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断断续续为米兰《日报》（Il Giorno）撰稿，合作持续了几年时间。

《文学样刊》第5期发表了卡尔维诺的杂文《挑战迷宫》（“La sfida al labirinto”），文学杂志《此与彼》第1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圣约翰之路》。

1963年

这一年，所谓的新先锋运动在意大利逐渐成形；尽管卡尔维诺没有参与其中，但仍然时刻关注这项运动的发展。卡尔维诺对于“六三学社”[87]的主张给予关注，但又保持距离，这也成为他与安吉洛·古耶尔米（Angelo Guglielmi）意见不合的有力证据，随后他出版了《挑战迷宫》。

《马克瓦多即城市的四季》（Marcovaldo ovvero Le stagioni in città）出版，收录在“给青少年的书”系列丛书中，并邀请塞尔乔·托法诺（Sergio Tofano）设计了23幅插图（这也成为日后卡尔维诺十分得意的事）。这一年还出版了《观察者的一天》（La giornata d'uno scrutatore），《地产投机》单独成册出版。

3月中旬，卡尔维诺去了利比亚：在的黎波里的意大利文化处举办了主题为《昨日与今日小说中的自然与历史》的讲座。

5月，作为福门托尔奖的评委，卡尔维诺在科孚岛度过了一周。5月18日，他凭借《观察者的一天》在洛桑获得查尔斯·维伊伦奖。

这一年他在法国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1964年

2月19日，卡尔维诺与奇基塔在哈瓦那完婚。

“在我的生命中，我遇到过许多坚强的女性。我的身边不能没有女人的陪伴。我只是一个两头双性生物的一部分，是一个真正具有生物性和思想的机体。”[RdM 80]

卡尔维诺在古巴重游了他出生的地方和他的父母曾经居住的房子。在众多会面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有了一次私人见面。

卡尔维诺为《通往蜘蛛巢的小径》的最新版本撰写了一篇极其重要的序言。

夏天过后，他和妻子定居罗马，住在蒙特·布里安佐路的一间公寓里。这个家庭的成员还有马尔切罗·威尔（Marcelo Weil），这个16岁的少年是奇基塔与第一任丈夫的孩子。每两个礼拜卡尔维诺会去一趟都灵，参加埃伊纳乌迪的会议，处理一些信件。

他在《文学样刊》第7期上发表了杂文《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L'antitesi operaia”），反响平平。在后来出版的《文学机器》（Una pietra sopra）（1980年）中，卡尔维诺形容这篇杂文“是一次把自己的认知融入演说话题当中的尝试（正如我在《文学样刊》上早前发表的那些文章一样），这其中既有我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不同评价的认知，也有这些年来关于左派问题的本质的认知……也许我做的另外一个尝试就是将不同的元素拼凑成一幅统一和谐的图画”。

在《咖啡》杂志的11月刊上刊登了《宇宙奇趣全集》（Futte cosmicomiche）中的前四则故事：《月亮的距离》、《天亮的时候》、《太空中的一个标志》、《一切于一点》。

1965年

卡尔维诺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发表在1月30日的《重生》上，另一篇发表在2月3日的《日报》上），加入了由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发起的关于新的“技术性”意大利语的讨论。

5月，他的女儿乔万娜（Giovanna）在罗马出生。“活了四十年第一次做父亲，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更重要的是，我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乐趣。”[写给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的信，11月24日]

《宇宙奇趣全集》出版。他以托尼欧·卡维拉（Tonio Cavilla）为笔名，编辑了《树上的男爵》的精简版并附上评注，收录在“中学读物”系列中。《烟云》和《阿根廷蚂蚁》作为姊妹篇出版（这两篇小说之前已经被收录在《短篇小说集》中）。

1966年

2月12日，维托里尼去世。“我很难把死亡这件事和维托里尼联系起来，甚至就在昨天，他也还是个和疾病无缘的人。那些本质上消极性的体现，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主流，却不属于维托里尼，他总是追寻生活的新面貌。而且他知道如何激发出他人的这一面。”[Conf 66]一年后，在《文学样刊》向这位西西里作家致敬的专刊上，卡尔维诺发表了一篇悼文：《维托里尼：计划与文学》（“Vittorini:progettazione e letteratura”）。

维托里尼逝世后，卡尔维诺对时事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正如他后来所言，他有了一种疏离感，节奏也发生了变化。“早先我完全无法理解，如何将泡在图书馆作为职业……现在这种想法却占据上风，而我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并非是我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减弱，而是我不再有占据社会生活中心的冲动。当然，主要原因是我也不再年轻了。我年轻时所信奉的司汤达主义在某个时间点戛然而止。这也许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年龄自然而来，我曾年轻过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太长了，突然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开始我的老年生活，对，就是老年，我甚至希望它早点开始，没准还可以延续得更长久一些。”[Cam 73]

然而卡尔维诺的疏离感并不意味着与外界的粗暴隔绝。5月，他接受让—路易斯·巴劳特（Jean-Louis Barrault）的邀约，为其导演的戏剧撰写剧本。6月初，他到拉斯佩齐亚参加“六三学社”的会议。9月，他向一位英国编辑寄送了一篇《作家力挺越南》（“Authors Take Sides on Vietnam”）的论文（“在一个没有人对自己感到满意或问心无愧的世界中，也没有国家或机构能够奢望体现出一种普遍的想法，甚至无法仅仅反映自己特殊的真相，越南人民是唯一带来光明的存在”）。

1967年

6月下旬，卡尔维诺一家移居巴黎，住在夏提隆广场的一幢小房子里，打算在那里住上五年。但卡尔维诺在那里一直住到1980年，这期间他时常返回意大利，并在意大利度过了一些夏日时光。

他完成了雷蒙·格诺《蓝花》（Les fleurs bleues）的翻译。这位特立独行的法国作家活跃在多个领域，他的影响在已经成熟的卡尔维诺身上也有诸多反映：对于古怪又矛盾的喜剧性的嗜好（并不总是通过娱乐体现出来），对于科学和组合式游戏的兴趣，以及融合了实验主义和古典精神的文学技艺的想法。

卡尔维诺举办了一场题为《控制论与幽灵》的讲座，并且根据讲座内容撰写了文章《关于作为组合式过程的叙事文学的笔记》（Appunti sulla narrativa come processo combinatorio），发表在《新潮流》上。他在《新潮流》和《报告》（Rendiconti）上分别发表了《有丝分裂》（La cariocinesi）和《血，海》（Il sangue,il mare），后来均收录在短篇小说集《时间零》（Ti con zero）中。

年底，他和扎尼凯立出版社（Zanichelli）的乔瓦尼·恩里克斯（Giovanni Enriques）共同策划和编纂一部面向中学生的文集，得到萨利那里（G.B.Salinari）和四位教师的协助，在1969年以《阅读》（La lettura）之名面市。

1968年

卡尔维诺对符号学产生了新兴趣，这一点也从他参加的两场研讨会得以证实：研讨会在索邦大学的高等教育学院举行，组织人是罗兰·巴特，主题是巴尔扎克的《萨拉金》（Sarrasine）。卡尔维诺又在乌尔比诺大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符号学研讨会，格雷马斯（Greimas）的发言为此次研讨会奠定了基调。

在巴黎，卡尔维诺与格诺来往密切，后者将他介绍给“乌力波”（潜在文学工场，阿尔弗雷德·雅里创立的荒诞玄学学院的分支）的其他成员，包括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弗朗索瓦·勒利奥内（Fran?ois Le Lionnais）、雅克·鲁博（Jacques Roubaud）和保罗·富尔内尔（Paul Fournel）。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与在巴黎的社会文化名流过从甚密：“也许我并不具备与他乡建立个人关系的能力，我常常浮在半空，只有一只脚踏入那些城市。我的写字台好像一座孤岛：既可以摆在这里，也可以漂到另一个国家……当作家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可以独自完成，无关乎地点，可以是在乡间或是一座岛屿上一幢与世隔绝的房子，而这幢房子我确实是有的，就在巴黎市中心。由此，尽管我与工作相关的生活都在意大利展开，但一有可能我就会来到巴黎，或者说我必须独处。”[EP 74]

在60年代早期已经出现的青年抗议运动中，卡尔维诺持续关注“学生抗议运动”，但并不赞同他们的态度和观点。

他“对于这些年纷繁混乱的思想现状做出的贡献”[Cam 73]，很大程度上与他对于乌托邦这一议题的思索有关。卡尔维诺对于重读傅立叶的提议已然成熟，并在1971年付诸现实，出版了一部独特的文集。“对于这本文集的目录我是尤为得意的：我真正关于傅立叶的论文就是它了。”[Four 71]

他拒绝了因为《时间零》颁给他的维亚雷焦奖（“我认为文学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拒绝这个奖，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会再抱以认同感继续支持那些已失去意义的机制。我希望避免一切来自新闻界的喧嚣，并恳请不要让我的名字出现在获奖者名单上。相信我的诚意吧”）；可是，他在两年后接受了阿斯蒂奖，又在1972年接受了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颁发的费尔特里内利奖，之后还接受了尼斯、蒙代洛和其他奖项。

一整年内，卡尔维诺都在为编辑三卷本的中学文选《阅读》而辛劳工作；在扎尼凯立出版社，他的合作者是戴尔菲诺·因索雷拉和佳尼·索福里。

米兰编辑俱乐部出版社出版了《世界记忆和其他宇宙奇趣故事》（La memoria del mondo e altre storie cosmicomiche）。

1968至1972年，他与几位朋友（圭多·内里、卡洛·金兹伯格、恩佐·梅兰德里，以及佳尼·切拉蒂）当面或通过书信探讨创办一本新杂志《阿里巴巴》（Alì Babà）的可能性。他的内心活跃着一种迫切的需求，这本杂志将面向“全新的公众，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能够将阅读化为日常需要”：这个计划从未实现，即“一本广泛发行的杂志，在各处书报亭贩卖，就像《里努斯》这类杂志一样，但并非连环画性质的，而是刊登配有大量插图的连载小说，采用一种引人入胜的排版方式。杂志中还会包括相当数量的专栏，它们通过举例来阐述叙事策略、人物类型、阅读方式、文风体系和诗歌—人类学功能，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要读起来妙趣横生。总之，这本杂志的设计将是一次借助各种传播工具而进行的探讨”。[Cam 73]

1969年

卡尔维诺在弗朗科·玛利亚·里奇主编的《塔罗牌：贝加莫和纽约的子爵牌》（Tarocchi.Il mazzo visconteo di Bergamo e New York）中发表了《命运交叉的城堡》。同时卡尔维诺在修订新版的《最后飞来的是乌鸦》。他还在《咖啡》上发表了《砍头》（La decapitazione dei capi）。

春天时节，《阅读》问世。名为“观察和描述”的章节完全是卡尔维诺的构想，在这些章节中他提出将描述当作认知经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描述就是尽量靠近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同时又会使我们感到一丝不满，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持续观察，并不断尝试如何更好地表达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Let 69]）。

1970年

《艰难的爱》（Gli amori difficili）在6月出版，收入埃伊纳乌迪新的“鸵鸟”系列中，这也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的第一和唯一的一册；该书开篇即是他一篇著名的生平简介，却没有署名。

在重新整理了一轮广播放送材料后，卡尔维诺发表了阿里奥斯托长诗中的选段，名为《伊塔洛·卡尔维诺讲述卢多维克·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 di Ludovico Ariosto raccontato da Italo Calvino”）。

70年代，卡尔维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童话上，此外，他还为一些著名童话集的新版本撰写了序言（兰扎、巴西莱、格林、佩罗、皮特雷）。

1971年

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委托卡尔维诺主编“百页”丛书，这耗费了他几年时间。在这套丛书众多的作家中，除了那些他所钟爱的经典大家（史蒂文森、康拉德、詹姆斯、司汤达、霍夫曼、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还收录了许多19至20世纪知名度较小的意大利作家。

《昏暗之地》（Dall'opaco）收录在混编文集《阿黛尔菲亚娜》（Adelphiana）中。

1972年

3月，美国作家约翰·巴思（John Barth）请卡尔维诺代替自己到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艺术与文学系教授1972至1973学年的小说写作课程。4月底，卡尔维诺违心地拒绝了这个邀请。

6月，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授予卡尔维诺安东尼奥·费尔特里内利奖（叙事文学类），颁奖典礼在当年12月举行。

《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出版。

11月，他第一次参加乌力波的早餐会，并在次年2月成为该团体的外国成员。同年11月，在意大利版《花花公子》第1期上刊登了他的文章《名字，鼻子》（“Il nome,il naso”）。

1973年

《命运交叉的城堡》最终版问世。

在回应《新题》杂志一项关于极端主义的调查时，卡尔维诺声明：“我认为对于当前状况的严重性有一个极端认知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具备分析精神、现实意识，以及对一言一行一思所产生的后果能够承担责任，而这些并非是极端主义能够做到的。”[NA 73]

卡尔维诺在佩斯卡亚市内一个叫作罗卡马莱的滨海区域的松林边建造了一栋房子，此时正值最后完工的阶段，从此往后，每到夏天，卡尔维诺都在那里避暑，时常往来的朋友有卡罗·福鲁特罗（Carlo Fruttero）和皮埃特罗·齐塔蒂（Pietro Citati）。

1974年

1月8日，卡尔维诺以《看不见的城市》入选第二十三届博扎来奖的决赛。他参加了在恩波利的莱纳托·甫契尼图书馆举行的有关战后意大利叙事文学的辩论。

他开始在《晚邮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游记，并就意大利政治与社会现状撰写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论文。双方的合作持续至1979年；其中最早的一篇论文是4月25日发表的《记一次战役》。同年，另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短文《一名观众的自传》（“Autobiografia di uno spettatore”）作为序言出现在费德里科·费里尼的作品《四部电影》（Quattro film）中。

他还为广播节目《不可能的采访》撰写了文章《蒙特祖马》（“Montezuma”）和《尼安德特人》（“L'uomo di Neanderthal”）。

1975年

5月下旬，卡尔维诺接受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委托，到伊朗进行实地考察，为电视台将要制作的节目《伊朗之城》做准备。

8月1日，《长颈鹿赛跑》（La corsa delle giraffe）发表在《晚邮报》上，这是帕洛马尔先生系列故事的第一篇。

《世界记忆和其他宇宙奇趣故事》再版，收录在埃伊纳乌迪的“青年图书馆系列”中。

1976年

2月末至3月中，卡尔维诺待在美国：他先是到阿默斯特学院（马萨诸塞州）做客；后来在巴尔的摩停留了一周，参加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写作研讨会（包括关于《宇宙奇趣》和《塔罗牌》的研讨会，以及一场《看不见的城市》的讲座和朗诵会）；然后在纽约又待了一周。最后他与妻子奇基塔在墨西哥逗留了十余天。

墨西哥之旅和11月的日本旅行给予他不少灵感，因此他又为《晚邮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1977年

2月8日，奥地利教育与艺术部在维也纳授予卡尔维诺“欧洲文学奖”。

在《对比》杂志文学版上发表了《讨喜的垃圾桶》（La poubelle agréée）。

刊登《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笔》（“La penna in prima persona”，论索尔·斯坦伯格的绘画作品）。这部作品是一系列短篇文章中的一篇，风格介于杂文和小说之间，都是从形象艺术中获得的灵感（将以下人的作品作某种自由的对比：法乌斯托·梅罗迪、朱利奥·保利尼、路奇奥·德尔·帕佐、切萨雷·佩维莱利、瓦莱里奥·阿达密、阿尔贝托·马涅利、路易吉·塞拉菲尼、多米尼克·纽利、乔尔乔·德·奇里克、恩里科·本治、荒川等）。

在12月的《文学靠岸》（Approdo letterario）上，以《帕洛马尔先生在日本》为题发表了在前一年旅行中得到灵感而创作的一系列文章。

1978年

在1月31日写给圭多·内里的信中，卡尔维诺提到《讨喜的垃圾桶》是这样一则故事：“它是一系列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中的一篇，与其说是故事，倒不如说是随笔，其中大部分文章只是我的一些想法，而有一部分文章的编排仍然令我不甚满意，也许有一天这些文章能够单独成册，书名就叫《必经之路》（Passaggi obbligati）。”

4月，他的母亲去世，享年92岁。梅丽堤亚纳别墅在不久后被转让。

1979年

长篇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出版。

以一篇社论《我也是斯大林主义者？》（“Sono stato stalinista anch'io?”）（12月16至17日）为契机，卡尔维诺与《共和报》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他撰写的文章都体现了他对当下书籍、展览或其他文化事件的反思。相较于之前他与《晚邮报》的合作，有关社会与政治主题的文章几乎注定要隐没[其中也有例外，比如1980年3月15日发表的《关于腐朽国家之诚实的寓言》（“l'Apologo sull'onestà nel paese dei corrotti”）]。

1980年

《文学机器》收录了卡尔维诺自1955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些评论文章。

9月，他们全家搬到罗马，住在坎普马泽欧广场上一幢带露台的房子里，距离万神殿只有一步之遥。

他接受了里佐利出版社的委托，负责编选托马索·兰多菲（Tommaso Landolfi）内容丰富的文集。

1981年

卡尔维诺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

负责编辑格诺的大型作品集《符号、数字与字母》（Segni,cifre e lettere）。

在杂志《特洛伊木马》（Il cavallo di Troia）上发表文章《巴格达之门》（“Le porte di Bagdad”），出现在托蒂·沙洛亚的舞台动作设计草图上面。应亚当·波洛克（每年夏天，波洛克都会在格罗塞托省的小镇巴蒂尼亚诺组织17至18世纪的戏剧演出）的请求，卡尔维诺创作了一部以组合式创作手法为特点的剧本，用作莫扎特未完成的歌剧《扎伊德》（Zaide）的演出框架。他还担任了第38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主席，将当年的金狮奖颁给了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导演的《沉重的年代》，将银狮奖颁给了南尼·莫莱蒂导演的《金色的梦》。

1982年

年初，埃伊纳乌迪出版了由塞尔乔·索米翻译，格诺所著的长诗《袖珍本小型宇宙进化论》（Piccola cosmogonia portatile），文后附上了卡尔维诺在1978至1981年间创作的《小型宇宙进化论的小型导读》（Piccola guida alla Piccola cosmogonia），通过密切的书信往来，他与索米探讨和解决了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艰难问题。

3月初，米兰斯卡拉大剧院上演了贝里奥与卡尔维诺合写的两幕歌剧《真实的故事》（La Vera Storia）。这一年问世的还有音乐剧《二重奏》（Duo），这是歌剧《一个倾听的国王》（Un re in ascolto）的前身，同样是二人合作完成的。

卡尔维诺在《FMR》杂志的6月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知情识味》（Sapore sapere）。

10月，里佐利出版社出版了《卡尔维诺精选托马索·兰多菲作品之最美篇章》（Le più belle pagine di Tommaso Landolfi scelte da Italo Calvino），并在书后附上了题为《精准与偶然》（“L'esattezza e il caso”）的评注。

12月，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老普林尼（Plinio）的作品《博物志》（Storia naturale），前言由卡尔维诺撰写，题为《天空，人类，大象》（“Il cielo,l'uomo,l'elefante”）。

1983年

卡尔维诺被任命为高等教育学院的研究主任，为期一个月。

1月25日，他在格雷马斯主持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主题为《伽利略的科学与隐喻》（“Science et métaphore chez Galilée”）。他在纽约大学（“詹姆斯讲席”）用英文做了演讲，题目是《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Mondo scritto e mondo non scritto”）。

尽管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正在经历严重的危机，《帕洛马尔》（Palomar）仍在11月出版了。

1984年

4月，卡尔维诺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图书展的邀请，与妻子奇基塔一起到阿根廷旅行。他还在那里与几个月前上任的总统劳尔·阿方辛进行了会面。

8月，《一个倾听的国王》首演；第二个月卡尔维诺在致克劳迪奥·瓦莱赛的信中写道：“要我说，贝里奥安排在萨尔茨堡上演的那部剧作，只有标题是出自我之手，别无其他。”

9月，卡尔维诺去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同博尔赫斯一起受邀参加了关于奇幻文学的会议。

由于埃伊纳乌迪持续的财务危机，卡尔维诺决定接受米兰加尔扎蒂出版社的邀约，并由该出版社在秋天出版了《收藏沙子的旅人》（Collezione di sabbia）和《新旧宇宙奇趣》（Cosmicomiche vecchie e nuove）。

1985年

卡尔维诺接受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委托，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America）作序。

整个夏天他都待在罗卡马莱的房子里，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翻译了格诺的《聚苯乙烯之歌》（La canzone del polistirene，在卡尔维诺去世后，该作品由施维勒出版社出版，用作蒙特迪森公司的非卖品出版物）；他还完成了一篇对玛利亚·科尔第（Maria Corti）的采访，此后在《手稿》（Autografo）杂志的10月刊上发表；尤为重要的是，他为将于1985至1986学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讲座（“诺顿讲座”）准备了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Lezioni americane）。

9月6日卡尔维诺突发中风，被送往锡耶纳的圣玛利亚德拉斯卡拉医院抢救并进行手术。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卡尔维诺因脑出血与世长辞。

本篇中出现的缩略语可参考以下注释：

Accr 60：《意大利作家群像》，艾利欧·菲利波·艾克洛卡编辑，威尼斯：书会出版社，1960年。

As 74：《一名观众的自传》，费德里科·费里尼作品《四部电影》的序言，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74年；后又编入《圣约翰之路》，米兰：蒙达多利出版社，1990年。

Bo 60：《分裂的共产主义者》，对卡罗·波的采访，《欧洲》周刊，1960年8月28日。

Cam 73：费尔迪南多·卡蒙，《作家的使命》，与G.巴萨尼、I.卡尔维诺、C.卡索拉、A.莫拉维亚、O.欧提埃里、P.P.帕索里尼、V.普拉托里尼、R.罗威斯、P.沃伯尼的评论对话，米兰：加尔扎地出版社，1973年。

Conf 66：《比较》，1966年7—9月，II，10。

DeM 59：《帕韦塞是我的理想读者》，对罗贝托·德·蒙提切利的采访，《日报》，1959年8月18日。

D'Er 79：《伊塔洛·卡尔维诺》，对马克·德拉莫的采访，《工人世界》，1979年6月6日，第133—138页。

EP 74：《巴黎隐士》，卢加诺：潘塔莱出版社，1974年。

Four 71：《卡尔维诺谈傅立叶》，《书—国家晚报》，1971年5月28日。

Gad 62：对《艰难时期的一代》的回复，埃托雷·A.阿尔贝托尼、艾吉奥·安东尼尼、莱纳托·帕米艾利编辑，巴里：拉泰尔扎出版社，1962年。

Let 69：《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收录在《阅读：中学读物选编》中，伊塔洛·卡尔维诺与吉安巴蒂斯塔·萨利纳里主编，玛利亚·达乔里尼、梅丽娜·因索雷拉、米埃塔·佩纳蒂、伊莎·维欧兰特合编，博洛尼亚：扎尼凯立出版社，1969年，第1卷。

Men 73：《样刊推荐》（1959—1967），多纳特拉·费阿卡里尼·玛奇编辑，罗马：高校出版社，1973年。

NA 73：《关于极端主义的四个回答》，《新题》，1973年1—2月，特刊，31。

Nasc 84：《我已有些厌倦作为卡尔维诺》，对朱利奥·纳西贝尼的采访，《晚邮报》，1984年12月5日。

Par 60：对一份米兰期刊的调查问卷的回复，《悖论》，青年文化杂志社，1960年9—12月，第23—24期，第11—18页。

Pes 83：《当代人的品位》，《三号手册：伊塔洛·卡尔维诺》，佩萨罗：佩萨罗人民银行，1987年。

RdM 80：《如果在秋夜，一个作家》，对卢多维卡·里帕·迪梅阿纳的采访，《欧洲》，1980年11月17日，第84—91页。

Rep 80：《那天战车摧毁了我们的希望》，《共和报》，1980年12月13日。

Rep 84：《一个双目圆睁的诗人不可抵抗的嘲讽》，《共和报》，198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