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这个浪得虚名的爬格子的人，我想我可以称你为“写家”。早年间，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胎儿阶段，没形成为一个村子的时候——人们称开店的为“店家”；称摆渡的为“船家”；称卖酒的为“酒家”，皆礼称。现而今的人称你这类人为“作家”，这是我不习惯的。恕罪了。何况“作家”与“作假”谐音，不见得反而是好称呼，也不如“写家”听起来那么明明白白。“作家”者，究竟做什么的呢？你自己就不觉得是不三不四的称呼吗？

梁写家，我认为，你与我这个小村之间的关系，实属一种缘分关系。若非缘分促成，你这个北方人，并且一向写北方的写家，何以会写起我这个西南省份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村子来呢？但我声明，我仅仅将我们的关系视为一种缘分而已，一点儿也不觉得是我的荣幸。作为一个小小的，地处偏域的村子，我并不像人那么喜欢出名。而且清楚，即使我非常渴望出名，你的笔也不能够使我出名。一位人物也罢，一座城市一个村子一处风景之地也罢，其出名，总得有点儿必然性。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正如一个没什么事迹可宣扬的人。故我很有自知之明，你写不写我，对我都是无所谓的。你写了我，我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没谁写我，我以后也糟不到哪儿去。对于我，最最不好的结果，无非就是以后渐渐消失了。我对此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消失就消失了吧，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更不会觉得沮丧和悲凉。正如我的形成之初，不曾使我觉得欢喜。

我是无心可言的。

我是无情的存在。

我说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乃指我目前的居者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每将人心当成我心，也每说成是自己的心。

但人心终究是人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沧桑，人心易变。说法只不过是说法，人心从不曾转化为一个村子的心。故我也从来就没有过心。我比人看世事的变迁看得开，更想得开。我与人的不同在于——每一个人，包括少数后来视死如归的人，都在某一个年龄段产生过怕死的心理。而我作为一个村子，是从不曾怕“死”过的。正如我从不曾庆幸过我的“生”，也就是我的形成。

我目前的居者们，就是你所见到的那些老幼病残之人，他们对于我有朝一日必将消失，不是已很看得开了么？他们已然如此了，我还有什么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我成为他们的村，他们成为我的居者，也只不过是一种缘分而已。

缘分都是有时限的。好比人间的那句老话：“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

那一年那一日，你从远道来。在我的面前，你的言谈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我的又一个缘中之人来了。

我视我的每一个居者皆为缘中之人。

你断不会成为我的一个新的居者，这是秃子头上的事——明摆着的。尽管如此，你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同行者们仅仅关心我的居者们的生活情况，而你同时关心我的史，也就是我的往世。

我明白，你关心我的往世，其实也是为了替我的居者们将命运看得更远些。然而毕竟有人同时想要了解我本身的史了，这使我多少获得了一点儿欣慰。

你们那一行人是因为中国农村的“空巢”现象以及“留守儿童”现象而来的对吧？你这一个北方的写家走进了我这个西南某省的小村，是因为我这个小小的偏域之村出息了一个人物是大学教授，还和你一样是民盟的人士，也是省政协的委员。否则，你既不会知道中国有我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更不会产生写我的念头。

我想你应该坦率承认这一点。

正因为你也关心我的史，所以我通过我的某些居者们的口，告诉了你那些关于我的，已逐渐被老一辈人淡忘了的往事。由于老一辈人是那么容易淡忘，连现在四五十岁的人也不知道了。而所谓80后、90后，根本就不想了解，不想知道……

二

大韩村，是的，我正在北京的家中写你。写你的史，写你那些默默无闻的居者。

我不认为一个村子是无心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认为一个村子也是有灵魂的。

心随身死。这是生命的规律。不死之心，是移植的心。即使手术极成功，终究还是会死的。世上没有多次移植而跳动依然的心。但论到灵魂，尽管我是无神论者，却比较愿意接受灵魂存在的观点。灵魂恰恰是向死而生的。

我从你的昨天，悟明白了你的现在为什么是如此了无生气的。我从你的现在，像你自己一样，预见到了你必将消失的明天。

我不能为阻止这一结局而做什么。

事实上我同样明白，你的那些老幼病残的居者们，对你的感情是极其矛盾的——老人们希望自己是你最后的一代居者，有出息的儿女的人生最好不再与你发生联系。而孩子们盼着父母有朝一日将他们带往某一座城市里的另一种家的心念，远远强烈于盼着父母回到你这里的家的愿望。

这种极其矛盾的感情，形成于他们对你的一代代的失望。

请你不要委屈，更不必生气。

在你的史中，所有那些不好的事，都错不在你，更不是你的罪过。

比如上个世纪的1958年，离你较近的城里的人们，为了实现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英赶美”，一批批涌到你这里，对山上的树木乱砍滥伐。

当年有一位老支书曾声泪俱下地跪求：“不要那样啊，山上可都是些香樟树黄花梨呀！新中国成立前一代代老辈人栽的呀，日子多穷多苦都没人舍得砍一棵卖钱呀，为的是给后辈人留点儿过好日子的资源呀！”人们却嘲笑他，说他老糊涂了——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一山的香樟树黄花梨有什么稀罕？！

老支书又说：“树没了，是要发山洪的呀！家家户户傍山而居，一发山洪，村就没了呀！还会死人啊……”

结果有领导认为他危言耸听，涣散人心，于是组织开他的批判会。

他在当天夜里自缢身亡。

至秋下了半个多月的雨，山洪果然暴发，半数村舍无影无踪，大人孩子死十一口……然而，这个责任是不能追究的。

人们也只有在洪灾过后，默默地含悲忍痛地重建家园。而且，仍只能傍山而建。不傍山而建又往哪儿建呢？平地是一百几十亩农田，图安全那也不能占了农耕田地呀！从此以后，一到山洪易于暴发的季节，全村人便集体躲避到小学校去……

大韩村，大韩村，这不是你所愿见的呀！

比如之后的60年代，明明村里已开始有人饿死，然而公粮却还是必须交足的。

比如“文革”期间，人们斗后来的支书像斗恶霸地主那么冷酷无情，将前几年亲人被活活饿死的憎恨一股脑地发泄在他身上，生生打断他一条腿……

大韩村，大韩村，你知道的，他也有亲人当年活活饿死了呀！你说，他是不是和你一样有理由感到委屈？

80年代了，分田到户了。地少人多，分到户了，也还是个穷呀！

有一年人们又开始刨山上的树根。

城里的根雕厂根雕匠争先恐后来收购老树根，比起在田里刨钱，那价格不可能不令穷愁的村人们眼红呀！

被打断过腿的老支书一瘸一拐地，挨家挨户地劝止。

他说：“咱这是泥抱石的山呀！将树根全刨了，后果会比山洪还厉害呀……”

可人们心里眼里，当年确实只有钱了。贫穷不可能不使急于脱贫的人目光短浅。

若使他们目光远大是需要有威望的导师的。那时的他们心目中已不存在导师了，更别说有什么威望的。给他点儿面子的白天不上山晚上偷偷上山，不给他面子的冷言冷语地顶撞他。当时的人们都顾不上干地里的活了！山上能刨出现钱啊！自从有了钱这种东西，全世界的农民最缺的就是现钱。一个国家的好时代的标志之一，不但是要使农民有属于自己名下的一块土地乐意地耕种着，还要使农民一年到头都多少有些现钱可花。已经20世纪80年代了，中国农民虽然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平时缺的却仍是现钱！三个壮劳力合伙在山上刨出一个直径半米的树根，当年只不过能卖六七十元，每人只不过能分二十几元。像刨人参一样辛辛苦苦保持根须尽量完好无损地挣到手的二十几元，便能使他们心满意足乐不可支。不久，那一座山深坑遍布惨不忍睹了，像电影《上甘岭》中的上甘岭！

大韩村，大韩村呀，我知道你因此事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原谅那些村民，用你的话说是你的那些居者。由他们自己所做的又毁灭了一次你的蠢事，使你开始深深地嫌弃他们。但是你啊，大韩村啊，请还是原谅，不，宽恕了他们吧！当年的他们，几乎全都被现钱诱惑得像着了魔一样啊！

第一年雨水少，平安无事。

第二年也雨水少，还是平安无事。

第三年雨水特多，祸事到底来了，你的居者们遭到了报应。泥石流在大白天就发生了，覆盖了半村的房舍。所幸当时大人们都在地里收获，并没有造成伤亡。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三

梁写家，打住。

我必须截断你的话。因为事实是，大人们虽然没有伤亡，但泥石流夺走了几个孩子的生命。那时大多数孩子还没放学，否则痛不欲生的将是多数人家！当年没有几个本地以外的人知道这件事，因为有指示不得进行报道。你采访过的那些人对你隐瞒实情，乃因为那是不少人家讳言的大疼，而且悲剧是由大人们一手造成的，这使每一个大人都觉得自己是罪人。可我就不理解了，连这一件事，他们居然也怪在我的头上！后来我常听他们说，前几辈做了什么必受惩罚的事，使咱们成了这个鬼地方的农民？我倒要问问你这位据说写了两千几百万字的写家，你也亲眼所见了，这地方有山有水，有一百几十亩田地，一年四季空气清新，绿竹满目，怎么就成了一个鬼地方了？！

大韩村，大韩村，你不说，我还真被蒙蔽了。你一说，我因当年那几个孩子的死感到心在疼了。也顿时就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了。天灾可咒，人祸难言啊，何况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人祸！你对他们的错事耿耿于怀，恰证明你是有心的呀！若你还能原谅他们将悲剧的发生反怪于你，则证明你有的是一颗仁慈心。

梁写家，我觉得我是确曾也有过类人的心的，而且确乎是一颗仁慈心。看到落户于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于是渐渐形成了一个村子，我为什么不高兴呢？但是后来土改中、“文革”中发生的一些冷酷之事，令我对人感到费解了。这里的地主，那不过是一户在城里挣了些钱，舍得向当局买下几块这里的土地才成为地主的人呀，何必非置他于死地呢？从城里下放到这里被改造的人，也都应视为落难之人予以同情的，为什么人对人要雪上加霜呢？

大韩村，我也要说打住了。历史是射出的箭，不可能再加到弓上。我相信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某些事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发生。我相信你的居者们虽然不怎么常说反省的话，但他们内心深处实际上是有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