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和谁一起走？”朱云峰说。
“我不想和任何人一起走！”
他们后来就回了工厂。几个月以后，朱云峰告诉艾米莉，就是那天在公园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俩有可能会成。他看出来了，艾米莉的心思当时摇摆不定。
那家工厂雇了50个人。台湾籍的老板公开告诉工人们，他来到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这儿的劳动力更便宜。工人们都不太喜欢他们的老板。有些工人1小时的工钱不到1块人民币，相当于12美分左右；这意味着他们为了要拿到足够过活的薪水，就得超时工作。工人们每次说起他们的老板，就像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说起他们的台湾老板一样，都会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小气、好色。不过这家首饰厂的老板心眼没坏到哪里去，这家工厂的条件比很多“关外”工厂要好一些。这儿的工人们星期天可以放假，平时下班以后也可以出去，但要在晚上指定的时间前回到工人宿舍。这时间通常是11点或12点，取决于老板当天的心情。
工人宿舍在一栋六层楼的楼房，老板把最上面两层都做宿舍用。宿舍里每个房间住着4到10个工人。这是家“三合一”的工厂——产品、仓库、人住的宿舍，都在同一栋楼里。工厂的这种布局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工人们都知道；他们也知道这栋楼底层里贮存的一些原材料属于极易燃的物品。还不止这些；曾经有个电工来为这栋楼做检查，他告诉艾米莉和其他的秘书，这栋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艾米莉就自己画了张从大楼里逃生的路线图。如果晚上发生火灾的话，她打算先跑到6楼宿舍的平台，然后跳到隔壁大楼的楼顶上。这就是她打好的主意；她不会去对别人说什么“这是违法的事情”，因为根本没人要听。在“关外”，这样的“三合一”工厂比比皆是，工人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出来的。
10月里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朱云峰和艾米莉一起过马路时，拉住了她的手。那一刻艾米莉的心脏差点掉了出来。朱云峰紧紧地拉着她。
“我太紧张了。”当他们走到马路对面时，艾米莉说：“我不想这样。”
“怎么了？”朱云峰问：“你以前从来没和人拖过手吗？”
“拖过。”艾米莉说：“但我还是很紧张。”
“以后我们都会这样。”朱云峰说：“你应该很快就习惯了。”
后来，当艾米莉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一边说一边止不住地笑。她做了个中国女人常常会做的动作——用手遮住她的嘴，就像是回忆里的快乐满得都溢了出来。
每隔6个月，我都要坐上火车南下，往深圳去。在中国，正式的外媒记者护照需要一堆的文件：你要由一家刊物做担保，向政府申请常驻新闻机构证和记者证。我现在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每年都要去两趟香港，用50美元向那儿的旅行机构买一张6个月内多次通行的商务执照，也没人会问我什么问题。这成了我固定的迁徙路线：每当夏秋之交，或是冬尽春至，就到了我再一次南下的时候。
1999年4月，我这么来回折腾，办下了我的第1张中国签证。在火车上的旅程是愉悦的；由北往南，我喜欢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平原逐渐过渡到一片繁茂的青绿。我在香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把我所需要的签证办下来了；然后当天我就过关返回深圳。我在深圳搭上一辆去龙华的巴士，艾米莉的工厂就在那儿。她告诉我说当地只有一家外国的餐馆——麦当劳，她就在那儿等我。她向工厂请了一天假。
我们已经有两年不见了；不过她看起来没怎么变。她穿着一条式样简单的绸裙子，是蓝色的，头发扎在脑后。她对着我笑，跟我握手——她知道这是美国朋友的会面方式。我们主要是说中文。她告诉我说，如果用母语说话，她感觉会自在很多。她学生时代的那种腼腆样子已经荡然无存了；她现在成了我的向导，飞快地拽着我穿街走巷，来到另一个巴士站前，搭上一辆前往深圳特区关内的车。在关口，穿着制服的守卫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的护照，她的边检证。然后我们坐的巴士就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直把我们带到这座城市的心脏。
一年之前，当我还在和平队的时候，亚当·迈耶（译者注：与何伟同在涪陵教书的美国人）去深圳探访了艾米莉。他告诉我说，那趟南方之旅最精彩的内容是去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那家博物馆就在附近的海边。要到博物馆去，就必须先叫辆摩托车；要叫辆摩托车，你就必须和一帮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那些人说话恶毒，而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国人就相当于马路上掉下来一袋新鲜的肉。亚当和摩托车司机激烈讨论了有半个小时，为他在之后的博物馆之旅做好了热身准备——博物馆里面充满了“活生生的历史”。里面有一处展览是讲洋鬼子怎么用武力从中国夺走香港的，有张图片上是一艘外国来的战船，上面站满了白花花一排的洋鬼子。不知怎的，亚当也卷进了这“活生生的历史”中，好些中国的游客看见他时都吓了一大跳，好像图片里的洋鬼子从战船上跳下来一个，直接站在他们面前。艾米莉以前总是很欣赏她的外国老师，觉得我们俩很有幽默感；通常我们跟她开玩笑，她也觉得很有趣。然而，那次亚当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让这个可怜的女孩再也受不了了。
在去深圳的巴士上，艾米莉问我，我最想去什么地方。
“我想去鸦片战争博物馆。”我说。
“我不要回那儿去。”她说。
“迈耶老师可喜欢那儿啦。”我说：“他叫我一定要去。我们可以叫个摩托车过去。”
然而艾米莉可比以前强硬多了。很快，她就把我们的行程选择限定在三个主题公园之中：第一是深圳野生动物园，广告宣传说是“与游客互动的野生动物”；第二是中国民俗文化村，在那儿可以看到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会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还有就是锦绣中华，那里面有中国各个著名景点的微缩景观。我最终把选择权交给了艾米莉。我可提醒了她，不管她怎么选，我们注定要体验的，只是一些最为糟糕的中式雅皮士娱乐。
她选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如果从“允许游客喂食动物”这一点来说，广告宣传里所用到的“互动”一词可谓千真万确。游客们喂动物吃很多不同的东西，有红萝卜、坚果、芹菜等；当他们喂光了这些食物，就拿食物的包装袋拿给动物们吃。公园里到处都是小贩，叫卖着一块钱一袋的喂食。这些人铁定是按照售出喂食的数量拿佣金的，他们和那群载人去鸦片战争博物馆的摩托车司机一样，使开浑身解数叫你买东西。“一块钱！”小贩们叫着。“来喂鹿吧，只要一块钱。”“来喂鹿吧，一块钱！”那些鹿就像这儿的其他动物一样，眼神呆滞，身体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在猴子山那儿，小贩们开始威胁我们。有个男的对我们说，如果你不喂那些猴子，它们就会攻击你。如果没有一袋一块钱的红萝卜，猴子山可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喂猴子吧。只要一块钱。你一定要喂猴子。
艾米莉就要掏钱买一袋红萝卜了，我阻止了她。“如果我们不喂那些猴子会怎样？你不想看看吗？”我说。她抬了抬头，笑了。果然如那个男人所说的，有只猴子想要抢走艾米莉的钱包，而我不得不紧紧抓住我的棒球帽。我们离开猴子山时，那个男人朝我们做了一个得意的表情。
当我们来到鳄鱼池时，那儿只剩下一只鸭子了。它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两眼直视前方，好像在避免和鳄鱼对视，就像我在机场过海关时所表现的一样。倒数第二只鸭子刚被投到鳄鱼池里，那些鳄鱼还在争相撕扯着。每只鸭子要25块人民币。我把钱包拿了出来。
“我不想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艾米莉说。
“你不用这样做，”我说：“管理员会替你把它扔到池子里的。他也不是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他只是把鸭子扔到池塘里。”
“我不喜欢鳄鱼。”她说：“我不想喂它们。也没见你喂别的动物。”
“鳄鱼可是友好的动物。”我说。“看，那一只在笑呢。”
池子里，有只鳄鱼抢到了倒数第二只鸭子的一块肉，现在它正张着嘴，往外吐着水，水里是有些鸭子毛。
“它们的嘴天生长成那样的。”艾米莉说。
我很耐心地和她讲道理。我说，把鸭子关在笼里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特别是在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园里。这只是野生动物生存的方式：它们在危险重重的环境中，有些存活，有些死去。即使那只鸭子没有活下来，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亲自动手、也非主宰鸭子命运的真正元凶。我们没有碰过那只鸭子一根毫毛；我们只是把25块钱交给了一个男人。三块美金，就可以买到一只鸭子的自由，这可划算得很。
艾米莉说，鸭子的翅膀是被剪过的。“那个嘛，”我说：“它还可以游到对岸去，然后远走高飞。鸭子认真走起路来，走得可快了。而且谁知道呢，或者他们没把鸭子的翅膀剪对；或者鸭子会给我们一个惊喜，一下子飞起来，飞到隔壁的鞋厂，然后开始它的自由生活。我们总得试一试，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为了要说服艾米莉，我的理由越来越来偏激了。我告诉她，鳄鱼是一种稀有动物，现在都快要濒临灭绝了，如果不喂这些鳄鱼，它们就要死掉。艾米莉反驳我说，这些鳄鱼看起来最近都不会挨饿的。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艾米莉说的话，但很明显她是对的。眼前的鳄鱼们看起来像快要膨胀得爆炸了。倒数第二只鸭子也只是被撕成了碎片，并没有被吃掉；它的一块块肉在岸边漂浮着。
最后，我的辩驳不得不上升到道德层面，这道德感又简直不堪一击：如果我们不把鸭子扔到鳄鱼池，其他人也会这么干。我们不比别人道德感强，也不比别人道德感弱，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是人，欣赏一池鳄鱼和一只修剪过翅膀的鸭子恶斗，正是人的本性。不管怎么说，这只鸭子有什么特别的呢？凭什么要区别对待它和它的同伴？……我一直喋喋不休，然而像在鸦片战争博物馆的表态上一样，艾米莉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我们还是让那只鸭子留在了笼子里。
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之旅以“百兽盛会”结束；这场游行每天都在园内的舞台上演。
表演延续了“互动”这一主题，动物和人一起登台。一个身着天鹅服的年轻女人，领着一队边走边拉屎的天鹅，摇摇摆摆地走过舞台上那条肮脏的小路。随后出场的是一群穿得像鹦鹉一样的女人，肩膀上站着真正的鹦鹉。然后是男人们骑着大象和鸵鸟来了。有只鸵鸟把他身上的骑手甩了下来，这只狂怒的鸵鸟追赶着骑手，那男人拼命地往前跑，围观的人们全都欢呼起来。
表演在熊的游行中达到了高潮。有些熊穿着戏服，有些熊骑在单车上，有些熊用后腿支撑着身体，像喝醉了一样摇晃着走路。最早出现的来做客的熊，它们推着小车，小车上堆满了巨大的结婚礼物，那些礼物是用木头做的，还漆上了颜色，包括一个冰箱，一台电视，一大支长城葡萄酒。那一对幸福的新人最后出场。一只熊穿着西装，另一只穿着裙子；它们和一个驯兽师一起，站在最高的站台上。它们进行了个简短的仪式，两只熊用后腿站起来，鞠了几个躬，然后驯兽师就把它们推进展台上的新房里。那个驯兽师拿着一条鞭子。这婚礼看起来是胁迫的。那新房的红色大门上贴了金色的“喜喜”字，意思是“双倍的幸福”。我看了一下，在场的观众几乎全是来自中国上等阶层的年轻人。有人告诉我说，晚上这儿有灰狗的竞跑看。
在离开这个城市之前，我们在邓小平的布告牌前停留了一会儿。野生动物园让我目瞪口呆，脑海里还是一片混沌，参观布告牌则像是在净化头脑——这是我们关内之旅的忏悔仪式。这是个灰蒙蒙的下午，我在那儿给艾米莉照了张相。像传统中国人一样，照相时她没有笑，摆出了一副严肃的样子，背景是那个伟大领导人的肖像。
我们的回程显得很漫长。我们坐的巴士在市区的摩天大楼中穿梭：蓝绿色玻璃闪着光的证券交易所，双塔的地王大厦。车往北走，我们经过了一些崭新的住宅区；几英里后，房屋逐渐稀少。车行的路穿过了空空如也的绿色山丘，来到了深圳的边界：那是一条长长的、低低的线，由铁链连接而成。在关口的检查站旁边，竖了个广告牌：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中国第一个72洞的高尔夫会。
车出了关，路旁都是一堆堆还未完工的水泥建筑，还有打地基时形成的巨大的基桩孔，旁边的泥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我们经过了一家安全级别较低的监狱，它的牌子上写着：第二劳改所。我们坐的巴士继续往北走，工厂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眼前：一栋栋围着栅栏的宿舍，一个个烟囱往外喷着一团团浓烟。这样的城市景观表明这个城市还未到发展成熟的年龄，也是中国新兴城市的特色。新辟的人行道上已经长满了一堆堆杂草；还未完工的住宅区粗制滥造，那些房子的墙壁已经污迹斑斑，并出现了一道道裂缝。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未完工的，质量又那么差强人意，以至才刚建的看起来却那么破旧。
道路两旁的广告牌上都是工厂的产品，这些广告的目标客户几乎都是采购大量批发零部件的批发商，产品包括有交流发电机，空气压缩机和热泵。这些都不是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即使对于一家很好的广告公司来说，宣传这些产品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而这些广告牌的设计如同这儿的一切，都是匆忙完成的；通常这些广告上都只有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个令人费解的东西：一个机械零件，或是一个刀刃状的部件，印在一片洒满阳光的草地上。在那牧歌式的扣链齿轮下，印着公司的名字，通常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英文：专业制造液压机械（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Various Hydraulic Machinery），友好金属工作润滑剂（Friendly Metal Lubricants），好运纸品（Good Luck Paper Products）。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户外的饭店吃饭，那家饭店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附近。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夜晚通常是一天里最令人愉悦的时候；而关外尤其是如此，夜幕终于让这儿的一切具有了亲切感。白天，一片片的工厂区看起来如此单调、缺乏人性，上班时间一到，一条条街道上连个人影都不见，就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然而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下了班，从工厂的围墙内忽然涌出了一群群的年轻人。他们成群结队，看起来很开心，就像是听到最后一声下课铃响的学生。我在饭店里坐着，看着那些年轻人从人行道上走过，他们说着闹着，互相调笑。除了工作以外，他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别的职责——没有家庭，没有传统风俗。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自由的。
吃饭的时候，艾米莉告诉了我他们工厂老板的一些奇闻轶事，逗我开心。她老伴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是美籍华人，最近为了谈生意从三藩市飞到深圳来，他去了艾米莉的办公室，用传真给他老婆发了封充满爱意的信，然后马上到外面找了个小姐。艾米莉的老板常常对他工厂里的年轻女人暗送秋波，他的朋友大多和他表现如出一辙。旁边的一家工厂老板也是台湾人，为周旋在他那两个四川二奶之间，他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最后连工厂都倒闭了。
艾米莉边说边笑，我在想，对于那些一个宿舍里住了10个人的年轻女人来说，这种故事该有多么流行。来深圳之前，艾米莉从未想过有人会这样做。她告诉我说，她最震惊的事情，是听到了她那个涪陵邻居的最新信息；在她的家乡，那个年轻女人的故事被到处传颂，她是四川人在深圳获得成功的典范。艾米莉的姐姐得知，实际上那个女人当了一个香港老板的“二奶”。
艾米莉对到深圳来的生意人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那些台湾人。她的男朋友朱云峰最近辞掉了首饰厂的工作，到了一家新的工厂，那儿的台湾老板对工人们很好。然而艾米莉认为，像这样的老板只是个例外，绝大多数的老板都是剥削成性的色鬼。艾米莉说，一年前她老板在台湾的公司倒闭了，然后不无嘲弄地说：“那些人全都是在其他地方生意失败的。”
当我问到政治气候的问题，艾米莉说深圳的政治约束要比她的家乡少得多。但她也指出，这儿的劳工情况可能造成了同样效果的限制。“老板们取代了政府，控制着一切。”她说：“可能这都是一回事儿。”
艾米莉说到邻近城市一个台湾老板的手袋厂时，表情特别激动。像关外大部分的工厂一样，这家手袋厂的工人一周工作6天，但更过分的是，老板规定平时工厂大门要上锁。除了周日以外，工人无法离开工厂。
“那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说。
“很多工厂都那么做。”她说：“他们那些人和政府关系很好。”
艾米莉有个朋友在那家手袋厂工作，那儿的台湾老板命令每个员工在生产线上工作至午夜，每当发现有员工表现出疲惫的样子，老板就冲他大声叫骂。有个工人抱怨过，老板就开除了他；那个工人要求领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老板找人来把他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激怒了艾米莉，她决定必须要有所行动。我问她是不是去找了警察，或者去找其他的政府机构，还是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
“都不是。”她说：“我给这个老板寄了封信，里面写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我还画了一副骨骼在里面。”
我不懂“骨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艾米莉就把那两个字写在手掌上给我看——中国人要说清楚一个词时，常常这么做。但我还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最后她把她的碗筷推到一边，在桌子上画了个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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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骷髅？”
“是的。”她说：“我画了一副骷髅。不过我没写我的名字。我的落款是：‘一个深怀不满的员工’。”
她咯咯地笑起来，用手捂住了嘴。服务员过来清理了我们的桌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从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的写作课上没有包括“死亡威胁”这一项。最后，我问道：“那封信起作用了吗？”
“我想它有一些帮助。”她说：“那家工厂的工人说，老伴收到信后非常恐慌。之后他对工人好一些了。”
“你为什么不向警察投诉呢？”
“没有用的。”她说：“那些老板全都有关系。在深圳这个地方，每样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
吃完饭后，艾米莉问我：“你想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吗？”
我们走上了一条小路，那条路通往市中心。路下面是条小溪，在黑夜里缓缓地流淌着。这条路两旁没有路灯，但路边站了好几十个男人。他们手里拿的烟发出橘红色的光，像暗夜里的萤火虫。我问艾米莉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找妓女呢。”她低声在我耳边说。不一会儿，有个女人走过来了，她走得很慢，边走边东张西望；有个男人迎了上去，和她说话。两人谈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走开了，重新站回到黑暗的角落，那个女人继续往前走。艾米莉说：“你想不想看看，如果我把你单独留在这儿，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不想。”我说：“我们走吧。”
那一晚我住在朱云峰的公寓里，那公寓就只有一个房间。他现在的工作允许工人独自租房子住，这也是朱云峰离开那家首饰厂的其中一个原因。他赚的钱比艾米莉多，但他很节省，那公寓也是很简陋的。附近的房子贴满了写着黑体字的传单，那是私人性病诊所的广告。他住的那栋楼里楼道的墙上也贴着那样的传单，我们跟着那些传单一路走到4楼，就到了朱云峰的公寓。墙是还没上完漆的，天花板剥落，水管还没造好。热水器还未安装好。像关外无数的东西一样，这栋楼还未完工，看起来却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太多东西等着要兴建，承包商们在一个地方搭好了基本的架子，就马上转战到另一个地方去。我发现，这地方只有一种东西是真正完工的，那就是工厂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一做完就马上要出口到国外。
朱云峰的公寓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两张铺着藤席的木床。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他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热水瓶和一堆书。他如今的工作是为工厂做模具，那家工厂生产一些销往国外的家用工具。
夜里，艾米莉走了以后，朱云峰和我聊了一下他的新工作。他说希望自己像他的女朋友一样，有学过英语。我看得出来，他对艾米莉很是钦佩，我也知道，他身上有种东西，让艾米莉觉得很有安全感。有一次，艾米莉很直接地告诉我说，朱云峰长得不帅。她说的是实话：朱云峰的脸上有许多痤疮留下的疤痕。但他的朴素、直白吸引了艾米莉。关于男人，艾米莉有一套“帅哥不可靠”的理论。
我的第2次中国签证之旅安排在十月份，十月是那一年很重要的一个月：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按照传统，每逢重大的周年庆典，中国就要在首都举行阅兵式，由国家主席现场检阅：15周年庆典是毛泽东，35周年庆典是邓小平。40周年的时候没有举行这样的游行庆典，1989的北京市民那时候看了太多军人了。不过，如今风平浪静的十年已经过去，轮到江泽民来检阅他的部队了。
首都为此整个夏天都在紧张筹备。天安门广场被栅栏围了起来，要重新粉刷，长安街上的好些建筑也重新装修了门面。8月16日的夜晚10点30分，我上司伊恩和我吃过晚饭，乘坐出租车回记者站，途经长安街时，忽然整条街道上都响起“圣母颂”的甜美乐音。交通全慢了下来：汽车司机摇下了窗户，骑自行车的人停在了路边。每个人看上去都一脸迷惑的样子。第二首歌响起了，是“圣诞歌：火上烘烤的栗子”；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是有人在测试阅兵式使用的新的扬声系统。
第二天下午，忽然出现在街头的，是一辆接一辆的坦克、运送部队的装甲车、还有自动推进的导弹发射器，它们经过长安街，往西面的天安门广场开去。事先没有任何形式的警示。那一天，北京的晨报上发布了不起眼的声明，告知市民市中心有些地区将进行交通封锁，时间是下午4点30分至凌晨2点，但报纸上并没有提到这些部队的武器设备。当时我正在记者站剪报纸，当我听到外面巨大的轰鸣声时，我马上跑了出去。沿路站着一列的军人，把目瞪口呆围观的群众挡在身后。父母们让孩子坐到肩膀上，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
第三天晚上，我在雅宝路和波拉特一起吃晚饭。他咧开嘴笑了：“北京上次出现坦克可是好些年前了。”我问他，他会如何庆祝这个周年庆典，他说那个星期他会尽量不出门。他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警察正在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因为当局担心一些分离主义者会安放炸弹，或者在庆典上捣乱。
在北京，为了缓解污染的情况，当局下令工厂暂时关闭，还在典礼前安排飞机投放了一些播云催化剂。9月的最后一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十月一日的黎明到来时，天空一片明亮的蔚蓝，当天的阅兵式进行得异常顺利。江泽民穿一件中山装，钮扣扣到脖子低下，检阅部队时他喊道：“同志们辛苦了！”没什么新鲜事——“皇上”的服装和从前一样，那句呆板的口号以前的诸位领导人也喊过。阅兵式上播的曲子是国歌，取代了我们那天听到的“圣母颂”。我对着电视看了一个小时的阅兵式，感到很无聊，就出门去雅宝路吃饭了。波拉特遵守诺言，到处都看不到他的踪影。除了我以外，那家维族餐馆一个客人也没有。
当局宣布，为欢度国庆，所有公民放假一周。在浙江省，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由于积蓄不多，并没有出外旅游，他们俩在玉庆度过了平静的一周。在建国50周年当天，他们去了威利的四个学生家里做客。对于外来的老师来说，这是在当地建立人脉关系的好方法。有一个学生家里是开皮鞋厂的，那学生的父亲给了威利一双新的皮鞋。后来威利给我写信，信里半开玩笑地说：“有趣的是，这还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家里受贿。”
在更远的南部，深圳关外，艾米莉所在的工厂只放一天假。深圳关内的大部分公司都给了员工一周的假期；而在围墙之外的工厂生产计划更为繁重。艾米莉工厂的员工认为，他们的老板对国庆假期如此吝啬，是因为他是个仇恨共产党的台湾人。
那一周周末，我的签证就到期了。我坐上南下深圳的火车，过关去了香港，买了我那张新的签证。
这是我和艾米莉在深圳关内的第二趟旅程。艾米莉选择的景点是地王大厦。我们的行程依旧：麦当劳里碰头，去关口的巴士，深圳边境上的检查。路两旁一直是低低的绿色山丘，还有一片片的住宅区，忽然市中心就出现在眼前，像一片海市蜃楼：栋栋高楼耸立，钢和玻璃的材质闪着耀眼的光，最高那一栋俨然在其中伸出了头，那就是地王大厦。
我们买了去地王大厦顶楼的票。玻璃做成的观光电梯带着我们飞速上升，来到了第69层。向外俯瞰，那一大片经济特区跃入眼帘。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你站得越高，那种挨挤的状况就越能令你印象深刻；最后你发现自己脚下是一大片乱糟糟的钢筋水泥的海洋：那么多的楼房，那么多年的忙乱发展。然而站在深圳的半空中，看到的景象却截然不同。道路是宽阔笔直的，市中心随处可见一片片的绿地。往西面看去，附近郊区那些涨水的鱼池反射着光芒，像一面面镜子。这座城是经过规划的；它不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互相堆积的成果。
那座摩天大楼里有一个展览，内容是颂扬深圳和香港的历史。深圳的展区不大，门前挂着条标语：“一夜之城”。
香港的展区里有一人高的邓小平像和撒切尔夫人像，这两位领导人对殖民地回归的条款进行了谈判。展览到1997年的政权交接结束。那儿有一张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的照片，共产党当局非常鄙视他，因为他在英国统治香港的最后几年尝试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地王大厦的展览压根儿没有提到那些改革的措施，甚至连彭定康的名字都没有提。彭定康的照片下只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说明：“殖民统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