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再把美剧怎么卖说一下。它不但要赌艾美奖，它签的合同都是那种叫两集对赌收视率，就是说我先买你两集，如果收视率到了对赌的这条线，自动就把你剩下的十集买了。所以美剧全都砸出整部电视剧一半预算来拍头两集，让人一放收视率有了，就立马能卖出剩下的。这做法也符合戏剧原理，戏剧原理就是你要先用一种氛围或者叫你的制作把大家吸引过来，让人一直往下看，开始关心起人物的命运来，只要观众关心起片中人物的命运，那么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所以，他们请马丁·西科塞斯这种大导演来导，其实也都是导头两集，头两集一卖，后边就好办了。美国尤其那种大规模多季电视剧，很少一个导演导一整个电视剧的，你仔细看电视剧后头，经常是这两集这个人编的，这个人导，这个人制作，等到后面就变了。我在那儿经常碰见这种情况，说你干吗去，人家说我突然接到一任务，有两集某某戏归我了，我得去弄。所以美剧不像电影，电影是完全的导演艺术，以导演为中心，电视剧实际上还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制作人制度。
<h3>|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 |</h3>
1981年的这一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在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后，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林彪和江青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边其实一直在斗争。林彪集团是军人集团，都是各总部的首长或者军种的首长，他是希望能够多控制军队一点，而且做得很低调，很秘密地进行。然后江青他们那一派就是越闹越好，恨不得把你们这些老将老帅全闹下来才好，所以江青集团和林彪的集团就一直在斗争。林彪集团倒台得比较早。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就死了。林彪等人在我党我军建立新中国的整个过程中是立过大功的。但功是功、过是过，后来的事是后来的事。但“四人帮”功是真没立过，跟林彪集团还是有区别的，因此在判决书上“四人帮”的判决是非常严重的，林彪集团没有判成那么严重的罪行。
因为我们家当初被迫害过，所以我那时候对判决“四人帮”的印象还是特别深的，有几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就是江青特别猖狂，站起来就喊“这是毛主席说的”，大家就开始犹豫一下，有些尴尬。张春桥永远一语不发，特别老奸巨猾，张春桥就是在“四人帮”的漫画里被人画成狗头军师那样的。姚文元永远是在那儿喷着口水。
1976年“四人帮”后的某天，我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感到荒诞。因为我一出门，我家门前那条弄堂完全不认识了，因为整个世界被漫画给糊住了，没有一寸空地儿，有“美女蛇江青” “狗头军师张春桥”“哇哇喷着那唾沫的姚文元手里拿一根大笔”，人民的铁拳特别大，人民“铛”一个铁拳，“四人帮”就倒下了。可是就在这之前一个礼拜，电视上还用那种很慢很庄严的速度念着他们的名字，结果突然就变成这样，我当时都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奇怪，所以我长大以后变成自由主义者，甚至快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因为目睹这些事后我觉得好荒谬，看不明白。
张春桥当时在那儿坐着，这时候来了一个跟我们家有很大关系的人上去做证，叫蒯大富，因为他当时在清华武斗的时候是红卫兵井冈山派的头。我父亲、母亲都是比较保守的414派，蒯大富那一派很激进，蒯大富本人也是个极为广场性格那么一人，他上去了后就连说带比画，特别激昂，然后说：“1967年某月某日，突然来了一辆黑色的汽车，来到了清华园接我，汽车去了哪里呢？汽车开进了中南海，我刚下车，就看到一个人从对面桥那边向我走来，那个是谁呢？就是他——张春桥！”然后就瞪着眼睛指着张春桥，我当时都看傻了，我们家人就在那儿乐，说蒯大富一贯就这样，那时候红卫兵的头儿都这样，今天也有一个词给他们，叫愤青。后来蒯大富自己也被判了，好像被判了几年，现在已经出来了，后来自己下海经商去了。
当时蒯大富就是那么指着张春桥，但张春桥根本就没抬眼看他。那个场面非常有意思，后来看电影、做导演，其实对人的理解慢慢才会真的清晰起来，我长大了才理解为什么张春桥是那样的，江青为什么会那样，王洪文为什么那样。王洪文特别老实，后来王洪文跟林彪集团的吴法宪关一块儿，大概是一个套间的两个屋子，他们俩共用一个公共卫生间，王洪文每天帮吴法宪洗衣服。按说在被抓起来之前，王洪文地位远高于吴法宪，吴法宪只是空军一中将，王洪文是副主席，快成党的第三把手了。但是人性很有意思，当你身居高位的时候一个样子，当大家都成了阶下囚的时候本性就都出来了。吴法宪毕竟是从红军时期就开始一直领军，毕竟是身经百战的老将，虽然大家都是阶下囚，但是吴法宪往那儿一坐依然是老将那种风范。王洪文是复员军人纺织厂保卫干部出身，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成为造反派的典型，突然间从一个工人给拔到了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以至于有他很多接见外宾的笑话。换句话说，时代造就人，时代也毁人，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王洪文其实就是一个老实工人，所以他一到监狱里，就恢复了老实工人的样子，就每天帮着吴法宪老将洗衣服，在生活中照顾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看到还是很温暖的，当然，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那次审判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中国从此昂首挺胸走向改革开放重要的里程碑，所以那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年轻人如果不了解的话，可以去看看当时的资料。那个时候我就陪着家里人看电视看着这些，今天回想起来，原来那就是在目击历史。
<h3>| 罗伯特·彭斯出生 |</h3>
1759年，罗伯特·彭斯出生。这个人是干吗的呢？就是写了一首歌，叫《友谊地久天长》，全世界人民都会唱。他唯一倒霉的地方就是没赶上版税制度，如果那时就有版税制度，这个人简直快成世界首富了，因为这首歌在全世界到处被唱，现在全世界版税最高收入的是写《生日快乐》的那个人，他的孙子每天没事干雇着一堆律师在全世界收钱，每年收无数钱。
这首歌《友谊地久天长》在西方传唱的频率，完全不低于《生日快乐》，因为西方的任何一个聚会，都会唱这歌。我从小就会唱，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它有很多古英文在里面，名字Auld Lang Syne（《友谊地久天长》）也是一句古英文。
苏格兰的音乐尤其是这种古民谣都无比好听，它随着《魂断蓝桥》最后风靡世界，那时候全世界都熟悉这首苏格兰民歌。全中国人民熟悉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也是苏格兰民歌的旋律，是由我们民国大才子李叔同——后来叫弘一法师，由他填的词。还有就是在另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叫《毕业生》里面，保罗·西蒙翻唱出来的叫Scarborough Fair（《斯卡布罗集市》），也是我最热爱的，也是全世界最熟悉的苏格兰民歌。以至于我在国外每次看到路边有临时搭起来的白色帐篷都非常惆怅，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善感多愁的。
甚至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其实照着各种歌词里面的地名去一一寻找。我小时候或者我长大以后听过的每首歌里面的地名，我几乎都去过，包括我六七岁的时候学黑管吹的第一首曲子叫《重归苏莲托》，里面提到的是意大利一个特小的小镇，在南部，我都找到过。但是始终没找到Scarborough，因为它是很久远的苏格兰民歌。如果哪个人有心在海边盖一个市场的话，一定要把它的名字叫作“Scarborough Fair”。
我最爱这首歌最后一句：“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她曾是我的真爱），每一个人长大的时候对爱情的那种憧憬，就是我们长大的时候最迷惑的一件事。年轻的时候每当唱起这首歌，心里充满了向往。我上大学在清华第一次登台的时候，三个同学一起唱了这首歌，他们唱，我和音和配乐，还得了个第一名，当时奖品是一本《雪莱诗集》，那是一个白衣胜雪的美好年代，得了第一名会发《雪莱诗集》。
我去年回到母校去看歌手大奖赛，得第一名发手机，而且还要念出手机的名字，因为是赞助商。很遗憾那个单纯的时代过去了，但是所有这些美好的旋律，包括这位大师写的《友谊地久天长》，一直陪伴着人们。音乐是人们最好的而且最不过时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