识，而不是中村丧心病狂的指令。他说可以出四百人，他再次提出生病人数以资佐证，列举他们数不清的痛苦。但多里戈·埃文斯心里明白，他的医学知识既不能当论据，也不能当保护伞。他感到一阵难以招架的无助——伴随从内而外蚕食他的饥饿，他尽力不去想那块他没等考虑周全就拒绝吃下的牛排。
“即使超过四百，”他最后说，“我们也没法为天皇多做贡献。那些人会死掉。如果等他们身体好些，他们会很有用处。四百是我们能召集的最多人数。”
没等福原翻译，中村对一名下士叫喊起来。一把白色曲木椅被急忙从用作行政办公室的小屋里搬出来。登上椅子，中村用日语对俘虏讲话。讲话很短，讲完了，他下来，福原上去。
“中村少校对带领你们修铁路感到很享受，”福原说，“他很遗憾发现在健康方面问题严重。他认为这是由于缺乏日本信念：健康跟着意志力来！在日本军队，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能达到目标的人被认为最可耻。献身直到死去是好的。”
福原下来，中村少校站到椅子上，又开始讲话。这次他讲完了没下来，继续站在椅子上，看着远近一排排站着的俘虏。
“要理解日本精神。”从他在下面站着的位置，福原喊起来，像鸬鹚似的脖子一伸一缩，好像在把囊中鱼吐出来。“日本准备好了去工作，中村少校说，澳大利亚人必须工作。日本人吃得越来越少，澳大利亚人吃得越来越少。日本很抱歉，中村少校说。很多人必须死。”
中村从椅子上下来。
“走运的杂种。”羊头莫顿对吉米·比奇洛轻声说。
什么东西倒了。没人动。没人说话。
站在第一排的一个俘虏砰然倒地。中村大踏步走过去，沿着那排俘虏走，直到走到倒下俘虏的跟前。
喂！中村吼道。
这声吼叫或第二声吼叫没得到反应，日军少校向这个人的肚子上踢了一脚。俘虏摇晃着站起来，又倒下去。中村第二脚踢得非常狠。俘虏又站起来，又倒下去。他巨大的黄疸病人似的眼睛凸出来，像肮脏的高尔夫球——来自另一个世界、被疏离、被遗落的物件——无论中村怎么踢、怎么吼也不能让他再动一动。枯瘦的脸和萎缩的脸颊使他的下巴看着大得出奇，像野猪的嘴鼻。
营养不良，多里戈·埃文斯想——他一直跟着中村，现在他蹲下去，把身体放置在中村和俘虏之间。这个人躺在泥里，了无生气，像一把被废置的耙子，覆满脓肿、溃疡、剥落的皮肤。糙皮病，脚气病，天晓得还有什么，多里戈想。臀部跟几根烂绳索差不多，肛门凸出来，像脏绳索上盘头巾样缠结的绳头。一股散发恶臭的橄榄色黏液渗出来，流到跟线绳一样的腿上。阿米巴痢疾。多里戈·埃文斯把这个糟糕可怜的人搂到胳膊上，重新站起来，转向中村，病人像一捆沾满泥巴、折断的棍子，从他的胳膊上吊下来晃悠着。
“三百九十九。”埃文斯说。
按日本军人的一般身高论，中村个子很高，也许有五英尺十英寸，体型健硕。福原开始翻译，但中村抬起一只手打断他。他转过身，朝多里戈·埃文斯反掌抽了一记耳光。
“这个人病得太重，不能为日本工作，少校。”
中村又抽他一记耳光。中村继续不停地抽，埃文斯把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不要放手让病人掉到地上。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多里戈·埃文斯在澳大利亚人中算高的。刚开始，身高的差距利于他顺着耳光的重击移动身体，但这重击在缓慢地发生效力。他把重点放在使两脚均匀受力，放在下一记重击，放在保持身体平衡，放在不承认感觉到任何疼痛，假装这是游戏。但这不是游戏，这绝不是游戏，他也知道这不是游戏。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他该当受罚。
因为他撒谎了。
因为三百六十三不是真实数目。三百九十九也不是。真实数目是零，多里戈·埃文斯想。没有一个俘虏能满足日本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受着饥饿病痛的折磨。为了他们，他像他一贯在竞技中表现的，声东击西，诡计多端，他力所能及只能这么做。多里戈·埃文斯知道，除了零，还有一个数字也是真实的，这个数字他必须算出来，把最不可能死掉的加进这三百六十二个目前病得最轻的人。每一天，这令人惨然的算术都是他的责任。
他开始大口喘气。中村的重击继续砸在他脸上，他集中心神又过了一遍医院的病人——正在康复的，能从事轻体力劳动的；中村抽了他这边脸又抽那边，他又数了一遍医院病人的人数，其中也许有四十个，如果照顾得好，刚好能做轻体力活儿——只是活儿必须真的非常轻——再从担任轻体力活儿的人中挑出身体最好的四十个，加到做工人数中去。加起来是四百零六。对，他想，这是他能提供的最多人数，四百零六人。然而今天，中村一次接一次抽他耳光，他知道这个数目不会过关。他将不得不拱手交出比这数目还要更多的人。
像开始那样让人始料不及，中村少校突然停下手，走开几步。中村抓挠刮过的头皮，抬眼看着澳大利亚人。他全神贯注，似乎要穿透什么似的直盯澳大利亚人的眼睛，后者用同样的眼光回视他，在目光交流中，他们表达了所有福原没翻译出来的意思。中村说，无论怎样，他都会赢，多里戈·埃文斯回答，他棋逢对手，不会让步。只等到他们无声的对话终于结束，讨价还价才又在这诡异的、攸关生死的义卖场上重新继续。
中村提出四百三十这个数目后拒绝让步。埃文斯大声反驳，坚持他提出的数目，大声列举更多理由。但中村早已经开始狂怒地挠胳膊肘，他眼下说话咄咄逼人。
“天皇意志决定这个数目。”福原翻译说。
“这我知道。”多里戈·埃文斯说。
福原没吭声。
“四百二十九。”多里戈·埃文斯说，同时鞠了一躬。
就这样，上工人数约定了，一天的任务开始了。有一刹那，多里戈·埃文斯琢磨他赢了还是输了。为了打这场比赛，他竭尽所能，每天都输得比前一天更惨，这输是用其他人的性命来量化的。
他走过去，来到“哀嚎墙”跟前，把病人放下，跟其他病人一起靠着原木，然后，他起身去医院甄选病人上工，这一刻，他感觉把什么东西弄丢或放错了。
他转回身。
以它漫过原木、枕木、竹料、铁轨和数不清的其他无生命物体同样的方式，雨水正蛇形蔓延到小不点儿米德尔顿的尸体上。天总在下雨。
<h2>
9</h2>
“这是你的，不是吗？”羊头莫顿问，一边把一把重锤递给土人伽迪纳——他们在俘虏领取工具的地方。羊头莫顿有一双钳子似的巨手，脑袋据他自己描述比走出罗斯伯瑞军营的路还要坎坷不平。他的外号不是来自他的外貌，而是来自他小时候在昆西镇的生活——昆西镇是开采铜矿的边远小镇，位于塔斯马尼亚西海岸，一片拥有等量雨林和神话的土地——在那儿，他家有一段时间穷得只吃得起羊头。他清醒时那么和蔼，其和蔼程度只可与他酒醉后的狂暴等量齐观。他非常喜欢打架，有一次喝醉了跟整整一车从开罗休假回来的澳军士兵叫板，非要他们带上他。上车后，有人叫他闭上臭嘴，好好坐下，他把脸转过来冲向吉米·比奇洛，厌恶地摇头，只用几个词就把他的满腔鄙夷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从小老鼠你变不成大老鼠，吉米。”
“小不点儿的。”土人伽迪纳说。
这是营地工具中最好的一把锤子，小不点儿在把手上刻上了一个T形凹槽，为的是他和土人能每天早晨认出它。
“这是最好的一把锤子，”羊头莫顿说——这样的事对他意义重大，“把手有点儿开裂，但锤头比别的肯定重上一磅都多。”
从前小不点儿有力气，他们还在计件工作制下干活，那时这是最好的一把重锤。每一击都因为多出的重量而产生超越同侪的力量，把钢条砸得更狠、更深，帮小不点儿和土人很早完成工作定额。只是你必须像曾经的小不点儿那样健硕有力，才能不停地把锤子举起，再精准地砸下去。
“他以为这能帮他。”羊头莫顿说——他在等土人伽迪纳把锤子接过去。
然而对他们所有人来说，现在的关键不是把活儿干完，而是把这一天活过去。土人伽迪纳太虚弱，他举不起这把沉重的锤子，一小时接一小时，每次把它控制到位，使它精准下落，力量均匀、干净利落地砸在钢条上，一击接一击。他现在只找不重的锤子，没用的锤子，轻敲慢打拖时间，尽力不伤到自己或者随便哪个把钢条的人，尽量省出足够体力打下一锤，尽力能又多活一天。
“帮着把他送进坟墓。”土人伽迪纳说——他捡起一把锤头松着、不重的锤子。
无论什么，他们现在都只想拿着轻点儿，举着轻点儿，让他们多活一天容易点儿。他能塞一根竹子固定锤头，土人伽迪纳想。一天到头，他会觉得精疲力竭的程度稍微轻那么一丁点儿。他把锤子把手横架在锁骨上，使它平衡在能让负重感尽可能舒服的支撑点上。他感觉放在那儿的锤子很轻，这让他几乎高兴起来——要不是他的头越来越沉。
一阵轻微的飒飒声扫过俘虏，像微风，然后消失了。确实，这儿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诉诸言辞的吗？他们拖着腿，离开发放工具的地点，开始顺着“小甜心”朝“线”上走。最前面是两个日本看守，还有几个走在队列后头；他们扇形散开，组成单行队列。病得最轻的在前面领路，紧跟着是抬七副担架的人，担架上的人病得走不动，而日本人按例认为其身体状况足以出工，他们之所以在“线”上是因为能给其他人当帮手，而其病的程度又不会妨碍任何人的进度。跟在后面的是处于衰朽状态不同阶段的人，走在最后面的人拄着各色权当拐杖用的棍子。
“整个儿一个圣诞游行盛会。”土人伽迪纳身后有人说。
他把心神专注在前面人的腿上。它们肮脏枯瘦，小腿大腿的肌肉萎缩成疲塌塌的筋络，消失在原先该是屁股的地方。
没等这奇形怪状的商队走到营地最远边界处的小峭壁，土人伽迪纳就想躺倒睡觉，永远不起来——等到了峭壁下面，俘虏必须爬一段金属丝绑着竹子做成的梯子，一个玄乎玩意儿，每一级都得先试试牢靠不牢靠，时刻不能想当然。从梯子上去后是一溜踏脚的坑洼，积着雨水和臭烘烘、和泥的屎，黏糊糊、滑溜溜的——清早攀爬的剧烈运动在近乎裸体的俘虏体内引起了必然反应。
通过人链，他们齐心协力把工具递了上去，把较虚弱的拽上去，居然把担架弄上去而没出差错。这传达出了集体的力量，使土人伽迪纳爬到顶时觉得疲惫感较先前稍微轻了那么一丁点儿，体力较先前也强了那么一丁点儿。他必须用上他所有的力量——他当天是负责一个六十人团队的中士。
晨光依然暗淡，离开峭壁进入丛林，世界就变黑了，小路好像比土人伽迪纳记得的还要更隐蔽、更杂乱。土人伽迪纳一直尽力想做一个称职的团队头领，尽可能使手腕让看守不找麻烦，千方百计虚报、谎报工作量，只要机会送上门就偷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保证不被发觉，把被看守殴打维持在最低的几率，帮团队成员又活过一天。但今天不同以往。他发高烧——登革热、疟疾、恙虫病、脑型疟——很难弄清是由于什么病，说到底，弄清了也没意义，他转而集中精力去帮他手下的兵。从少不更事的大马哈鱼费伊身上，他把死沉的一卷湿麻绳拿下来，大马哈鱼费伊的胫部害溃疡，烂得一团糟。他借他表哥的出生证应征，在军中待了三年，还没满十八岁。土人见过一旦生活跟他们敌对，跟大马哈鱼一样的男孩子会像细棍子被折断一样垮掉。他把卷起的缆绳甩到左肩，跟右肩的重锤保持平衡。
在小路上前行，土人伽迪纳把注意力集中在查看眼前路径，约束他衰弱的身体这样而不是那样放下一只脚或一条腿，都是为了不伤到自己。他一贯身段灵活。即使感觉要跌倒，在身体这么虚弱的情况下，他也仍然具有恢复平衡的能力。在大腿和小腿部位，他还有足够的力气娴熟地小跳和扭摆，躲开一个障碍物，或者，利用另一个障碍物——一块岩石，一根断木——避开某个会使体力流失的水洼和由倒卧、多刺的竹子形成的陷坑。
他再次对自己说，这一天很不错，他感觉有力气，这很幸运，帮助他保存实力；土人伽迪纳明白，虚弱只会引起更大程度的虚弱，每错一次会导致再多犯一千个错；他明白，每次站到一块嶙峋的灰岩上，把身体重心平衡在脚趾上，至关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向下一块嶙峋的灰岩，或者覆满黏液的断木，迈出恰到好处的下一步，就不会摔倒，伤到自己，于是，明天和明天过后的每一天，他可以再依此行事。但他不相信身体会救他于水火，像小不点儿米德尔顿相信过的那样。他不想最终落得抓挠胸口大叫“我！”。土人伽迪纳没有什么信仰。他不相信他独一无二，或者他有什么先定的命运。在属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他认为这类想法全是无稽之谈，死亡随时可能找上他，像它正找上那么许多其他人一样。生命跟脑子里想的不搭界。生命跟机运有些关系。但在多数情况下，生命是码满货物的船甲板。生命只关乎走对下一步。
俘虏们听到一声咒骂，他们印第安人的行列随之停下。抬起头朝后看，他们看见土人伽迪纳的靴子严丝合缝地卡在一条灰岩岩隙里。土人扭着、拽着，终于把脚拔出来。有人在笑。靴面在脚上，但靴底脱落了——凑合的针脚都开了，缝合线被扯开——还卡在岩缝里。
土人弯腰去把靴底拽出来，靴底断成了两截。他放开手，肩膀耷拉下来，也许他骂人了，也许没有。他们太专注于自己求生的艰苦战斗，没有注意。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抬步继续走。他也跌跌撞撞朝前走，发着抖，靴子的剩余部分在脚踝上晃荡。过不多久，他疼得大叫，猛地把腿抽回来，摔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
“他看着不大妙。”大马哈鱼费伊说。
“他的鞋子不大妙。”羊头莫顿说。
“一回事儿。”大马哈鱼费伊说。
没有靴子或鞋子的多数人勉强而又奋力地拖延时日。没有靴子或鞋子，脚被竹刺、岩石和爆破的尖石碎块划到或割伤只是几天或几小时的事，整个岩层切割面都铺满了碎石块。有时候，伤口几小时就开始感染，几天后变成化脓性感染，几星期后变成热带溃疡，把数不清的人送上死路。一些在荒林野地生活过的人好像不会受太大影响，复原得也不错，有些还宁愿打赤脚。但土人伽迪纳不像公牛赫伯特是澳大利亚西部牧场主，或像罗尼·欧文是澳大利亚土著。他是霍巴特码头的装卸工，他的脚柔软而又容易受伤。
队列停下来等着，为了能歇歇脚而感到轻松。土人伽迪纳在想他吃过的一个饼——牛排和腰子，配上奶油点心和浓郁的酸辣酱——任何把他带离丛林的东西。他的嘴里在分泌唾液，酸辣酱微黄，玫瑰色卤汁里放了胡椒末。但他还在喘个不停。
“伙计？”羊头莫顿说。
“在呢，伙计。”土人伽迪纳说。
“好点儿没，伙计？”
“好点了，伙计。”
“会好起来的，伙计。”
“是，伙计。”土人伽迪纳说。
他大口呼气吸气半分多钟，想恢复正常呼吸，这期间，他一直在看一只猴子。它弓着背，坐在几乎挨到地面的树枝上，这棵树在离小路几英尺的地方发着抖，毛发湿透了。
“看那个小可怜儿该死的澳洲佬。”土人伽迪纳终于说。
“他是自由的，你这白痴。”羊头莫顿说，一边用他像咸猪肉熏肠似的红红的手指把他自己同样湿透的毛发朝两边分开，再戴上军帽。“自由了我就回家，回昆西镇。我要拼命喝酒，不喝到一百不会停下。”
“是，伙计。”
“到过昆西没？”
雨在接着下。有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土人伽迪纳嘶声喘着。
“没，伙计。”
“那里有一座大山，”羊头莫顿说，“山，其实是，一边是昆西，另一边是哥曼斯顿。偏僻得很。两个采矿的小镇子。先前是雨林。矿上死过很多人，连一根蕨草叶子都没留下给你擦屁股使。世界上找不着像它的地儿。妈的像月球。星期六晚上，你把自己灌醉，爬过山，在小可爱哥曼斯顿干一架，再回家，回到小可爱昆西。世界上还有别的地儿你能这么干吗？”
<h2>
10</h2>
他们等着，很少再说话，因为可以诉诸言辞的事确实几乎没有。在体力劳动对他们发动攻击之前，每个人都在试着休养生息，让身体能不活动就不活动；他们没有为不时之需而储存的体力，也没有从事强体力劳动的体能，这两样或许能使他们承受住“线”上的劳苦。羊头莫顿点上一支自家卷的烟——用本地烟草和从日军手册上撕下的纸卷成——深吸一口，传给别人。
“我们抽的是什么？”
“《爱经》28。”
“那是中国的。”
“中国的又怎样？”
“他脚怎样了？”远远儿的队列后头有人问。
“不妙。”羊头莫顿说，他拿起土人的脚，掸掉上面的一些泥巴，然后把脚抬到脸前，上下左右移动，好像它是用来确定方位的导航仪。
“大脚趾和旁边脚趾中间的筋断了。很糟糕。”
有人建议说等晚上回到营地，给鞋面做一个新鞋底。
“那再好不过，”土人伽迪纳说，“靴面还在，是吧？”
没人吭声。
“只要拼凑起一个靴底子就一切照常。”
“绝对的，土人。”大马哈鱼费伊说。
谁都知道营里找不出过硬的皮革或橡胶，做不成一个哪怕能勉强撑过到“线”上去这段路的靴底子，更别提穿着做一天苦工。
“要是你想着好事儿，就总有好事儿。”土人伽迪纳说。
“绝对的，土人。”羊头莫顿说，他打开餐盒，把午饭饭团分成两半，把一半放进嘴里。
这话题就此打住。他们无能为力，很快就得又开始行进。躺在那儿，土人伽迪纳感觉他的锡饭盒在身侧被紧紧压着，他想起他有多饿，想起在小锡盒里有一个高尔夫球大的饭团，他眼下就能吃。他摔倒时饭盒沾满泥巴，但里面是吃的。在营里还有炼乳，他即刻决定当晚把炼乳吃掉。这也是好事儿。
他硬挺着坐起来。这么多好事儿，土人伽迪纳想。但他脚疼，他的头持续钝痛，他越想能吃到东西就越饿。要不是有这些不痛快，情况就会能有多好，就有多好，全盘考虑是这样。
他能听到身旁羊头莫顿在吞咽。有几个人在学他的样。有的人只吃掉饭团上的几颗米粒，有的人把饭团囫囵一口吞下去。
“什么时候了？”土人伽迪纳问蜥蜴布兰库西——不知用什么法子，他居然保留下来一块表。
“早上七点五十五分。”蜥蜴布兰库西说。
如果现在吃饭团，土人伽迪纳想，接下来有十二个小时他会没东西吃。如果把饭团留着，到午饭休息有五个小时，在这期间，他至少能期待午饭。但如果现在吃，他就会既没东西吃，也没什么可期待的。
好像他身体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坚持理智、谨慎、期待——吃了等于没吃，为什么还要克制自己？因为想着活下去的人会这么做——另一个宣布自己站在欲望和绝望一边，因为如果等到午饭时间吃，午饭后不是还有七个小时没东西吃？十二个小时没东西吃，或七个小时没东西吃，难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挨饿跟挨饿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现在吃，难道不会使他活过今天的几率大些，躲开看守重击的几率大些，有体力不迈错步的几率大些，有体力不失手砸下那也许致命一锤的几率大些？
眼下欲望的邪魔在土人伽迪纳身上很强大，他把手伸向腰间，正要把军用饭盒从G形布带上扯下来，羊头莫顿把他拉了起来。其他人重新站起来，蜥蜴布兰库西把土人伽迪纳肩上的重锤拿过去，这不是出于悲悯之情，而是因为在这事件中——跟在那么多事件中一样——他们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动物，一个由单个部分组成又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通过某种未确知的方式，这些部分联成整体而存活。被剥夺了吃东西的时间，土人伽迪纳异常愤怒，同时又如释重负，因为他还是会把饭团留着，直到吃午饭。怀着这种混合着愤怒和释然的奇怪情绪，他又开始费力地朝前走。
然后土人伽迪纳第二次摔倒。
“给我一点儿时间，兵哥儿。”他说——他们正走上前要把他再拉起来。
他们停下来。一些人把工具放下，或蹲或坐。
“你知道，”土人伽迪纳说，他躺在那儿，躺在丛林地面湿漉漉的黑影中，“我老想那些可怜得要命的鱼。”
“你又要絮叨什么，土人？”羊头莫顿问。
他在絮叨尼基塔瑞斯鱼店。在霍巴特。他从前总带他的艾迪去那儿吃一顿好吃的——星期六看完电影以后。
“蔻塔鱼和薯条，”他跟他们讲，“星鲨很好吃，但蔻塔鱼更好吃。店里有一个大水箱，装满鱼，鱼在里面游来游去。不是金鱼——是真的鱼，乌鱼、翘鳍三文鱼，还有像金枪鱼、沙丁鱼、鲑鱼这类肥腻腻的鱼——跟我们正吃的鱼一样。我们能看到它们。”土人伽迪纳说，“那时候艾迪就觉得它们在水箱里待着肯定难过，从海里被捞出来，呆在那该死不好受的水箱里，等着下煎锅，落得这下场。”
“他总唠叨尼基塔瑞斯鱼店。”蜥蜴布兰库西说。
“我从没想过那是它们的监狱，”土人伽迪纳说，“关它们的俘虏营。想着那些鱼可怜得要命，我真不好受。”
羊头莫顿说他是没有包起来的土豆饼。
土人伽迪纳让他们接着走，不然巨蜥会找他们麻烦。他说等好点儿他会自己慢慢走到。
没一个人动。
“接着走，伙计们。”他说。
没一个人动。
他说他只会在那儿再躺几分钟，想着艾迪的乳房，他说它们美极了，他想跟它们单独呆一会儿。
他们说他们不会留下他。
他说他是负责的军官，他让他们走。
“走！”他猛地吼起来，“这是命令。走！”
“是命令？”羊头莫顿问。
“对，很搞笑，土人伽迪纳说，“跟公鸡麦克尼斯背《我的奋斗》一样搞笑。接着走。滚蛋。”
坐着的人站起来，站着的人挺直腰板，慢腾腾地开始抬步走。土人几乎立刻就从视界中、从脑海里消失了。小路变得泥泞险恶，穿过崚嶒的灰岩层上满是稀泥的沟沟坎坎，脚被严重割伤是常有的事。很快，队列间距拉开了——一个俘虏在队列中的位置或多或少取决于他的病。一小组人——不超过十个——奇迹般地依然健康，他们走在队列前头，另一头是不停跌倒、绊倒、有时爬行的人，中间是轮到抬载有病人担架的人。再有就是那些人——尽管健康，但仍跟伙计们留在后头，减轻他们负担，扶持他们，从不放弃他们。
就这样，他们悲惨的行列继续前行，沿着他们在丛林巨大的柚树和多刺竹丛中踩踏出来的狭窄穿廊，柚树和竹丛生得太厚、太密，其他形式的通路都不可能。他们继续艰难地走着，跌倒着，他们继续绊倒，滑倒，诅咒，想着吃的，或者什么也没想。他们继续爬行，拉屎，怀揣希望，没完没了，这一天连开始都还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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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2>
“但丁《神曲》第一节《地狱篇》。”多里戈·埃文斯自语道，他正从用作溃疡病房的棚屋走出来，穿过小溪，走下山包，去霍乱病人营地继续早间巡视——营地是一些棚子的荒凉组合，棚子没有墙，做屋顶的帆布在腐化，在那儿，霍乱病人与世隔绝。在那儿，大部分人死掉。他为他们的苦难起了一个拉丁文名字——通到“线”上去的小路叫苦路（Via Dolorosa）29，俘虏们当仁不让加以采纳，把它叫成小甜心罗斯，再后来干脆叫成小甜心。他一边走一边像孩子似的把赤脚在稀泥里犁过，像孩子似的低着头，像孩子似的只对脚在泥里犁出又瞬时消失的沟痕充满好奇，对正要去哪儿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毫无兴趣。
但他不是孩子。他猛地抬起头，挺直身体。他必须向观众传递决心和信心——即使他根本没有决心和信心。有些人被救活，是的，他想，或许想说服自己他比蹩脚演员略胜一筹。有些人我们救活了。是的，是的，他想。他们被隔绝，他们就救了其他人。是的！是的！是的！或者说其他人中的一些人。全是相对的。他相信自己能超越同侪，他想——但他不愿相信，他不愿思考，他是没有南方的西北偏北，这是他能想到的全部，荒诞不经的词，连想法都不是自己的，别人的鹰爪。事实上，他不再知道去想什么，他住在一个狂躁、混乱、喧嚣的地方，这地方用不着隐喻、借指之类，更用不着理性和思想。他能力所及只有行动。
只有身受骇人的病痛之苦的人和他们的看护才允许通过霍乱区的边界往里走，他在那儿被自愿报名来医院当勤务兵当布洛克贝克迎住，告诉他又有两个勤务兵得霍乱倒下了。自愿报名来医院打杂本身是一种死刑判决。多里戈把自己所冒的风险看作身为医生的分内之事接受下来，但他不懂为什么能避开的人选择这样先定的结局。
“你来这儿多久了，下士？”
“三个星期，上校。”
布洛克贝克的年轻身体，穿着一双大得难以置信、现在破旧不堪的布洛克鞋。这鞋子是他跟一帮日本人在新加坡码头上做工时弄到的，跟鞋子一起的还有一纸箱布洛克鞋粉——一天之内，鞋粉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带给他将伴他一生的名号“布洛克”。其他人一下子老去几十岁，十六岁变成七十岁，布洛克贝克却反方向发展。他二十七岁，但看起来十七岁。
布洛克贝克认为，他之所以重返青春是因为日本在战争中失利。尽管对身处暹罗丛林深处的战俘营中的其他人，这不是一目了然，但对布洛克贝克，日本战争失利是明摆着的。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德国和日本发动的极其强势的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他个人，其唯一目的是杀死他，就凭他现在还活着，他就在赢。战俘营不过是一个不相干的旁枝末节。布洛克贝克总在多里戈·埃文斯心里激起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好奇。
“从瘟疫一开始，布洛克？”他问。
“是的，长官。”
他们向第一个棚子走去，那儿安置着最近住进来的病人。很少人活过来被移住到第二个棚子，在那儿，幸存者尽其所能恢复健康。很多人被送进第一个棚子后几小时内就死了。对埃文斯来说，这棚子在营区棚子中一直最让他绝望，但也是他的真正事业所在。他转向布洛克贝克。
“你可以回去了，布洛克。”
布洛克贝克没吭声。
“回主营区。你做完分配给你的事了。比分配的做得还要多。”
“我想我宁愿留在这儿。”
布洛克贝克在棚子入口处站住，多里戈·埃文斯跟他一起站住。“长官。”
多里戈·埃文斯注意到他把头抬起来，第一次直视他。
“我宁愿这样。”
“为什么，布洛克？”
“总得有伙计留下来。”
他掀起破烂的帆布帘子，多里戈·埃文斯跟着他穿过棚子像喇叭口似的张开的孔洞，进到恶臭中，闻着像凤尾鱼酱和大便，那么刺鼻，吸入嘴里有烧灼感。在多里戈·埃文斯眼中，一盏罩着罩子的煤油灯黏滑的红火苗好像在使黑暗跳跃、扭动——一种怪异虚渺的舞蹈，好像霍乱菌是活物，生存活动在它的肚肠里。在棚子最靠里的那头，一个外貌特别凄惨的骨架子坐起来，微笑着。
“我要回玛利去了，弟兄们。”
他的笑漾了满脸，也很柔和，这使他像猴子似的脸更加丑怪。
“是时候去看老爸老妈了，”来自玛利的男孩说，“胳膊像撑持花朵的茎秆，在挥动，黄色溃烂的嘴开着花。天哪，看见他们的莱尼回家，他们会不会有哭有笑！”
“刚来时这孩子多少有些无赖，现在变得像一个低能儿。”布洛克贝克对多里戈·埃文斯说。
“就这样了？嗯？”
没人回答这个脸像猴子、有着朦胧微笑的来自马里的男孩，如果回答了，那是低低的呻吟和轻泣。
“维多利亚省管征兵的不管什么样儿的小子都征来，”布洛克贝克说，“他用什么法子骗他们参军的，我想不明白。”
马里男孩乐滋滋地又躺下，好像正被妈妈抱上床。
“他下个月满十六。”布洛克贝克说。
在泥巴和粪便混成的稀浆里，长长的竹搭平台上躺着其他四十八个人——处于身心剧痛的不同阶段。或者说看上去这样。一个接一个，多里戈·埃文斯检查着这些非正常衰老的缩皱的躯壳：脱落的皮肤，上着泥巴的底色，布满阴影，紧抓扭曲的骨头。身体，多里戈·埃文斯想，像美洲红树的根茎。有一刻，在他眼前，住着霍乱病人的棚子好像在煤油烧起的火苗中旋转。他能看见的只是一个恶臭扑鼻的美洲红树沼泽，满是扭动、呻吟的美洲红树根茎，永不止歇地搜寻泥土，好住在里面。多里戈·埃文斯眨巴一下眼，又眨巴一下，他担心这也许是前期登革热导致的幻觉。用手背擦了一下流清涕的鼻子，他继续检查病人。
第一个看上去在恢复，第二个已经死了。他们把他卷进肮脏的毯子，留给分管葬礼的人搬走焚烧。第三个，雷·黑尔，恢复得太好了，多里戈告诉他他可以当晚离开，第二天参加轻体力劳动。第四和第五个，多里戈·埃文斯也宣布已经死亡，他跟布洛克贝克同样把他们裹在气味浓重的毯子里。死亡在这儿无足轻重。多里戈想，死亡里有一种聊胜于无的解脱，同时，他也跟这想法做斗争，认为它表现了怜悯，有欺诈之嫌，但他还是这么想了。活着是在恐惧和苦痛中奋力挣扎，但他对自己说，一个人必须活着。
为了确定他没脉搏了他把手伸下去，抓起下一具蜷曲的骨架上皱巴巴的手腕——一堆纹丝不动的骨头和恶臭扑鼻的脓疮，一阵抽搐从顶至踵掠过这具骨架，骷髅样的头转过来。怪异的、半瞎的眼睛毫无神采地凸出来，视线似有若无，好像直勾勾地盯在多里戈·埃文斯身上。声音稍微有些尖厉，一个男孩的声音遗落在一个垂死老人身体的某个地方。
“对不住，大夫。今儿早上我死不了。叫你失望真抱歉。”
多里戈·埃文斯把那手腕轻轻放下，放到胸口肮脏的皮肤上，皮肤松垮垮地塌在支愣着的肋骨上，好像晾在那儿，等着被风干。
“就该这样，下士。”他柔声说。
然而，多里戈·埃文斯的眼睛有一刻曾抬起来，无意间被布洛克贝克的注视抓攫住了。在他大无畏上司的眼睛里，这个勤务兵看到了无助——他未曾在他的上司身上见过——有一小会儿，这无助几乎成了恐惧。埃文斯匆促地低下头，又看着那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