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和我聊天，他说了些自己的事情。15岁的时候，他考上了中国海军潜艇学院，他在那儿读了7年书。1976年，他告别了潜艇和海军，在外语出版社里找了个工作。他学过英语，最后他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注：北欧地名，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派发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加入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他没有说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事。

离开政界以后，王先生就来了多尔·奥利弗公司工作，负责把离心机和其他设备卖到中国来。像郭先生和许多我在中国见过的中老年知识分子，王先生说起他的职业生涯时，并不是把一个故事完完整整地娓娓道来。相反，他的话由一段段毫不相干的简介拼凑而成。他寥寥数语就说完了一段经历，语气中不无嘲弄的意味；就像这些经历属于另外一些人，而现在些人已经去世，时间渐渐抹去了他们留下的痕迹。

王先生谈到这些简介时，他最有兴趣的是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

“我大概会做到总理。”他说。“如果我继续留在政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需要用多长时间呢？”我问。

“那取决于你玩政治的手段如何。”

他用徐先生做例子告诉我，人卷入政治后会发生什么事。1990年代初，在黄龙企业取得巨大成功后，徐先生打算在大成开第二家工厂，他决定把工厂取名为“小黄龙”；这两家企业将成为中国玉米淀粉行业的核心。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忽然来了一场政治危机，徐先生从黄龙企业淘汰出局。他为他建立的工厂耗费了巨大的心血，最后却失去了对工厂的掌控权。

“所以他独自创办了大成工厂。”王先生告诉我说：“他这是为了报复。他用‘大成’代替了‘小黄龙’这个名字。”

我对与徐先生的会面越来越有兴趣了。我想知道，这个听起来头脑冷静、铁血心肠、精于计算的男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竟会为了报复对手而创立一家玉米淀粉厂。

“这就是政治。”王先生说下去：“你总会被你的副手们干掉。这就是政治。如果你想做主席，你就要把你的对手们通通干掉。如果你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你就会被人排挤掉。他们会把你干掉的。”

每次王先生说道“干”（原文：fuck）这个字眼时，维姆和吉斯都吓得跳了起来。王先生的英语说得棒极了，但他跟很多外国人一样，虽然精通这门语言，却没有意识到一段话里用三个“fuck”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反应就是荷兰人会跳起来。

他说着说着又要再用到fuck了，此时马可的电话打了过来。

“那个负责人来了吗？”

“还没。”我说。

“我刚才照相时，有个工厂里的人发彪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给那些脸上有尘土的工人照了照片，他就不高兴了。他冲着我大喊大叫，要我离开。我跟他解释了一会儿，最后他才让我留下来。”

“他是不是觉得你想展示工厂不好的一面？”

“可能吧，”马可说：“也可能是他觉得我是另一家工厂派来的间谍。”

我想要不要告诉马可大成和黄龙工厂的“血拼往事”，不过那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楚。我估计马可在那儿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告诉他，一旦徐先生到了，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想知道王先生在国家经济委员会里的角色是什么。不过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却摆了摆手，没有回答。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情。

“你早上采访那个工人，你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哪一家的机器比较好，他说了些什么？”

那一瞬间，我戒备起来，然后我回答道：“他说两家公司的机器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说不同之处是什么？”

我回答得很巧妙：“他告诉我，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

“不不不，不是这个，”王先生有些不耐烦了：“他说哪家公司的好一些？”

“他说都差不多。”

“不，他不是这么说的。”王先生回答道：“他告诉你，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更好用一些，不是吗？”

我想骗他，不过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王先生的圈套里了；那个工人也一样。

“是的。”我说：“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他也说差别不是很大。”

现在维姆和吉斯感兴趣了。王先生得意地看着我。

“你知道吗？”王先生说：“他是对的！”

没人说话。王先生呵呵笑了起来。

“我们的机器在设计上没有威斯伐尼亚的离心机好。”他说：“他们公司的机器更好用一些。”

那两个荷兰人看着地板。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王先生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我们还怎么去做生意？”

房间里死一般的沉默。我在脑海里重复了两遍他的问题，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是很久以来我听过的最有智慧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说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王先生说：“他们一定要说自己的产品怎样比对手的产品好，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说的话。但事实上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事情会变得好办很多——你专心做买卖就行了！”

现在我知道王先生为经济委员会做的工作是哪一类了。每次我遇到像他这样的人，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多中国人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那两个荷兰人看起来坐立不安的样子，直到王先生终于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我加工的淀粉和普通的、未经加工的淀粉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它们的差别很细微，我听得不太明白。这时维姆说话了。他想把这说个明白。“加工的淀粉基本上相当于原油这样的材料，”他说：“是一种碳水化合物。”

马可终于拍完那一堆玉米了。他走进办公室，和王先生讨论呆会儿给负责人徐先生照相的事情。他们的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不简单”的争论。

王先生想让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拍照。他指着一面墙，墙上挂着李鹏和周稽裘的书法，都镶在镜框里。这两人都来过大成工厂。李鹏是前任总理，89年事件时是他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我不知道周稽裘是谁，不过王先生笃定地告诉我，这是个很重要的官员。周稽裘的书法写的是“玉米生产产业的光明未来”。李鹏的书法写的是“中国长春玉米生产基地”。李鹏那差劲的毛笔字在整个中国都是出了名的。

王先生想让徐先生站在这些书法前照相。马可看到的是他的封面照片就此化为乌有。

“这儿的光线不好。”他说：“在工厂里拍比较好，我可以照一张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离心机前的照片。”

“你没法这么做！”王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他肯定不会同意！人家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你怎么能想把他拉哪去就到哪去呢！这是政治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

马可眼看着越来越沮丧的样子。“这样的话，我只能用一张普通工人的照片做封面了，”他说：“你觉得这样徐先生会满意吗？”

“我可不建议你这么做。”王先生正色道：“人家是个高级官员，你不能用一张级别比他低的人的照片，一个普通工人的照片就更是犯了大忌。你要把最高级别的人物放在封面上！”

他们俩继续争论了一会儿。两人相持不下，各有自己的道理：马可在意的是光线的问题，王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的问题。看起来光线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相容的了，这时徐先生走了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王先生说话了，就像刚才的争论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他直接就问徐先生是否能和我们一起到工厂里面去，摄影师想让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的离心机旁照张像。徐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一行人就走到外面去。外面很冷，空的塑料袋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远远地，可以看见马可所说的那一大堆玉米。确实很巨型。我们走到了机器房里。

马可小心地调试镜头，避免照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徐先生勉强有5英尺高，他穿了一件灰色条纹的西装。照相时他露出了骄傲的笑容。他今年57岁。

然后我们重新回到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两个主要的头衔：长春市人民政府的市委副书记，长春玉米产业开发区区长。这个开发区是效仿深圳特区建立的。

我问徐先生，从1980年代他创立“黄龙”开始到今天，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原来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方面的问题。”他说：“以前，我要一个个政府部门跑，而且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在这个审批权已经下放了。我只要去长春市政府就行——而且基本上我可以自己来审批，因为我现在是长春市的市委副书记。只要我在那些申请审批的材料上签字，其它部门就都会批准的。”

说完以后，徐先生咧开嘴笑了。我把他说的话记了下来。

他又向我详细解释了一番，如今他要批准那些商业项目可容易多了；这为他的企业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如今他期待的是大成的玉米淀粉产量能翻到四倍，而现在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50万吨。由于玉米价格的下降，大成的获利更高；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玉米价格还会往下掉。徐先生说到前景时，脸上浮现出了笑容。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还想设立一些加工厂，生产浓缩淀粉，”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新的产业，可以为农民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玉米价格下降后有些农民的日子不太好过。”

写那篇宣传稿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稿子有1000字，我在里面放了尽可能多的数据。在文章里，我没有提到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时会出现故障，没有提到黄龙和大成两家企业之间的恩怨情仇，更没有提到徐先生在政府里的位置怎样帮助他的工厂扩张。在满洲，我学到了一点关于“宣传”的重要真相：关键信息不是你写在文章里的那些，而是你没有写下来的。

几周之后，有个杂志的女编辑告诉马可，他们没有用徐先生的照片作为封面。他们准备用郭先生的照片——郭先生就是那个曾经用了6年时间研究香烟滤纸的专家。编辑们觉得封面照片非郭先生莫属，因为他在照片里的笑容是如此灿烂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