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等多么需要耐心，人生中还是有许多值得等的事情的：等冬夜里情人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等载着久别好友的列车缓缓进站，等第一个孩子出生，等孩子咿呀学语偶然喊出一声爸爸后再喊第二第三声，等第一部作品发表，等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反响和共鸣……

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没有对爱情的憧憬，哪里还有青春？可以没有理解，但如果没有对理解的期待，哪里还有创造？可以没有所等的一切，但如果没有等，哪里还有人生？活着总得等待什么，哪怕是等待戈多。有人问贝克特，戈多究竟代表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中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自杀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是演不下去的。

人生唯一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但是，人人都似乎忘了这一点而在等着别的什么，甚至死到临头仍执迷不悟。我对这种情形感到悲哀又感到满意。

1991.1

<h3>天才的命运</h3>

1823年夏季，拜伦从热那亚渡海，向烽火四起的希腊进发，准备献身于他心目中圣地的解放战争。出发前夕，仿佛出于偶然，他给歌德捎去一张便函。歌德赋诗作答。拜伦还来得及写一封回信。这样，19世纪的两位诗坛泰斗，诗歌奥林匹斯山上的酒神和日神，终于赶在死神之前沟通了彼此的倾慕。

当时，歌德已是七十四岁高龄，在马里耶巴德最后一次堕入情网。魏玛小朝廷的这位大臣一生中不断恋爱，又不断逃避。他有许多顾忌，要维护他的责任、地位、声望和心理平衡。但是，他内心深处非常羡慕拜伦的自由不羁的叛逆精神。这一回，他手中拿着拜伦的信，在拜伦形象的鼓舞下，决心向年仅十九岁的意中人求婚。

可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使他鼓起勇气走向爱情的英国勋爵，此时尽管正当盛年，只有三十五岁，却已经厌倦了爱情，也厌倦了生命，决心走向死亡。不到一年，果然客死希腊。歌德是个老少年，而拜伦，如同他自己所说，是个年轻的老人。临终前，他告诉医生：“我对生活早就腻透了。你们挽救我的生命的努力是徒劳的。我来希腊，正是为了结束我所厌倦的生存。”

在拜伦的个性中，最触目惊心的特征便是这深入骨髓的厌倦病。他又把这个特征投射到创作中，从哈洛尔德到唐璜，他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患有这种病。他的妻子，那位有严格的逻辑头脑、被他讥称为“平行四边形公主”的安娜贝拉，倒对他下过一句中肯的断语：“正是对单调生活的厌倦无聊，把这类心地最善良的人逼上了最危险的道路。”他自己也一再悲叹：“不论什么，只要能治好我这可恶的厌倦病就行！”为了逃避无聊，他把自己投入惊世骇俗的爱情、浪漫的旅行和狂热的写作之中。然而，这一切纵然使他登上了毁和誉的顶峰，仍不能治愈他的厌倦病。他给自己做总结：“我的一生多少是无聊的，我推测这是气质上的问题。”

气质上的问题——什么气质？怎么就无聊了？

无聊实在是一种太平常的情绪，世上大约没有谁不曾品尝过个中滋味。但是，无聊和无聊不同。有浅薄的无聊，也有深刻的无聊。前者犹如偶感风寒，停留在体表，很容易用随便哪种消遣将它驱除。后者却是一种浸透灵魂的毒汁，无药可治。拜伦患的就是这么一种致命的疾患。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即使酒足饭饱的无聊，也并非纯粹的满足状态，这时至少还有一种未满足的欲望，便是对于欲望的欲望。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何况除了肉体欲望之外，人还有精神欲望，后者实质上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精神欲望尤其体现在像拜伦这样极其敏感的天性身上，他们内心怀着对精神事物的永不满足的欲求，由于无限的欲望不可能通过有限的事物获得满足，结果必然对一切业已到手的东西很容易感到厌倦。对他们来说，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而导致的痛苦和因为对既有事物丧失欲望而导致的无聊不是先后交替，而是同时并存的。他们的无聊直接根源于不满足，本身就具有痛苦的性质。拜伦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写道：“有一种人的灵魂动荡而且燃着火焰，它不愿在自己狭隘的躯壳里居停，却总喜欢做非分的幻想和憧憬……这种心灵深处的热狂，正是他和他的同病者们不可救药的致命伤。”我相信这种形而上的激情乃是一切天才的特质，而由于这种激情永无满足的希望，深刻的无聊也就是一切天才不能逃脱的命运了。

表面看来，歌德的个性和拜伦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读一读《浮士德》便可知道，他们之间的相同处要远比相异处更多也更本质。浮士德就是一个灵魂永远不知满足的典型。“他在景仰着上界的明星，又想穷极着下界的欢狂，无论是在人间或是天上，没一样可满足他的心肠。”歌德让他用与拜伦描述哈洛尔德极其相似的语言如此自白：“我的心境总觉得有一种感情，一种烦闷，寻不出一个名字来把它命名。我便把我的心思向宇宙中驰骋，向一切的最高的辞藻追寻。我这深心中燃烧着的火焰，我便名之为无穷，为永恒。永恒，这难道是一种魔性的欺骗？”毫无疑问，在浮士德和哈洛尔德的灵魂中燃着的是同一种火焰，这同一种火焰逼迫他们去做相似的求索。

在“子夜”这一场，匮乏、罪过、患难都不能接近浮士德，唯独忧郁不召而来，挥之不去，致使浮士德双目失明。歌德的这个安排是意味深长的。忧郁是典型的拜伦式气质。歌德曾经表示：“我们需要刺激，没有它就不能抵御忧郁。”但是，一切不知满足的灵魂终归都逃脱不了忧郁，歌德通过浮士德的结局终于也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什么是忧郁呢？难道忧郁不正是激情和厌倦所生的孩子吗？

在拜伦身上，激情和厌倦都是一目了然的。歌德不同，他总是用理性来调节激情，抑制厌倦。不过，在他不知疲倦的广泛卓绝的活动背后，他的厌倦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他在七十岁时的一封信中针对自己写道：“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感到世界是荒谬的，那么他怎么能再忍受四十年呢？”据说全凭他有一种天赋，即愿望。可是，“愿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每天在愚弄我们”。难怪在他最亲近的人心目中，他是个厌世者、怀疑主义者。其实，老年歌德由衷地同情拜伦，同样透露了这一层秘密。

然而，最有力的证据还是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在我看来，浮士德和梅非斯特都是歌德灵魂的化身。如果说拜伦的主人公往往集激情和厌倦于一身，那么，歌德却把他灵魂中的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让浮士德代表永不满足的激情，梅非斯特代表看破一切的厌倦。浮士德和少女跳舞，迷恋于少女的美，唱道：“从前做过一个好梦儿，梦见一株苹果树，两颗优美的苹果耀枝头，诱我登上树梢去。”梅非斯特便和老妪跳舞，把这美的实质拆穿，唱道：“从前做过一个怪梦儿！梦见一株分杈树，有个什么东西在杈中，虽臭也觉有滋味。”浮士德凝望海潮涨落，偶然注意到：“波浪停止了，卷回海底，把骄傲地达到的目的抛弃，但时间一到，又重演同样的游戏。”对于这无意义的重复，浮士德感到苦闷，遂产生围海造田的念头，决心征服“奔放的元素的无目的的力”，梅非斯特却嘲笑说：“这在我并不是什么新闻，千百年来我已经把它认清。”浮士德不倦地创造，在他徒劳地想把握这创造的成果的瞬间，终于倒下死去，此时响起合唱：“已经过去了。”梅非斯特反驳道：“为什么说过去？过去和全无是同义词！永恒的创造毫无意义！凡创造物都被驱入虚无里！已经过去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等于说，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浮士德的每一个理想主义行为，梅非斯特都在一旁作出虚无主义的注解。从梅非斯特对浮士德的嘲讽中，我们难道听不出歌德的自嘲？

过去等于全无。生命一旦结束，就与从来不曾活过没有区别。浮士德式的灵魂之所以要不安地寻求，其隐秘的动机正是为了逃脱人生的这种虚无性质。“永恒之女性，引我们飞升。”那个引诱我们不知疲倦地追求的女性，名字就叫永恒。但是，歌德说得明白，这个女性可不是凡间女子，而是天上的圣母、女神。所以，我们一日不升天，她对于我们就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

精神一面要逃避无常，企求永恒，另一面却又厌倦重复，渴慕新奇。在自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的变注定了凡胎肉身的易朽。相对的不变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所以，无常和重复原是自然为人生立的法则。但精神不甘于循此法则，偏要求绝对的不变——永恒，偏难忍相对的不变——重复，在变与不变之间陷入了两难。

其实，自然中并无绝对的重复。正如潮汐是大海的节奏一样，生命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节奏。当生命缺乏更高的目的时，我们便把节奏感受为重复。重复之荒谬就在于它是赤裸裸的无意义。重复像是永恒的一幅讽刺画，简直使人对永恒也丧失了兴趣。对于那些不安的灵魂来说，重复比无常更不堪忍受。精神原是为逃脱无常而不倦地追求永恒，到后来这不倦的追求本身成了最大需要，以致当追求倦怠之时，为了逃脱重复，它就宁愿扑向无常，毁灭自己。歌德在回忆录里谈到，有个英国人为了不再每天穿衣又脱衣而上吊了。拜伦指出有一些狂人，他们宁可战斗而死，也不愿“挨到平静的老年，无聊而凄凉地死去”。许多大作家之所以轻生，多半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创造力衰退，不能忍受生命愈来愈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无聊是比悲观更致命的东西，透彻的悲观尚可走向宿命论的平静或达观的超脱，深刻的无聊却除了创造和死亡之外别无解救之道。所以，悲观哲学家叔本华得以安享天年，硬汉子海明威却向自己的脑袋扳动了他最喜欢的那支猎枪的扳机。

但是，我要说，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深刻的无聊，毕竟是幸运的。这是一种伟大的不满足，它催促人从事不倦的创造。尽管创造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深刻的无聊，但至少可以使人免于浅薄的无聊和浅薄的满足。真正的创造者是不会满足于自己既已创造的一切成品的。在我看来，一个人获得了举世称羡的成功，自己对这成功仍然不免发生怀疑和厌倦，这是天才的可靠标志。

1991.2

<h3>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h3>

自古以来，人一直在向世界发出呼唤，并且一直从世界得到回答。事实上，人是把自己的呼唤的回声听成了世界的回答。可是，直到一个多世纪前，人才对此如梦初醒。于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拉开了帷幕。

一个能够回答人的呼唤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上帝。现在，世界沉默了，上帝死了。

当人的呼唤第一次得不到世界的回答，世界第一次对之报以毛骨悚然的沉默的时候，人发现自己遭到了遗弃。他像弃妇一样恸哭哀号，期望这号哭能打动世界冰冷的心。但是，覆水难收，世界如此绝情，只有凄厉的哭声送回弃妇自己耳中。

这时候走来一位哲学家，他劝告人类：命运不可违抗，呼唤纯属徒劳，人应当和世界一同沉默，和上帝一同死去。

另一位哲学家反驳道：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无望地呼唤，在一片无神的荒原上孤独地跋涉，方显出人的伟大。

渴求意义的人突然面对无意义的世界，首先表现出这两种心态：颓废和悲壮。它们的哲学代言人就是叔本华和尼采。

还有第三种心态：厌倦。

如果说颓废是听天由命地接受无意义，悲壮是慷慨激昂地反抗无意义，那么，厌倦则是一种既不肯接受又不想反抗的心态。颓废者是奴隶，悲壮者是英雄，厌倦者是那种既不愿做奴隶又无心当英雄的人，那种骄傲得做不成奴隶又懒惰得当不了英雄的人。

厌倦是一种混沌的情绪，缺乏概念的明确性。所以，它没有自己的哲学代言人。它化身为文学形象登上19世纪舞台，这就是俄国作家笔下的一系列“多余的人”的形象。“多余的人”是拜伦的精神后裔，这位英国勋爵身上的一种气质通过他们变成了一个清楚的文学主题。

我把厌倦看作无聊的一种形态。这是一种包含激情的无聊。“多余的人”是一些对于意义非常在乎的人，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他们所寻求的意义。当世人仍然满足于种种既有的生活价值时，他们却看透了这些价值的无价值。因此，他们郁郁寡欢，落落寡合，充满着失落感，仿佛不是他们否定了既有的意义，倒是他们自己遭到了既有意义的排斥。这个世界是为心满意足的人准备的，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

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出版，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毕巧林诞生之日起，恰好过了一个世纪，加缪的《局外人》问世。如果把默尔索对于世间万事的那种淡漠心态也看作一种无聊，那么，这已经是一种不含激情的无聊了。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无聊的色调经历了由暖到冷的变化。

人一再发出呼唤，世界却固执地保持沉默。弃妇心头的哀痛渐渐冷却，不再发出呼唤。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负心汉，因为负心犹未越出可理解的范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理解，它没有心，它是一堆石头。人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荒谬的世界。

笼罩19世纪的气氛是悲剧性的，人们在为失落的意义受难。即使是叔本华式的悲观哲学家，对于意义也并非不在乎，所以才力劝人们灭绝生命的激情，摆脱意义的困惑。然而，悲观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激情呢。到了20世纪，荒诞剧取代了悲剧。对于一个荒谬的世界，你有什么可动感情的？“局外人”不再是意义世界的逐儿，他自己置身于意义世界之外，彻底看破意义的无意义，冷眼旁观世界连同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遭际。不能说“局外人”缺乏感情，毋宁说他已经出离感情范畴的评判了。

试以毕巧林和默尔索为例做一个比较。

爱情从来是最重要的生活价值之一。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厌倦爱情的人必定厌世。毕巧林确实厌倦了。他先是厌倦了交际场上那些贵妇人的爱情。“我熟悉这一切——而这便是使我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后来他和一个土司的女儿相爱，但也只有几天新鲜。“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那贵妇人的妖媚一样使人厌倦。”他在爱情中寻求新奇，感到的却总是重复。他不可能不感到重复。厌食症患者吃什么都一个味。

然而，这个厌食症患者毕竟还有着精神的食欲，希望世上有某种食物能使他大开胃口。对于毕巧林来说，爱情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一种爱情能使他满足而已。默尔索却压根儿不承认有爱情这回事。他的情妇问他爱不爱她，他说这话毫无意义。毕巧林想做梦而做不成，默尔索根本不做梦。

毕巧林对于爱情还只是厌倦，对于结婚则简直是深恶痛绝了：“不论我怎样热烈地爱一个女人，只要她使我感到我应当跟她结婚——再见吧，爱情！我的心就变成一块顽石，什么都不会再使它温暖。”这种鲜明态度极其清楚地表明，毕巧林还是在守卫着什么东西，他内心是有非常执着的追求的。他厌倦爱情，是因为爱情不能满足这种追求。他痛恨结婚，是因为结婚必然扼杀这种追求。他终究是意义世界中的人。

默尔索对结婚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没有什么要守卫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的情妇问他愿不愿结婚，他说怎么都行，如果她想，就可以结。情妇说结婚可是件大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由于他否认爱情的存在，他已经滤净了结婚这件事的意义内涵，剩下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空洞形式。在他眼里，他结不结婚是一件和他自己无关的事情。他是他自己婚姻的“局外人”。

其实，何止婚姻，他的一切生活事件，包括他的生死存亡，都似乎和他无关。他甚至是他自己的死的“局外人”。他糊里糊涂地杀了一个人（因为太阳晒得他发昏！），为此被判死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在看一场别人的官司，费了一番力气才明白他自己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检察官声色俱厉地控诉他，他感到厌烦，只有和全局无关的某些片言只语和若干手势还使他感到惊奇。律师辩护时，他注意倾听的是从街上传来的一个卖冰棍小贩的喇叭声。对于死刑判决，他的想法是：“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他既不恋生，也不厌生，既不惧怕死，也不渴求死，对生死只是一个无动于衷。

毕巧林对于生死却是好恶分明的。不过，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厌生慕死。他的朋友说：“迟早我要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他补上一句：“在一个极龌龊的夜晚我有过诞生的不幸。”他寻衅和人决斗，抱着这样的心情等死：“我就像一个在跳舞会上打呵欠的人，他没有回家睡觉，只是因为他的马车还没有来接他罢了。”对死怀着一种渴望的激情，正是典型的浪漫情调。和默尔索相比，毕巧林简直是个乳臭未干的理想主义者。

毕巧林说：“一切在我都平淡无味。”他还讲究个味儿。他心中有个趣味标准，以之衡量一切。即使他厌倦了一切，至少对厌倦本身并不厌倦。莱蒙托夫承认，在他的时代，厌倦成了一种风尚，因而“大多数真正厌倦的人们却努力藏起这种不幸，就像藏起一种罪恶似的”。可见在“多余的人”心目中，真正的厌倦是很珍贵的，它是“当代英雄”的标志，他们借此而同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了。这多少还有点儿在做戏。“局外人”则完全脱尽了戏剧味和英雄气。默尔索只是淡漠罢了，他对自己的淡漠也是淡漠的，从未感到自己有丝毫的与众不同。

“多余的人”厌倦平静和同一，渴求变化和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变化和差异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苦于自己感觉不到。“局外人”却否认任何变化和差异，所以也谈不上去追求。默尔索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本来，意义才是使生活呈现变化和差异的东西。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一切都没有意义，当然也就无所谓变化和差异了。他甚至设想，如果让他一辈子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他也会习惯的。这棵枯树干不同于著名的第欧根尼的桶，它不是哲人自足的象征，而是人生无聊的缩影。在默尔索看来，住在枯树干里等白云飘来，或者住在家里等情人幽会，完全是一回事。

那么，“局外人”是否就全盘接受世界的无意义了呢？在他的淡漠背后，当真不复有一丝激情了吗？不，我不相信。也许，置身局外这个行为把无意义本身也宣判为无意义了，这便是一种反抗无意义的方式。也许，淡漠是一种寓反抗于顺从的激情。世上并无真正的“局外人”，一切有生终归免不了有情。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人仍然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果然听到加缪赞美起“荒谬的英雄”西西弗以及他的激情和苦难了。

1991.2

<h3>回归简单的生活</h3>

除夕之夜，鞭炮声大作。我躲进了我的小屋。这是我最容易感到寂寞无聊的时候。不过，这种感觉没什么不好。

我的趣味一向是，寂寞比热闹好，无聊比忙碌好。寂寞是想近人而无人可近，无聊是想做事而无事可做。然而，离人远了，离神就近了。眼睛不盯着手头的事务，就可以观赏天地间的奥秘了。人生诚然难免寂寞无聊，但若真的免去了它们，永远热闹，永远忙碌，岂不更可怕？

现代人差不多是到了永远热闹忙碌的地步。奇怪的是，寂寞无聊好像不但没有免去，反而有增无减。整个现代生活就像是一场为逃避寂寞制造出来的热闹，为逃避无聊制造出来的忙碌。可是，愈怕鬼，鬼愈来，鬼就在自己心中。

看到书店出售教授交际术成功术之类的畅销书，我总感到滑稽。一个人对某个人有好感，和他或她交了朋友，或者对某件事感兴趣，想方设法把它做成功，这本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不熟记要点就交不了朋友，不乞灵秘诀就做不成事业，可见多么缺乏真情感真兴趣了。但是，没有真情感，怎么会有真朋友呢？没有真兴趣，怎么会有真事业呢？既然如此，又何必孜孜于交际和成功？这样做当然有明显的功利动机，但那还是比较表面的，更深的原因是精神上的空虚，于是急于找捷径躲到人群和事务中去。我不知道其效果如何，只知道如果这样的交际家走近我身旁，我一定会更感寂寞，如果这样的成功者站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更觉无聊的。

人活世上，有时难免要有求于人和违心做事。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贪欲，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就可以把这些减少到最低限度。远离这些麻烦的交际和成功，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反而受益无穷。我们因此获得了好心情和好光阴，可以把它们奉献给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真正感兴趣的事，而首先是奉献给自己。对于一个满足于过简单生活的人，生命的疆域是更加宽阔的。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类过着极其平静单调的生活。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一定会认为那种生活难以忍受。可是，我们很少听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抱怨寂寞，叹息无聊。要适应简单的生活，必须有一颗淳朴的心。我承认我也是一个现代人，已经没有那样淳朴的心，因而适应不了那样简单的生活了。不过，我想，我至少能做到，当我寂寞无聊的时候，尽量忍受，绝不逃避。我不到电视机前去呆坐，不到娱乐厅去玩电子游戏，不去酒吧陪时髦的先生或小姐喝高级饮料，宁肯陪我的无聊多坐一会儿。我要尽量平静地度过寂寞的时光，尽量从容地品尝无聊的滋味，也许这正是一个回归简单生活的机会。

照理说，生命如此短暂，想做的事根本做不完，应该没有工夫感到无聊。单说读书，读某一类书，围绕某一个专题读，就得搭进去一辈子的光阴。然而，我宁愿少读点书，多留点时间给无聊。一个人只要不讨厌自己，是不该怕无聊的。不读别的书，正好仔细读自己的灵魂这本书。我可不愿意到了垂暮之年，号称读书破万卷，学问甲天下，自己的灵魂这本书却未曾翻开过。如果那样，我会为自己白活一场而死不瞑目的。

新年伊始，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我希望在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里面只摆几件必要的家具，绝对不安电话，除了少数很亲密又很知趣的朋友外，也不给人留地址，我要在那里重新学会过简单的生活。至于说像梭罗那样在风景优美的湖滨筑屋幽居，那可是我不敢抱的奢望。

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