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5日

伊恩·约翰逊离开广场以后，就轮到我过去了；那时大概是早上九点多。天空是黄色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春天的沙尘暴，风把戈壁滩的沙吹向了南面，这些日子里眼睛都是睁不开的。我可以在齿间尝到风的味道。

广场上，便衣警察无处不在——有些扮作卖纪念品的小贩；有些假装是游客。像以往一样，这些男人大部分理着平头，穿着磨破的裤子和廉价的风衣。他们的穿着很糟糕，便衣也做得很糟糕：他们走来走去，一会儿又站着，盯着某个目标。他们总像要伸出手来指认某个人似的。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这些男人并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他们的任务是恐吓威胁，而非潜入敌人身边。看起来，他们所得到的指令只有一个：一旦发现抗议者就马上弄走，不管采取什么方式。

他们留意着来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同时也注意着外国记者。摄影师注定是悲惨的下场——保证拘留，鲜有例外。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能否在被警察抓住之前，抓拍到一张照片，并藏好胶卷。对于我们这些文字记者来说，只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相对来说情况还是好一些。这些规则是：绝不要在公共场合拿笔出来写；不要拿出笔记本；避免用中文和别人交谈。试着混到游客里头。如果被警察拘留了，要坚持说自己只是去广场参观的。

我溜到了一群美国游客里。这个幌子很好——游客里大部分的男人，都和我一样，戴着顶棒球帽。我还认出了他们的口音：元音很扁，辅音R很重，是美国中西部来的。有个男人告诉我，他来自伊利诺伊州；还有一个说是从爱荷华州来的。我们跟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游，他把我们带到广场北面的旗杆下面。讲座开始了：

“红色是共产主义者的代表色。在中国，红色也有传统的寓意，代表着幸福快乐。大的那颗黄色星星代表共产党。小的那几颗代表着四个阶级，分别是士兵、农民、工人和科学家。”

然后讲座加入了私人的故事。导游说，他有个表哥，曾经是这广场上国旗班的一员。他的表哥总是笔直地站在旗杆旁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个工作所带来的光荣感让他忘记了疲累。我心想：“这是个假的故事”；紧接着，我们前面就有个小个子的男人，一下子坐在地上，打起了莲花座。

喊叫，命令，好些人跑来：6个便衣警察。他们押着这个男人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有辆货车从广场远处的一个角落快速地开了过来。那个抗议者一句话也没说。他大概35岁左右，穿着一件朴素的蓝棉袍，是农民常穿的衣服。他的四肢瘫软下来；便衣们把他抬进货车里。货车的窗户上都围上了布单，看不见里面。货车驶回了角落。

“他妈的，”一个中西部老美说：“他不就在地上坐着而已嘛。”

另一个美国游客，一个脸膛红红的大胖子，成功地拍下了一张现场照片。

“我拍到了！”他大声叫着：“我拍到了一张照片！”他咧嘴笑着，挥舞着他的相机。他见我在看着他，就走了过来，笑容满面。

“如果我没拍到，那可真该死！”

“你应该把照相机拿开。”我轻轻地说。不过另一辆货车已经加速驶来了。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把手指向了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胖子。

“把你的相机交给我。”他用中文说。

导游急忙翻译给美国人听。美国人乖乖地把相机递给了他；他把胶卷都扯了出来。这个警察和翻译说了几句话，翻译的脸色就变了。

“他说，我们必须和他走一趟，”导游对美国人说：“他要我们去有关部门那儿。他要问你一些问题。”

那个胖子呆呆地站在那儿，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决定此时该和这些美国中西部游客脱离关系了。我慢慢地走出了广场，过了几分钟，才绕了回来。则是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要在国旗前打开一条横幅。一个便衣警察死死地按住了她。下一个抗议者还是个女人。她站在旗杆的右侧，把双臂举过头顶；两个男人跑了过来，把她的手扳了下去。

我看到附近有一群意大利的游客。但没什么指望——所有男人都穿得很体面；我只好摘下了帽子，拙劣地想扮演一回欧洲人。那群游客的中国导游说着意大利语，我假装能听懂，猜想着他所说的话：“那颗大的黄色星星代表着……”然而不远处，有个平头男人死死地盯着我，然后对另一个平头男人说了什么。我决定要离开广场了。

忽然，国旗那边传来一阵骚乱。一下子出现了10几个人：男人和女人，高喊着口号，双臂举了起来。便衣警察冲了过来；猛打几拳；有人大叫。他们踢了一个摔倒在地的男人。再踢。还是踢。那些抗议者一个个被拖走了。

最后，只有一个小孩独自站在那儿。她看起来只有7岁左右，很可能是跟着她父亲或母亲到这儿来的，但所有的大人现在都被押到了货车里。小女孩穿着一件绿色毛衣，头上绑着相同颜色的丝带。当警察推着她走向货车时，她垂下了头。

那群意大利游客呆呆地看着那辆货车。没有人说话；那一片沉默像黄色的天空一样沉重。这个小孩是被带离广场的最后一个信徒。

干部　（Cadres）

审查　（Censorship）

城市　（Cities）

文明社会　（Civil Society）

孔子　（Confucius）

宪法　（Constitution）

消费者（Consumer）

中国政协　（CPPCC）

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回到记者站，我把关于抗议活动的国外报道整理归档，然后写下了我自己的见闻。不过，无论是这次周年纪念，还是广场上出现的那一幕幕场景，我都不太能理解。学者们常常谈及中国正逐步迈向法治，我也觉得会有那么一天，当中国的发展变化都已尘埃落定，反思过去，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合理过程。然而如今身处这样的进程之中，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我可以身处“好莱坞”的妓女、黑市交易者和地下钱商包围之中，饱餐一顿；然后骑上15分钟自行车到另一个地方，看着一个人因为双手举过头顶而被捕。

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事更容易想通。显而易见，个人在中国违反法律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法规多得数不尽数，很多还是不合情理的；而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即使是合理的法律规范也不知不觉就已经过时。实际上，每个我熟识的中国公民都做过一些算是不合法的事；不过他们做的事都只是极其轻微地触犯了法规，所以也没人会为此担心。这件不合法的事可能是一次填了不实信息的住宿登记，或是做小本买卖时从没有执照的批发商那儿进了些产品。有时候，这简直像在演喜剧：夜深人静的时候，北京街头总有人出来遛狗，因为要拿到正式的养狗牌照花费贵得吓人。那些狗通常是长得像老鼠一样的北京哈巴狗，由昏昏欲睡的主人牵着；一旦看见警察，主人们就会忽然清醒过来。这是一支遛玩具狗的游击队。

无论每个人有怎样的问题，这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解决。人们对合理制度没有基本的意识，觉得其他人的麻烦和自己没有关系。对Falun的镇压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只是做了些事情，在政治上有点细微的失误，并没有犯更大的罪行。然而一般人几乎都不会对这些信徒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和他们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会有什么联系。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很强的社区归属感；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和其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不过，缺乏一个理性的法律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问题。

毫无疑问，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会感到更为孤立。我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含混不清的法律法规，无法避免的违法行为；但我在这个体制内的风险更少。无论我对广场上的抗议者多么同情，我都只能是隔着一层东西去观察他；因为我决不可能陷入和他一样的境地。不会有警察把我打死，或送我到劳改所里。当局能对我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我驱逐出境。有时候这会让我感到困扰，因为我的中国生活就像是我所观察事物的拙劣模仿而已。不过，在各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极少能找到可以深思的时间；通常我只是必须把稿子写出来。这是我和许多公民的一点联系——我们都是冷漠的实用主义者。

那一年春天，在发了一年多的投稿信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给我的一个任务。他们叫我去采访一些中国的考古遗址，不过我要取得官方的支持，要拿到短期的记者签证。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一个违法居住在北京的人去他们的考古遗址。

幸运的是，我拿到了我的第二本美国护照。这回我坐飞机去了香港，换了护照，申请了记者签证。然后我用新的签证过关到了深圳，然后到那些考古遗址去。当我把采访都做好了以后，我马上回了香港，然后再拿着我旧的商务签证，再一次过关回到深圳。

我知道，任何一个中国相关部门要是注意到我的行程，都会觉得十分可疑。如果他们更为密切地关注我的行动，还会发现其他的疑点：我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也没有办理住宿登记。我在北朝鲜边境遭遇抢劫，去过当地派出所备案。4年以前，我作为和平队的一员，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而和平队是一个在冷战最厉害的阶段建立的组织。

我认为当局知道所有的事情；不过，这并不等同于他们同时知道了所有的事。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总觉得当局更擅长获取信息，而非分析信息。每次我想象他们的档案，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一望无际际的资料柜——其规模绝非华尔街日报记者站里面的档案柜能相比；所有档案都按照某种系统排练，这系统比字母表顺序复杂古怪得多。我的记者签证可能记录在一处；我的商务签证则在另一处；我那假的住宿登记又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过如果我不小心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这些东西就可能被一股脑儿地搜寻起来。我的内心深处总是存有这样的恐惧，特别是我现在已经做了更多的采访工作。5月份，我把我的第一篇稿子卖给了《纽约客》，这本杂志随后就刊登了我在丹东遭遇抢劫的故事。我提议写一个关于深圳的专题，杂志编辑同意了。最后我辞掉了剪报员的工作。那一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我又一份300美元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发誓我受够了那些小册子和宣传用语了。我决心做全职的记者工作，并且要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

报社比杂志社更容易获得记者证，这是我接受《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需要一个在北京的特约记者。这份工作没有薪水，甚至连津贴也没有；不过报社会担保我申请记者证，但我要把所有必须的材料准备好。中国外交部需要的文件数不尽数：简历、自传、杂志营业执照、介绍信，还有专业资格证明：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能胜任外国记者的工作……”

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伊恩给我看了以前《华尔街日报》用过的旧的申请材料，我再写一个自己的版本，把材料寄到波士顿去，让那儿的编辑签名。写这些东西语言很重要，全部都要用正式用语。写上细节也很关键；我需要捏造出一条符合官方要求的生活轨迹——即使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以后一旦惹上麻烦时，则可出具书面形式的证明。我声称过去我居住在香港和美国。在北京，我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的地址，建立了一个虚构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伊恩在我的那些申请表格上签了名，盖了正式的印章。在警察局，我做了住宿登记，宣称自己是住在外交公寓里的；而我从未打算在那个外交公寓住上一晚。

在我的自传材料里，我创造了一个记者形象，他具有无比优秀的条件，并且天真得让人吃惊。他有两间大学的学历证明，曾经从事与教育、写作相关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他曾进行过对中国的考察研究，却对政治、宗教和人权问题没有一点儿兴趣。他对新疆和西藏一点儿也不感冒。他喜欢商业类的报道。他聪明至极，但还聪明到被改革开放冲昏了头脑、以为百无禁忌：

亲爱的新闻专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显著加强。随着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经济影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不能错过今日中国的种种故事。《波士顿环球报》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大规模的日报社之一，我们报社认为，增加中国的报道，对于其环球视野是极为重要的……

五月的时候，现今黑市的汇率掉到了8.6元人民币兑1美元。好些下午，波拉特都很清闲，我和他常常坐在维族餐馆外面的露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儿的啤酒不再存放在下水道里了，餐馆老板终于买了台冰箱。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后的又一“巨变”，不过我已经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了。在北京，让你怀旧伤感的事情，可能仅仅发生在一年之前。

这个城市平静地度过了北约轰炸事件的一周年。没有任何的抗议活动或者公开纪念活动；国外媒体上有一些报道，如此而已。夜晚渐渐暖和起来，我们俩在餐馆的露台上坐到夜深，看着商贩们来来往往。有些人也已经成为往事了：坐在黑色奥迪车里的钱商，往自己手臂上按烟头的维族商人，街上不再有他们的踪迹。

有一天，从北朝鲜大使馆出来了一伙男人，他们的车停在餐馆门前，是来吃午饭的。波拉特和其他几个维族朋友正在吃饭，他们都抬起头看着那些人。过了好一会儿，波拉特终于站了起来，走到旁边北朝鲜人的那张桌子去。“我喜欢那个徽章，”他指着其中一个的大衣翻领说：“我给你1美元，你把它给我吧。”那个徽章上是金日成的像。

那些北朝鲜人根本不理他。波拉特说：“两美元。”

北朝鲜人站起来，往餐馆外头走去，桌上的面还没有吃完。我们再也没在维族餐馆里碰见他们了。

那一年夏天，波拉特买到了新的身分文件。有一天，他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服装市场里转悠，碰到了一个中国人，那中国人说他是个“签证顾问”。他们攀谈起来，那人给了波拉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那间公司就在雅宝路附近，波拉特去了一趟。那人说只要8千8百美元，就会安排好一切，包括签证材料、签证申请和机票。波拉特又去了几趟，考察这个公司是否可靠，最后他同意了这笔买卖。

第一步，是要给波拉特捏造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那人研究了一下波拉特的护照，草草记下了他之前出国做生意的经历，然后比对着替他设计了个没有瑕疵的身分。那人决定，波拉特应该有一个中国大学的高等学位，并且与好些国际公司做生意，参与了高层次的贸易活动。重要的一点，波拉特要是个有钱人。

通过关系，那人给波拉特弄来了新的文件。有个政府盖章的文件证明了波拉特的高等学位，另一份文件让他成了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老板。一份银行帐单证明了波拉特有将近300万美金的财产。他还获得了一张新的中国公民身份证，证实他有4个孩子。波拉特要抚养这么多孩子，银行里又有巨额的存款，签证官会认为，他只是要出国出一趟差，肯定是要回来的。

波拉特一直到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以后，才把他的新身份告诉了我。他向我解释整个申请计划，并且强调，从法律角度而言，他的文件并不是假的。文件本身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只是里面包含的信息是假的。波拉特的新生活就如同这些文件一样真实。

美国这边的手续更为简单，不需要任何的政府表格或银行证明。那间文化交流公司在洛杉矶有一个联系人，他会弄来一个公司的信笺抬头——当然这个公司并不存在，准备好一封邀请信。那封信很短，语焉不详，是用“特别英语”写成的：

亲爱的波拉特先生：

我很诚意邀请你2000年10月出访美国，为期两周。

此次出访的目的是请你检查我们的产品，并与一些美国公司展开会谈。有些美国公司批发出售此类产品。不过，你需要亲自来查看货物，并谈妥交易价格。

波拉特去美国大使馆进行签证面谈的前一天，那个顾问仔细盘问了他5个小时，确保他能把自己的故事自圆其说。这个故事包括了波拉特那些曾经去其他国家做生意的经历，这些经历证实了波拉特的新身份。即使是那些亏本买卖——烂在尼泊尔境内的葡萄，哈萨卡斯坦那一大堆虫蛀的衣服，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精明商人成功的商业之旅。他在人生之路里踏出的一步步脚印，自然而然地带领其走向了今日的成功：一个腰缠万贯的男人，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一名即将出访洛杉矶两周的企业家。

波拉特去了大使馆做签证面谈。真正的面谈时间不到5分钟。签证官问波拉特的问题只有两个：你打算在美国呆多久？你的护照上说你是在新疆出生的，是这样吗？波拉特回答：两周。是的。签证官往他的护照上盖了个章，说道：“欢迎到美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