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草不仅指那些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还包括那些误入错误文化的植物。
***
所有这些杂草的定义都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的。它们是妨碍了人类的植物。它们抢夺农作物的营养，破坏园艺设计师精心的布置，不按我们的行为准则生存，还给游手好闲之人提供了讨厌又坚实的藏身之处。但它们是否可能有一个植物学的，或者至少是生态学上的定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杂草们可能具有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事实上被叫作杂草的植物遍布每一个植物类群，从简单的藻类到雨林的大树。但它们至少有一个行为特征上的共同点：哪里有人类，它们就在哪里欣欣向荣。它们并不是寄生虫，因为即便没有了人类它们一样可以生存，但我们就像它们的绝佳拍档，只要有我们在侧，它们就能发挥出最好水平。我们砍伐森林，我们刨地挖土，我们耕种，我们丢弃富含营养成分的垃圾——无论我们对脚下的土地做什么，它们总会跑来添情增趣。它们从耕地里冒头，它们在战场边发芽，它们点缀在停车场里，它们不识趣地挤进绿草带。它们利用着我们的运输系统、我们对烹饪美食的热情、我们对包装分类的痴迷。最重要的是，它们利用了我们搅乱世界、打破所有常规的时机。假如我告诉你，如今世界上杂草生长最繁盛的地方正是那些除草最卖力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句废话；但这句废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除草是不是令杂草越除越多？
作为人类的老朋友和追随者，杂草与人类比邻而居的画面十分中性，并无太多恶意侵扰的色彩。不仅如此，它们实际上发挥着许多积极的作用。我们与许多杂草都保持着共生的关系，这意味着人类从中获得的益处一点也不比植物少。杂草寻常易得，熟悉好认，无论家里有什么需求，它们永远是手边最便利的选择。杂草是最早的蔬菜，是最古老的药材，是最先使用的染料。在如何让杂草物尽其用这一点上，人类的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木贼是一种长在排水不畅的土地上的顽强杂草，它的叶子上生有许多小小的硅粒，因此这种植物十分粗粝，并曾经被用来打磨镴制器皿和箭杆。灯芯草本是喜欢紧实性好的土壤的入侵者，可人类却把它的草芯泡在油脂里制成了烛芯。
许多被我们称为杂草的植物都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雏菊在英国有35种以上的别名；虞美人这种英国本土的野花，象征着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士兵的怀念。孩子们尤其容易注意到身边的杂草，大人眼中的坏名声和惹人厌的品质，却可能颇得孩子的欢心。他们把鼠大麦的种子挂在头发上，拿车前草当手枪更是他们玩熟了的游戏；不仅如此，天性好奇的他们还总能迅速发现新来的物种。喜马拉雅凤仙花的种荚爆炸力强劲，这使得它的种子能够弹出很远，而这也正是它作为外来物种能够传播得如此广泛的原因，如今它因此成了一种竞赛的主角，孩子们争相挤爆它的种荚，比谁的种子飞得更远（这一竞赛目前的最高纪录为12码，约合11米，记录保持者来自英国湖区）。J. K.罗琳[9]明白孩子们对奇异植物的迷恋，所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里有一大堆怪异诡秘且让人讨厌的杂草。巴波块茎是一种黏稠的、黑色的、像鼻涕虫一般的植物，它能够蠕动，且周身长满满是脓液的肿块，皮肤一旦碰到就会长出疖子。魔鬼网是一种可怕的藤蔓植物，无论哪个倒霉蛋靠近它，都会立刻被它的枝蔓卷住。有趣的是，可以解除魔鬼网威胁的是一句与蓝铃花有关的咒语，而蓝铃花正是一种“好”植物，而非杂草。
杂草还有其他的好处。民间故事里常有一些关于它们的模糊描写，如农民们会在两茬粮食之间把杂草堆成肥料，把它们从土壤里掠夺的营养又还回土壤中去。我已故的朋友罗杰·迪金[10]有一畦菜地，每当除草不利时，他总为自己找借口说“杂草能帮菜根保持水分”。杂草总让我们头疼，但它们的存在也许有生态学上的意义。它们在这星球上的生存时间之久、境遇之成功，表明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它们是高度适应地球环境的，它们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当然，它们的这种成功并无什么目的性，即便有，它们的目的也不太可能是专门来破坏我们的宏伟大计。跟所有其他生物一样，它们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但倘若我们审视一下长久以来人类与杂草爱恨交织的历史，思忖杂草在整个生态格局中的角色，可能会得到新的启发。即便只是粗略地一瞥，我们也会注意到，杂草好像更善于在荒芜的土地上扎根，在破败的景致间生长，而它们所带来的坏处也许远少于人类归罪于它们的坏处。
***
可是到了21世纪，植物中出现了更可怕的种类，它们侵略的野性爆发得更加彻底，它们的恶名不再只是个人好恶或文化差异所致，这些植物中的恶霸能够侵害整个生态系统、破坏农作物、毁掉园林景色。这种超级杂草是科幻小说最爱的反派之一。比如某种外星植物的种子落到了地球上，几个小时之内就疯狂繁衍，迅速覆盖了整个地球，甚至还能跟人类进行杂交。再如某种转基因作物把自己抗除草剂和抗病的基因传播到了野生燕麦身上，于是一个终极植物怪兽由此诞生，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怪物完美契合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杂草定义：由人类一手创造的猖獗的植物。
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超级杂草已然存在，只不过它们并非外星人入侵的结果，而是由人类对自然世界肆无忌惮的破坏所造成的。有时候，一种植物成为杂草，继而成为纵横多国的凶猛杂草，是因为人类把其他野生植物全都铲除，使这种植物失去了可以互相制约、保持平衡的物种。1964年至1971年，美国向越南喷洒了多达1200万吨的橙剂。臭名昭著的橙剂是一种混合物，组成成分包括苯氧乙酸类除草剂、二噁英和松节油，被用作落叶剂。美军使用橙剂是为了让整片雨林树叶尽落，从而使越共的部队无处藏身。这一行为可害苦了大量越南百姓，并且已经被《日内瓦公约》所禁止。但这个禁令对这片越南雨林而言已经太迟了，四十多年过去了，这片森林依旧没能从当年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当年生长着茂密雨林的地方，如今只有一种叫作丝茅的坚韧草类。丝茅是东南亚森林地表植被的组成物种之一。每当树木落叶，丝茅便会旺盛地生长一小段时间，可一旦树荫重新遮住阳光，丝茅就会默默地退去。所以，当越南的森林因为橙剂而永久性落叶后，丝茅便疯狂地长满了整片林地。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焚烧丝茅，却似乎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助长了它们的长势。人们尝试在这片土地上种植柚木、菠萝甚至是强大的竹子以遏制丝茅，却一次次地失败了。于是丝茅不出所料地被当地人称为“美国杂草”。最近丝茅躲在美国从亚洲进口的室内盆栽的包装里潜入了美国，如今正在美国南部各州肆虐，不得不说这种复仇颇有些诗意。
另有一些可怕的杂草则纯粹是人类的短视所致。有箴言说杂草只是长在了错误地点的植物，如今这话又有了新的诠释。人类移栽了许多物种——尤其是可以用来装饰花园或当作粮食的植物——就是为了让它们在新环境中能够所向披靡。它们常常被迁移到距离原生环境几千公里的地方，从而避开啮咬植物的害虫和原产地的病害，但也脱离了这些因素的制约。这些都市入侵者们多来自于土壤肥沃的亚热带，其破坏力更不可与寻常杂草同日而语。澳大利亚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超过2500种外来物种对当地的野生生物造成了巨大伤害。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类“外来入侵者”所造成的危害，使它们成为继气候变化和栖息地减少之后第三大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某种植物即便本性温和，一旦到了新环境里也可能性情大变。千屈菜是英国最美丽的花卉之一。约翰·艾弗莱特·米莱斯[11]在画作《奥菲莉娅》中描绘了奥菲莉娅溺死的场景，河岸上那一束束洋红色的花枝正是千屈菜。这种花优雅含蓄，喜欢长在溪边或沼泽地，很少走远。它的英文名直译自拉丁文Lysimachia，意为“冲突的拯救者”，而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认为千屈菜对平静和谐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把它放在易怒公牛的牛轭上，便可平息怒气”。但这种花于19世纪初来到了新大陆——它很可能就藏身在某块从欧洲湿地挖出来的压舱石下，搭了一趟顺风船——无论如何，它的到来注定会在当地引起强烈的反应。压舱石被丢弃在了海岸边，于是千屈菜就在这里生根发芽。这里不是英国，地上地下都没有讨厌的虫子啮咬它、牵制它，于是它如同雄心勃勃的开拓者一般一路向西。站稳脚跟后它又开始沿河道而上，把河岸两边覆盖得严严实实，绵延数英里，逼得本地物种几乎要在当地灭绝。哈德孙河湿地变成了一片密密实实的紫色丛林，连麝鼠也钻不进去。到了2001年，千屈菜甚至蔓延到了生态脆弱的阿拉斯加沼泽。
不过好在千屈菜只能在湿地环境中肆虐，这或多或少是种安慰。植物迁移的规模如此之大，种类如此之多，极端强大的有害植物——能四处蔓延、生长迅速、绿叶蔽天、常年不凋、无孔不入、能适应各种气候的恶魔之草——竟还没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并横扫从亚马孙巴西坚果果园到赫布里底群岛[12]土豆田的各种植被，也真够让人惊讶了。这种植物之所以还没有出现——也不太可能会出现——的原因在于一个与植物有关的重要事实，而这个事实也将帮助我们找到一个能暂时缓解杂草问题的方法。
***
“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是当今世界一个十分寻常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事物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这让双方都不知所措，但有时也会带来新的契机。杂草就是这庞大的外来大军中的一员，所到之处，它们总是不受欢迎。倘若简单地把我们对外来植物的态度与我们对外来人口的态度相对比，或是轻佻地认为人们对入侵植物合理的担心乃是某种植物版的仇外，都是不对的。杂草带来的问题是确有其事、客观存在的，而我们给予它们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也往往是理性的。不过，我们在文化层面对外来者的回应却都十分相似。杂草的典型形象是不被信任的入侵者。它们抢走了本属于本土植物的空间和资源。它们的粗鄙使它们成为了植物中的底层公民。它们那往往来自异邦的出身和几乎总是异端的行径，都在不停挑战着我们忍耐的限度。我们有没有对它们多一些忍耐并尝试着接受它们，或者努力阻止它们离开原生环境、入侵我们精心雕琢的小天地？这熟悉的多元文化的难题，竟在杂草生态学中也得到了重现。
人们最担心的是意外融合所带来的后果。杂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优势可能会令全世界的物种趋向于单一，有特色的物种和当地的物种会被侵略性强且在任何环境都能生长的物种驱逐出去，后者被政治学家斯蒂芬·迈耶[13]称为“适应性强的多面手”。“总会有足够多的生物不断地覆盖着这个星球，”他在他的著作《荒野的终结》中写道，“但覆盖着的生物却不再相同：它们的多样性越来越小，来自异乡的物种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新意，越来越难让人感受到我们灵魂深处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赞叹。生态系统会围绕人类形成，大自然中缤纷让位于单调，瑰丽让位于苍白，喧闹让位于死寂。”
这一切已经发生。早在20世纪初，许多常见的杂草已是遍布四海。例如蕨菜、繁缕、萹蓄、小酸模、异株荨麻和旋花，这些本是英国的土著品种，如今足迹也遍布五大洲。无论是欧洲、北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城市里最常见的杂草品种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传播最广的杂草都来自欧洲，这是当年的殖民统治所遗留下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副作用。不过，如今的世界贸易为所有潜在的杂草都提供了同样理想的机会。于1977年汇编的“世界上危害最大的杂草”前十八位名单中，只有三种欧洲植物——藜、田旋花和野燕麦。剩下的大部分是来自热带的凶猛杂草，包括排名第七的丝茅和排名第一的香附，而香附更是被公认为“世界上危害最大的杂草”。
杂草肆虐之下，几乎没有地方幸免于难。法国洛特的勒弗村一向以忠于法国传统文化为自我定位。这里的房子以当地石板为盖，以栗树的木材为框架。周围的树木都是循古法种植保养的当地树种。但在2008年，我走在勒弗村的羊肠小道上时，犹如身处国际植物园中。墙上和路边是已经适应当地环境的小花凤仙花（来自俄罗斯）、橙色凤仙花（来自北美洲）、喜马拉雅凤仙花（来自喜马拉雅山脉）、倒挂金钟（来自智利）、醉鱼草（来自中国）、小蓬草（来自北美洲）、苏门白酒草（不是来自苏门答腊，而是南美洲）和雄黄兰（原产于南美洲，后由一个法国人培育）。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在攀登美国西部的一座名山——塔马尔派斯山时，便与入侵植物来了个亲密接触：“我们正走在被泥土掩了一半的防火道上，想要穿过草场。东边峡谷无风处是一片密林。加利福尼亚州本土植物协会的志愿者站在路边，穿着塔马尔派斯山保育俱乐部的T恤，正在拔除植物根茎。我问他们在拔什么，他们答道：‘贯叶泽兰，一种从墨西哥传过来的入侵物种。’”贯叶泽兰是紫菀属植物的亲戚，得名的原因是它们的茎看起来像是从叶子中贯穿而过。但它的名字亦可直译为“到处都有的草”[14]，望之如同现代杂草无处不在的象征，而现代杂草也确实完完全全地渗入了我们的世界。
***
不过，我们也不应以偏概全，拿最具侵略性的杂草的特性来评判所有杂草。杂草——即便是最凶猛的入侵物种——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处。它们为废宅弃院装点绿意。它们顶替那些被人类逼至濒危的脆弱植物，顽强地生长着。它们愿意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扎根——无论是经历炮火的城市，还是墙壁上的一道裂痕——为那些被夺去生机的地方细腻无声地注入自然的气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是充满矛盾的。它们追随人类的足迹，倚赖人类才能生存，但却固执地不肯按人类的规则出牌，离经叛道——而这，也正是“野性”的真谛。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15]在他著名的双行体诗中赞美了这种与生俱来的独立性：“让野性与潮湿留下/愿杂草与野性长存。”（尽管他看到的所谓杂草只是各种常见植物。）这种独立性也是我将在本书中探讨的内容之一。杂草的文化史是一个尚未解开的悖论，对此，另外一位诗人约翰·克莱尔[16]描述得十分精准。“我捕捉着辽阔田野上的缤纷颜色，”他写道，此刻的他正“狂喜”地盯着北安普敦郡的麦田，他是这里的一名除草工，“一块块不同颜色的作物，像一幅地图；古铜色的三叶草正盛放；晒成棕绿色的是熟透的干草；颜色略浅的小麦和大麦与放着耀眼光芒的黄色田芥菜混着；鲜红的玉米穗与蓝色的玉米棒如同落日晚霞，绚烂的颜色饱满地洒向整片土地；农田笼罩在这摄人心魄的美丽之下，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我们想要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去，处理让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杂草，我们别无选择。但我们也无法忽视它们的美、它们的丰茂，更无法忽视一个事实——它们正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大部分植物的原型。被人类忽视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杂草也许正努力维护着这个星球上饱受创伤的地方，不让它们分崩离析。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辩解，建议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待这些桀骜不驯的植物，去了解它们是什么，它们如何生长，以及我们讨厌它们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植物之所以成为杂草，是因为人类赋予了它们这个标签。一万多年以来，农民、诗人、园丁、科学家和道德家都在努力解决杂草所带来的问题和它们所呈现的矛盾。这是一个不断上演着的宏大的冒险故事，而在这本书里我揭开的只是冰山一角，我主要是通过回顾杂草文化史上的关键性时刻来讲述我的故事，在这些时刻，某些杂草带来的特别的麻烦与某些人特别的执着不期而遇。我们把“杂草”这样一个顺手好用又简单粗暴的标签贴给了这么多植物，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如何反映我们对“大自然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一概念的态度？在这本书中，我都尝试着做了探讨。在人类现代自然观的形成过程中，农耕的发展可能是最重要的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世界可以被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一边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被驯化、掌控和繁殖的生物，一边是“野生”生物，它们依旧住在自己的领地、过着或多或少都可算是随心所欲的生活。这个简单干脆的二分法在杂草出现时崩塌了。野性闯入我们的文明，而原本被驯服的物种叛离出逃、四处闯祸。杂草生动地展现了自然界的生命——以及演化的过程——是如何抗拒为人类文化概念所束缚的。就这样，它们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造物的两面性是多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