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不喜欢这本小说。我给了她一本《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后来她告诉我说，这本书是为那些生活在关内市中心的“白领”阶层所写的。对于艾米莉而言，书中的世界和她的深圳根本不是一回事。艾米莉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没有灵魂，她关心的只是钱，从一个男人的床上跑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太混乱了。”艾米莉说：“你必须能掌控自己这方面的生活。”

艾米莉的评价与胡晓梅如出一辙。胡晓梅很坦率地对我说，她不喜欢缪永写的书，她觉得书中的故事是不道德的。而小说家缪永同样很不喜欢女主播胡晓梅。在这位小说家看来，只有那些住在工厂宿舍、只受过一点教育的女人，才会对胡晓梅的电台节目感兴趣。虽然这两个女人有很多相似点，至少她们都是年轻而独立的女性，也都抓住了这个新兴城市的灵魂；不过显而易见，她们俩之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座一夜之城里，她们各自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艾米莉认为自己是属于工厂领域的人。她生活在关外，住在宿舍里，工厂的日程控制着她的生活。深圳的自由让她反感，但同时也吸引着她。虽然她不能清晰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但她还是常常谈论道德的话题。有一次，她告诉我说，她看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的情节让她非常困扰，因为女主角和很多男的上了床。但当我问她，如何看待深圳的开放和她家乡的闭塞，她说这个新城是一个进步的表现。“这儿的一切都比过去要好，”她说：“不过，我们不应该越过一些界限。”

“什么样的界限？”

“和道德有关的。”

我问艾米莉，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一手托着腮，专注地思索了好一会儿。“就是那些传统的道德观，”她说：“好比两个人结婚了，就应该对彼此忠诚。”

我们说起了那本畅销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问艾米莉，她觉得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源自哪里。“很多人说，这种观念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传过来的。”她说：“我觉得这话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的。很多深圳人觉得，西方国家更加先进，而中国的传统观念很落后。”不过，在艾米莉看来，这本书的叙事逻辑太灰暗了。“这本书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深圳这所新城根本没有灵魂。书中的每一个角色生活都是一团糟，他们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

过完了农历新年，2月份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在离深圳关口20里左右的地方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那地方离朱云峰上班的工厂很近。由于他们住的那栋楼房造的时候太匆忙，水泥建的楼梯到处都是裂缝，不过他们住的房子还过得去，厨房里也有一些基本设备。从艾米莉来到深圳后，这地方成为了她第一个不称之为“宿舍”的家。

还有另外一对四川籍的情侣住在他们那一套居室里。两对情侣各住一间房间，客厅则共用。客厅里有一台彩电，一架VCD机，一张小茶几，还有一张做沙发用的床。有一间房间里挂着张海报，上面是一对没穿上衣的外国男女亲热的画面。海报是上一个租客留下的，大家都懒得把它撕下来。在中国，这种照片很常见；只要拍摄的对象是外国人，人们似乎就没有觉得受到冒犯，反而会感到一种浪漫的情怀。

艾米莉没告诉父母租房子的事情。平时上班的时候，她仍然住在宿舍里；到了周末，她就和朱云峰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有一天，艾米莉的妈妈和她打电话的时候，直截了当地问她，是不是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我什么话也没说。她从我的沉默里知道，我们是同居了。”从那以后，妈妈和女儿再也没有说过这个话题。

朱云峰又获得了一次升职，如今他每个月赚360美元。加上艾米莉的工资，他们两个人一个月可以赚600美元，而每个月他们都能节省下来一半的钱。

4月里一个工作日的晚上，艾米莉第一次违反了工厂的宵禁。她下班以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才回到工厂。工厂老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他问我昨晚几点回来的。”艾米莉后来告诉我。“他这人就是这样，说话总是拐弯抹角的。他不是问我昨晚回来了没有，他只是问我几点回来的。”我对他说：“我今天早上回来的。”我没有找借口骗他，也没有做任何解释。他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觉得他听了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是表现得很生气呢还是大笑两声。他直直地瞪着我，最后他终于走开了。

几周后，工厂里的另一个年轻女人开始违反宵禁的规定。

不久以后，工厂老板把生产线上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工叫到自己身边，任命她为“私人秘书”。那个女工来自湖南，只有18岁。艾米莉告诉那个女工要小心她的老板，还把老板那些风流逸事都告诉了她。最后，工厂老板把艾米莉找来，为此事和她对质。起初，他还是拐弯抹角地说话，问艾米莉说其他人都怎么评论他。这一招并不管用，于是他进入了正题。

“你是不是跟其他工人说，我很好色？”老板问道。

艾米莉回答：“对啊。”

老板干笑两声，假装在开玩笑；不过事实已经很明显，他不想再让艾米莉留在自己身边了。艾米莉利用空余的时间开始找工作，不久，她在一家托儿所找到了一份老师的工作。那家托儿所还是在关外，不过那儿没有台湾老板，没有工厂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艾米莉会在托儿所里教英文。

6月，她辞了职。工厂老板批评了她。“你变了。”老板说：“你曾经是个温顺的女孩。自从你找了个男朋友以后，你就变了个人。”

“我没有变。”艾米莉说：“我只是认清了你这个人。”

那一年夏天，深圳就要20岁了。这座城市在1980年8月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如今它的发展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中国正在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这意味着，对深圳工厂的一些税收减免政策要结束了。而中央政府里总是不缺反对经济特区的声音，有好些手握大权的官员认为，特区的特殊优惠带来了贪污行贿的现象。2000年，深圳副市长由于涉及一宗房产诈骗案而被捕。

深圳当地的经济仍然蓬勃发展，不过近年来发展速度有些放缓。过去，一些亚洲国家如南韩、台湾，都曾经发展过类似的“特区”或“特别城市”，一般以出口加工业闻名。这些地方自有一套发展的规律：起初，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兴起，随后大量的工厂迁至内陆，因为内陆的工资水平更低。最终，这些地方转变为高科技工业区，昔日“国家经济引擎”的地位不再。从规划之初，这些城市就注定是兴旺一时、随后衰落，就如同只盛开一回就凋谢的鲜花。

不过，深圳的试验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在深圳20周年生日之前，我去了当地，针对这座一夜之城的历史和文化，访问了一些市民。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深圳人很勇敢。中国人通常会对新事物怀有疑惧，但深圳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愿意去尝试新事物，也愿意冒险。”

“深圳是个没文化的地方。这儿的人只关心钱。”

“这儿的年轻人都很乐观积极，不过中年人就显得有些消极的样子。这是座属于年轻人的城市。”

“深圳和美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美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遇，深圳也是这样。在深圳，你会有拥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人们不会对你的私生活指指点点。我来到这儿以后，就觉得整个人像被解放了一样，过得很开心。如果我还留在内地，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婚。”

“人们说深圳像美国的西部，不过这话并不是很准确。美国的西部原来只是缺乏人力去开发，后来它发展兴旺起来的原因是由于铁路的缘故。深圳的成功则是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全是邓小平的关系。如果当时邓小平是希望云南做”经济特区“，那么云南也会一下子发达起来的。”

“我跟深圳一样，也是个试验对象。你看我年纪这么小，就自己挣钱生活了！”

“在深圳，没人在意你的过往和你的背景。人们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的能力如何。你能做到吗？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我去过好些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一个像深圳一样，给我如此分裂的感觉。围墙分割了工厂的世界，而社会阶层的划分甚至更为鲜明。不同年代的人几乎没有交集，这儿大部分人的父母都留在了内陆。艾米莉和其他居民一样，常常说起“白领”和“蓝领”阶层的区别（她认为自己属于“蓝领”）。胡晓梅是“蓝领”女性中的佼佼者，缪永则属于“白领”。这是个由一个政党所控制的国家，在深圳这个城市，却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族群；在短短20年内社会能变得如此隔阂，是个令人惊叹的现象。

不过，好些隔阂之处就如同深圳的围墙一样，是人为造成的，实质却不乏共通之处。改革开放带来了整个社会阶层的改变，社会呈现一种上升的流动趋势，然而整个制度仍然让人感觉是未完备的。甚至在美国这样以“平等主义”著称的地方，仍然会有老式的家庭和学校，也会有人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如今的新环境下，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很难去定义个人的教育程度、经验和决断力如何与成功挂钩；“成功”目前仍然是一个含糊的概念。骗子们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最是如鱼得水，甚至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城市，也有相当数量专门卖假身份证的人。在深圳，这种特殊的交易成了产业链的一部分。艾米莉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负责处理工人入职登记的事宜；她告诉我说很多工人用的身份证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在当地的一家沃尔玛门前，小贩们叫卖着假的大学文凭，价格不到100美元。一个在深圳卖假身份证的商贩告诉我，他在过去5年用过5个不同的名字。

这个城市看上去有着极强的计划性，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千篇一律的宿舍和流水线，隔开关内关外的城墙，社会阶层的分裂……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来到这儿的人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这座一夜之城意味着很多的机遇，然而很多外来的人离开家乡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是不安分的人。（就像艾米莉说的那样：“心里有些什么东西在召唤。”）

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到深圳，可能先到工厂打工，做一些廉价的珠宝；几个月以后再换一份工作。另外一个外来的女工顶替了她原来的工作，表面上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工厂仍然不断地生产着廉价首饰。不过，你完全没有办法凭此想象，一个人的思想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是如何改变的。

同样，你也很难判断，究竟20年的历史对这座城市有何意义。20周年那一天越来越近了，当局几乎没有任何庆祝或纪念的意思，领导们没有要审阅部队，工人们也没有假期。中央政治局里没有一个官员出来为此发表讲话。据报道，来自中共内部的指令是，官员们要尽量淡化深圳20周年的事情。

到了20周年那一天，《深圳特区报》推出了报纸的珍藏版。头版头条的标题用粗大的字体写着：

“无尽关怀，伟大实验”

珍藏版的第一页有邓小平题写的毛笔字，还有江泽民一篇很长的公告。江泽民形容深圳是“过去20年来中国推行历史性改革的缩影”。在街上的报纸摊上，我拿起了两本很流行的女性越月刊。杂志封面上的那些标题压根儿没有提到20周年的事：

100个深圳女企业家创业的故事

初恋的结束

为何人们要在结婚前同居？

为何她们要选择坠胎？

一个老男人的陷阱

一夜新娘

访问深圳女企业家的故事

我不是一个女人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朱云峰回家时非常沮丧，他那一天的工作很不顺心。那天下午，他手下的一个工人出了事故。为了一件新产品的订单，工厂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这时候最容易出事故了。那件新产品是铝合金热水瓶。工人的伤势不是很严重，不过朱云峰还是跟艾米莉说，他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我在深圳的时候，朱云峰有时会跟我说说他工厂的事情，也会问问北京的生活，不过多数的时间他都不会加入我和艾米莉的谈话。在中国，一个年轻女人要是有男友之外的男性友人，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但朱云峰对我的出现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是个冷静沉稳的男人；很多中国男人对女友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会表现得很霸道，但朱云峰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个外国人，也是艾米莉以前的老师，大概这两点也和我们得以保持友谊有关。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是特殊的，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少地听到艾米莉的消息了。我和女学生们的交往都有这样的规律：她们一旦结了婚，就会有一段时期，不怎么和我联络了。一旦她们的生活安定下来——通常都是有了小孩以后，她们会再和我联系上。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艾米莉和我把朱云峰留在了家里。我们爬上了一座山，山上有个公园，可以看到下面的整个镇子。这就是个工厂区的定居点，规模不大，这种地方在深圳关外很常见：一栋栋商铺和住房，挤在群山之间尘土飞扬的路上；而在两条主干道旁边，工厂和宿舍林立。好些当地的企业生产的是鞋子和衣服；还有一家做电脑配件的工厂近期起了一场大火，烧掉了整个顶层。工厂的白色外墙留下了被烟熏黑的痕迹。艾米莉说那场大火中没有人受伤，不过路那边的另一家工厂几年前有一场大火，就烧死了几个工人。那家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塑料做的圣诞装饰和草地上用的塑料桌椅。

两个星期以后，艾米莉就会开始她的教师生涯。她担心自己这两年在首饰厂里干活，英语已经有所退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管住那些孩子。不过她很喜欢那间托儿所的环境，每次谈起她的新工作时，艾米莉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她现在把头发剪得很短，额头上的刘海用塑料发夹别了起来。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式样简单的项链，那是朱云峰送给她的，链坠是一块玉做的龙。艾米莉是龙年出生的。

那天晚上天气温暖，夜空清朗，明亮的群星闪烁。我们站在山顶，高高俯视着山下的景致：一列列低矮的宿舍，在这宵禁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每个窗户仍然透着光亮。那是11点刚过。我想知道每个房间里住了多少人，又有多少间房里的人正收听着电台的节目。那晚艾米莉带了她的老式收音机，我们就坐在山顶，听着“夜空不寂寞”。收音机的音量调控键坏了，胡晓梅的声音伴着些微的杂音，在夜空里飘荡。我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第一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边说边哭了起来，她为自己对待前男友的态度感到后悔，那个男人如今离开了她。胡晓梅告诉她，这个经历对她来说是件好事，要是下次在恋爱中再碰到同样的问题，她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二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说他想念他高中的女友，如今那个女孩与他相隔两地，在另外一座城市工作。“这儿没有女孩向你微笑吗？”胡晓梅问他。第三个人很伤心沮丧，她的男朋友最近跟她说，想分开一段时间；那个男人非常好，即使明知道她说得不对，也会听她的话。胡晓梅说：“如果你都错了，那个男人仍然听你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什么毛病。”

山下，工厂的灯光一排排地熄灭了。有时候，一层楼的窗户忽然全都黑了下来，或者一整栋楼的灯光一瞬间消失不见。从来没有一盏灯独自点亮。那些房间里的工人控制不了电灯开关，所有事情必须按照工厂的规定；宵禁时间一到，灯就全部熄灭。

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人是个女的，她和一个男人同居了好几年，但她背着男朋友不断地有出轨行为。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她的男友经济条件优裕，有一份很好的职业，生活习惯也很好。胡晓梅逼问她为什么做出这些不忠于男友的举动，她就反问这个主播是否看过缪永的小说。

“我不喜欢那本书。”胡晓梅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不能按照那本小说去过自己的生活。问题是，你没有自己的原则吗？”

艾米莉看看我，咧嘴笑了。“夜空不寂寞”深夜12点结束，伴着杂音，收音机里传出了一连串的广告。山下最后几间工厂的灯光也熄灭了。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静静地坐着。我想起了艾米莉好些天前说过的话。那时候她尝试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深圳这样的城市的改变。“在原来的社会里，人们过着群居的生活。”她说：“最后，这些群体分裂成一个个家庭；如今又继续分裂，变成了许多不同的个人。最后，生活就成了一个人的事情了。”

她停了一会儿，看起来不太开心。“如果你能找到某种完美的社会主义之路，这对社会发展来说当然是最好的。”她说。“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个美好的空想罢了。”

当时我问她，是不是想离开深圳了。她摇了摇头。在她看来，孤立的处境也有一些好处，它强迫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结果就是人们会有更多的能力。”她说：“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随后，就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想法。到时候，就不会出现‘所有人想法都一样’的问题了。”

我问她：“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艾米莉沉默了。尽管我愿意相信一旦人们学会自立自主，整个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改进；但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还看到了深圳的断裂：高墙耸立的城市，高墙耸立的工厂，远离家乡、孤独生活的人们……我不知这一切，今后将会如何发展成一个融洽的社会整体。

我看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并不重要。自从她来到深圳以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职，又找了另外一份。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宵禁。她给一家工厂老板发过死亡恐吓信，还和自己的老板据理力争。她今年24岁，一切都挺好。她微笑着，回答我的问题：“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