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称黑白谬误，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这二者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相互并存？
非此即彼经常与敌我对立两分论结合在一起，例如，有的后殖民理论持“非中即西”的观点。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按中西划分的，有许多非中非西的国家，“两方”中的各一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又如，“坚决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好像民主一沾上西方，有道理也变成了没道理，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不可能对人民有保护作用。
连一些学者的所谓的“中西比较”也都落入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陈套，例如，一位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一文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
6滑坡推论
常常用于预言灾难性的未来——“如果……那就……”。例如2011年10月，《南风窗》采访《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的作者，这位作者断言，中国不能接受普世价值，因为“实行普世价值的后果就是分裂”，“有人作过研究，17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搞普世价值成功了的”。且不论这178个是哪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世价值指的是哪些价值，不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单就预言中国会“分裂成七块八块”而言，就可能有这样的滑坡推理。称之为“滑坡”，是因为每一步都还没站稳，就急着走下一步，一路滑向结论，打滑的每一步都包含某些缺乏解答的疑问：
<blockquote>1. 不接受普世价值（疑问：指哪些价值？中国人的所有价值都与普世价值无关吗？）</blockquote><blockquote>2. “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疑问：中国人不喜欢普世价值中的任何一种价值吗？普世价值是捆绑成一堆的，还是可以分别并加以选择的？）</blockquote><blockquote>3. “所以普世价值必然对中国造成破坏”（疑问：为什么一定不利于或会伤害到中国？具体会造成怎样的政治、社会、文化伤害？）</blockquote><blockquote>4. “伤害必然造成分裂”（疑问：什么是分裂？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甚至不同政治见解就是分裂吗？）</blockquote><blockquote>7乞求问题
</blockquote>
乞求问题就是论证的前提里偷藏了一个不可靠的结论，把一个本来有问题的看法当作确实的结论，这也是一种循环论证。如：“西方民主绝不能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又如，
前提： 放松对社会中自由言论的管制，就会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已经把自由言论与污泥浊水悄悄联系在了一起。）
理由： 不应该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
结论： 所以，必须对社会中自由言论进行管制。
8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种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9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又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0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上说神存在。由于《圣经》是神的话语，故《圣经》必然正确无误。所以神是存在的。”有一个循环论证的笑话，一个瘦子问胖子：“你为什么长得胖？”胖子回答：“因为我吃得多。”瘦子又问胖子：“你为什么吃得多？”胖子回答：“因为我长得胖。”对“为什么要走某国道路”的问题，也有类似的回答。“为什么不能学习别国的长处？”“因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因为我们是我们，与别人不一样”。
11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作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秦始皇能统一中国，必定是他那个时代最正确的君王。在修辞学中，“雪是白的”不能换位为“白的是雪”，“人能坐”不能换位为“能坐的是人”。但是，在政治宣传语言中，却照样有人说，甲曾经是领导，所以领导非甲不可。
12 常见就是必然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警察”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13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说是“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的有些权利却并没有总能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除了与听众情绪、说话者形象、话语逻辑这三个方面有关的谬误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谬误，下面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1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让对手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又如，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曾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两头不讨好”还可以利用圈套式的问题，例如，看到一个人在喝酒，就责问他：“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酗酒？”喝酒并不就是酗酒，不管他怎么回答你，他都已经背上了酗酒的恶名。
2更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原画作者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已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作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
3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胆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连接起来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历史”先进性，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
有媒体在2009年3月12日报道，某名人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此名人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接选出来的，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加州的共和党州长施瓦辛格就与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施瓦辛格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4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反而增加了优点。
5利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某类出版物所起的主要宣传作用。它们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用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有关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的反面教材。
6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有官员却为之辩护道：“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这位领导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这位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街道，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农村人进城，是否可以用“文化差异”来解决找厕所难的问题呢？
文化绝对相对论是说给国人听的“理”，在国外只会被当作笑话一样的无理取闹、强词夺理。例如，网上有三幅关于中国人在国外公德的广告，题材十分新颖，分别是三张不同的海报，海报的主题均是外国的中文告示。第一则广告的背景图案是一个港湾，中央的旗杆飘着美国国旗，确切的地点是美国珍珠港，而广告的主标题是“垃圾桶在此”，副标题是“在美国珍珠港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第二则广告的背景图是一座宏伟的教堂，它的名字是巴黎圣母院，广告的标题为“请保持安静”，副标题是“在巴黎圣母院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最后一则广告的背景图是一群庙宇式建筑物，标题是“请便后冲水”，副标题是“在泰国皇宫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
7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blockquote>“雄辩症”和“厚皮逻辑”</blockquote>
王蒙先生有一篇小小说，叫《雄辩症》，说的是一个患上“厚皮逻辑症”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对他外科手术后无效，改用内科治疗，给他配了《逻辑学》的药，不料服用后出现新的症状。病人又去看医生，于是有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医生说：“请坐！”
此公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无可奈何，知道此公曾有过的事情，于是倒了一杯水给他，说：“请喝水吧。”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此公说：“谁说你放了毒药？难道我诬陷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更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此公说：“纯粹是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吗？即使是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的天气不错，比如北极就在刮寒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说：“我说的今天天气不错，一般是指本地，不是全球嘛。大家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嘛！”
此公说：“大家都理解的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大家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王蒙先生描述的大概是“文革”中那种熟练运用“辩证法”的“厚皮逻辑”，这是一种很难治愈的恶疾，病根不在于缺乏逻辑，而在于滥用逻辑，当然是那一套可以让人无休无止“雄辩”下去，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诡辩逻辑。
虽说是“厚皮逻辑”，但其实“厚皮”的不是逻辑（逻辑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而是无羞耻地运用谬误逻辑的人。精神心理病研究者们把“厚脸”解释为一种与羞耻防卫有关的“自恋个性失调”。盖巴德（Glen Gabbard）在《两种自恋个性失调症》（“Two Subtype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中把这类失调归为两种，一种是“厚皮”，也就是以傲慢、嚣张、泼皮、强词夺理来进行自我护卫（自恋）；另一种是“脸薄”，也就是特别敏感、害羞、害怕与别人起冲突，因此以躲避和隐藏来进行自我保护。厚皮和脸薄的人格心理失调都会妨碍一个人与他人的正常交往，也都不能胜任人际正常交往所需要的理性清明的公共说理。这两种人格失调的人都会把被别人说服或者承认别人比自已说得在理看成是“丢脸”、“失败”或“屈服”。运用厚皮逻辑的雄辩者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无理取闹，而是因为有不适当的自我防卫心理需要，所以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他们想象中的丢脸或失败。
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必和而解”。这种情况在“文革”口诛笔伐式的大批判、大辩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是“雄辩症”和“厚皮逻辑”的病根所在。
受敌我意识主导的“雄辩证”和“厚皮逻辑”似乎并没有随着“文革”的过去而消失，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继续蔓延，官方和民间话语中都不鲜见。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发表北京空气质量低劣的报告，对此有发言人表示：“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在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空气质量不好。”这个雄辩的论证从一个“众所周知”的前提出发，用逻辑推理代替现实，得出近于无赖和泼皮的厚皮结论。这种泼皮式争辩在一些网民中也很常见。例如，“‘文革’武斗杀了太多人？怎么你没死啊？怎不说你们美国干爹杀了多少印第安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你家里死了几口人？你爹妈又怎样生下你的？”这样的“雄辩”在网络上“五毛”与“美狗”之间的对决和对骂中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恶疾。
李承鹏在《圣奴隶》一文中举了不少网上流行的“比烂逻辑”和“变换话题逻辑”的例子，都可以说是“厚皮逻辑”的亚种。比烂逻辑如，“我说中国空气污染，你就说怎么不说伦敦曾经也污染。我批评国产毒牛奶，你就说大爷的怎不去批评日本曾经也有毒牛奶。我批评中国官员贪污腐败，你马上链接出美国某某市长也贪污过几万元。前两天我对禽流感表示了一下担忧，你也在问候过我全家后，举例英国疯牛病、法国禽流感还有土耳其口蹄疫”。变换话题逻辑如，“我说油费太高，你说瑞典更高。我说瑞典公路不收费，你说日本收费。我说日本工资高，你说俄罗斯也不高。我说俄罗斯全民医保，你说印度没医保。我说印度没强拆，你说伊拉克还挨炸。我说伊拉克有自由，你说朝鲜更惨。我说朝鲜有廉租房，你说阿富汗还住山洞。我说阿富汗人有选票，你说你再说我碾死你！”这些例子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是人们如今已经在网络上见怪不怪的“雄辩症”现象。
“雄辩症”（包括它的厚皮逻辑）为什么是一种公共话语的恶疾呢？它的危害又在哪里呢？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谈到了这些问题和与儿童说理教育的关系。
首先，雄辩症混淆了说理和辩论的目的。它错误地认为雄辩不是为了明理，而只是为了在口角中争胜。洛克说：真正的说理用途和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事物的正确观念，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区分出真与假，是与非，并依此行动。那么，切不可让您的儿子在争辩的技术和形式中长大……不可让他羡慕别人争辩。除非您真不想他成为一个能干的人，而是成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口角者，在与人争辩中固执己见，以驳倒他人为荣，更有甚者，就是怀疑一切，认为在争辩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类的东西，找到的只能是胜利”。
其次，雄辩症使人思想阻滞，变得看不到也不愿服从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论据，“不管别人已经给出了多么完善和令人满意的答复，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语言,他便继续与人争辩，一方面挑起口角，另一方面一定要争出个高下来”。争论的一方患有雄辩症就已经非常糟糕，要是双方都患有此症，争论便成为一场必须战斗到底、消灭对方的口舌肉搏战，“反方从来不同意正方的答复，正方亦从来不屈服于任何的证词。即便是合乎真理和知识的事情，辩论的双方亦不会屈服，否则的话他会被人说成是可怜的战败者，蒙受别人的羞辱”。
再者，雄辩症的结果是越善辩越不文明，善辩成为一种对别人进行刁难和伤害的手段，成为“最不真诚、最不适当的行为”。你说“文革”武斗，他就硬说你有“美国干爹”，你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妈也捎带进去。雄辩症的不文明在于它的争辩总是对人不对事，而不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对人的态度还特别恶劣，尖酸刻薄，充满了敌意。它的目的不是要说服你，而是要叫你难堪，逼得你知趣地闭嘴，终于哑口无言，缴械投降。
中国人不善于公共论理，由来已久，原因是缺乏对自由言论应有的认识，也极少有民主政治环境的培养。萧公权先生在1937年3月2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施行宪政之准备》一文，谈到当时人们的言论“意气用事之谈，偏狭无容之见”触目可见。这样的言论“无理智之修养为根基，则各自是以相非，群言淆乱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观其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与独裁者之统制思想何以异？”这样的言论党同伐异，“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不可寻。此种人入主出奴……以较压迫者之器识与见地，实无异一丘之貉”。语言的运用是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有机部分，对个人思维、观念和交际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如果大多数的个人都对这种文化影响的不良部分浑然不觉、习以为常、不加察辨，他们的日常言论则会不断地在复制和再生这样的文化。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萧公权先生早已逝去，他的宪政梦和国民说理期待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经过几十年一次又一次蛮不讲理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萧公权先生忧虑的那种党同伐异的“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的强蛮话语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许多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或公共话语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知这种形同泼皮的厚皮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有思想的说理逻辑。洛克在《教育片论》中提出，对于儿童的教育来说，专门学习辩论并没有好处，他建议将与说理有关的“修辞和逻辑这两门学科”随着增进语言思考能力来学习。这是因为，“真理是需要经由成熟的、适宜的思考才能发现，并获得支持，而不是经过人为的激烈措词和辩论的方法得到的”。公共话语需要人学会如何把成熟的、经过明辨的思考结果清楚地表达出来，而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辞和逻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