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其他妈妈认可你出去工作吗？”

“嗯，一些妈妈觉得我一定会忽略你们所有人。记得你哥哥曾经想要在自己的午餐盒里放些狗饼干吗？你和妹妹也这么干过，记得吗？我猜可能是其他母亲让学校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告诉他们，已经咨询过儿科医生，狗饼干不会对你们的健康造成任何伤害，还可能对你们的牙齿有好处。不过，我并不觉得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我做得不好。另外，当时许多人都在做有趣的事。毕竟，那可是60年代。”

回想起来，我许多朋友的父母都过着精彩万分的生活。我们当时住在一个独立的社区。那里的人都跟哈佛、麻省理工或布兰德斯有关，所以当我们想起自己的父母时，更多地想到的是他们与这些大学的关系，而不是他们在做什么工作。我们也非常清楚他们的爱好和热衷的事：这个喜欢画画，那个喜欢做酸奶。

我们也目睹了许多混乱：电视机里播放的越南战争；哈佛广场发生的暴乱；鲍比·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通过同学的哥哥姐姐，我们知道了草案和民权运动，以及其他热点时事，也知道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其他的信息来自晚餐时的谈话以及《生活》杂志。

书籍占据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我们认识的每家人，客厅里都有一个书架。不管父母的朋友，还是我们朋友的父母，都有人在写书。每个人都在看同一本书，因为都是每月俱乐部推荐的。爱德华·斯泰肯的《人类大家庭》是一本关于世界的摄影作品集，著名诗人卡尔·桑德堡为其作序，是每个咖啡桌的案头所好。约翰·厄普代克充满争议的小说《夫妇们》以通奸为主题，是每对夫妻的枕边书。每个人都有约翰·F.肯尼迪的《勇敢者传略》。奈欧·马许、阿加沙·克里斯蒂、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的书，是每个悬疑小说爱好者的必备首选。列昂·由芮思是大家主要关注的作者，米切纳也算。当索尔仁尼琴的《古列格群岛》以及君特·格拉斯的《锡鼓》出版后，立刻成为家家的必读之物。

有时我觉得母亲私底下想鼓励我们阅读超过能力范围的书。她会特别指出一些书说我们还太小，看不了，而因为这个，刺激我们更快把这些书看完。十岁时，我就读完了《马尔科姆X自传》。母亲说得没错，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年纪太小了点，后来再读一遍时，我惊奇地发现了之前遗漏的部分。之前我只记得书里松垮的西装。我们自己也发现其他不适合我们年龄读的书，埃里卡·琼的《怕飞》，大概是在我十一岁时出版的。这本书描述的内容让我震惊又痴迷，就像《性爱宝典》一样。经我们寻找，我父母没有这本书，但有朋友的父母有，不过他们把书藏了起来，只有那些淘气包和我们能够把它翻箱倒柜地找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讨论正在读的书。我读完了一本保罗·里维尔的奇妙文集，又津津有味地读完埃丝特·福布斯的《自由战士》，讲述的是一个跟着银匠保罗·里维尔的学徒手被烧伤之后的故事。我后来又找到了这位作者替保罗·里维尔撰写，并于1942年摘取普利策奖的传记，书名是《保罗·里维尔和他生活的世界》。这本传记我足足看了十一遍，每次读完就在内页做个标记，就跟囚徒记录被囚禁的岁月一样。

“来啊，你们可以问我关于保罗·里维尔的任何事情，什么都行！”我会在吃饭时央求我的哥哥妹妹。当他们不愿意问我时，母亲会勇敢地向我发问。遗憾的是，我现在把以前所知的关于保罗·里维尔的事情全忘了，除了那些最基本的事实，还有1/3首郎费罗歌颂保罗伟大事迹的诗歌。后来我建议母亲把重读埃丝特·福布斯写的传记作为读书会的项目，这样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说：“我阅读这本书的次数有一打之多了。”母亲拒绝了。她温柔而坚定地说，她从小到大已经听腻了里维尔。

小时候，我还看过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的《血染雪山堡》《纳瓦罗要塞的火炮》《链上的傀儡》。对于儿时阅读的书，我并没有记得多少，但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链上的傀儡》中描述的一句话：“从他降落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了自己身在荷兰。”

我最喜欢麦克莱恩写的那些只要拥有合适的队伍，就能做成任何事情的书。当然，队伍中会有人背叛你，但你能够及时发现并克服那些困难（包括恶劣的天气、恐怖的海难），从而实现你的目标。当然，代价也会非常高昂。

你的某个好弟兄在故事中丧生，你会悲痛万分，但故事仍在继续。因为一切并非只关乎你，还有更为宏大、更为重要的事情，比如与纳粹的抗争。麦克莱恩于1941年到1946年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关于二战的故事也是他最为优秀的作品。

一般九点钟上床睡觉时间过后，我会打着手电筒重读好几个小时里维尔的故事或麦克莱恩的书。母亲知道这些，但她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骂过我。现在我意识到，母亲为了应付一切而精疲力竭：三个孩子、一个丈夫、一间总需要整理的房子、一份需要到全国出差的重要工作、无处不在的咨询以及繁忙的会议。一位可爱的爱尔兰老奶奶曾帮助母亲在下午照顾妹妹，每周还为我们做一次美味的肉卷。可怜的墨菲太太之后中过一次风，但仍在继续帮忙照顾妹妹。我以前常常会说，在剑桥居住了十四年后，我们全家又搬回纽约的原因是母亲不忍心告诉墨菲太太她做的牛肉卷难以下咽，已经不复当初的美味了，而我们同样也没法再忍受每周把一整块不能吃的肉卷丢进垃圾箱的浪费行为。

我还记得母亲被那些无穷无尽的责任击败的那天。哥哥、妹妹和我坐在家里的厨房，我一边吃麦片一边担心上学的事；哥哥和妹妹正在互相斗嘴。距离我们外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母亲走下楼，看起来非常苦恼，这可是不常见的。我想要告诉她一些事，于是试着引起母亲的注意。

我看着母亲走向水龙头接了杯水。萨里（我们的英国猎犬）躺在地板上。母亲把一个药丸塞进汉堡包里，然后把汉堡包塞进了萨里的嘴里，抚摸它的脖颈让它吞咽下去。接着母亲把手洗干净，又拿出另一个药丸，自己吞了下去。

我跑过去想和母亲说话，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说了一个我从未听到她说过的词，接着又说：“糟糕，我刚刚吃了一片驱虫药，又把我的避孕药喂了狗！”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母亲陷入慌乱。之后她打了一个电话，得知狗没有问题，她也没事。她只不过会经历一次额外的驱虫；狗已经切除了卵巢，所以也不会生育小狗。

但回想起来，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急匆匆地干什么去，而是她安静地坐在客厅中央，头顶上方是保罗·詹金斯色彩绚烂的画作，壁炉里烧着火，一条毯子盖在她的膝上，她的双手伸出毯子拿着一本书。我们也想跟她和父亲坐在一起，安静地看书。

回想过去的感恩节，以及母亲确诊癌症后的第一个感恩节，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只想着母亲治疗的那些事情。通常，治疗的头一天以及之后的一两天，母亲感觉还不错，之后就感觉不那么好了。她的新信条是妹妹的一位从事专职临终护理的朋友告诉她的：“制订计划然后逐一完成它们。”母亲总是强迫自己完成制订的任何计划，无论是否是力所能及的。

每天她都在努力回复来自朋友和家人的电话、信件。每天，她几乎都在跟哥哥、妹妹和我说话，交流彼此的近况，谈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进展。《纽约客》的记者，才华横溢、充满魅力的大卫·罗德愿意加入，这让母亲非常高兴。时机非常好，他正打算离开一段时间写本关于阿富汗的书，去阿富汗待段时间再好不过了。

罹患癌症最难以忍受的就是治疗的副作用。罗杰已经提醒过母亲，说她会感到非常痛苦，甚至倒在浴室地板上爬不起来，只能悲惨地躺着。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糟糕。但口腔的疼痛还是让母亲无法吃东西和喝水，甚至无法开口说话，而这一切都让她感到疼痛和难以忍受。随之而来的还有腹泻、便秘和无尽的疲劳。如果只是红血细胞数很低，输血能帮助缓解，但很多时候，母亲仅仅是纯粹的疲劳。保持体重是一项持续的奋战，因为化疗让她吃东西时味同嚼蜡。

让人庆幸的是，奥赖利医生一直很关照母亲。从某种角度，她能够理解许多医生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痛入骨髓的口腔疼痛，以及一个早上需要去五到十次厕所的状况，这些跟癌症一样需要治疗。从本质上说，治疗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是一种临终护理——延缓肿瘤扩散的速度，保障病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奥赖利医生每次见到母亲都会询问一次，以便她能够尽可能地了解母亲的疼痛程度（母亲不喜欢使用“疼痛”一词，她更喜欢说“不适”），在用药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感恩节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每次都会邀请所有认识的无法回家过节的人来家里好好庆祝一番。在剑桥的那些年，我们家经常会有伊朗人和巴基斯坦的学生光顾，不仅仅是来吃感恩节晚餐，还会在家里待上一周。这可能是母亲对那个地区开始感兴趣的原因。母亲与难民一起工作之后，那些刚刚从波斯尼亚落户纽约的家庭，或者从利比里亚的热浪中千里迢迢来到纽约寒风中的学生们便都成了我们家的客人。

但这一年，让母亲张罗庆祝感恩节有些困难。于是我的朋友汤姆和安迪说可以在他们家举办感恩节晚餐。父亲和母亲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来用餐就行了。

感恩节那天早晨，母亲给我打来电话。

“今天感觉不是太好。”她说。她想视情况而定，估计没办法参加感恩节晚餐了。前几天她还好好的，去听了两场音乐会、连着工作了几天、见了朋友、回了电子邮件，甚至还恢复了些食欲，所以现在身体不适感让她很沮丧。

母亲确诊已经两个月了，根本没办法判断事情的进展。一切就跟追逐股市一样。股票指数往下跌时，可能是大涨之前的小调整，也可能是大跌的开始。母亲那天感觉不好，可能是因为化疗，也可能是因为癌症病情的恶化。即使事情看起来有所好转，我们也无法确定事情的走向。可能是天大的好消息，比如肿瘤缩小了；也可能是玩股票的人说的“死猫式反弹”，这是个生动又残忍的比喻，用来表述那些希望出现的假象。变好还是崩盘？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直惦记着，直到母亲的下一次扫描结果出来。

无法预估让母亲抓狂。她非常感激“感觉不错的日子”远远多于“感觉不太好的日子”，希望自己能对好与不好更有把握。她尽力更新“威尔的玛丽·安新闻”博客，总是在公布坏消息时用“希望”来软化它。在母亲的口述下，我敲下文字，然后更新博客。

在与母亲或家里人聊起这个博客时，我会避免说出母亲是我的隐身写手，因为害怕会让她感觉到什么。她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为什么你不这么说？”然后接着是她以我的角度写下的几段文字，我“复制”、“粘贴”之后把文字更新到博客中。

那个感恩节早晨，母亲还因为忘记寄慰问信给一位教堂朋友而不安。那位朋友的父亲去世了。

“妈妈，我肯定她会理解的。她知道你生病了。”

“没事，我刚刚写了一封。还是那句话，感觉不舒服不是忘记其他人的借口。”

感恩节那天，母亲的病情开始恶化。但她仍然坚持让父亲、我和大卫去参加朋友家的庆祝。她自己在家喝点汤就行了。我们从不会反驳母亲的决定，所以这次我们也听她的了。

在朋友家度过的那个夜晚愉快极了，我们大吃大喝，开怀畅饮。大卫和我送父亲坐出租车回家，然后我们步行几条街回公寓。每个人都试图否认这像是一场母亲不在人世之后的感恩节。回到家里，大卫去睡觉了，我一直坐在客厅直到外面灯光都熄灭了。

我不允许自己陷入真正的悲伤之中。我让自己忙着工作、付账单、干洗衣服、写电子邮件，忙着生活中所有的寻常俗事。然后我想让自己停下，让悲伤将自己浸透，但我做不到。我可以静下来，也知道自己一直很难过。但在等着黎明到来之前，我发现自己无法一直处于悲伤之中。我为大卫·哈伯斯坦姆去世而流的眼泪，远远多过我为母亲晚期癌症流的，为休·格兰特的浪漫喜剧《真爱至上》流的眼泪，为麦克莱恩塑造的众多我所钟爱的书中人物去世而流的眼泪，都比为母亲流得多。

天亮了，我听到投递员将《纽约时报》丢在公寓门外的熟悉声响。我打开一盏灯，开始找我的《霍比特人》。我想知道这本书是否还能让我陶醉，是否还会让我在读时入迷。

我很快就找到了那本书，随便翻开一页开始阅读。从第一次看它到现在大概有四十年了，一切都奇迹般地再现：霍比特的房屋、银汤勺、符文、兽人、小矮人、蜘蛛……大概看了二十分钟后，我偶然读到了书中霍比特英雄比尔博与他的伙伴小矮人们突然发现彼此失散在了黑暗的森林里。

比尔博急得团团转，疯狂地呼喊着伙伴的名字。他似乎也能听到伙伴们在呼喊着他。“但他们的哭泣声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微弱。过了一会儿，哭声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所有的声音很快消失了，他独自一人被留在了毫无声息的黑暗之中。”

托尔金继续写道：“这是比尔博最悲惨的时刻。但他很快下定决心要等到天亮，因为天亮之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第二天，母亲说她感觉好点了。

母亲做化疗之前，我们坐在等候室里常坐的椅子上。我向她描述了感恩节的晚餐，说大家都很希望她能在，而我一直在想着她。我没有提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的事，那多少有点哥特。但我说我又开始看《霍比特人》了，它仍然对我有强大的魔力。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母亲问。

“我想是因为这本书描述了人类或者霍比特人，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找到了自身的力量。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与麦克莱恩的作品差不多。”

“我也花了点时间想了想。”母亲说，“我很高兴你父亲那天能出门。我感觉难受的时候，他陪在旁边一定觉得很闷。我那天看了几页书，是关于人们如何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现了自身力量。”

“是哪本书？”

“《禁忌祈祷书》。”母亲回答。

“蒂蒂安？”

“不，威尔。”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好笑又有点生气。

她微笑着补充道，“另外，我觉得蒂蒂安的书名是《一本公祷书》，不是《禁忌祈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