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感到一阵反胃和晕眩，我想一定是因为我不断对着内政部官员又哭又叫导致的。我很讶异无人打算对我解释他们为何做出如此激烈的决定，要把一位英国公民赶出这个国家。就连夜班的清洁人员也把我当成在以色列非法工作被逮到的外籍劳工。满怀挫败的我自顾自地说着，过去这几年如果我想要的话，早就可以成为以色列人了，我的家人们也是如此，但我们拒绝了，里欧总说他无法成为这个无理仇外的国家的一分子，而如今我总算明白他说得没错。

饥渴交加、极度疲惫的我，实在无法面对又得再度登机。我从印度回来的班机还在土耳其中途停留，一趟下来已是十二小时。我心中仍有一部分拒绝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尽管如梦魇般的遭遇在眼前展开，但我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这感觉真的很奇怪。我要求他们提供食物，但他们要我自己去贩卖机买。贩卖机里头卖的只有“bamba”，那是一种花生酱口味的零食。我想到我的孩子们，想到玛亚，她最爱吃bamba了。我想吃三明治，但他们拒绝了，他们说夜里这个时间没有三明治。我记得里欧总是说：“如果你想要跟以色列争取什么，绝对不要采取安静的手段。你得大吼大叫，把事情搞大，这样他们才会理你。”所以我果真大吵大闹了一番，我坚持我要吃三明治，而且房里每个等待遣返的人也都要有一个。此刻这个房间里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67] 的激进分子，有嫁给被以色列认定为“煽动分子”的犹太男子的家庭主妇，但与其说“煽动分子”，更适当的说法或许应该是“痛恨自我的犹太人”（里欧近来终于愿意承认任何犹太人只要来到以色列都会开始自我贬抑）。对了，现场还有几位应该是签证到期违法居留的菲律宾外籍劳工，许多外籍劳工都常碰上这个状况，其中有一位妇人还带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那个孩子很快就枕在她大腿上睡着了。

最后三明治还是送来了，人人有份，所以里欧是对的，在以色列果然是会吵的孩子有糖吃。这加强了我的自信，我认为自己一定不会被遣返。

当他们一允许我使用电话，我便立刻打电话给里欧。我稍早致电给一位律师朋友征询他的意见时已把手机电力用尽，因此我向一位激进分子借手机。与里欧通话后，我才得知我内心所担忧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约莫就在同样的时间点，里欧在艾伦比桥也碰上与我相同的状况。就在我印度行的最后两周，里欧也飞往印度陪我，由于孩子们人正在英国祖父母家，我和里欧得以共享一段独处时光。我们在德里与友人一起享用了圣诞大餐，两天后我们各自搭机返航。我搭乘土耳其航空途经伊斯坦堡飞往特拉维夫，他则搭乘皇家约旦航空飞往安曼，再搭出租车前往艾伦比桥。当我一下飞机他们便拦下我并迅速办理遣返流程时，我内心就隐约猜到里欧已经在安曼与耶路撒冷边界通关时被以色列安检人员拦截。这群虎视眈眈的内政部官员恐怕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我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里欧要我别担心，律师正尽全力申请禁制令以阻止我们被遣返。

这个过程中我一度打出亲情牌，我说我一定得入境看看还在耶路撒冷的两个孩子。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在说谎。这个谎没什么说服力，毕竟这里的安检系统对于个人资料的追踪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这可是一个会监控境内每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我刚刚随口胡诌我的孩子在耶路撒冷，但他们只要随便找台电脑就能查出真相。

我心想，还好基兰和玛亚正在英国度过圣诞假期。我出发去德里前才送走他们。

这场磨难共持续了六小时，其间我被当成罪犯一样被拍照、捺指纹，而且由于计算机故障我还被迫重复了一次流程。我被剥光衣物，由一位戴着白色橡胶手套的女孩搜身。最后我被送进一间由警卫看管的房间里，没有人向我解释这一切所为何来。此刻距我离开德里已经过去十五小时，这一切实在非常非常的卡夫卡。我的手机没电，而之前借我手机的那位激进人士也不在这间房里。我们的律师联络不上我，无法告知我最新情况。

我一度被送到行李提领处指认我的行李箱，他们打开我的行李并取出每一件物品，一件一件送进X光机检查。检查完毕后，我不敢置信地发现他们重新打包好我的行李，并且帮我办好了托运与报到手续，要把我送上土耳其航空下一班飞往印度的班机！我看见行李把手被系上了“特拉维夫—伊斯坦堡—德里”的标签。我还是不明白为何没有人跟我说明这一切。他们只会用单词对我下指令：走！坐下！来！打开！除此之外，没有人愿意跟我沟通。当他们推着我的行李要把它送上往德里的班机时，我试着告诉他们我需要有签证才能入境印度，可是我身上只有一份已经使用过的单次入境签证。

“如果你们要我走，我得飞去英国，我很乐意自己出机票钱！”我大喊着。我稍早的信心此刻已经瓦解。

“你只能飞回你出发的地方，这是规定。”

我静静等着登上土耳其航空飞往印度的班机，就在此时我们的律师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赢得这场比赛3只差几分钟内政部就要把我送上回德里的班机，把里欧送进回安曼的出租车。

整个过程说来既长又不光彩，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的律师拿到替基兰举办成年礼的犹太祭司写的两封信之后，便成功申请到法院禁令。第一封信的内容写着我先生是犹太人，除非他参与了什么煽动群众的活动，否则政府不可将犹太人驱逐至以色列境外。至于第二封信的内容，文末我会原文摘录。总之结果就是里欧与我获发一个月的签证，终于得以入境。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厘清我们在这个国家岌岌可危的处境。

当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的家，里欧似乎毫不担忧。他没有如我预期那样一连打上好几百通电话要有关当局负起责任，他只说他一点都不惊讶。过去这些年来他始终坚定拒绝与以色列扯上任何关系，如今他终于证明自己是对的。他赢了。他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却传递了非常清楚的讯息：“我就说吧！你老是要我入籍以色列，现在你总算明白我为何不肯了！”

这段经历令我受到惊吓。有着犹太血缘的我的一家人，在以色列机场安检单位眼里向来不构成威胁，每当我们一起旅行时总是轻轻松松就通过安检。在我开始参加影展以前，我甚少不带着孩子单独出入大卫·本·古里安机场。每当我偶尔单独行动3好比那一回我因为胎儿出问题要前往伦敦就医的不幸遭遇3就会被拦下来审问，因为我符合他们的“恐怖分子侦防”特征。尽管如此，之前我依然保持乐观，这些安检程序并未让我对住在耶路撒冷一事产生严重的偏见。

但这一回，就在律师出面斡旋之后，我终于得以离开机场，在返家的出租车上我认真考虑要搬回英国。我不想再落入一群权力熏心、无理仇外的安检人员手里，无力地面对种种可怕的待遇。

当然，我知道巴勒斯坦人每天都会碰上这样的遭遇，他们遭遇的处境绝对比我与里欧所经历的还要糟上许多。但我不是巴勒斯坦人，巴以冲突与我无关，我大可在世界其他地方活在公民自由之中。

内政部一位女子把我护照上拒绝入境的戳章注销，将附上一个月签证的护照递还给我。我的孩子们在一周内就要返回以色列，她威胁我说到时候她会将他们遣返出境。我们不愿冒任何风险，所以把那位犹太祭司的第二封信传真给基兰，要他保管好以免被遣返。我们的儿子读到那封信时吓坏了，那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与基兰（英国护照号码：×××）以及玛亚（英国护照号码：×××）熟识，他们是里欧的孩子，里欧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我们这座犹太教堂与这个小区的一分子。基兰会定期上×××犹太教堂。我两年前教导他成年礼相关知识，并且在这座犹太教堂替他举行了成年礼仪式。就我所知，他已行过割礼。我是耶路撒冷×××犹太教堂的祭司，可以通过以下这个电话号码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