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他不是个学生。除了不想做婚纱摄影师，努力成为一个好人外，他似乎没什么人生计划。

“所以，”他说，“我们要蒙混过关了。”

“什么？”我音量高得不得了。

“是的，我经常在电影上看。来吧。”

我有点愣，跟着他进了教师大楼接待处。他趴在桌上，探过身子，朝女接待员眨了眨眼——我是说眨眼。她只看了他一眼，就好像融化在桌子上了。真可笑。

“嘿。”他说了一句，她就咯咯笑了。我都想伸手晃晃她，跟她说别笑了。可是，我又想起来，他用超能力也是有原因的——总是为了我好——所以我克制住了。

“我们跟保罗约了时间？”

“萨姆纳还是里奇韦？”女孩傻笑着说。

“萨姆纳，”他说，“抱歉，我一直都叫他保罗。”

“你怎么认识他？”她问。在我看来，这样很不合适。显然，她是在孤注一掷。因为她该知道，她在攀谈的这个男人，很有可能是我男朋友。就是她这样的女人，阻碍了女权主义的进程。

“他是她爸爸，”他说着，朝我点点头，“这是凯特琳。”

“噢！”女孩非常惊讶地看了看我。她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孩子。”

“以前还有一段恋情。”我说。我很好奇，我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把身世告诉这个女人，而不是我父亲。

“噢，那好，你们上去吧。等我按完门铃，你们就直接推门进去。”我们朝教室大楼走去，她又朝着扎克眉开眼笑。

“用不用我打电话上去，告诉他你们来了？”

“噢，不用了，谢谢，”扎克说，“我们想给他个惊喜。”

“我们约了他，还怎么给他惊喜？”我一边小声说，一边上三楼，他的办公室在那里。

“很幸运，我们没被你的机灵搅和，”扎克显然太高兴了，“我们进来了，对吧？我们没怎么说谎，所以还好。”

“你真奇怪。”我说着，停在了保罗·萨姆纳的办公室外。我能听见他在屋里说话。“里面有人。我们等他们出来，再去敲门。”

“好啊，”扎克表示赞同，“你打算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想解释……我会为之前的古怪行为道歉，然后再告诉他我是谁。再然后……”

办公室门开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走出来，怀里抱着文件夹，两颊通红。

“他是个臭混蛋。”她告诉我，然后沿走廊下了楼。

“噢，好了。”我说。

“我在外面等着，”扎克说，“我在这儿等你出来。”

我顿了一下，其实我想让他跟我一起。不过他当然不会进去——那样会很奇怪。更奇怪的是，一个睡眼惺忪的男学生慢慢地上楼了。

“快点，”扎克说，“要不然就错过机会了。”

我还没弄清楚状况，就打开了门。保罗正在看论文，抬头认出了我。我是他课上的疯女孩——酒吧里的怪女孩。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他疑惑地问我。

除了说出真相，真的没什么可做了。

“你记得我妈妈克莱尔·阿姆斯特朗吗？”我一边问他，一边关上了门。

他笑了。“克莱尔，没错，我记得克莱尔。克莱尔是你妈妈？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当然记得克莱尔。我的初恋，我怎么会忘呢？”

他笑容满面。听到她的名字，他看起来非常高兴。所以，我也笑了，然后是满眼泪水，止也止不住。

“噢，给你……”他递给我一盒纸巾，“我很抱歉。我甚至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叫凯特琳，”我说，“凯特琳·阿姆斯特朗，二十岁。”

“很高兴见到你，凯特琳，”他说，“你跟她长得很像，你知道吧。我就说，昨天上课时，我就觉得你很脸熟，就是想不起来。嗯，没错。肤色当然不同，不过……你跟她长得很像。”

我只是坐着，仔细盯着他看。他有着善意的双眼。听到妈妈的名字时，他的微笑温暖而友好。

“你在曼彻斯特上学吗？克莱尔怎么样？我一直想知道，她怎么样了。我总是在想，我会看到她名声大噪。她身上有一种特质，让她与众不同。”

“呃……”我吸了一口气，“我不在曼彻斯特上学。我来是为了找你。妈妈让我来的。她病了，觉得该让我见你了。”

“见我？”保罗疑惑地问，“我是说，如果我能帮忙……”

“我不知道，”我说，“可是，呃，问题是……保罗，我很抱歉，因为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打击。但是，你是我父亲。”

保罗盯了我很久很久。我想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我和他有着同样的黑色双眼、同样的鬈发。我们的大拇指尖都是方形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

“听我说，小姐，”他突然站起来，“你不能跑到别人的工作场所说胡话，好吗？我不是你父亲。我很抱歉，你以为我是，可我不是。我和你妈妈很久以前就分开了，她没有怀孕。要不然，她会告诉我的。她会让我知道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母亲病了——而且，我很遗憾听到她病了——你一直在追寻她的过去，想弄明白一些事……我很同情，真的。可我不是你父亲，你该走了。”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她从没跟你提过我，”我没往门口移动一步，“也没跟我提过你。我一直假装自己是试管婴儿。”

“噢，上帝啊，”保罗看起来恐惧，惊慌，心烦，“听我说，我知道你一定很难熬，可我不是你父亲。”

“不对，你就是。妈妈告诉我你是，就在她刚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时。她不会说谎的。”

“阿尔茨海默病？”保罗重复了一遍，“噢，凯特琳，跟她爸爸一样的病吗？”

“是的，”我说，“没错，这是家庭遗传病。所以她跟我说起了你。她想让我有个家。”

“噢，凯特琳，”他又说了一遍，“我不是你父亲。我不可能是。听好了，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病，你就没想过，也许是克莱尔记错了？也许都是她的幻想？”

“不是，”我说，“妈妈不会说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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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著名天主教慈善工作者，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