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是挺有趣的没错，但说穿了还不就那一套，就是以色列任意隔离群众，导致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状况，就像我们即将要去看的那样。”她停了一分钟，“待会儿要去的那个村里有个牙医，他有两个老婆，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巴勒斯坦人！”

当我们抵达村落，我发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孟加拉国当时硬生生分裂的景况。

喀布哈家族是全球最大宗族之一，他们定居于巴塔村，通过世代联姻而互为亲戚关系。但自以色列建国后，村民便活在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底下：巴塔村西部归属以色列，东部则归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虽然喀布哈一族仍继续通婚，但分裂现况严重影响该族，他们无不渴望统一。

我们开车经过巴塔村熙攘的市集，穿过人海。在这里，东西两村可以更加自由地交流。这里跟其他充满活力的中东市集没什么不同，顾客与商家忙着进行寻常的市集对话，小贩吆喝着当地农产品的价格来吸引顾客上门，架上放着硕大的西瓜、花椰菜与当地特产的长条白茄子。但这个市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国际法用来划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的绿线正从这个市场经过，穿过商家、主干道，甚至还划过几间民宅，胡乱地分割一个个小区与家庭。

“就在这里，你可以一脚踏在以色列，一脚踏在巴勒斯坦。”菲妲站在一家位于村里主干道转角的玩具店旁说道，她美丽的双眼闪烁着些许嘲讽。如今我明白这样带点尖酸的俏皮话是她独特的幽默感，只是我不知该不该笑。毕竟这番言论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地点出了这片土地陷入分裂的处境。

五颜六色的充气玩具与沙滩排球垂挂在雨篷下左摇右摆，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来回摆荡。菲妲站在店门口，同时身处两个国家，成堆的廉价玩具掩盖住她站在巴勒斯坦的那条腿。这幅景象带我回到至少二十五年前，重回我成长的那个处于东、西孟加拉之间的村落。

我记得村里有条分隔东、西孟加拉的河，应该是巴伊拉布河，但我不那么确定。我们以前会游泳渡河来去两国之间：西孟加拉邦属于印度，“东孟加拉国”则成了名为孟加拉国的主权国家。我们自在穿越国界的日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告终，我们被禁止横渡这条熟悉的河流，因为两国都在边界部属了荷枪部队，只要有任何活物出现，双方都会毫不犹疑地扣下扳机。但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越界进入西孟加拉的市场买了些小饰品，还有几尊常见神祇的陶瓦小神像，当中有些还被我一路带到英国，甚至至今仍在我身边。这些神像有如沉默的历史旁观者，立在我耶路撒冷的书桌上回望着我，不断提醒我命运有多讽刺3在将近三十年后，我儿时经历的政治分裂又再度于我的生活中上演，只不过这一回的情况棘手得多。此刻我站在中东村落里，看着这条由漠不关心当地居民的外来势力伸出隐形魔掌所划下的荒谬界线，内心感到难以理解。

菲妲与我开车穿越市场来到葛桑·喀布哈的家，他是巴塔东村的巴勒斯坦村长。我们开车接他一同前往属于以色列的西村，因为他无法驾驶他挂着巴勒斯坦绿色车牌的汽车进入以色列。虽然路上并无栅栏或任何可见的分隔线，但途经市场半路上就会发现放眼望去的车牌都转为黄色，因为我们已进入以色列。我想同时访问他与另一位以色列村长，该位村长同时也是他的远亲。

“来到这里，我等于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监狱。”当汽车跨越无形边界进入以色列之后，村长如此说道，“但我的远亲，也就是巴塔村的以色列村长会遵照阿拉真神的旨意，通过关系救我出去！”我想起几分钟前菲妲说的双脚踏在两个国度那番话，对这位村长来说，这等于一只脚踏进监狱。我不知道是否该把村长的话当真，但经过一天的相处之后，我们都习惯了他那特殊的幽默感，他得靠幽默感来武装自己，才能熬过日常种种荒诞。事实上，我发现巴勒斯坦人很喜欢说些略带尖酸的俏皮话，否则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场渗入他们生活的占领呢？

“以色列人”村长里亚德·喀布哈，从他优雅的黑色书桌后方问候他的远亲。他说葛桑出现在他办公室在以色列当局看来是违法行为，而且是蓄意违反移民法，若真要细究，那表示许多村民的配偶都会被处以高额罚金，甚至入监服刑。我问巴勒斯坦村长是否听过娶了两位老婆的那位牙医，万一那位牙医带错老婆、跑错边过夜会发生什么状况？他笑着说道：“我家复杂的程度可不输给他，对你们外国记者来说，应该也很值得报道！我老婆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她有巴勒斯坦血统，但因为她来自北方列属以色列管辖的阿拉伯区，所以她有以色列护照。这么一来，我们的孩子们也成了‘以色列人’，我不能去接他们放学，因为学校在以色列那一边。我也不准开着我那辆挂着巴勒斯坦车牌的汽车进入村里属于‘以色列’的那半边。”

“这样说来，你老婆得每天负责接送小孩咯？”

“没错，然后他们会非法地回到巴勒斯坦家里吃晚餐和过夜！”

村长说：“你知道如果以色列公民进入巴勒斯坦领土被逮到会怎样吗？”

“我不知道，会怎样？”

“会被罚两千块以色列币，大约是五百美元。”

“你有四个孩子加上一个老婆，所以如果被抓到，得罚两千五百美元？”我问村长。

“没错。而且不只如此，我们甚至不能一起旅行。有几次我们一起出国，我得去约旦首都安曼搭机，只有我老婆和孩子们才能使用以色列的大卫·本·古里安机场。”

葛桑·喀布哈遵循传统，也娶了一位家族远亲为妻，她不但来自以色列那一方，而且也是巴塔村以色列村长的亲戚。这个涵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的巴塔村，严格来说，双方村民都不准探视他们的堂亲表戚、姑婆姨妈或任何一位家族成员。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存有一场婚礼的画面。来自西孟加拉的新郎叫作尚提，我们以前都叫他“尚提卡卡”，意思是尚提叔叔；而新娘瑞希米（意为“如丝绸般光滑”）则来自巴伊拉布河另一端的孟加拉国，也就是“东孟加拉国”。这是一场禁忌之恋，因为河这不只是两国通婚，同时也是跨宗教的结合3尚提卡卡信仰印度教，瑞希米则是穆斯林。他们初识于村落里摆满陶瓦神像与丝制手镯的市场之中，当时尚未见国界警察的身影。所有孩子都知道他们两人会躲在附近开满芥花的原野上调情，我还记得为了封住我们的嘴，他们会从市场买来“batasha”，那是一种用来供奉寺庙神祇的甜饼，他们会给我们这些不信神的小妖怪一大把甜饼，讨好我们，然后才出发前往田野。

巴塔村横跨一道名为瓦地阿尔米亚（Wadi Elmia）的山谷两端。一九四九年某天，居民醒来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权横越山谷进入村庄彼端。山谷西部归属新成立的以色列，东部则属约旦。所谓的停火线，也就是绿线，沿着山谷路线划定，这条线成为以色列与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之间的新界线。一夜之间，同一家族成员的亲友全数被硬生生拆散。某位村民告诉我，他当时年仅六岁，却对此记忆鲜明。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想去探望住在以色列那边的姑姑。我父亲试着剪断边界的刺网，想给他姐姐送个礼物，但是约旦士兵发现并拦下了我们。他无法亲自递送礼物，所以我们站在距离山谷最近的山坡上，我姑姑也站在山谷那端某处高地上，我们疯狂地朝她挥手，叫喊着：‘姑姑，姑姑，站近一点，我们想看看你！’”

一九六七年夏天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原本被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过去立在东、西巴塔村之间的篱笆被拆下，喀布哈一族本期待经过漫长等待后终能团聚。他们也的确享有过一段短暂的统一时光。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发生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促使以色列定下更为严格的规定，不再准许两村间自由通行。而二○○○年发生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导致形势更为艰难，想获准探视分隔于边界两端的亲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对巴塔村的喀布哈一族而言，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最为理想，能让家族间不受边界限制而自由团聚呢？我问了巴勒斯坦村长葛桑·喀布哈这个问题。

“我希望巴塔村可以统一。”他说道，“至于要属于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不管我身在何处，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

他的以色列分身兼远亲里亚德·喀布哈，则对此问题表达了一个更崇高的理想：“我认为最好的方案是这个村落自成一个联邦。一个村落，一个议会，最重要的是能自治。比方说，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同时属于两个国家的示范区，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全国未来发展的典范！”

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导致孟加拉国分裂后，孟加拉国的知识分子为促进统一，也曾有过同样的倡议。而在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独立之时，相同主张也曾被再度提出。但自此之后，东、西孟加拉两边人民都与统一梦想渐行渐远，如今从印度次大陆的国家政治现况看来，孟加拉国恐永无统一之日。自印巴分治起几十年来便怀抱统一大梦的那一辈人，他们始终梦想能重回家乡的番石榴果园、白色宅邸，还有后院那一池水色碧绿的鲤鱼池，然而他们要么已经过世，要么已虚弱到无力继续做梦。

“这位小姐，该走咯。”菲妲说（我很快就爱上她如此称呼我），“我们得出发去找那位医生了。”

“医生……什么医生？”我心不在焉地问道。

“就是山谷两边各有一个老婆的超人医生。”她笑说。

“真有这个人？我以为你和村长们是在开玩笑。”

“当然不是！”菲妲说，“不只是老婆会分隔两地，在山谷里有个市场，那里有人家里卧室在以色列，厨房和客厅在巴勒斯坦！”

“那还真是一国方案的完美示范！”我戏谑地说道，因为我正努力理解巴塔村里种种古怪的现况。

菲妲说：“你真心认为犹太人想跟巴勒斯坦人共享同一个国家吗？”

“我认为等你们人口超越他们之后，时候到了他们也别无选择。”

“那会是何年何月呢？他们可是在等着弥赛亚（Messiah）[46]出现，到时候我们全都会变成犹太人，连你也不例外！”又是典型带着讽刺的俏皮话。

我开始谨言慎行，避免透露自己其实早已是犹太家庭的一分子。我不想失去与她的友谊，她是如此特别，用独特的讽刺挑战她国家荒谬的政治现况。我觉得要是她知道我与犹太人的关系，就不会如此大方地表达她对犹太人与以色列政策的观点（不过后来证明我错了）。

当我们从村长的办公室沿着山谷走向市场，菲妲说连精明的犹太政客都会误闯他们自己设下的法律陷阱，他们不知该如何处理像巴塔村这样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法律根本不管用，若强硬执法便等于违反基本人权，得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就连巴勒斯坦的巴塔村长也不得豁免。她继续说道：“我成长于以色列北部的乌姆阿法姆（Umm al-Fahm），那里离巴塔村不远，待会儿回程可以顺道经过。我拿的是短期可加签的签证。因为我父亲娶了一名来自巴勒斯坦的图勒凯尔姆的女子，也就是我母亲，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母亲尚未拿到以色列护照，所以我们在以色列就像异乡人一样四处漂泊。我跟观光客一样得每年更新我的“居留证”，我现在手上这张再过四个月就要过期了。我有一位犹太律师朋友塔玛，她其实是我室友，她突尼斯籍的父亲为了拥抱犹太复国美梦，于八十年代从法国移民到以色列。塔玛在法庭上担任我的律师，帮我申请各种文件好让我能住在我的国家。你听了做何感想？一位原生居民居然要靠一位移民之女来确保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以留在这个国家！像这样的案例总有一天会拖垮以色列，这个国家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和圣经故事上的。就算国际舆论、和平协议等手段都无法改变以色列目前的立场，以色列这样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种种违反人权的劣行，终将让以色列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