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翻译，我接触的时间也只不到三年；在这里说翻译理想，恐怕是痴人说梦而已。每当拿起译笔，总是战战兢兢，不敢造次，只时时提醒自己香港中文大学几位恩师的言传身教。记得荣休教授金圣华老师的第一堂课，在黑板上写“moon”，叫我们十几个同学轮流说这个词中文可以怎么译。从争先恐后到寂寂无言，从现代文到古文，我们用了20分钟凑出50多个月亮的说法，总归是江郎才尽无人发音了；金老师便拿出两张纸，手写的，淡淡地说：“远不止。”然后开始给我们一一列举（顺便指出哪种文本、哪种情境可以用到哪类词），我们央求老师讲慢一些好做笔记，老师不理，只淡淡地说：“关键不是笔记，而是你们平时在翻译中要注重收集和积累。否则我今天叫你们译月亮，明天叫你们译《红楼梦》里那100多个不同的‘笑’，你要怎么译？”

翻译《神曲》的黄国彬教授，满头鹤发，却有童真的赤子之心，一日晴天，走入位于半山的教室便指向窗外：“今天天这么蓝，海这么蓝，真是太美太好！”欢喜之情溢于言表，遂拿出一首写晴天的意大利诗，让我们跟着他用意大利语念；我们都不懂意大利语，却在他极富感染力的朗诵之下，也跟着念——这是我头一回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诗的音韵之美。如此再念诗歌的英文和中文译本，因为欢喜，就冲淡了平日学诗的艰涩之感。说起诗歌，不得不提当时在中文系的北岛，他开设的是“诗歌创作课”，顺带也讲翻译，教材用的是他自己写的《时间的玫瑰》，里面讲述了12位国际诗人的故事，穿插诗歌的译文（其中篇幅最长的一节介绍的就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omas Transtromer）。北岛是沉静到几乎木讷的人，难怪芒克给他起名“北岛”（意为北方一座沉默的孤岛）。但许多次在课堂上，听他用低沉的声音缓缓朗读那些旷世的诗歌，那些用很短的文字打磨而成的苦难和漂泊，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还有高行健的英译者方梓勳教授，总是把艰深的文学翻译理论说得通俗易懂，说起译事时爽朗一笑：“我最大的幸运，是我所翻译的作品作者仍在生，我可以时时打电话去问高行健，这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原来在哈佛大学教古文的童元方教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讲评我们每个人的英译中习作，不用看译稿便能娓娓道来。但在我们译作上的改动和点评，却从不用红笔，只是用铅笔在空白处留下娟秀字迹，她说她给出的只是一种非绝对的建议，每个译者都该有自己的想法，以后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日子，我获得了36届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组的亚军及37届小说组的优异奖（也参加了翻译组，然而两届都名落孙山，可见我在翻译世界里仍是门外汉的级别）。评委们给我作品的点评意见，优点都提到了文字之美，其实这完全得归功于翻译系的文字训练。上文所提到的老师，虽已在翻译界有一定名声，但自己下笔做翻译的时候，仍是十二分的严谨细心，为一个词日夜琢磨、推敲几天是常有的事。而若说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皮毛，那就是一种对文字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一种面对文字的谦卑之心。

最后贴一段胡国贤先生译的Tomas Transtromer（今年诺奖获得者）的诗歌《轨道》的结尾：

英译本原文：

The train is entirely motionless.

2 o'clock, strong moonlight, few stars.

胡的中文译本：

火车全然不动。

二时：月极明，星稀。

我终其一生将要追求的，便是这样的文字了。与各位译者共勉。

P．S．题外：关于社会与政治

关于此题外一节，我一直犹豫不定。我希望把焦点集中在翻译和文学上，但从读者来信及文后留言看，政治似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斟酌再三，还是在这里一并说出我的想法罢了。

坦白说，我并不觉得通过参与论坛或文后留言讨论的方式（尤其在目前中国的这种氛围之内），可以说服别人，改变别人的思想。95%的情况，都是各说各话，甚而从说理升级为人身攻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自身经验密切相关，我自认没有苏格拉底的本事，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思想改变过来（况且苏格拉底在他的时代不还是最终被杀掉了么）。

例如有读者在某篇译作后留言，支持我国官媒对新疆事件的报道，其间提到说“CNN、BBC等国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如出一辙”(大意如此)，我看了只能一笑置之。国外的这些媒体，其运作方式、政治导向等等何止是千差万别，要讨论起来新闻系和翻译系简直都可以开一门课，专门讨论同一事件的不同媒体报道（记得以前口译课上就有学过）；而我国官媒本身的运作机制和西方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套完全由真理部控制的体制如何极有效率而极无自由，我以前工作时就有切身体验。只是恕我无能也无此精力，详细辩论一番。

如若真要我对此说些什么，我想我大概会建议这位读者看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里头的四部书，里面用了详实的事例，仔细剖析了美国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社会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也就是为追求新闻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还有那些把爱国放在嘴边的热血青年，我也恳请他们搞清楚“country, state, nation”三者之间的区别，知道自己到底爱的是什么，并把学者刘瑜写的《民主的细节》这种深入浅出剖析民主的书翻一翻。在法律的领域，我远没有林达研究得全面；在政治的领域，我也远没有刘瑜老师看得透彻；因此与其自说自话浪费时间伤害感情，不如让我们求同存异多看些书吧（我就喜欢某个认为何伟的写作很糟糕的读者，他摆出了观点以后就介绍书给我看）。

我觉得咱们能来译言的都是上进有为的青年，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宽容的心态。翻译本身就是接触新事物和获取新的视野的好机会，正如何伟在某篇报道中的评论：“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即使是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我的处世哲学是，与其站在一种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或者秉承一种“非黑即白”的态度找人辩论，不如切切实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例如把这部书一点点地翻译出来。与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陈当今政府社会的堕落，不如提醒自己做个好人：我是学生便不要边说着国内学术体制的腐败边去抄袭论文；我是记者便不要边骂着媒体环境的不得自由边收着红包并掂量一下它有多重；我是老师便不要边痛斥国内教育制度的僵化、边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获取分数从而让我获取资历职称的一种东西……这些年来，为坚守原则吃过不少的苦头，但是值得。

这便是我在“政治和社会”这样的题外话里想说的一切了：在务实主义席卷一切的今天，但愿我们从自己做起，保持一丝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点做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