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想离开北京，放松一下。我喜欢露营。”

“你自己一个人露营？”

“是的。”

“风不是很大吗？”

“是很大。不过我也没办法。”

“你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记者。”

“你的护照呢？”

“我忘在北京了。”

“你知道他们要选举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以前从没去过那儿。”

“你怎么到那儿去的？”

“我做出租车去的。”

“你有带相机吗？”

“没有。”

这人停了一会儿，又开口了：“你带食物了吗？”

“带了。”

他使劲地想着其他问题。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坐在我右边的警察第一次开口了。

“你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来到了不老屯派出所，我说我想上一下洗手间。他们派了个警察和我一起去。从洗手间出来，那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面坐了三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这儿的名字英文直译成“Not-Old Station”，不会老的小站。他们给我倒了一杯茶。一个警察问我问题，另一个往一叠纸上做记录。

“你怎么不去司马台或者八达岭呢？”

“那些地方人太多。我喜欢还没有整修过的长城。”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选举投票的地方？”

“我从山上走下来，走到那个村子里，看到有一大群人。我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敏感的事情。经常有选举。”

他开始对时间顺序发生了兴趣，于是我详细地解释了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这个话题终于说完了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户外的事情上。

“你一个人睡觉不害怕吗？”

“不怕。那地方很安全。”

“但要是有狼呢？”

“那儿没有狼。”

“有，那里有狼。”

我压根儿也不相信那儿会有狼，不过我并没有和他争论的兴致。这些警察都很年轻，最老的那一个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我的朋友麦克·迈耶说，中国的警察从来不会变老，可能他是对的。五年以来，我没见过一个警察看起来像超过了50岁。

过了一会儿，审讯我的那个警察眯起了眼睛。

“你说你忘了带护照，”他说：“我觉得那是个借口。”

“为什么会是借口呢？”我说。“这给我带来了麻烦，也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跟你说，如果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回北京去，然后我把护照拿给你看。”

“你的相机在哪里？”

“我没有带相机。”

“我不信。”

“你搜一下我的背包。”我说。“我没有带。”

“你旅游为什么不带相机呢？”

“太麻烦了。”

“这太奇怪了。你不想留些旅行纪念吗？”

我暗自想：回忆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吧。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他不断地回到这个子虚乌有的相机话题上。中国警察热爱相机，相机成了有成效的拘留环节：扯出胶卷，把它扔掉。不过，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东西作为记录，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他们让我休息了一下，叫我去吃午饭。派出所里有一个食堂，我坐了一张8个人的桌子。食堂里有一股强烈的白酒味。他们给我吃豆腐、芹菜和米饭。

有一个警察负责陪着我。他没有穿制服，脸看起来挺和善，我开始和他聊天。我问他这儿为什么叫“不老屯”。

“因为当地有个传说。”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神仙从天界下凡。他去了云峰，云峰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一个叫王志的村民爬到了山上，遇见了这个神仙，神仙给了王志一个桃子。王志以为这是个普通人，桃子也是寻常的桃子。但王志吃了那个桃子以后，他也成了神仙。”

中国的警察为什么不会老：这终于可以算一个解释了。我问这个年轻人，他在当地政府里做什么工作。他说：“我为宣传部工作。”

两个多小时后以后，一个北京的警察来了。我认得这个人，每年他都负责处理外国记者的签证。我还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同情的神情，不过为了让我保存体面，至少他还是公事公办地再问了些问题。其他的警察在旁边看着。

“如果你想要采访，你要先向政府申请，这你知道吗？”

“我知道。不过我不是去那儿采访。我是去露营的。”

“你刚好在他们举行投票选举时出现在那儿，这很奇怪。”

“看看我吧，”我说。“昨晚遇到了一场沙尘暴。我身上还带着这么些东西。如果我是去看选举，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这警察不再假装例行公事地问问题了，他好奇地问：“那场选举是怎么样的？”

“有五个候选人。”我说：“两个姓彭，两个姓周，一个姓唐。他们要从里面选出三个人。这就是我知道的。”

“你以前看过村子里的选举吗？”

“我以前住在四川的时候看过。”

“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选举和美国的选举有什么不同？”

有个念头从我脑海里划过：在美国的选举里面，他们不会因为看见记者出现而派出两辆警车。不过我把这个念头吞到了肚子里：“很难说。”

警察说：“上一年美国选举计算选票时出了错，不是吗？”

“是的，在一些地方出了错。”

“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说：“为什么美国选举持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戈尔没有获胜？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

说着中文，我试图清晰而简明地解释什么是总统选举团。我本应知道的；我教书那些年里，用英文也从来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我总是相信，促进美国选举改革的绝妙方法，就是迫使每一个美国公民向中国人解释这一套选举规则。

在派出所，我所做出的关于总统选举团的解释特别失败。警察们看起来都听烦了；最后，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我们独对而坐时，他马上问了我一个问题：“美国警察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俩呆的时间越久，这个年轻警察就变得越不友好了。我说我的姐夫是密苏里州的警察，想借此博得他的一些好感，但看起来没什么用。这个中国警察慢慢地问一些问题，就像是新手在处理一次审讯；不过很快他的问题就噼里啪啦朝我开火了。他看起来不太关心村里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关于美国的。

“哪个地方更安全？”他问道。“中国还是美国？”

“中国。”我说。我刚去完纽约罗德岛大街不久。

“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流落街头呢？”他说。“政府为什么不给他们钱？”

“政府给穷人一定的补贴。”我说。“不是很多，不过有一些。通常流落街头的人精神都有点问题。”

“没有，他们精神没有问题。他们就是穷。”

我耸耸肩。那人又开口了：“为什么美国人有枪？”

“这是人民的一项权利。”我说。“宪法里规定的。”

“这说不过去。”他说。“你知道睡在长城上是违法的吗？”

“不知道。”我说。“长城上没有这样的警告标示，当地人说最近都有人在那儿露营。”

“他们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他说。“你要读一下法律条文。这就是你有麻烦的原因。你违反了好些中国的法律。没有获得允许之前，你不能进行采访；你还没有带护照。你不带护照，为此我们可以要你交50元罚款。”

“我现在就交。”我说。50元相当于6美元左右。警察摇了摇头，在他问另一个问题之前，我要求上洗手间。

他在小便池旁边站着，等着我。我们回到审讯室时，他的提问更苛刻了。

“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

那天，我是头一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再次重复了那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

“我想你说的是高中生。”我终于说道。“他们不会给初中的孩子提供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不知为何，在那一刻，特定的年龄群体对我显得特别重要。

“就是初中。”他说。“我看过相关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次我什么也不说了。

“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他得意洋洋地说：“在美国，人们更加开放。女人更加开放。”

到了最后，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如果他问我一个问题，我就尽量简洁地回答：是的，不是，我不知道。终于，他看了看他的表。

“你违反了法律。”他说。“你应该随身带着护照，你采访前必须获得政府允许。你不能睡在文化古迹上。这些事情都是违反法律的。我们应该罚你的款，不过今天就算了。你以后一定不要再这么做。你知道了吗？”

他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的门口。从警察在西坨古把我带走的时候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我没有见到其他的警察，他们肯定叫这个年轻警察再把我留一会儿，要给我一个教训。我在街上叫了辆出租车。车带着我离开不老屯，我感到肮脏、疲惫、愤怒而沮丧：我意识到，这感觉就像小时候上学时某些糟糕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