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8日，台北市文山区指南路一座礼堂里，台湾老牌名校政治大学正在举行八十五周年校庆。政大校长吴思华在台上宣布“杰出校友奖”名单。这份只有五人入选的名单陆续展开：台湾著名的大法官刘铁铮、“第一夫人”周美青、著名企业家尹衍梁、政大前任校长郑丁旺……“黄文雄”，念至最后一个名字，全场寂静，继而响起一片掌声。
黄文雄并没有出现在现场。在台北一栋院内满墙爬藤植物环绕的房子里，年逾古稀的黄文雄在一个堆砌着书报的角落里，对着电脑码字。当天，他把手机关掉，只回复了几位发邮件祝贺的记者，表示失礼：“因为印刷厂在等一篇篇幅较长的论文，带病守候，不便受访。”
穿着简单、满头银发的黄文雄，总是从眼镜上方看着你，一脸孩子般的欢笑。你很难将眼前这位老人和“刺客”两个字联系在一起：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在美访问的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一名穿着风衣的男子突然从侧边大理石柱后闪出，拔出手枪，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一起被制服。风衣男子便是黄文雄。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被一群警察压在身下的黄文雄，不断从那些彪形大汉的身体里钻出头部或上半身，朝蒋经国大声呼喊。他的妹夫郑自才企图上前营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其时，黄文雄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的台湾留学生。在获保释期间，他逃离美国，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涯。1996年，他回到台湾，成为“海外黑名单”中解禁的最后一人。
那件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母校政治大学从《校友录》除名。直至此次，获颁“政大杰出校友”，黄文雄归来。
三个月后，我联系上了他。已经七十五岁的他，身体一直不好，在与记者沟通和电话采访的那段时间里，他再次感染TIA（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是脑中风前兆），不得不中断采访。医生禁止他上网、外联，但是事后他还是背着医生偷偷回邮件，对于短期内不能继续接受采访表示“非常非常抱歉”。
他给我的材料和邮件里，很较真地纠正一些原本听起来更“传奇”的刺杀细节，比如他们也没有朝天上扔传单、制造混乱；企图上前救他的郑自才身上也没有带枪或者刀——这是没看法庭文件的美国媒体的编造。
“你为什么没有去政治大学领奖？”我问他。“自己所剩时日不多，只希望能将分分秒秒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他答。
2012年8月底，在最后一封邮件里，他又纠正了一个媒体对他的惯用评价：“郑先生，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澄清：虽然和进步学界颇有来往，我的首要身份一直是社会运动者，不是学者，更无著名之可能。”
从日据时代到两蒋统治
1937年，黄文雄出生于台湾新竹。此时，台湾尚处日据时代，他的父亲黄耀辉毕业于台湾工商学校，是当地一名技术官僚，也是小有名气的工程师。
爷爷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极为痛恨日本当局，他一度不允许黄耀辉进入当局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在黄耀辉考上台湾工商学校后，他一如既往地反对。但当身着日本文官服饰、挂着佩剑的日本籍校长，亲自下乡出现在他面前，极为谦和地表达了尊重后，这位生于清朝的长者做出了让步。
在黄耀辉毕业后，年仅二十一岁的他被日据新竹州政府延揽，成为建设局文官，允许穿上文官服并携带佩剑——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待遇，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台籍文官屈指可数。
黄文雄的母亲则是名门之后，她是新竹两大望族之一“内公馆”林占梅后代林家平的大女儿。此时林家虽然大不如前，但是依然住在新竹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楼里。
在黄文雄略微懂事的年纪，盟军开始轰炸台湾。他开始隐约觉得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有些复杂。他的长辈们夹在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艰难地在日语、汉语、闽南语间转换。
某日，一位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日本“少年神风特攻队”的少年来到他所在的村庄。这位少年已经没有往日颈系白毛巾、挥舞着军刀、唱着高昂军歌的风采。他第二天将上战场，驾着木制飞机飞向盟军，然后在火光中燃烧自己的生命。而他此行便是希望在这个村子里买一只鸭子，带上飞机，一同战死。
但村子里的人都讨厌日本人，没人愿意卖给他。最后，黄文雄的母亲，那位精通日语的大家闺秀替日本少年四处说情，才帮他买到一只。“至今，我还记得他手捧小鸭子含泪离去的身影。”黄文雄说。
日据时期，黄父像是个“近乎宗教狂热的现代化推行者”，受到严谨的日本同行的深刻影响，家里堆满了井然有序的设计图和测量资料。他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永远被晒得黑黑的，计算尺和笔记本永远随身带着，吃饭时要是想到什么也会拿出来比量。
1945年，台湾光复。黄父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这个优秀的技术官员可以参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了。但很快，失望开始蔓延。他发觉自己的奋斗是那么孤立无援，总是被吞噬进宏大空洞的计划中。建设局里不断有大陆来的官员进驻，一位国民党籍官员为了装修会客室，将工程档案搬到走廊上，让材料任由风吹雨打。
两年后，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在台北，军警开枪打死了请愿的商贩。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但很快就遭到了镇压。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到整个台湾。在新竹，民众们也包围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从屋内搬出各种东西在庭院里焚烧，“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起来丢回火堆中，没有人会私吞”。
人们的怒火压抑了很久，但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包围警察局的人们在开会时，列举的案例却是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挥下欺负他们。有些人则将矛头对准外省人，因为开枪的国军大部分不会说闽南语，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护着外省家庭。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至此，人们开始有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及其军队。
此后黄父辞职下海，成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总工程师。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北。刚到台湾不久的“中央政权”虽然继续高压维稳，但在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颇为用心。20世纪50年代，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蒋经国亲自参与，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工地上与筑路“荣民”同甘共苦。他和工人一样嘴对水直接饮用的镜头，是青少年时期的黄文雄对蒋经国的第一印象。
黄父重新被召回体制，并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主持当地市政建设。不久后，又调任新竹公共事业管理所担任所长。黄文雄的性格与其父亲截然不同。父亲是个兢兢业业的技术官僚，而他一面嗜书如命，一面又接连惹事，乃至留级。
某天，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自己最讨厌上的公民课的老师曾因贪污而被判过刑。他悄悄剪下那则新闻，在老师上课前贴到黑板上。之后被学校处分，理由是不尊重师长。
他在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学就读高中。前者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有林献堂、辜显荣这些大半生夹在大陆政权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台湾士绅。这个中学的际遇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黄父的课堂上，日文取代了汉文；而到了黄文雄上学的年纪，“三民主义”已经南下，取代了“皇民化”。青年们拥挤在这个外形很像红薯的岛屿上，地理课上学的却是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他们用闽南语讲话，在学校却必须每天听一遍领袖发出的具有江浙口音的国语。
外省精英成为最早的启蒙者，黄文雄开始喜欢当时著名的杂志《自由中国》。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雷震是国民党党内温和的改革派，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起初，《自由中国》是一份拥蒋反共的刊物，但当杂志的撰稿人——老干部及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慢慢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后，杂志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深受《自由中国》影响的黄文雄在演讲比赛中将题目定为《地方选举》，险些惹祸上身。
但当时的他，同时也是个标准的“爱国青年”。1954年，国民党军队的驱逐舰“太平号”在台湾海峡被大陆的鱼雷快艇突袭击沉，台湾青年们发起了一场“复仇献舰运动”，黄文雄是最早的响应者，并在校园里组织活动。
三年后的1957年，一位名为刘自然的台湾少校被美军派驻台湾顾问团的上士罗伯特·雷诺枪杀于阳明山一栋公寓内。之后，美军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美国士兵，引发台湾民众的抗议浪潮。“刘自然事件”爆发后，黄文雄和几位女同学常在暗夜里扮演情侣，用弹弓石块打公园里的美军招待所。
这个年代的校园，除去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令人窒息外，更可怕的是严密的校园监控。他坦言，当时若不是校长的保护和其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他可能很早就被当局盯上了。他的同学中，不少人都被无情地送往少年监狱，不论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左派青年的诞生
在黄文雄考上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自认为“开窍”了，一些东南亚侨生和美国留学同学给他带来革命性影响。彼时，受大陆影响，东南亚各地华人投身共产运动者颇多，在东南亚各国政府与共产主义者的对峙中，不少华人富商将子女送往被视为最安全的台湾就读。
一位就读于台湾大学的女侨生May和黄文雄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May的个性更叛逆，她原本在英国留学，不慎怀孕后被家人送往台湾。May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左派思潮的洗礼，在她的引导下，黄文雄开始读了不少“禁书”，包括一些左派书籍和大陆书籍。
而那些美国来台湾留学的同学中，有不少在美国本土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和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他们和黄文雄畅谈美国，宣泄对美国越来越逼仄的政治空间的不满。当他们用马丁·路德·金的语气诵读《我有一个梦想》时，激起了他们的台湾朋友最热烈的崇拜。
台湾政治大学，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校，是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黄文雄的一位大学同学甚至认为，品学兼优、逻辑极为缜密的黄文雄如果选择留在台湾，或许会成为陶百川第二。陶百川是体制内的改革呼吁者，民国时期从哈佛留学归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长期奋战在国民党的宣传系统，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蒋经国时期，他担任“国策顾问”，但经常在公开演讲中主张取消“报禁”。然而，命运恰恰走向了相反方向。
1960年，雷震被捕。
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进入“沉默的十年”。
整个岛屿沉浸于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高级精英们不分省籍地陷入白色恐怖带来的窒息氛围，而本省人则是留在家乡的流亡者。黄文雄情绪极为低落。“连雷震先生这样的前辈，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者，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1964年，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接到一份电报——父亲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吉普车带走。这让他极为惊讶，“我父亲最不懂政治，除了工程图纸外，其他都不关心。若是政治事件，最该抓的人是我。彭明敏当时正在台湾各地串联反蒋人士，我当时虽未参与，但曾和同学们见过彭明敏教授，也常和左派侨生有些往来”。
原来，由于不配合县长进行变相报销及筹措竞选经费，黄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调查。在被调查期间，黄文雄遇到许多体制内的司法“黄牛”，也有人传话，如果父亲愿意自动辞职，便可以不起诉。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在调查站里，父亲老泪纵横地谈了一些心事后，竟然让儿子一定要安排单位的某位技术干部来看他，因为他发现一些新想法或许可以帮第三期自来水扩建工程省钱省时。黄父的案件经过两轮审理后，无罪释放。
在目睹“呼吁者”雷震和对体制无比忠诚的父亲的遭遇后，他引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中的论断，认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呼吁”与“忠诚”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唯有“退出”。出走是最好的选择，而留学则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为台湾留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台湾学生们戏称，苏联是他们应该感谢的对象。1957年苏联那颗人造卫星sputnik，让美国人第一次感觉到紧张。随着冷战加剧，利用奖学金从“自由阵营”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吸引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成了冷战策略之一。黄文雄将自己和20世纪60年代赴美读书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青年称为“sputnik世代”。
然而，此时的美国，也正是左派运动的年代。留美期间，他交往的美国女友中，不少来自工会的传统家庭。那时他和女友们除了出入hotel外，也被这些女孩引导着接触社会活动，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活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大学改革运动，等等。
黄文雄在美国就读的第一所高校是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匹兹堡以盛产钢铁业和煤矿出名，并因此吸引了不少黑人移民。这座城市有着相当强的社会批判传统。和他一起为黑人朋友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中，也有不少白人朋友。一位白人朋友Chuck成为他在美期间最好的朋友。Chuck喜欢穿南方黑人农民的牛仔工作服，当时黄文雄和身边的华人同学还难免自命清高的时候，如此愿意放下身段的大学生让他充满了好感。
在一次酒后的聊天中，Chuck向黄文雄坦言，他觉得留美的华人学生都喜欢黏在一起。一起租屋、买菜、做饭、上图书馆实验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怀疑他们见识到多少美国和世界”。在这次聊天后，黄文雄听从Chuck的建议，和华人社区保持联络，但始终和其他各国学生同住，而且有意识隔一段时间就移动住所，借此扩展交往圈子。
Chuck还推荐他观察并参与“学生民主社会联盟”。“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联盟的学生们写下了这个《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一个世代的议程》。这个联盟的学生们经常走向街头，他们抗议一切，拒绝传统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但不信任老左派的社会主义——苏联将坦克和飞机运往匈牙利镇压当地民主运动，斯大林极权面貌被彻底暴露出来，因此，他们不同意传统左派把改革的使命放在劳工身上。这个联盟的故事此后不断出现在美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