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英语比我的西班牙语要好一点，我们相互致意后，他打手势请我落座，此时我们之间能够沟通的词汇已经用完了。手势和示意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但要弄到在秘鲁军港建木筏的许可却差之千里。我唯一清楚的是，总统完全搞不懂我在说什么，对于这一点他比我更明白，不一会他出去找来了空军部长。空军部长里维利多元帅是一位身穿军装体力充沛的运动健将。他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

我为由于语言障碍造成的误会表示歉意，并告诉他我要求准许进入的不是机场而是军港，元帅笑着说他只是充当翻译的。他把我的想法逐一翻译给总统听，总统听得非常认真并通过里维多利将军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他最后说：“假如太平洋群岛真是由秘鲁这边去人发现的，秘鲁对这次探险表示极大兴趣。如有需要帮忙的，请直言相告。”

我要求得到一块在海军辖区的围墙内建造木筏的场地，并能使用海军工厂，要求有一个存放设备的地方和把设备运到该国的各种便利条件，还要求使用干船坞和海军协助我们工作，以及我们出发时有一艘船把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什么？”总统急切地问，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意思。

“没什么。”里维利多看着我，眼光一闪。总统放下了心，点头表示赞成。

结束会见之前，里维利多允诺说，总统会亲自下命令给外交部，授权马利内•尼艾托外长放手提供我们所需一切。

“祝你们事事顺利！”将军大笑起来，同时连连摇头。副官进来陪我们出去，一位礼宾人员在外面恭候。

最后一位队员的出现

利马当天的报上就公布了挪威探险队将乘木筏从秘鲁出发的消息，同一天还刊登了瑞典芬兰探险队已结束在亚马孙森林印第安人中间的研究工作。考察队的两名瑞典队员乘独木舟来到秘鲁，已抵达利马。其中一个是乌普萨拉大学的本奇特•丹尼尔森，他准备留在秘鲁研究印第安山民。

我剪下这段新闻。正当我坐在饭店里写信告诉赫尔曼关于造筏地点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身穿热带服装的人。摘掉白头盔以后，他的脸显得红彤彤的，像是被他的红胡子烤红的，连头发也被烧得稀稀拉拉的。这个人从野外来，但显然他的职业是教师。

“一定是本奇特•丹尼尔森。”我猜。

“本奇特•丹尼尔森。”这人自我介绍道。

“他准是听说了木筏的事。”我边想边给他让座。

“我听说了有关木筏的计划。”这个瑞典人说。

“他是来泼冷水的，因为他是一位人种学家。”我断定。

“我来问一下我能否跟你们一道去，”瑞典人平和地说，“我对民族迁徙的理论很感兴趣。”

除了他是科学家和他刚从原始森林回来这两点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不过，如果一个瑞典人敢孤身和五个挪威人共乘木筏出海，他决不会是神经质的人。虽然不修边幅，却依然遮掩不住他随和的个性和豁达的气质。

本奇特成为第六名探险队员，因为这个位置一直虚位以待。他是唯一会讲西班牙语的人。

几天以后，当我坐飞机沿着海岸北上时，我再一次敬畏地俯瞰下面浩瀚无边的碧海。大海就像悬在天空下面一样摇摆不定。很快，我们六个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样附着在下面海面上仅有斑点大小的木筏上。

宽广无垠的海水看上去就似要从西方整个海平线上往外充溢一般。我们即将成为这孤寂世界中的一员了，每个人彼此之间只有几步之遥的距离。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彼此还有活动的空间。赫尔曼正待在厄瓜多尔等木料。克那特•郝兰德和托斯坦•雷阿比刚乘飞机抵达纽约。埃里克•赫斯勒伯格在由奥斯陆至巴拿马的船上。而我自己正乘飞机前往华盛顿。本奇特住在利马的饭店等待出航，同时等候其他人。

在此之前这些人素昧平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登上木筏后，才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单只熟悉彼此的身世就需要数周。航海期间，我们最怕的不是酝酿风暴的低压雨云和狂风巨浪，而是六个人挤在一张木筏上，久而久之，会从心理上产生一场狂风暴雨。此时，一句巧妙的玩笑常常可以像救生袋那样可贵，从而化解业已存在的危机。

当我回来时，华盛顿正值寒冷多雪的二月。比恩已解决好无线电问题，并让全美业余无线电联合会对我们产生了兴趣，准备收听木筏发出的报告。克那特和塔托斯坦正忙于准备发射台，一部是专为我们服务的短波发报机，另一部是战时的特工电台。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简直不计其数。

文件夹内公文越积越厚。军方和政府的文件，白的、黄的和蓝的，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样样俱全。在这个务实的年代，连一趟木筏旅行都得花费半棵木树浆的纸！法律和规定处处束缚着人，我们必须依次解开这些结。

“我打赌这些文件有二十磅。”有一天，克那特一边打字，一边沮丧地说。

“二十六磅，”托斯坦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秤过了。”

我母亲肯定深知当时搞筹备工作的困难，因为她信上说：“我就盼着你们六个人都能平安登上木筏！”

一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利马的急电。赫尔曼被大浪冲走，又抛回岸边，受到重创，他颈椎脱臼，正在利马就医。

我立刻派托斯坦•雷阿比和歌特•沃尔德乘飞机前去探望，沃尔德是战时著名的挪威伞兵爆破队驻伦敦秘书，现在正在华盛顿协助我们的工作。他们见到赫尔曼时，他已有好转的迹象，医生用带子把他的头吊了半个钟头才令他的第一椎复位。X光片显示他颈部最上端的骨头有裂缝，并且完全反转过来。赫尔曼健硕的体格挽救了他自己的性命。不久他就青一块紫一块，直着脖子，忍着风湿的疼痛回到了海军造船厂，原来他正在那里收集轻木准备开始建造木筏。医生连续护理了好几周，他能否和我们一起出发也大有问题。尽管他首次和太平洋拥抱就被蹂躏成这样，可丝毫没动摇他的决心。

后来埃里克从巴拿马乘飞机来了，我和克那特也从华盛顿赶来，如此我们就在利马的起点全部聚齐了。

海军造船厂和轻木筏

海军造船厂里摆放着从克维多密林运来的巨大轻木。这景象实在令人激动。在一列列令人望而却步的灰艇和驱逐舰之间，我们的造筏材料堆在那儿，有新砍的圆木、黄色的竹子、芦苇和绿色香蕉叶子。六个白种人和二十个有着印加血统的棕色秘鲁海员，挥动着板斧和长砍刀，拉紧绳子和绳结。身穿蓝色饰金制服的海军官走来，困惑地看着这些突然出现在他们引以为傲的海军造船厂的白人和原始的植物材料。

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在卡亚俄湾建造轻木筏。印加人的传说证实，他们的先辈当年就是在这一带，首次从康铁基那些后来消失的族人那里学会驾驭这种木筏的。和我们同文同种的人(2)禁止现代的印第安人建造这种木筏，因为平板式的木筏在航行中会造成不可避免的伤亡。印加人的后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一样，裤子上也有了裤线，而他们的安全则由他们的海军舰艇上的大炮来保障。竹子和轻木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这儿的生活也在进步，正迈向装甲和钢铁的年代。

高度现代化的造船厂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本奇特当翻译，赫尔曼担任总建造师，我们动用了木工和制帆车间，另外还有半座存放装备的仓库和一个小小的浮动码头，为的是方便我们动工时将木料从码头推下水。

我们选了九根最粗的圆木来筑造筏体。为防止连接木头的绳子滑落，我们在圆木上刻上了深槽。整个木筏的构成丝毫没用铁栓、铁钉或钢丝绳。我们先把圆木并排放在水里，这样，在绑牢之前它们会自动进入自然漂浮状态上的位置。其中最长的一根有45英尺，放在正中间，它的两头比其他木材长出来许多。两旁对称排列的木头则一根比一根短，木筏最外围的长度为30英尺，头部向前伸出犹如一把钝犁。尾部被切得十分齐整，只留中间三根往外凸现，上面横架一段钉上了用来固定长导向桨的锚固钉的粗短轻木。九根圆木用长短各异、直径只有四分之一英寸的细麻绳绑得牢牢的，然后在九根木头之上，每隔三英尺就横绑着一根稍细的轻木。

捆绑木筏用了三百根左右长度不一的绳子，花费了很大力气，每根绳都牢牢地打了结。筏体终于完工了。筏体上面铺了一层劈开的竹子用来做舱面，舱面是用一块块长竹排组成的，分别固定在筏体，上面再铺上竹苇编的席子。在木筏中心稍稍靠后的地方，我们用竹竿架了一间小小的四面透风的舱室，墙壁也用竹苇编的，屋顶架着竹条，上面用似皮革一般的香蕉树叶子，照铺瓦的方式一个叠一个地覆盖着。舱室前方并排竖着两根桅杆，桅杆是用坚硬如铁的红木制成，两个桅杆顶靠在一块，用绳子十字交叉绑在一起。帆檩上吊着巨大的长方形船帆，帆檩用两根绑在一起的竹蒿构成，单根竹篙力量太薄弱了。

依照当地人造筏的方法，我们把九根圆木的一端排成矢簇形，矢尖指着前方，这样木筏在水中移动的阻力就减少了，船头水面上装着低矮的分浪板。

圆木之间但凡有空隙就插入结实的枞木板，这种插板共有五块，都竖立在木筏下端的水中，乱七八糟毫无规则。插板有一英寸厚，二英尺宽，插入水中五英尺。我们用木橛和绳子把它们固定起来，它们的用途相当于平行的小型龙骨式中心板。远在发现新大陆以前，印加时期所有轻木筏都装着这样的中心板，大约是为了防止扁平的木筏被风浪吹得横着乱跑。在木筏的四周我们没有装栏杆或其他保护措施，但我们船舷两边各架了一根细长的轻木，为的是有个地方落脚。

除了船头低低的分浪板，我们的木筏在结构上同古代和厄瓜多尔的木筏分毫不差，后来事实证明那些分浪板完全是多余的。筏体完成以后，在木筏上于大局无碍的地方，我们就随意安排了，只要不影响木筏的行动和性质即可。我们明白，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这张木筏是我们的所有。在海上，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筏上的细枝末节都变得一天比一天重要。

所以我们尽可能增加舱面的多样性。整个木筏并未全都铺上竹条，仅在竹舱前部和两舷没有墙壁的地方铺了竹条。舱室外面靠近左舷的地方被我们摆放成类似后院的样子，装满了绑牢的箱子和货物，只留一条小小的能走动的通道。木筏前部及竹舱后墙至尾部，九根大圆木完全没有舱面。这样，在我们绕舱室走动时，我们便从黄竹和苇席上直接走到后部的灰圆木上，然后再走到另一处堆放货物的地方。这段路虽没有几步，可这种不规则感所产生的效果，使我们心理上感到有了变化，同时也让我们在有限的活动空间所受的禁锢得到一种补偿。我们在桅杆顶上架了一个木平台，这不仅仅是为了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作望台，并且是为了能在途中可以爬上去从另一角度观海。

不吉利的预言

绿叶黄竹使木筏闪耀着金黄色且令人感到格外清新。当夹在战舰群中的木筏初具规模时，海军部长亲临视察。面对自己亲手建造的那张停泊在水中的木筏我们觉得无比自豪。在令人望而生畏的战舰群中，这只是一只令人忆起印加时代人的勇敢的小小纪念品。可这幅景象却令海军部长颇为震惊。我被召到海军部签署了一个声明海军对我们在它的港口建造的东西一概不负责任的文件。我还被叫到港务主任那里在另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文件上写明：如果我的木筏载着人和货物离开港口以后，一切风险和责任均由我们自己承担。

后来几位获准到船厂观看木筏的外国海军专家和外交官，同样给我们泼了一桶冷水。一个大国的大使在几天以后召见了我。

“你父母还在吗？”他问道。我作了肯定的答复后，他紧盯着我的双眼，语调沉重地预言道：

“你父母一定会为你的死讯万分难过的。”

作为个人，他恳切地请求我放弃这次航行，现在还为时不晚。一位看过木筏的海军上将告诉他，我们绝对不可能活着渡过海去。首先，木筏的尺寸不对，太小了，一下海就会沉；木筏的长短刚好被一前一后两个浪头举起，这时脆弱的轻木在人和货的重压之下会断裂。更糟的是，这个国家的头号轻木出口商对他说过，多孔的轻木最多只能漂过四分之一航程就会因灌满水而沉没。

情况不容乐观。但是无法改变我们的固执己见，他们就只好送一本《圣经》给我们，让上帝陪着我们出征。总之没有任何一位见过我们木筏的专家给出鼓励。一阵接一阵的风暴会把我们吹下海，把又矮又简陋的木筏刮沉，大风大浪中根本无法控制木筏，只能任其随波逐流。平常海上也是波涛不止，如果我们一直把双腿泡在盐水里，腿会脱皮，木筏上的东西不断受到海水的侵蚀会毁坏。如果我们把每位专家指出的重大缺陷一一相加，也就是说整个木筏上没有一根绳子，一个绳结、一个尺寸、一块木头不是造成我们筏毁人亡的因素。木筏究竟能漂多长时间成了一些人打赌的目标。一位狂妄的海军参赞下的赌注是：如果探险队员能活着到达南海群岛，那么队员们后半生喝的威士忌全部由他提供。

最糟的是，当一艘挪威船进港时，我们请来了船长和他最富经验的一两个老海员。我们急忙地想知道这些有航海经验的人的反应。他们一致表示风帆根本推不动这种圆钝的船头和笨重的筏体，同时船长还补充，即便我们能漂浮不沉，木筏也至少要一两年才能漂过洪堡德急流，听到这些话，我们简直灰心至极。水手长看了看我们捆绑的绳子摇摇头说，我们不用急，不到两周木筏就会解体，所有绳子都会磨断，这些大树干在海里会不停地摇动，绳子很快就会磨断，除非我们是用钢丝绳或者铁链捆绑木筏，否则我们最好收拾东西走人。

这些理论是不容弃之不顾的，只要有一个论点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完蛋。我曾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不可能一一反驳这些意见和告诫，我不是水手。尽管如此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这底牌正是整个航行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过去史前期的一种文明曾从秘鲁渡海传至岛上，当时秘鲁海岸一带只有跟我们一样的木筏。我的结论是，如若公元500年时康铁基的轻木能漂浮不沉，绳索不断裂的话，我们的木筏如能与他们的分毫不差，那么结果会是一样的。本奇特和赫尔曼曾进行过非常彻底的研究，当这些所谓专家惋惜唉叹之际，我所有的同伴却泰然处之，他们在利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好时光。只是有一夜托斯坦曾担心地问我，是否对航行的方向有把握。我们去看过电影，看见陶尔赛•拉蒙(3)在风景怡人的南海岛上的棕榈树下，穿着草裙在一群草裙舞娘中翩翩起舞。

“我们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托斯坦说，“假如海流方向和你说的相反，就太遗憾了！”

“康铁基”号命名仪式

快要起程时，我们依照惯例去护照签证处获准离境。本奇特站在最前面充当翻译。

“你的姓名？”一位呆板的小个子公文员问，透过眼镜框上方怀疑地盯着本奇特的大胡子。“本奇特•丹尼尔森，”本奇特恭恭敬敬地答道。那人在打字机上放了一张长长的表格。“您坐什么船来秘鲁的？”“哦，是这样，”本奇特俯下身来对这位温和的小个子解释道，“我没坐船，我是乘独木舟来秘鲁的。”

这人不解地看着本奇特不发一言，表格空白处打上了“独木舟”几个字。

“那么您乘什么船离开呢？”

“嗯，还是那样，”本奇特很有礼貌地说，“我不坐船，我乘木筏走。”

“说得倒蛮像回事！”办事员生气地把纸从打字机上拉下来，“您能不能正经点回答我的问题？”

起程前几天，木筏上堆满了我们的装备、口粮和水。装着军用份饭的小木筏异常坚固，这些东西足够六个人吃四个月。赫尔曼想出一个主意，把沥青熔化以后涂在每只箱子上，等于盖了一层薄膜，然后再撒上沙子以免粘连，再把箱子一个挨一个贮藏于竹条舱面底下，塞满了支架着竹舱面的九根横梁的空间。

一个晴朗的春日，我们上山，在五十六个水桶里装了275加仑饮用水。我们把这些箱桶也固定在横梁上，以便让不断溅起的海水能时时冰着水箱。我们的装备还包括一大筐水果、白薯和椰子，我们把它们捆在竹舱上面。

竹室的一角被克那特和托斯坦用来安放电台，室内地板下面的横梁中间绑着八口箱子。其中两只专门放科学仪器和胶片，其余六只分给每人一个，各人携带的个人物品以自己的箱子能容纳为限度。埃里克带的几卷画纸和吉他把箱子塞满了，他只得把袜子放在托斯坦的箱子里。本奇特的箱子由四名水手才抬上木筏的。他买的全是书，他把七十三本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著作全塞进去了。在箱子上我们铺上了苇席和稻草垫，如今万事俱备只等出航了。

本筏先被拖船拖出海军区到港口转了一圈，看看货物装得是否平衡，然后被拖到卡亚俄游艇俱乐部。出发前一天，我邀请了有关人士在那儿出席命名式。

1947年4月27日挪威国旗迎风招展。院子四周的旗杆上挂着曾用实际行动支援过探险队的外国国旗。码头上全是观看这艘怪筏命名典礼的人。这些人中好多人的肤色和面容特征说明他们的祖先曾乘木筏在沿海一带航行过。不过也有以秘鲁海军和政府代表为首的古西班牙人的后代，此外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中国、阿根廷和古巴大使，太平洋英国殖民地前总督，瑞典及比利时的部长，以及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来自小小挪威殖民地的友人。当然不乏大批记者和咔嚓作响的电影摄影机，是的，除了管弦乐队和一面大鼓以外几乎是万事俱备。有一件事我们都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木筏在海湾外面解体了，我们就是每人怀抱一根木头用手划，也得划到波利尼西亚，再无脸面回来了。

探险队女秘书兼陆上联系人歌特•沃尔德将以一只椰子的汁液来为木筏命的名作庆典，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更符合石器时代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槟酒被托斯坦的私人箱子压住了。我们分别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告诉我们的朋友：木筏以印加人伟大的先驱太阳神“铁基”命名，他于1500年前由秘鲁出发，隐没在西方海上，而又出现在波利尼西亚。讲完后，歌特•沃尔德就命名我们的木筏为“康铁基”。她把预先敲破的椰子用力摔在木筏的头部，结果椰子汁和碎渣溅到庄严地站在周围的所有人的头发上。

命名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拉起帆檩，抖开帆篷，帆的正中是我们的画家埃里克用红笔画的康铁基的大胡子头像。这个头像是根据提亚瓦纳科古城遗址的一座用红石头刻的太阳神头像临摹的。

“啊，丹尼尔森先生。”帮我们在造船厂干活的工头看到头像兴奋地喊道。

自从他看到一张画纸上满脸胡须的康铁基头像后，两个月来他一直叫本奇特“康铁基”先生。如今他终于弄明白，本奇特的正确称呼是丹尼尔森。

出发前我们一起去同总统告别，然后到青黝黝的远山旅行，我们想在航海以前，再将岩石和鹅卵石看个饱。我们在海边造木筏时，住到利马城外的一栋棕榈树环抱的公寓，坐空军部的车往返卡瓦俄。歌特•沃尔德想办法为探险队借了一名私人司机，现在我们请他一直把我们载到山里，用一天时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们驱车驶过荒无人烟的道路，沿着印加时代就存在的古老灌渠前进，一直到达高出木筏桅杆2000尺，让人目眩头晕的高度。我们把这儿的岩石、青峰和绿草用眼看了个够，我们恣意欣赏眼前巍峨静寂的安底斯群山。我们想办法令自己相信，我们的确厌倦透了坚实的岩石和大地，我们要去出航，要逐步去了解大海。

【注释】

(1)西班牙移民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裔。

(2)此处指的是白人。

(3)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明星，专门饰演热带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