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头低得更低，转身匆匆拿起了送来的东西……
雨仍在下，似要停了，却又不停，窗前瑟缩的瘦叶是被洗得绿生生的了。偶尔还闻一声寂寞的蝉吟。我知道的，今天准会有客来敲我的家门——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呢？我早已是有家之人了。弟弟妹妹们也都早是有家之人了。当年贫寒的家像一只手张开了，再也攥不到一起。母亲自然便失落了家，歇栖在她儿女们的家里。
在她儿女们的家里有着她极为熟悉的东西——那就是依然贫寒，受着居住条件的限制，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
那杨树的眼睛隔窗瞅我，愣愣地呆呆地瞅我。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低沉的眼睛，大抵都是那样子的，冷静而漠然。
但愿谁也别来敲我的家门，但愿。在这一个孤独的日子让我想念我的老母亲，深深地想念……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时的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一个地方哭了，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了。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
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囔道：“哟嗬，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那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言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葛列高利”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啊！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去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三十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跃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做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里压抑。不足两百平方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
那些女人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浸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一个用竹篾拍竹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我的脸。
“妈……”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翻出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图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图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机板上，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母亲的形象，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15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会舍得给你钱的吗？”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自己还是为母亲。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后来我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牤》《勇敢》《幸福》《红旗谣》……我再也没因想买书而开口向母亲要过钱。
我是大人了，我开始挣钱了——拉小套。在火车站货运场、济虹桥坡下、市郊公路上……我用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书时，尤其会觉得我买的乃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钱、最好的东西。于是我有了三十几本长篇小说。十五岁的我爱书如同女人之爱美，向别人炫耀我的书是我当年最大的虚荣。
三年后几乎一切书都成了“毒草”。学校在烧书。图书馆在烧书。一切有书的家庭在烧书。自己不烧，别人会到你家里查抄，结果还是免不了被烧，普通的人们的家庭只剩下了一个人的书，并且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街道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执行委员会”——使命之一也是挨家挨户查抄“毒草”焚烧之。
“老梁家的，听说你们这个院儿里，顶数你们家孩子买的黑书多啦，通通交出来吧！”
面对闯入家中的人们，母亲镇定地声明：“我是文盲，不知哪些书是黑书。”
“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书，全是黑书，毒草。这个简单明白的革命道理文盲也是应该懂得的！”
“我儿子的书，我已经烧了，烧光了，现时我家只有那几本红宝书啦。”母亲指给他们看。
他们怀疑。母亲便端出一盆纸灰：“怕你们不信，所以保留着纸灰给你们验证。若从我家搜出一本黑书，你们批判我。”
“听说你儿子几十本书呢，就烧成这么一盆纸灰？”
“都烧了，十来盆呢。我不过只保留了一盆给你们看。”母亲分外虔诚老实的样子。
他们信了。他们走时，母亲问：“那么这一盆纸灰我也可以倒了吧？”
他们善意地说：“别倒哇！留着，好好保留着。我们信了，兴许我们今后再来查一遍的人们还不信呀，保留着是有必要的！”
纸灰是预先烧的旧报，我的书，早已在母亲的帮助下，糊在顶棚上了。我下乡前，撕开糊棚纸，将书从顶棚取下，放在一只箱子里，锁了，藏在床下最里头。我将钥匙交给母亲时说：“妈，你千万别让任何人打开那箱子。”
母亲郑重地接过钥匙：“你放心下乡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们抢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亲。但我离开城市时，心怀着深深的忧郁。我的书我的一个世界上了锁，并且由我的母亲像忠仆一样替我保管，我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然而谁来替我分担母亲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够分担一点点？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乡的，接着将会轮到四弟。那么家中就只剩下挑不动水的妹妹、疯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积劳成疾的母亲了！我们将只能和父亲一样，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大东北和大西北遥遥地关注我们日益破败的家了……
母亲越是刚强地隐藏着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怜悯母亲。上帝保佑，我的家并未失过火。却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亲挣钱的那个小厂一样，夏季里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一九七九年，时隔五载，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去探家，帮助母亲从家中清除破烂东西，打床底下拖出那只挺沉的箱子，它布满了滑溜溜的霉苔。
我问母亲：“妈，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母亲看着，回忆着，和我一样想不起来。
“妈，把打开这锁的钥匙给我……”
“妈也记不清楚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了，你试试吧！”母亲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给我。
锁已锈死，哪一把钥匙也打不开，最后被我用砖头砸开了。掀开箱盖，一股霉味直冲鼻腔。一箱子书成了一箱子发黄的碎纸。碎纸中有几个粉红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钻动，像刚刚被剁下来的保养得极润的女人手指。我砰地关上了那箱子盖，并用双手使劲按住，仿佛箱子内有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即使将世界装在那样一口箱子里也是会发霉的。
“那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母亲困惑地又问了一句……
父亲带着一颗受了伤的心离开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亲能到北京来住。这是一九八五年的事。算起来我有六年未见母亲了。父亲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亲。我心中常被一种潜在的恐慌所滋扰，我总觉得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伏在距离我很近的日子里，当它突然跃到我跟前时，我不知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内疚和惭愧。
母亲便很快来到了北京。母亲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吗？我和妻每夜宿在办公室，将我们那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让给了母亲和安徽小阿姨秀华和我们三岁半的儿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夜夜挤在一张并不宽大的硬床上。
母亲满口全是假牙了。
母亲的眼病更严重了。
“你是她什么人？”在积水潭医院眼科，医生对母亲的双眼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冷冷地问我。
“儿子。”
“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来看？”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弟弟妹妹们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睛，已是付出了许多儿女的义务和孝心，我也听出了医生话中谴责的意味。
“眼翳是难以去除了，太厚，手术效果不会理想的，而且也极可能伤到瞳仁……”
“那——至少，是应该可以植假睫毛的吧？……”可怜的母亲，双眼连一根睫毛也没有了，丧失了保护的眼睛常被炎症所苦。
“应该想到的事，你不认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吗？眼皮已经这么松弛了，植了假睫毛还是会向内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纪了？”
“六十七了。”
“哦，这么大年纪了……开几瓶常用药水吧，每天给你母亲点几次，保持眼睛卫生……这更现实些……”
我搀扶着母亲，兜里揣着几瓶眼药水，缓慢地往医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对母亲说什么话好。十五岁那一年，我去到母亲为养活我们而挣钱的那个地方的一幕幕情形，从此以后更经常地浮现在我脑际，竟至使我对类似踏破缝纫机的一切声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颜色产生极度的敏感。
“儿，你替妈难过了？别难过，医生说得对，妈这么大年纪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样呢！……”
八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十五岁时数量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入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这一类宣传。如这等模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的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如是频频，我竟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浆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母亲唯恐我心烦，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来。
我拿起一册翻看，母亲粘得那么细致。我说：“妈，别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这些书早对他失去吸引力了！”
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让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让我都粘好，送给别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强呀！”
我说：“破旧的，怎么送得出手？没谁要，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页码粘的，隔三差五，你再瞧这几页，粘倒了啊！……”
母亲说：“唉，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弟弟妹妹们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给他们？”
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妹们和弟媳妹夫还不取笑我？”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吗？……就非扔不可了吗？粘好保存起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看，兴许他又像没看过似的吧？”
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
收音机里播着一支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
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啰唆……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现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
一种特权。
我必服从。
我必虔诚。
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
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看的小瓶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
我装作不知。
是的，我必庄重。
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
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邻居架回来的。
我问邻居：“秀华呢？”
她们说她仍在洗。
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伤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
“知道你还继续洗？”
“我以为……不严重……”“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么嘱咐你的！……”
母亲见我吼起来，连说：“是不严重，是不严重，你就别埋怨她了……”
半个多月内，母亲默默忍受着伤痛。没说过一句抱怨之词。
母亲又失去了假牙。母亲一天将假牙取下泡在漱口杯里，被粗心大意的小阿姨连水泼掉了。
母亲没法儿吃东西了，每顿只能喝粥。
我正要带母亲去配牙那一天，妹妹拍来了电报。
我看过之后，撕了。
母亲问：“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哪会拍电报？”母亲再三追问。
尽管我不愿意，但终于不得不告诉母亲——长住精神病院的大哥又出院了……
母亲许久未说话。
我也许久未说话。
到办公室去睡觉之前，我低声问母亲：“妈，给你订哪天的火车票？”
母亲说：“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母亲分明更是向对自己说。
我求人给母亲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票，走时，母亲嘱咐我：“别忘了把那瓶灌油和那卷药布给我带上。”
我说：“妈，你烫的伤还没好？”
母亲说：“好了。”
我说：“好了还用带？”
母亲说：“就快好了。”
我说：“妈，我得看看。”
母亲说：“别看了。”
我坚持要看，母亲只好解开了衣襟——母亲干瘪的胸脯前仍是一大片未愈的烫伤的溃面！我的心疼得抽搐了。我不忍直视，转过脸说：“妈，我不能让你这样走！”
母亲说：“你也得为你四弟的难处想想啊！”
……
母亲走了，带着一身烫伤，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亲的临时挂号证，上面写着眼科医生草率的字——已无手术价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症去世了。早在1964年，老舅已经去世了。母亲的家族，如今只活着母亲一个女人了，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树根，且仍担负着一位老母亲对子女们的种种的责任感。那将是母亲至死也无法摆脱得了的。
我想我一定要在母亲悲痛的时候回到母亲身旁去，我想如果我不去就简直太浑蛋了！于是我回到了哈尔滨。
母亲更瘦更老更憔悴了，真正的就好似根雕一个样子！母亲面容之上仿佛并无悲痛。那一副漠然的神态令我内心酸楚。母亲其实已没有丝毫能力担负她的责任和使命了呀！母亲好比是一只老猫，命在旦夕，只有关注着她的亲人和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地死去的份儿了！母亲那苍老的生命大概已完全丧失了体现她内心悲痛和怜悯之情的活力了吧？
在四弟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母亲强打起她最后的尊严，问我：“你写的那篇叫《雪城》的书，为什么闹得满世界风风雨雨？”
我缄默。
“为了稿费？”
“妈……不是……”
“不是？那究竟为什么？”
“听着，妈和你爸从来没指望你当什么作家。你既然已经是了，就要好好儿地当。妈和你爸都这么大年纪了，别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给我们丢脸……”
“妈……不是……”
“可报上是这么说的，你弟弟也是这么认为的，连你妈和你弟弟都不能原谅你的事，你还觉着自己没多大错吗？……”
“妈，我错了！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的话！……”那一刻，我真想给母亲跪下，告诉母亲我心里的实话——为了好好儿当一个作家，我活得多么苦多么累！
母亲对我已无他求。
“不会干别的才写小说”——这一句话恰恰应了我的情况。在这大千世界上我已别无选择，没了退路！母亲，放心吧。我会记住你的话，一辈子！
若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将我的老母亲老父亲接到我的身边来，让我为他们尽一点儿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这愿望几乎等于是一种幻想是一个泡影。在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大致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我最最衷心地虔诚地感激哈尔滨市政府为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解决了晚年老有所居的问题。使他们还能和我的四弟住在一起。若无这一恩德降临，在这家原先那被四个家庭三代人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分居的二十六平方米的低矮残破的生存空间，我的老母亲老父亲岂不是只有被挤到天棚上去住吗？像两只野猫一样！而父亲作为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为我们的共和国付出了三十余年汗水和力气。
我的哈尔滨我的母亲城，身为一个作家，我却没有也不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实际的贡献！
这一内疚是为终生的疚惭。
梁晓声他本非衔恩不报之人！
对于那些读了我的小说《溃疡》给我写来由衷的信，愿真诚地将他们的住房让出一间半间暂借我老母亲老父亲栖身的人们，我也永远地对你们怀着深深的感激。
这类事情的重要意义是，表明我们的生活中毕竟还存在着善良。
我们北影一幢新楼拔地而起。分房条例规定：副处以上干部，可加八分，得一次全国奖之艺术人员，可加二分，我只得过三次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填表前向文学部参加分房小组的同志核实，他同情地说：“那是指茅盾奖而言，普通的全国奖不算。”我自忖得过三次普通的全国中短篇奖已属文坛幸运儿，从不敢做得三次茅盾奖的美梦。而命运之神即使偏心地只拥抱我一个人，三次茅盾奖之总分也还是比一位副处长少二分，而我们共和国的副处长该是作家人数的几百倍呢？
母亲嗬，您也要好好儿地活着呀！您可要等啊！您千万要等啊！求求您了，母亲！母亲嗬，在您那忧愁的凝聚满了苦涩的内心里，除了希望您的儿子“好好儿地”当一个作家，再就真的别无所求了吗？……
淫雨是停歇了。瘦叶是静止了。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瞅着想念母亲的我。
邻家的孩子在唱着一首流行的歌：
杨树杨树生生不息的杨树，
就像那妈妈一样，
谁说赤条条无牵挂？……
由我的老母亲联想到千千万万的几乎一代人的母亲中，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们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一个个写来，都是些充满了苦涩的温馨和坚忍之精神的故事吧？
我之愀然是为心作。
妈！……遥远地，我像山东汉子一样呼喊您一声，您可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