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妮娜仍然想要留下来。虽然她只是单纯地不想离开，但留下来会让母亲觉得快死了而感到更加沮丧，这样行吗？我忽然想起来那段经文：“非我，无我。”

“你真的不想我留下来吗？”妮娜问母亲。

“当然想，但我更想让你去日内瓦。”母亲回答。

“如果病的是我，你也跟我一样面临选择，你会走还是留下来？”

“亲爱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你还有一辈子的大好时间呢。”

“你会选择留下，对吗？”妮娜问。

母亲没有说话。

于是妮娜给我打了电话：“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母亲新近给了我一本《灿烂千阳》，这是胡塞尼继《追风筝的人》后的新作。2003年《追风筝的人》出版不久，母亲就发现了这本佳作。她爱极了这本书，逢人就强烈推荐。她对这本书和作者深深着迷。胡塞尼1965年出生于喀布尔。他早年就读于阿富汗的小学，十一岁时，随外交官父亲搬往巴黎。1991年苏联解体时，胡塞尼全家以难民身份留驻美国。后来，他成为一名医生，并利用每天上班前的时间写下了《追风筝的人》。在作品即将完成之际，“9·11事件”发生了。恐怖组织袭击了美国五角大楼，这让胡塞尼出现了放弃的念头。但他的妻子支持他坚持下去，因为这本书会让世人看到“阿富汗人充满人性的一面”。母亲认为胡塞尼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她了解，也喜爱阿富汗人。她在阿富汗见到的人都像书里写得那样可爱。她不再需要费力解释她喜爱的那个被一再误读的国度，只要去看《追风筝的人》就好了。

我并不完全赞同母亲对《追风筝的人》的评价。我当然也很喜欢这本书，但我觉得它的情节有点过于夸张。有必要把恶毒的塔利班人描写成纳粹吗？书中还有个使用弹弓的关键场景，也让我很难信服。只要我对母亲喜爱的书有意见，她就会皱着眉头。并不是因为她觉得你不该有不同意见，只是觉得你过分地强调这一点，而没有把重心放在其他的事情上。就好像她讨论的是某个餐厅食物的好坏，而你却忙着对那些装潢表达不满。完全没有交集。

当母亲把《灿烂千阳》放在我手中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她和父亲居住的纽约公寓的客厅。阳光透过法式大门照进来，室内一片灿烂。她告诉我她喜欢这本书甚至超过了《追风筝的人》，因为这次胡塞尼写的是女性。母亲深信，如果阿富汗的女性能够获得教育、阅读书籍，那么她们将会成为那个国家的拯救者。“这本书里没有纳粹。”她强调说。她还记得我先前对于《追风筝的人》的批评。

书一看完，我就跑去找母亲讨论这本书。父亲还在办公室里，母亲在家等着电话会议。我们讨论这两本书里出现的三种足以改变命运的人生选择：一种是角色最终明白他们永远无法重头来过；第二种是角色原本以为还有退路，直到最后才发现已到尽头；第三种是角色认为自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事后才发现，最初以为没办法改变的事其实本可以改变，可是却为时已晚。

母亲一直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先想想做了决定后还有没有可以反悔的机会，要懂得做两手准备。当你陷入两难的抉择时，选择那个在必要时能重新再来的一个。不要选择少有人走的那条路，而要选择有逃生出口的那条。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假思索就愿意搬去异国他乡住一段时间的原因。如果你只待在家里，就没有机会去其他地方。但不管你去了哪儿，总还有机会再回家。

母亲借给我《灿烂千阳》的同时，还给了我许多其他的书，其中一本是《疾病的礼仪》，该书的作者是心理治疗师苏珊·哈尔彭。她是一名抗癌胜利者。副书名是《无话可说时要说些什么》。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如果你出现“做了某件事后反而适得其反，不如什么都不做”的情况时，你应该怎么做。近几年来，母亲和父亲一直都很关心临终关怀的题材，包括姑息疗法。临终关怀不仅仅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同样能够帮助病患和亲属在整个病程中尽可能地保持高质量的生活。很久之前，在母亲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她就列了一个写满了她生前和死后的愿望的单子。她总是这么跟得上时代。这并非是她杞人忧天，也不是因为她异常忧虑。她说这仅仅是为了在她无法表述的时候，避免我们因为搞不清楚她的心愿而争论不休。

《灿烂千阳》和《沉沦之人》是母亲让我一定要看的书。而《疾病的礼仪》，母亲说这是她希望我去看的书。我把这本书在床头搁了几天，碰都没碰。我觉得我不需要看这种书，用自己的常识去判断就可以了。

我喜欢纸质书的原因之一是它们有真实的存在感。电子书没有形态，也不容易让人记住，但印刷出来的东西是占据空间的真实存在。当然，书有时会非常讨厌地藏在让你找不到的地方，比如装满旧相框的盒子里、洗衣篮、包在T恤衫里。有时很久没想起过的大部头的书，就那么面对面地向你挑战，让你绊一个大跟头。我经常也会找电子书看，但必须主动去寻找，因为它们从来不会在我的屁股后面叫嚣，引起我的注意。而电子书你摸不到，也感受不到，它们像一些没有血肉的灵魂，没有质地，没有重量。它们可以钻进你的大脑，但无法让你心驰神往。

作为一个失眠症患者，我在凌晨三点钟和工作时间想看的书差别很大。几个难眠之夜过后，我看完了《灿烂千阳》。某夜伸手关灯时，不小心碰掉了《疾病的礼仪》，便捡起来想随便翻一下，结果看了三个小时才把头从书中抬起来。大卫和我住的公寓并不是很大，但景观很好，南面与五角大楼遥遥相望；东面是布鲁克林大桥；西面是哈德逊河对岸名建筑师理查德·迈耶设计的玻璃大厦，我们公寓和河水之间的地带还分布着一些低矮砖房建筑。

我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看到天色微亮，从我家窗户可以隐约见到哈德逊河东面的点点橘色灯火。我还有几个小时可以把书看完，正好来得及上班。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意识到疾病确实也是有礼仪的。其实我没有必要知道疾病的礼仪，但是现在却找不到拒绝学习的借口。

哈尔彭希望读者区别两个问题：“你感觉怎样？”与“你希望我问你感觉怎样吗？”即使被问的是自己的母亲。第一种问法显得咄咄逼人；第二种则温和多了，让被询问人有选择说“不”的权利。因为她可能那几天感觉不错，不想被当作“病人”；或者是状况非常糟糕，不想把注意力放在病情上；也有可能是那一天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不想再回答了，即使问话的人是自己的儿子。

我把书里的那个问题和其他两件事记在了一张小卡片上，以便时刻提醒自己，然后再把这张皱巴巴的小卡片放进我的钱包。我写的是：

1.提问：你想谈谈你的感觉吗？

2.不要问你能做什么，直接提一些建议，如果不冒犯的话就直接去做。

3.不必滔滔不绝地说话。有时只要陪伴就够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就给母亲打了电话。

“早啊妈妈，你想谈谈你今天感觉如何吗？”

那天母亲正好想谈这个。她说她感觉好些了，装入的支架帮助很大，她的黄疸症状几乎消失了。父亲全程都在陪着她，他一点也没觉得恶心。她为他感到骄傲。（每当别人详细描述手术或者疾病的情况时，父亲就很生气，我现在意识到他可能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题。）母亲的食欲似乎变好了，但她在刚结束第一个疗程的化疗时，嘴里疼痛不堪。奥赖利医生给她开了类固醇，可以帮助她恢复体力。她很担忧类固醇的药效退后，疼痛会再次袭来。她一直在考虑我提出的关于写博客的建议，坚持让我从自己的角度来写。于是我们给博客起了个直白的名字——“威尔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新闻”。

不过，母亲觉得自己起个头比较好，但是要用我的口吻，假装是我写的。她口述，我负责帮她打出来。下面这篇就是母亲借我的名义写的博文：

“从昨天开始，母亲每周都要到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就诊。她说那里的人都很友好，她对那里的一切都非常满意。

许多人问母亲、父亲、道格、妮娜，还有我，该如何保持联系——这也正是我开始写这个博客的原因之一。有任何新消息，我都会在这里发布，包括母亲去伦敦、日内瓦等地方的行程。所以，想知道近况的朋友们可以随时上网查询。

而且，我想大家已经猜到，给母亲写电子邮件或者邮寄信件比给她打电话要好得多（我父亲从来都不喜讲电话）。当然，由于需要接受治疗还有外出行程，她可能无法立刻给大家回复，所以如果没有收到回复也不需要担心。

最后，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祝福。母亲非常感激，我们也是。”

母亲说我可以任意修改这篇博文，但她认为文中提及的旅行计划很重要，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她时日无多了。我没有对这篇博文做任何修改。母亲对我说了好几次：“很抱歉，你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我还要求你做这么多事情。”我向她解释，更新一个博客的工作量非常微不足道，但她依然要我向她保证我会好好休息。

母亲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我帮忙，希望我陪她做下一次的化疗，我向她保证以后一定会尽量陪着她做化疗。母亲生病期间，会让我们所有人陪着她去就诊，她得经常去医院。我很快意识到，这是母亲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我们相处，并且给我们陪伴她的机会，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这个方法也为父亲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因为未来他还要陪母亲做大量更为复杂的治疗和住院陪护。几个礼拜过去了，陪母亲做化疗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母亲也急于跟我分享她的两个新计划：第一，她打算多做瑜伽。她喜欢瑜伽，瑜伽让她放松；第二，她决定趁自己还有精力的时候好好整理一下她的书桌。母亲最想做的是清除通讯录中重复的部分，我对此不明就里，不过看到她如此兴奋，也就没有多问。“净不净苦乐，是故无颠倒”，我想起了这句话。我觉得，是不是整齐清洁，看你用什么眼光来看。清除掉不需要的东西，不也是如此吗？

母亲还想看更多的书。她当时已经看完了波拉尼奥的那本。我把胡塞尼的书还给她时，给她带去了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最后一本书——《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这是一本关于朝鲜战争的史诗著作，也是我刚刚编辑出版的一本书。哈伯斯坦姆是母亲大学时的朋友，曾与母亲的闺中密友交往过，那位女士非常迷人。我帮哈伯斯塔姆出版过多本著作，也有幸和他以及他的妻子珍成为朋友。六个月前，一位实习记者自告奋勇地开车载哈伯斯塔姆奔赴一次采访，不幸途中遭遇车祸，哈伯斯塔姆当场丧生，而就在几天之前，他刚刚完成这本耗费了十年心血的无与伦比的著作。

哈伯斯塔姆去世之后不久，我飞去纳什维尔出差，那里是哈伯斯塔姆报道民权运动的成名地。我本来心情还不错，但系上安全带的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搭飞机总会给我带来分离和悲伤的感觉，仿佛是聚焦在放大镜下的阳光，灼热难耐。坐在那，在等待如平常一般的起飞时，泪水瞬间溃堤，在哈伯斯塔姆去世后第一次倾泻而下。

那个夏天，母亲和我看的都是比较薄的书。可现在我们开始一本接着一本地看长篇巨作。或许，那意味着另外一种表达希望的方式。你需要很多时间才能看完波拉尼奥、托马斯或哈伯斯塔姆的书，连胡塞尼的也属于这类。我跟母亲说，我们看的这些书不仅都是大部头，还有一个相同的主题：人们对于命运承担了选择后的结果。

“我觉得大部分好书都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母亲说。

母亲还在担心妮娜不肯搬去日内瓦。“告诉她，她去了可以随时回来，但她必须得去。”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掏出《疾病的礼仪》中记下的三条注意事项，然后决定什么也不说。接着我给妹妹打了电话。

“我会去的。”妮娜说，“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她。我们会带着孩子常回来看她。她也说了会经常来找我们。需要我们时，我们可以随时回去。妈妈坚持让我去，如果我不去，她会很不高兴的。”就这样，妮娜决定去日内瓦。

“净不净苦乐，是故无颠倒。”无论如何，妮娜决定按照原计划搬去日内瓦，这不仅让母亲高兴，也让我们大家感到欣慰。母亲病了，但生活仍在继续。至少那时候是这样的。当需要做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么做。

非常，非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