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关键，威尔。你无法控制自己被人毒打，但你有办法保护你幸福的多少。只要一个人能够守护自己的幸福，那么他会留住让生命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而当他已不能守护自己的幸福时，也明白，他已经尽力了，没有遗憾了。”在我的心中，暗自把“别人对你毒打”换成了“得了癌症”。

“这真的对人很有启发。”我说。

“是的，但《蜥蜴笼》不仅是启发你，还让你发出不平的声音。”

我们经常说，一本书并非仅仅关乎一个特定的年代或地方，它还展示着普世人性。这样的话语也许适合《安妮日记》、埃利·威塞尔的《夜》、伊斯梅尔·比亚的《长路漫漫》。但是，认为一本书表达的信息超越了时间、地点和忽略掉书本创作时的条理完全是两回事。母亲觉得我们的结论都下得太快，无论是对这些书还是《蜥蜴笼》都犯了这个毛病。固然，这本书彰显了人类的勇气，但它也指出了缅甸的人权现状。当我们阅读《蜥蜴笼》时，当作者在写这本书时，缅甸的情况都能让人愤怒并激起反抗。康纳利是一位加拿大诗人和纪实作家，曾多次前往缅甸，直到她的签证被缅甸政府拒签。她还曾在泰国、缅甸边界居住过将近两年，她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决心为之做点什么。

在与母亲聊过《蜥蜴笼》一周后，我又去看她，注意到一封即将寄出的信，收件人是美国缅甸运动组织。这不是母亲与这个国家第一次接触。她曾在1993年为妇女委员会出访缅甸。她在那里甚至会见了缅甸合法选举产生的领袖昂山素季，当时她正处于刚刚从软禁中解禁的短暂时期。她们一起谈论了妇女权益、健康问题，以及难民问题——永远的难民问题。

《蜥蜴笼》唤起了母亲为缅甸运动捐款的心，也激励她投入阿富汗计划，因为这本书强调书籍、阅读与写作的重要性。阿富汗图书馆在那年一月又新增了一名董事会成员，一位杰出的阿富汗外交官。事情在向前推进着。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资金，大量的资金，不是几千美元而已，是上百万美元。如果没有钱，喀布尔的局面永远无法突破，书籍只能堆积在仓库里，移动图书馆也不会到达阿富汗村庄。

母亲总是会向愿意聆听的人传播图书馆的事情。

在我们的读书会上，我从母亲身上还学到了一点：永远不要对人妄加论断。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能够以及谁愿意帮助你，除非你向他们开口。所以永远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年龄、工作或财政情况等而断定一个人不能或不愿帮助你。

母亲告诉我：“在波斯尼亚战争时，我曾经给一群高中孩子做演讲，第二天其中一个孩子给我打来电话。她是一位企业高层的女儿，在前一个晚上的晚餐中，她说服父亲捐赠了数额巨大的供给品，还支付了空运到波斯尼亚的邮资。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所有人兴建图书馆的原因，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帮助你。”

就连给母亲治疗的医生和护士们、出租车司机、一起晚餐的朋友，以及熟食店遇到的陌生人也知道了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有一天我开玩笑说：“妈妈，有时我想如果你的公寓着火了，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在让他们进去灭火之前，你也会先告诉他们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我不至于那么糟糕啦，”母亲回答，“但我可能会在他们灭完火后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