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月初，涪陵东边的山岭上，出现了火灾。好几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炎热——热气混着雾气，明亮而视觉模糊的日子，温度到了九十多度（华氏）。一道道尘土浮在校园后未平整过的马路上空，空气因为热气而变得沉甸甸。人们都告诉我说春雨太少了，而不久，双眺山上爆发了火灾。
它是涪陵区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里，从它的山顶上可以同时望见涪陵和丰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农场，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从长江上吹来干热的风，扫过山上的火苗助势。
在火灾发生的头一个晚上，学校派了五十个学生志愿者参与扑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两百个学生前往。从我的阳台上，能看见第二组人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他们全是男孩，穿着军训的服装，他们笑着，兴奋，起劲地聊着，等待着出发。巴士把志愿者们带走了，校园里安静下来。
那一天，太阳就像个挂在空中的闷热的圆盘，烟从山上飘下来。我能从阳台上闻到气味。许多出发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随着这一天时间过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们在山上做些什么。女孩们也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好。
之后，我在卧室里学习时，见到黑云在西边的天空上聚集。风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纸片。我关上了窗，去阳台上收起衣服，之后，我穿过房间，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暴雨将至了，在城市的后方鼓胀得越来越黑，在风力之下，我几乎关不上客厅的窗户。
我关上了灯，往手电筒里装入了新电池。当雨开始下时，我跑到了厨房的小阳台上。雨以笔直的对角线在空中一道道划过，风吹得更劲了，而树枝在狂暴起舞。穿过操场的那边，教学楼里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学生们大喊大叫。他们总是兴奋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临的时候，而有时他们都忘了关上窗子。在春天里，地上经常有暴雨后碎裂的玻璃。
我听到江东区那边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们匆匆穿过街道。在插旗山的西侧，突然一道蓝色的闪光，接着一起爆响，然后，涪陵所有的灯全灭了。
我从阳台上望着暴雨。云层在山上低低卷过，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闪过一道白光，仿佛有人在云层上擦过一道火柴。一团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有一阵，山顶高高踞于长江上，在闪电中冻住了，然后，一阵轰雷奔过，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给江面蒙上了层雾气，直到长江看不见了，而乌江只剩了一条灰带，混入了看不见的天际线。
半个小时后，暴雨停息了。山岭再现翠绿；所有的灰尘烟雾在空气中清除掉。整个晚间，下着小雨。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了，在他们抵达火场前，暴雨已将山火扑灭。但这次行程，乃是对例行生活的一个打破，他们看起来，跟刚出发时一样的兴奋。
两个星期后，学校举行了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体育场内。大多数中国的学校都会在春天搞运动会，但我们这个规模尤其大，因为新场地的缘故，也因为香港快要回归了，一个半月后。
这学期的所有事情都与香港相关，就好象每个秋天都有活动和长征关联。春天时，有一次关于香港经济的考试竞赛，而学生中的党员挂有特殊的香港胸章，跟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一个“欢迎香港回归”的标语装饰在了图书馆的入口处，而每天都有数字显示，还有多少天那殖民地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有时我会问学生还剩几天了，他们总能给我精确的回复。
为了竞赛，他们准备了许多天。那些正式的选手在食堂后的旧场地上训练，而每个人都为比赛前的游行做练习。男孩们练着他们的军训鹅步，而女孩们则准备跳旗操，而在周日晚上的政治集会上，他们唱关于香港的歌曲。
竞赛的开幕式，在大雨中开始。那香港的横幅悲哀地下垂着，而色彩明亮的气球拒绝升空。但庆祝仪式继续进行：一千多个学生，在泥泞的跑道上严肃地跋涉前行，而他们在大雨中跳操时也均面色凝重。几乎没一个观众离场的，而干部们，在中央场地的遮蔽檐下挤作一团，颤抖着检阅着。之后那一周，我的班上满是咳嗽与鼻涕声。
运动会推迟了两天举行，之后，天气改善了，集会立即恢复。课程被取消了，学生们按照所在系，坐在场地四周。这是非常严肃的比赛。所有超过四百米的女孩的比赛项目，总以每个选手都瘫倒在地作为结束，而在她们比赛前，选手们会小心挑选一些朋友，在比赛结束后搀扶她们。在某个方面来说，这很感人，就好象在参站前，士兵给家里写告别书。参加比赛的女孩会给她的朋友们清晰的指示，而在结束后，她将倒在她们的怀里，被抬出体育场的大门，喘气，哭叫——从舞台右边下场，仿佛一种奇特的四川戏剧。在男孩的比赛中，这种情形要少一些，但大约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终点处瘫倒。朋友们把男孩们扶到系里的救助桌边，给他们热茶和宏声香烟。五分钟后，他们就好了。
我计划参加1500，5000米，以及4*100的接力赛。教员有自己的队伍，而对退休的教师，有特殊的竞赛，他们跑得很努力，但绝不会在终点线上瘫倒。因为我已经赢得了涪陵公路竞赛，我被安排参与了学生组的竞争，而这个景象——外国老师与学生们头碰头的比赛——就足以把观众催入狂热了。他们在终点区域密密挤成一团，只有头两条道还开着，而我自己的学生在最后的直道旁排成一列。黄小强，我常去用午餐的那家面条店老板，也带上儿子来了学校，为我加油。
其他的选手为和外国人比赛感到激动，而他们起步阶段跑得太快了，因为听到了观众所发出的加油声。从一开始，我就能感到，这是和一月的公路赛不同的观众；我听到有声音叫我的名字，英语的汉语的都有，而英文系的学生在我逐步追上来时，为我加油喝彩。我赢这两项比赛都很容易，在1500米比赛结束时，我的学生都在终点处欢迎我，我觉得自己更像是系里面的一个成员，而非一个外国人。在接力赛的情况也是一样，路程太短，给不了我多少时间来建立优势，而我跑的是第二棒。张书记跑最后一棒，在最后一个直道时越过了中文系，而所有的英文系学生都疯狂欢呼。在此之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摆了POSE拍照，而张书记脸上放光，点着根烟。
但在5000米比赛时，人群中的体育生开始嘲弄我，叫道“哈喽喽喽喽喽……”与“洋鬼子！”，在我跑过的时候。洋鬼子意思是“外国魔鬼”，而在我的学生指责他们后，他们安静了一点，但我还是可以听到他们作弄的叫喊，作为回应，我只是低着头，全力跑完了最后的一英里。没必要这么做——我已经赢得了比赛，而我能感觉到感冒正向我袭来。但我不能克制自己；在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
我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体温飙到了102度。我意识到如此拼命地跑5000实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参加这种竞赛的益处了。我太执著于竞赛，而当地人甚至更有过之；无论情况有了多少改善，无可避免的，终究还是我和所有人对抗。我决定说，以后看比赛比参与比赛更为享受，而此后我再没参与过跑步比赛。
在那个学期里，我的健康状况逐步下降。有几次我发了烧，但主要的，我的身体发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为污染的关系，而我总是在用抗生素。这时间来得很怪，因为除了健康问题外，我对涪陵的生活却从未如此满意。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适了，而且我也开始结交了一些不说英语的朋友。我的中国生活在逐步发展，现在我觉得在第二年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即便我与廖老师上课的那种紧张氛围也大大舒缓了。似乎我们的鸦片战争让我们都彼此看清了对方，虽然有一些意见对立时的火花，但我们表达观点时的真诚态度，比观点的内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场——她肯定怀疑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但她的态度足够开放，让她的怀疑清晰流露了出来。逐渐的，我将其看作一个友好的转变，相别于英文系的干部，他们总是微笑，待我也温和，然而从不放弃他们的防备心。廖老师至少足够尊重我，让我有机会瞥见她的观点，而我察觉到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外国人，不总是那么尊重中国，然而至少愿意谈论他的想法。我们的鸦片战争并不以输赢来结束；还不如说是溜过，溜走了，逐渐的，我享受起我的汉语课来。
但在同时，我的一部分开始磨损了，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我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暂时离开，摆脱生活在涪陵这种小地方的压力。亚当也是如此，随着这学期时间的推移，我们感觉到我们催促自己工作的方式过于严肃了。这个学期正好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结束，在6月30日的午夜，在那之后，我们俩就可以自由了，去旅行，以及学汉语。
我首次察觉到香港回归的分量，是在第一学期，当时我让一个三年级班的同学去写下他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大多数人的回应合乎我的预期——他们描绘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一天。唐诗从丰都一个特别穷的乡下来的学生，写道：
那天，我起得很早。一吃完早饭，我就跑去了邮局。我非常想看到我的入学通知书。邮递员看见我来了，向我喊道，“恭喜！这是你的录取书。”我把它从邮递员手里抓过来。我把它高高举过了头。我无意识地喊叫道，“我终于成功了！”那时，我流下了欢乐的泪水。这是我努力学习了十五年的成果。在那十五年里，我一直都非常努力。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希望能够走出乡下。只有我比城里人更努力学习才行。我没有辜负我的父母和亲戚的厚重期望。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可以进大学，学到很多的知识。1994年的8月31日，我不会忘记你。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我用汗，用血换来的。
大约四分之三的回答都是这类，而它们读起来让人愉快：我看到了教育如何改变了我的学生的生命，而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但有两个学生的文章就不那么能启发我了，他们写到了还未发生的快乐的一天，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他的英文名字叫PEACE（和平），写道：
我敢肯定，1997年的7月1日，将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在那一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高兴。因为1997年7月1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香港将在那一天回归中国，这显示了团结的巨大成就。我们都知道，香港回归祖国，以及中国行使国家主权，乃是坚定以及不容协商的。当然，那一天将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随着学期的进展，我感到震惊，这些政治课程，以及特别的集会，已经把香港的回归变成了我的学生们的个人事件。当然，我所教的课题跟中国的政治没有关系，但无可避免的，偶尔我们会漂向那个方向。在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凯特卓别林的短篇故事“戴瑟瑞的宝宝”，那把我们带向了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我们谈到了黑人在美国的地位，还有种族间通婚的问题，而同学们问我，有没有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与成见。我告诉他们，近来的成见，往往是说华裔美国人是太认真的学生，但我提到在十九世纪时，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赢弱的，没有竞争力的。
“为什么？”一个学生问道。
“哦，我想是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鸦片战争，”我说。“在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外国要击败中国军队并不难。是以很多外国人都以为中国人是弱小的。当然，这种观点后来改变了，但在那时，这种偏见很是普遍。”
当我说的时候，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都盯着课桌。在你打破一个禁忌的时候，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十五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他们在一个星期前也是如此，在另一个讨论中，关于种族主义的话题。当时我温和地说到，我认为种族主义与外国人恐惧症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存在，即使在中国。
“在中国没有偏见，也没有种族主义，”温迪迅速回答道，我可以看出她被冒犯了。她是班中最好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
“我不认为事情那么简单，”我说。“为什么当梅勒先生和我进城的时候，那些人经常对我们大叫？”
“他们是友好的，”温迪说。“他们只是想跟你们说话，但他们没受过教育。他们并不想对你们粗鲁。”
“有时孩子们会对我们扔东西，”我说。“那可并不友好。”
“他们只是孩子！”
“但他们的父母只是看着笑，不去做任何事情来阻止他们，”我说。“我并不想说那些事情有多么糟糕，但我不认为种族主义，以及对外国人做不好的事儿，这些行为仅在美国存在。这些问题在中国也需要改善。”
学生们低了下头，有一阵让人不舒服的沉默。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谈的，很快，我将话题转回了“戴瑟瑞的宝宝”与美国的种族主义。身为外国老师，看到那些低下的头时，你得学会如何做出反应，而你学会的主要就是，不能从任何方面去批评中国。但是，当一周后我的引述又触发了同样的敏感时，我还是觉得惊讶。[1]
尤其奇怪的是，考虑在在这个学期的初段，在我们练习“李普 范 文凯”时，他们显得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毫不敏感。我布置的任务，是让他们表演滑稽喜剧，来做一个中国的“李普”；每个组都得去写个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后来表演。一个故事里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堕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来，而另一个则是从1948到1968，如是类推。在这七个小组里，浓缩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而我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个小组将如何演绎这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的戏里，李普由阿瑟来扮演，他是个模样严肃，聪明的男孩，戴着厚眼镜，短短的黑发。他醒过来了，表情很困惑，然后其他的学生，扮演红卫兵的，把一顶笨蛋帽子戴上了他的头。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标语围上了他的脖子，将他双手反绑。红卫兵们聚拢了过来，而斗争开始了。
“你为什么不是红卫兵？”一个女孩向他吼道。
“什么是红卫兵？”阿瑟迷惑不解。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你为什么走资本主义路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的名字叫李普 范 文凯，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士兵。”
“你说什么？”
“我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一个士兵。我只是个穷人——”
“一个反革命！他是个反革命！”
“我的名字是李普 范 文凯，我只是——”
“闭嘴！”那女孩尖叫。“你现在得坐飞机！”
两个人强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后拽。其他的学生们用调羹敲着铁碗，大声叫着，押着李普前后游行。我从教室的后排看着，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这时候把脑袋探进来。我不想解释关于“李普 范 文凯”的文学课怎么会发展到了这一步。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学们很喜欢这个——这是所有的滑稽讽刺戏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观众们欢呼着，大笑。这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个有技巧的方式做这出戏，来回避那历史阶段中最丑恶的一面，因为我知道许多学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经受苦，遭罪。但仅就现在看戏的感觉而言，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没有人感到不安，这滑稽戏就跟“仲夏夜之梦”等喜剧那般搞笑，好玩。这就和鲁迅某一次的评论一样：“记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难的重量压垮。只要那些记性坏的人，才能适者生存。”[2]
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就是校园里的状况，但当我将更多时间花在城里，我开始发现，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所谓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周我会跟柯显龙聊两三次，一个在南门山公园的四十七岁摄影师。而我和他沟通越多，就越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吃惊。他完全没受过教育，但他却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时他谈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党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园里从未听到过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觉得无聊——那对他没任何意义。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师。而且，还有太多的时刻，他们会不自在地低下头去。这是我所开始讨厌的了——那伟大的低头。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我就察觉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我是在教一个群体，而有些时候，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
当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开始烦扰我。逐渐的，我发现我在涪陵被监视着，虽然很难说出于什么原因。我写回家的信时常出现被篡改的痕迹，偶尔，我收到曾被打开过的信件。那个春天，我的父母邮寄给我一份纽约时报的旅行栏目，其中有我写过的一个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边上，有些什么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写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国处，是在文章尾部的一个注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没过多久，我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载于软盘的长信，当他们收到的时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这是信中唯一带点敏感的话题，描绘了我有一次被三个喝醉的大学生骚扰的意外事件。余下的内容是完整的，出于好奇，我的父母把软盘带去给一个密苏里大学的电脑专家看。他说这种变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结果。软盘的故障不会造成这种变化。
这些事件有点烦人，但主要还是让人感到可悲。为什么要审查一篇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谁花时间来读一个在涪陵这种地方的外国教师的信件？这份力气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么？我猜测，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威胁我——那些活儿干得那么差，显然是想让我发现。但事实上，这种篡改行为，只是更有效地给我提供了例子，展现出了那种构成了共产中国的，毫无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学生活里，也显示出了有组织的监视迹象。一月份，一个接近成都地区的志愿者跟一个的士司机发生激烈争执后，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局。那个志愿者明显是做错的那一方，最终他被送回了美国；但在问讯期间，他发现当地警局备有一份他的记录，内容是他在课堂上所说的任何会引起争议的话。所有一切都在那儿——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毛泽东，还有任何敏感的内容。他对于中国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曾经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资料，关于我提到的鸦片战争，我提及的外国人恐惧症，以及我在课堂上所说的其他内容。
这儿有一些学生干这种活儿，报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也许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还是跟踪我的言行，在我上课时，很难不想到这个。
在课堂上，最困难的事儿之一，乃是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通常，学生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你得去想到用罗宾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些教给他们的东西。关键点在于去哄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在秋天里，用罗宾汉就很好，到了春天，亚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是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
亚当给四个班都上了这课，而情形总是把学生们平均分成了两派。这种分派中有一个模式——那些党员以及其他处于权威位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实施该政策；而反对的那一边，则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元素。他们在一个美国的课堂上，当然算不上是边缘人士，但在涪陵他们就很瞩目了——一些较为安静的学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组织毫无关系的，有点偏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