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一九四二年年初，囚徒们刚刚进来，纳粹冲锋队为了在小镇上表示自己的权威，决定杀鸡儆猴。纳粹规定特莱津戒严，不准囚徒们给外面的亲人写信。因有的囚徒试图偷偷地传信出去和自己的妻子联系，被宣布违反“戒严令”，一九四二年一月和二月，纳粹分批对违规者处以绞刑，当众绞死了十六名犹太人。当然，这些情况都严格地对外封锁。

“自治小镇”的承诺还没有开始，就被残酷的杀戮粉碎了。纳粹迫不及待地露出了他们的狰狞面目。十六个犹太人的牺牲成为特莱津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特莱津发出了第一批向“东方”死亡营遣送的囚徒。特莱津作为死亡营中转站的性质被事实确定下来，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已经有八千名特莱津囚徒在遣送之后，被送进了毒气室。

可是纳粹还是要维持一个“模范集中营”的假象。本质上，特莱津和其他集中营一样，是被纳粹的冲锋队紧紧控制在手里，他们制定了所有的规则。可是，纳粹有意使得特莱津在表面上有一些不同。例如，在集中营大墙内部，大多数士兵都是纳粹挑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而不是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员。在表面上，营内没有德国士兵。营内曾经容许挂有犹太人的宗教画：圣徒摩西举着“十诫”。甚至，一度还发行过营内的货币，有过小商店。有人曾经想开始印一张公开的小报，可是经纳粹检查之后，立即被勒令停办了。在宿舍安排、劳工人员安排等一些具体事务中，在名义上，不是纳粹，而是由一个犹太人委员会管理安排。当然，委员们自己也是囚徒。

特莱津的犹太人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生存状态。委员会为改善他们的状况，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们无力改变集中营的根本性质。每次纳粹要向死亡营送囚犯，就给委员会下达一个遣送数字。强迫这个犹太人自己的委员会定出一个名单，并且公布这个名单。虽然，死亡营本身还是一个秘密。可是，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遣送的目的地，比特莱津一定糟糕得多，生存的可能也要小得多。

即使在特莱津这个“模范集中营”，纳粹也根本不打算对犹太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个原来容纳六千人的小镇，被纳粹关进去六万五千名犹太人。小镇挤进了十倍以上的常住囚徒，在这个集中营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还有近十万的囚徒被临时安排在这里居住，然后再被送往死亡营。因此，这里永远是拥挤的。

对外的欺骗却还在继续。在德国，纳粹对绝望的犹太老人说，他们只要签字放弃他们的一切财产，就会被送往一个条件良好、能够安享晚年的“老人之家”。可是，在失去一切之后，老人们被带到特莱津，睡在拥挤不堪的地板上，食品、药物、生活用品，甚至水和新鲜空气都是缺乏的。

成年人在这里都非常难熬，老人就更难了。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很快病倒，没有亲人在身边照料，只能躺在空气浑浊的天棚里等待死亡。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不算那些被送往死亡营的人们，仅仅由于饥饿、冬天的寒冷、疾病得不到治疗，就有三万三千四百三十名囚徒，死在特莱津。

一九四三年年底，特莱津的冲锋队负责人换了一个，新来的安顿·伯格（Anton Burger）要求严格管理。他来了之后，注意到特莱津集中营曾经在不同的时间，有过五十五名囚徒逃亡。他怀疑特莱津的犹太人委员会提供的囚徒人数是虚假的，因此，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安顿·伯格不顾囚徒的死活，要求当时特莱津的四万多名犹太人，全部在冲锋队的押解下，在特莱津外面的一块空地上接受全体点名。天寒地冻，从清晨七点开始，一直站到半夜。没有食物，没有水喝，也不准上厕所。老人、病人、孩子，都被迫站在那里。过了半夜之后，囚徒们被容许回到特莱津的住处，就在那一天，在点名的空地上，留下了三百多具囚徒的尸体。

天天在埋人。在死亡人数上升到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时候，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军官只说了一句，“一切正常”。最开始，死者还有一个木箱子作为棺材，很快，死去的人就只是被草草地集体掩埋。最后，实在来不及处理，纳粹就在特莱津建造了一昼夜能够处理一百九十具尸体的焚尸炉。

虽然在镇里的是捷克士兵，可是，德国人的纳粹冲锋队就驻扎在不远的地方。河对岸的那个小城堡克莱·费斯屯，被冲锋队用做特莱津附属的特殊监狱。任何人违反了“纪律”，都会被抓进克莱·费斯屯，纳粹在那里以苦役和酷刑对待囚徒，进去的囚徒不是在里面死于酷刑，就是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被送往东方的死亡营。很少有人能够活下来。

因此，即使冲锋队员不亲自在特莱津街头巡逻，他们投下的死亡阴影，仍然密密地笼罩在集中营的上空。每个来到特莱津的囚徒，包括孩子，首先得到的警告，就是要小心这里的种种规则禁令，违反一条小小的规则，都会有生命危险。

除了有犹太人被送来和送走，出口永远是封锁着的。被关在这里的，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还有来自德国、丹麦、匈牙利、奥地利、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在他们中间，有过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

可以想象，死亡率最高的是老人，风烛残年，他们经不起折腾了。可是，在心理上受到冲击最大，应付灾难的能力最差的，是来到特莱津的一万五千个孩子。在进入特莱津的时候，一些孩子像汉娜和她的哥哥乔治一样，父母已经被纳粹送往死亡营。他们是孤单地自己来的。也有一些孩子，是和父母一起来的。可是，一进来，根据纳粹的规定，只要是八岁以上的孩子，他们就被迫和父母分开。在特莱津，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被迫分开居住。

每次有囚徒来到特莱津，只要有孩子，就会听见哭声，那是孩子们从父母、哥哥、姐姐身边被带走时发出的。汉娜来的时候，也经历了这样可怕的时刻。父母被遣送之后，哥哥乔治是她唯一的感情依靠和亲人，当她到达特莱津的那天，被迫和哥哥分开的时候，她惊吓得大声哭叫。从此，他们所有的人，大人和孩子，都不再有一个家，只有“集体”。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眼看着他们年老的外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特莱津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

犹太人委员会无法改变冲锋队的规定，他们没有能力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可是，他们尽可能让孩子们住好一些的房子。孩子们仍然住得很挤，二十到四十个孩子住一间屋子，房间里挤满了两层、甚至三层的架子床。很多男孩只能两个人挤在本来只能睡一个人的板铺上。到处是臭虫、虱子和跳蚤，冬天没有足够的毯子。这些孩子，平时饿，冬天冷，营养不良，生病，想家。几年来，很多孩子已经被生活中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给吓坏了。他们只有恐惧，却忘记了什么是快乐。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特殊的经历。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有整整一火车的犹太孩子被运到特莱津。一共有一千二百个孩子，从六岁到十五岁。他们活像是一群饥饿的幽灵，在冲锋队的枪口下，从车站被押进特莱津的灭虱站。他们大多数都光着脚。这些孩子到达特莱津的时候，仍然惊恐万状。只有少数孩子说出了他们的来历，他们都是从波兰的“比亚利斯多克集中营”被转送来的。冲锋队枪杀了他们的父母，不知为什么暂时留下了他们。他们中的许多孩子，由于斑疹伤寒，不久就死在特莱津。剩下的也在六个星期之后，被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杀害了。

孩子们或许在这里住两三年，或许只有几个月，像在命运的水流上漂浮的树叶，在特莱津，就这样走过了像汉娜和她哥哥乔治这样的一万五千个孩子，他们的命运吸引了集中营里的成人囚徒的目光。

在非常时期，在危险之中，有一些成年囚徒虽然对未来十分悲观，不相信自己能支撑着活过这场灾难，活到战争结束；他们和大家一样，沉浸在失去亲人家庭的痛苦之中，几乎无力自拔。他们前景灰暗。可是，看到这些孩子，他们暂时放下自己的不幸，暂时忘记了飘荡在自己头上的死亡阴影。

他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