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的政治与正义

熟悉“德列佛事件”的人应该会注意到：左拉这位小说家并不自外于所谓的政治负担。当绝大部分的法国人力图从普法败战的阴影中重建且维护法国陆军光荣形象的时候，也正是反犹太主义在法国甚嚣尘上的时候。1894年秋，一名犹太裔陆军上尉被判叛国有罪，罪行是预谋向当时的德国出售军事机密。这一宗在多年之后经证实为冤狱的案件所激化的反犹情绪在当时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而左拉却站在对立面上。他借报纸专栏文章为德列佛辩护（虽然那已经是事件发生三年又四个月之后的事），还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却也因之触犯了新闻法而出庭受审。他在法庭演说中依旧支持德列佛无罪；当然也就意味着侮蔑了军方，羞辱了民气，对抗了几乎整个法兰西共和国。此一事件不足以荣耀小说家左拉的成就，一点儿都不。被判徒刑一年外加三千法郎罚款，但是在宣判当天就偷渡出国的左拉也不会因怯于服刑而玷污了他在小说圈里的殊荣。《我控诉》更不至于为左拉的小说增光添艳；早在左拉三十四岁那年已经由一座泉水澡池中为自己洗亮了小说史上的光环。“我为自己清理前面的道路。”左拉写他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我”字换成“小说”：“因为不可能有别人来为我清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回到那个澡池里去。

在左拉的澡池里

C.爱德琳这位美丽的寡妇二十二岁上死了丈夫，之前曾经验过两个月短暂的婚姻生活，她发誓说：够了。左拉以近乎写故事大纲的手法简略、快速地告诉我们：C.爱德琳厌恶婚姻生活，厌恶男子，尤其厌恶R.沃克塔夫伯爵，可是她再婚了，嫁给这位伯爵了。左拉在做什么？他还没开始说故事就已经把故事说完了。

在这里，左拉先推翻小说的万有引力——那个从开头经过中腰抵达结尾的惯性；他把故事的一头一尾先展列出来，形成一个让读惯了“欲知结局如何”故事的读者错愕的序场。小说一旦不再推向“结局如何”，读者就不再紧紧追问后来如何，而是好奇于何以如此，读者也因之而摆脱了时间的轴线，以缓慢或近乎无时间感的速度读《洗澡》故事的第一段。

这标示了“一”的一段以近乎三倍于序场的篇幅描述年老的M.伯爵夫人（C.爱德琳的姑妈）每年招待侄儿侄女度假十五天的古堡荒园，其中将近一半的文字细写的是澡池。接下来的二、三、四段节奏依然缓慢，篇幅也与第一段相差无几。从中我们除了跟随C.爱德琳对古堡、花园、树林、泳池作更细致与融入少妇绮思幻想的勘查之外，还知道C.爱德琳总在深夜独赴澡池洗浴的习惯，以及在突如其来的某夜C.爱德琳发现R.沃克塔夫这轻佻的家伙已经藏身池中，且似乎有意让C.爱德琳感到羞窘。第三段尾出现了小说中首次的对话：

“谁在那里？你在那里做什么？”

“是我，太太，”沃克塔夫伯爵安静地回答。……“您不要害怕，我也在洗澡。”

这两句非常简单的对话——以及尔后几乎占去第四段所有篇幅的对话，都只是礼貌和羞窘的角力，没有一丝热情，没有一丝爱欲。左拉一反像一、二、三段的那样大量剥现C.爱德琳敏感密意的手法，关闭了我们对她的想像。只在第四段中央他重新白描这个蹲踞了两个人的、直径不过两米的澡池：

月亮的确已转了位置，它现在已照着整个的水池。这是一个很美的月亮。水池像银的镜面一样，在阴暗的树丛中间发光；岸边的灯芯草与荷叶使水上映着细微的黑影，好像用中国的墨水涂着一般。雨也似的星光从叶间的狭缝落在僻静的水池上。在爱德琳背后流动的水丝，以更轻的声音响着，仿佛在嘲笑似的。她冒险地朝洞穴的方向瞥一眼，看见石灰塑的爱神以亲热的态度向她微笑。

第五段到第六段间，伯爵突然求爱，表白他已经暗恋她两年（两次度假期间）；而一向以来，他之所以经常用言语讽刺她，只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而已。之后，“她既然满脸与眼睛都注满了月光，便全身麻木，头脑昏晕了。她已看不见伯爵，只听见有人在水中行走的声音并感觉水在激荡并满溢到她的唇边”。至于第七段，只有两句叙述：

月亮已经隐至树后。石灰的爱神也终于大笑了。

小说自己的政治是什么？

左拉让澡池里的两个人突然谈起恋爱来，难道只是为了描述恋爱来得突然吗？写《洗澡》时的左拉只有三十四岁，直到七年以后他才完成了《实验小说》的理论体系，在接下来的1881年和1882年才建构出《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家》的论述。日后的左拉视小说为一种科学（而且是“诞生中的伟大科学”）也许是结论而非前提；因为，三十四岁、为“妮侬”讲新故事的左拉显然具有成熟工匠的气质和企图；他尽量压缩、延迟、收束“突然谈起恋爱”这个过程中的热情和爱欲，且让求爱与推拒又接受这份爱的双方的言语肤浅得可怜，庸俗得可怜，也少得可怜；却让非生物性的月光、流泉、石像之类的环境成为真正的主角，人物反而像是受环境撩拨、摆布、操控的傀儡。也就在左拉意识到自己曾经将环境描述成主角的时候，同时走出了天真素朴的写实主义——这张老标签曾经由他亲手贴在一点儿也不领情的福楼拜的背上。福楼拜固然不承认自己是个“写实主义者”，尽管他也承认左拉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过，福楼拜宁可让他的人物屈服于命运跟前，却愤懑于现实之上；而在左拉那里，小说的人物却终究是环境的产物。自然主义于焉同写实主义共浴却相互颉颃、斗争。这是小说自己的政治！其间小说家经由作品本身“思索、创作并想像”种种意义与价值，不劳向流行的论述寻求“正确性”的托蔽，也不向它们进行语言勒索。小说在自己的传统中过度专注地革命，不期而然或许还启迪了别的领域，但是真正的小说家并不在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