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前179一前117）和司马迁（前145一前？）可说是同时共代之人，刘歆（？一23）较之晚出近一世纪，那件鹔鹴裘和文君抱颈泣诉的言语又是如何传演再生的呢？我们既然找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据，也无法起刘歆于地下、迫令他交出考古学上的证据，便只能将《西京杂记》所述的相如文君故事重视为刘歆“窜入”正史、提出另类知识的小说。这位小说家不相信相如与文君连酒钱都付不出，居然还有车骑可卖，于是顺手更改了酒舍的营业地点。但是，或许刘歆的作为不是一个加法，反而是一个减法——因为如果照《史记》所言，根本没有取裘赊酒一节；也就是说：相如夫妇尚不至于典当衣物，文君已觉不乐。则循理按之，相如卖房屋、买车骑、下临邛、开酒舍，并无不当。换言之：司马迁略去了变产治生的细节，并无碍于相如夫妇远赴卓王孙脚下挟名声以诈财。刘歆为一袭鹔鹴裘费如许手脚，却显得越描越黑了。
即使不能像庄子的“窜入”那样为已然公开且流行的正确知识、真实知识挹注另类思考，刘歆却仍示范了“刻画细节以增益可信度”的具体技术。在传统的书写地位上《西京杂记》如何与群经众史争锋？置身于独尊儒议的宫廷学术场域之中，刘歆又如何让“猥琐可略、闲漫无归、杳昧难凭、触忌须讳”（《西京杂记》黄省曾序）的驳杂知识为人所信？
或者小说家并不在意他所提供的驳杂知识是否像主流的、正统的知识那样被视为正确、真实。《西京杂记》上另有一则故事是这样的：
广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格熊，后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绝脰（按：绝颈断头之谓）。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
这是一则非常奇怪的故事。因为刘歆不再是“窜入”正史，添补枝叶，他居然捏造广陵王刘胥的死。
依据《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广陵厉王刘胥的确“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而他享国六十三年余，最后坐祝诅事发入罪，被汉宣帝赐自绞死。刘歆改写这一至为确凿的事件难道只是为了散播一则“杳昧难凭”的谣言。且慢——倘若我们再细读《庄子·列御寇》里的这一则故事，恐怕就可推知刘歆的用意了：
朱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按：即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在庄子那里，朱漫的故事可以直接唤起“人生耗掷于一幻”的联想。到了刘歆笔下，这个旨趣缩减了；可是“学屠龙”一变而为“学格熊”的痕迹至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的谣言（或虚构）则益须对照庄子的旨趣方能看出：刘歆运用一篇只有三十四个字的小说总括性地讽喻了广陵厉王耗掷于斗狠好勇的一生。
庄子是中国第一个有小说家自觉的作者——虽然他发明使用的“小说”二字既不讨他所喜，词义也绝不与后世所用者同；而刘歆并没有站在他的肩膀上另立典范。那是因为庄子对“另类知识”在书写领域和文本传统上所能产生的作用有一先驱性的看法。他发明了中国的小说。
庄子之后，中国的小说发展历经了漫长的“减法”，但是这并无碍于司马迁悄悄将虚构的手法携入所谓正史的书写，无碍于皇甫谧为理想中的隐士立下所谓的传记，无碍于刘歆将无处可以容身的饾饤见闻、散碎纪录加工糅制成笔记小说的先河——容我们再跨越一步：即使连刘歆那个口吃难言的父亲刘向的作品《列女传》、《说苑》、《新序》以至《战国策》（后三书根本是为汉代中期以降宫廷语言侍从之臣而编的辩论手册），又何尝不可以视之为小说？因为在彼一时代，小说还没有被进一步的“减法”停滞、衰退、缩减、逆变成只能讲一个“首尾俱全”、“有角色、有动作、有对话、有情节”的故事呢！
减法尚未充分褫夺小说活力的那个时代，小说像稗子，还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它只拥有也只需要第一块拼图而已。
就会有儿童不宜
在卢梭打造的自然公园里的爱弥儿是不可以阅读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的寓言故事的。因为“儿童都读过拉封丹的故事，但没有谁知道他的用意；幸而没有知道的人，否则将招致道德的混乱而导致更恶的结果”。爱弥儿被允许阅读的第一本书是笛福（Daniel Defoe，约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之所以如此，乃是卢梭已经不自觉地为他所谓的自然建立起一层又一层的体系，比方说《爱弥儿》第三编上如是说：“社会上的问题，儿童既不能明白，就不要使他注意；但于知识的关系上……是不可不知道的。那么，不必示以道德，而先使其注意转向工匠和机械的技术。”
那么，十五岁的爱弥儿也一定不可以读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这位比庄子晚生大约四百多年的小说家是西方小说史上的二祖之一，他在《变形记》的第一章里便让苏格拉底闯进一爿黑店，被女店东蜜罗——一个会使魔法的女巫——整成这副惨状：
她把剑没柄插进他的左颈。血如泉水般上涌，她已手执着一个容器把每一滴血盛入。苏格拉底的气管已被刺穿，但是他发出一种叫声，或是模糊的啯啯声，然后又安静了。
即便这样，苏格拉底当时并没有死。在小说里，另一个女巫潘丝亚用海绵为他止了血。挨至天明，目睹整个巫术毒刑的阿里斯都门赫然发现苏格拉底身上连一点伤痕都没有。直到两人出门上路，苏格拉底吃了非常多的面包和乳酪，直叫口渴。可是当他的嘴唇刚碰到溪水的刹那——伤口大开，海绵滚落，鲜血涌出，苏格拉底僵硬了。
果如卢梭所形容的拉封丹寓言故事：没有谁知道他的用意，恐怕也没有谁能准确说明阿普列尤斯这样糟践苏格拉底的用意究竟如何。而苏格拉底——就任何一个心智健全且稍具常识的人而言，不是为了捍卫他的真理而被判饮毒自尽的吗？
小说为什么要冒犯我们已经具备的知识呢？
一句话的答复
“小说所能冒犯的还不只是知识而已。”手里握着第一块拼图，迟迟不忍为自己这一行建立一套体系的小说家的答复只有这样一句话。
多有冒犯之处
那位口吃难言，却为同代宫廷辩者辑纂了三套辩论手册的刘向编过这么一个“楚围雍氏五月”的故事，收录在《战国策》第二十七卷的《韩策》。故事的大意是：楚国攻打韩国，包围雍氏达五月之久。韩一再遣使往秦国求救，使者尚靳还用“唇亡齿寒”的譬喻来说明秦出兵救韩的必要。接下来是秦宣太后召尚靳入宫谈话的一节，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妾（按：秦宣太后的谦称）侍奉先王的情形可以拿来打个比方：先王如果一屁股坐在妾的身上，妾可要疲困不支了；但是如果先王通体压在妾身上，妾却反而不觉得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有点儿“舒服”。现在要我们帮助韩国，兵不众、粮不多的话，不足以救，倘若真要救，每天要耗上千金之费。那么请问：你们能不能让妾感觉“舒服”点儿呢？
这是多么羞辱斯文的一则妙喻！但是它肯定要冒犯正襟危坐、讲究道统的学者。南宋鲍彪便在注本上补记道：“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
是的，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真实知识的同时以及之后，小说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正义、政治、法律……冒犯一切卢梭为爱弥儿设下的藩篱和秩序。冒犯它们固然不足以表示小说的价值尽在于斯，但是小说在人类文明发展上注定产生的影响就在这一股冒犯的力量；它不时会找到一个新的对象，一个尚未被人类意识到的人类自己的界限。
成为真正的小说家的小说爱好者不会在意手上只有第一块拼图，也不会焦虑地渴盼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小说体系。小说世界里的爱弥儿倘若要进行一趟这一行的发现之旅，他不会从鲁滨逊的荒岛开始，他会走得更远。他也不至于错过拉封丹。他甚至知道：不论是在阿普列尤斯或庄子那里，都实存着小说珍贵的自由。
当小说被写得中规中矩的时候，当小说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当小说只能阐扬人性世情的时候，当小说必须吻合理论规范的时候，当小说不再发明另类知识、冒犯公设禁忌的时候，当小说有序而不乱的时候，小说爱好者或许连那轻盈的迷惑也失去了，小说也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