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全过程是母亲和叔叔们讲给我听的。那只狼是只老狼，公安局正门它进不来，它是从破仓库那边一个水道口钻进来的，大约饿极了想找点食吃。它进院的“第一站”便是我住的西厢北屋——山里的老狼是非常狠，也非常“能”的。它在院里已观察了形势：人都在北房正间闭门开会，其他地方没人，又趴在西厢窗台上舔破纸看，见我独自躺在床上，就从虚掩的正门钻进外面亮房，扒着风门观察——这就是我见到的那只灰色的大眼了。

据我所知，狼是怕火光的，屋里有灯，它就不敢进来。大概是风将灯吹熄，它就进来了。但接着，上房的会议结束了，满院都是人，这只倒霉的狼只好钻进床下。

“我从北屋出来，见我屋里没了灯，大门也开着，心里就是一惊。”母亲如是说，“进屋用手电筒照了照，没有见什么情况，解放已经睡着，这才放心。天已经半夜过了，我就没再点灯，也没脱衣服就睡下……我迷糊着没有睡熟，听见床下有动静，好像有人在大喘气，呼哧呼哧声音很粗，再听一会儿，我断定不是人，是畜牲，不是狼就是豹子钻进来了……我反手向床下开了一枪，那畜牲一拱就钻到外间，从亮窗上跳出去跑了……”

这件事真的极端凶险，倘母亲散会迟一点，甚至，如果那灯熄灭早一点，或者母亲大意，回来就很快入睡，至少是没有了凌解放，也许母子同丧狼口。那样的话，所有这花花世界对我来说，不过是幻化短梦，一切都早早寂灭，世界上肯定少了一个二月河，这对有些人，也许是件快事，但也许对另有一些人，是遗憾了。母亲表面上泰然自若，但她实际上很害怕。第二夜我睡醒发现自己在她怀里，这也是从没有的事，她在哭，说：“你要是有个什么，我怎么跟你爸交代？”

同样在这期间，我挨了记忆中最重一次打。在那之前之后，我都挨过打，但没有这次重。也没有这一次冤枉。这肯定还是在秋季，因为公安局大门外空场边的梨熟了。我在以后的日月中吃过不少梨，尤其是患糖尿病之后，有人介绍梨可以消渴，也就是能治糖尿病，有一段日子逢梨就吃，往饱里吃，后来发现不管用，才收束了——进口的雪梨，新疆的香梨，砀山梨，还有什么康德梨……叫不出名的各种梨，还有东北的秋子梨，棠梨，山上的野梨……我都吃过。但总觉得不是太甜就是太酸，或太糙，或过腻，口感总不如栾川梨。栾川还能吃到野草莓——大的也就蚕豆大，小的比黄豆略强，我和小朋友们在水渠边常能采到，运气好的话，一会儿就能采到一小把，和桑葚有点相似，比桑葚味道好了去。草莓，还有梨，这是我在栾川的水果口福。但公安局门前的大梨树，始终没敢上树偷过，因为人来人往的，大人很多，怕“挨嚷”，但梨被风刮得落下，小伙伴们都会一拥而上，抢到手便大口啃，吃得汁液四溢，顺嘴流淌。

这应是将到中秋，树主来收梨了，那梨树又高又大，摘梨的人站在高处树杈上，下边人几乎看不见他们。他们在树权上捆一个长口袋——比人还长——口袋不粗，但却很长，摘下的梨就放进口袋。时不时有人失手掉下梨来，尽管地下是土场，但那梨很酥脆，有的摔成两半，有的破掉一半……完好的梨一个没有。我和街上的几个小朋友就站在场边——轮着去取：这是不用抢的，有点轮个儿排队的意思，这一个你要，那一个肯定是我的，这么着约定俗成——捡过来放在自己身边的石凳上：这就是我的了。收梨的人根本不要这些残货……捡到傍黑，我梨也吃饱了，用小布衫把我捡的那一堆兜回去，放进抽屉里。我很有成就感。晚上妈回来，就说：“妈，你猜，我给你买了什么？”然后妈说：“你能买个屁！”然后我再说……

这么想得美，迷糊着就睡了。

半夜里，她回来了，我醒来看见她，下午想的词忘得干干净净，张口就说：“妈，你看抽屉里，梨！”

母亲打开抽屉，一看脸色就变了：“哪来的？”

“门口那几棵梨树，”我说，“他们摘梨掉的，我捡的！”

“掉了你就敢捡？”

“他们（别的小孩）都捡，谁捡是谁的！”

“你还犟嘴！”母亲一把就拉起了我，照屁股就一巴掌，“给人家送回去！”

“我不！”我也梗起了脖子，“我没有偷，他们都捡。”

“那也不行！”她“啪”地又是一掌，重重落在屁股上。

我“哇”的一声号啕大哭……巴掌像雨点一样急促，一掌又一掌击在我的屁股上……

上房的局长，满院的公安叔叔全都被我杀猪一样的号哭惊动了，有几个叔叔跑进来护住了我问：“马股长，孩子怎么啦？这样打！”母亲向他们介绍了解放的行为：“该不该打？”

这事如果放在任何时候，叔叔们理应责怪母亲：“这么点小事，孩子有什么过错？”但当时叔叔们不是这话，只说“他小孩子，还不懂事，不要打……”又对我说，“娃儿，不要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我是后来才听说，敌人当时活动猖獗，有买通我们的伙夫，往食堂大锅里下“红信”（砒霜）的，被发现了，枪毙了好几个投毒的人。公安局大院的主人，就是逃亡在外的大地主，有通敌的可能——栾川的“社情”实在是太复杂，太血腥了。

到了陕县，我的屁股经常遭遇母亲的巴掌，大致原因——逃学。

母亲和父亲一样，关照不到我的功课。我不是个好学生，随着她到处走，这个学校那个学校经常流动，功课节奏不一样，我又爱玩，功课就不好，越是不好，越是不想学，于是就逃学（引《致老师的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一些老师的评议，和对素质教育的一些思索，也引起一些老师对我的愤慨。他们觉得二月河这人不地道，受了老师的教诲，不肯好好努力，日后成才出书，还要羞辱师尊。“报昔日一箭之仇”，端的不是好人。但是我觉得我不是的。我对体制不满是有的，事实上我十分尊敬教过我的老师。包括那些给过我难堪的老师我也怀着一份美好的思念——大人管小孩，难道一定都得讲理？都得正确？更多的时候，我怀念他们的情。他们觉得我应该“行”，而实际上又“不行”，他们的失望之情令我感动。人呐，知人也难，欲人知尤难。

话说当初，我确实是个逃学大王。一逃就是半月，一月的时候也有的是，摘酸枣，到老和尚庙里偷梨，黄河里去洗澡，踩“晃滩”（在黄河滩岸地用小脚踩出稀软的一片泥地），再到花生地偷一把花生，或偷摘一个半生不熟的西瓜甜瓜之类，有时捉迷藏、“抓特务”、打野仗——逃学有无尽的快乐，当然也有恐慌：逃上半天，怕上学受批评，下半天就更不敢去，第二天越发不敢去，第三天……会下了“决心”：反正这顿打是挨定了，等着老师告状，妈来揍我吧！这样的心理和犯罪学的心理也许是有相通的。寡妇失节，有了一次就会有下一次，一百次也一样。直到有一天，看见我们牛老师——现在回想我的第一位老师：牛转娣。其实她也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缠过足的……她走路高视阔步，红红的脸膛高仰着，她不算很漂亮，但在我心中是白雪公主那样的高贵——她就这么从街南头走过来，我躲在大树后，头“嗡”的一声，知道大事不好了！她要到家告状！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这个上午是“逃”不出好儿了。蹭蹭，到中午，所有街巷人家炊烟尽熄，我走走停停，试探着往家磨蹭。我家在陕县换过一处租房，先住在北大街路东，房东是卖馍的小老板。沿街向北向东折一个三十米窄胡同，胡同底是在山墙上砌的一个小土地庙，庙北侧大门朝南，就是这家了——我不止一次逃学，是在这个小胡同里与母亲遭遇。记得第一次打是在饭后。她不动声色地和惴惴不安的我一块吃饭，放下碗就变了脸：“解放，今天上午学的什么？”

二月河在现居家门口。

我情知牛老师来过，说假话只会多挨几巴掌，木着脸，低着头，用脚尖不停地跐地。

“嗯？！”

“我……我没去。”

“干什么去了？”

“和黑喜，香疙瘩他们河边玩去了。”

“昨天呢？你旷了几天课？”

“一……一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母亲早已勃然大怒，“半个月你都没去了！”

她不再看我的可怜相，拖过来把我头搂在怀里腾出手劈劈啪啪……汉贾谊说“制敲扑以鞭挞天下”。母亲的“敲扑”打得我杀猪般号哭，夹着眼泪鼻涕地咳嗽打喷嚏……现在回想起来“挺热闹的”。我很怀念这样的时刻，可哪里又能够再有？

他们二老关照不到我的学习，除了忙，一个很实际的事是父亲只有高小文化，他的文史功底够得上大学水准，但数学他不行。我们“那时间”功课很松，整个六年小学只学完了四则运算，父亲在能指导我时不在身边，我见到他时，他已无力指导。母亲更不行，她一天学也没上过。她那手漂亮的字和不错的工作总结之类，都是父亲教的。

直到将考初中，母亲才真的急了。有一次吃过饭上学，她叫住了我：“解放，今年考试知道吧？”

“是，妈。”

“我说的不是毕业。”母亲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影，“是你初中进学考试。”

“你能考上吗？”

“……够呛。”

“你才十三岁，考不上学能做什么？”

“我复习一年再考……”

“最好今年就考上。”母亲一口便截断了我，“还有两个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再加一把劲。”她见叔叔来，一边开门一边说，“考不上初中一点前途也没有。”

这事有这么一段小插曲：时值1957年，满院贴的都是大字报，母亲独有一张漫画，是这样——她坐在椅子上，头发散乱，手里拿着一鸡毛掸子，我则垂头丧气站在她面前，一个方块里写着她的话：“考不上初中一点前途也没有！”这是很熟的一个叔叔，我下来嘀咕：“这人怎么这样？”母亲说：“画的是真事，夸张了一点。他说的不是政治，应付运动的。”但那人后来被划了右派。他害怕惩罚，逃到龙门走投无路，自到派出所，给他们股里打电话，请求“组织上原谅”，他们股长来我家汇报，母亲说：“幸好他没带枪，带枪我就饶不了他了。右派是右派，上头划定的，我们单位不能不给碗饭吃。”

“给碗饭吃”这词我就是这样头一回听见。以后的岁月，我代人求情，多次用这个词：“这个人其实对你很有感情，给碗饭吃吧，别处理太狠了……”

母亲在吃穿上都不讲究，但她爱干净。我另有一宗挨打的原因，是“不讲卫生”。

从小就野习惯了，在栾川、陕县，我的那些小朋友，无论男孩女孩，没听见他们有“洗脸”这一说，我也就从不主动洗脸，更遑论“洗衣服”，我这个坏毛病一直维持至今，现在偶尔地也还仍不洗脸。我的“标准”就是“（别人）看不出来就行”。青年出去当兵，而且下煤窑，谁想“干净”也都是妄想。我因满身煤灰，脸像鬼一样“除了牙和眼白”都是黑的，不洗没法见人，所以每天要洗澡，也用肥皂打打手，和诸位战友显不出多大的差距，但我的床单洗了又洗在班里还是“最黑”。所幸我人缘极好，从当兵到当干部总有战友帮我，“新兵蛋子”也常替我洗衣物，“家属来队”就更便宜，“嫂子”、“弟妹”一叫，衣服不操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混了出来。但在母亲身边，她每天忙得不落屋，除了脱换衣服，基本上照料不到别的，她也不知怎样办的，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大步出门而去。我的衣服有保姆洗，但我的脸得我自己洗，我就常常逃学一样“逃洗”。母亲常常一回头就能发现：“解放，又没洗脸？”

“洗了。”

“真的？”

“洗了！”

她一把拖过我，用指头摸摸眼角：“这是什么？眼屎！”再拉起手，“你看看你这爪子！吃僧！还说假话——洗！”不由分说，热水瓶里倒出水兑温了，按倒就洗，打肥皂用手搓头发，头几乎都泡在盆子里，肥皂泡弄得出气都吹泡，眼中进了肥皂水，杀得眼泪往外渗，她还要边洗边说：“看看你这样——铜勺铁把（脸是黄的，脖子黑的），肥皂沫都不起，多少天不洗脸了——混蛋！”她没骂完我就吭哧吭哧哭了，在她面前，我就这一招——她根本就不管，顺手在屁股上“啪啪”两下，“你还有理了！”

我不喜欢理发，不喜欢洗澡，不喜欢洗脸，觉得这都是“很受罪”的事，母亲管了我多少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这坏习惯。她也很无奈，她真的很忙，“顾不了”我。后来母子达成“协议”，哪天晚上洗澡，第二天早晨“可以不洗脸”——要是“爸爸能带我出去洗”，那就更理由充分。有一次父亲出了个谜语，“一个月没洗脸，洗一次脸还没有湿手”。母亲左思右想答不上来，我在旁说“是理发了”，母亲看我一眼，忽然一笑。

母亲很少对我温存亲热。她发起脾气声色俱厉，但她平常无事从不发无名火，摔摔打打找人出气的事没有，她不无缘无故“找事”。她对我最多的爱抚是摸摸我的头顶，温声说：“宝，俺孩听话，去写字哇，啊！”“宝，今天跟妈上街，咱家镜子烂成那样，你张叔叔都笑话咱了……”——然后带我上街。她这个习惯是彻底转移给了我，买镜子就是买镜子，直奔目的而去，买到就回来，她不与商贩讨价还价，我现在去买东西，也还是这样，这和父亲的理念有关。父亲说：“朱子（朱熹）《治家格言》说勿与贩夫挑夫争价！你爷爷从小就教育我，百里百斤一块一，一百里，一百斤的东西才挣一块一，能有多大利？值得着就买，不合适掉头走人。”父亲如此，母亲如此，我的一生如此。现今富裕是这样，过去拮据时我也是这样。但这话妻听不进去，女儿也很不情愿。她们以“搞价钱”为乐事，搞下来价钱有“成就感”，很多人这样的观点，我说不服众人，各行其是耳。

我的感觉冬天和母亲在一处的时间多，夏天她不大管我。和父母同在邓县时也是这样。他们既不会因为我“跑不见影儿了”而着急而寻找——回来吃饭——这是他们的原则。我如果说“去找同学做功课作业”，父亲会高兴地微笑点头，母亲会满意地摆手“俺孩去哇，晚饭前回来就行”。我说“做功课”云云，大抵是说实话，因为我的“玩”他们是认可的，没有必要造谎。我一年到头就盼两个（寒暑）假期。寒假可以吃好的，有迎接“过年”的兴奋。暑假我更高兴，因为假期长，天热好玩处多。我可以向父母请长假，下乡去和同学一道度暑。

二月河母亲马翠兰。

父母不大在意我在家还是在外，冬天关注我“冻着了”，夏天连这也不操心，“只要注意安全，去哇。”就这口昔阳话，批准了。但去同学家长住，母亲还有关照：“带上粮票——四十斤吧——还有二十块钱，在人家家住，要交粮交钱。”她从不交代我要怎样敬人家老人，她知道我对任何老人都尊敬。“解放不狂，有规矩。”这是母亲表扬我的常用词。我在邓县所有的暑假都是在同学家过的。也许父母都是“县里领导”的原因，但我认为即使“有”成分也很少。我每次下乡，母亲还要割二斤肉给我带上，在同学家交钱交粮票——比下乡干部交得还多。就从“实惠”这条上说，同学家长也是高兴的。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因为这些同学确实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说的是我的父母的观念：最好的朋友来往，经济上要分明。1966年“文革”运动大起，我因是“拥军派”失势，逃到邯郸姑父家暂住，照样每月二十元钱三十斤粮票——在他们自己制定的原则里，父母对谁都一样。

他们不大“管理”我。只要老师不到家“找茬”，他们在“功课”上也不太逼我，只要我“洗脸了”，母亲就会说我“还行”。他们从不期盼我在仕途上要“怎样怎样，如何如何”——至少是不作严厉催促。在“事业”上，母亲也就说过那么一句“考不上初中，就没有前途”的话。父亲原本劲头很大，希望我有大的发展，我猜他的本意，是我能当个武将，立功名于当世成事业于汗青。随着他一步步勘透世情，他的话变成“有个工作，有个对象，有个家就行”。所以当我的哥哥成了南阳地区文化局长，父亲说：“看来你不行，你哥行。”当时我说：“我要超过哥哥。”父亲未管。晚年他对我说：“当时我认为你吹牛。”我说要当作家。父亲说：“我听冯牧讲过课，你不行。”但我后来确实“成了”作家，父亲才有那句“竖子”的话。

我应该感谢父亲，他一直教导我们：“要吃好，有体力才能做事。”这一条是牢牢地“记死了”，父亲说：“组织上给我工资做什么？不是叫我发财的，也不是叫我穿得花花的，是要我保证有个好身体，好做工作——要有这个清醒认识。”我在部队，确有“顿餐斗米”的气概，曾经一人包揽总后部在我部现场会的会议简报，白天听会、听讨论、写报道材料，晚上写会议简报——油印报。一人写，一人刻字（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再用油印机自己印四百份，第二天会前发到会议代表和领导手中，然后再听会、听讨论……这样连干六天五夜一眼不合。这样能熬“能踢能咬”，相信没几个人能够，没有“吃”之一字绝对不行。写书初期不但一坚持正常工作——每天夜九点半到三点，七点半起床——不是三天两天、三个两个星期，也不是三个月两个月，而是——整整一年，吃不好准得死。所以我教育女儿：“你睡不好，再加上吃不好，哪来的体力资源？”——当然我的代价是吃出了糖尿病。然而，整日“玩”的人照样也得糖尿病的吧。

但母亲并不信服“吃”之一事。她也从没有教育过我要吃好。相反，她的理论是“有口吃的就行”。她吃东西很少，很干净清淡。在洛阳有时熬夜，她到半夜坚持不得，会轻轻拍醒我：“宝，起来跑个腿，到门口街上买个烧饼，夹点肉，你一个我一个。”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眼，带上她给的一元。洛阳的烧饼一毛一个，每个烧饼还能夹四毛钱的卤猪头肉，她总是很细心地把她烧饼里的肉用筷子剔出来给我，然后用开水冲一个“鸡蛋茶”——这就是她的夜餐了。有时夜深没有烧饼，但洛阳还有一种小吃：很软很薄的面饼，卷上豆芽、豆腐干条、葱还有酱——这种饼通宵都有。买两卷这种饼，我们娘儿两个都吃，她喜欢吃素，最爱吃的就是饺子，吃饺子她也要素。我和父亲是要吃肉的，她少数服从多数，也必要浇上素“头脑”。父母亲在工作时，我们家是不做饭的，吃食堂。父亲的食堂在军分区武装部，母亲的在公安局和法院。在邓县，因为妹妹们已不再去幼儿园，上学了，请了一位姓雷的保姆。我们都叫她“奶奶”，她来做饭一家吃，偶尔也到食堂打一点菜，母亲星期日偶尔也到武装部和全家吃顿饭。在洛阳之前（1958年前），我们没有全家在家吃饭的纪录，但好像我初到洛阳时，和爸妈一块上街吃过一次。

母亲是从不带我“上馆子”的。她最大的奢侈就是夜里让我“跑腿”买个饼子，“打打饥荒”。但母亲有时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会给我“做口吃的”。一种是我已谈过的“剔筋”，圆筒的铝饭盒做两碗半，她一碗，我一碗半。再就是“头脑饺子”，这样的馅：炒两个鸡蛋剁碎，豆腐切得米粒一样大，加上碎葱、姜末、碎韭菜，拌起来作料，再加上香油，她擀皮儿她包，绝对不要我插手。她的饺子像是机器做的，个个一模一样，都是拇指大小，一排排士兵一样“站”在她的写字桌上。接着再炒“头脑”，细葱姜用油煸一煸，加上豆腐、胡萝卜、几根粉条，加水，滚了再加糖，端下来放在一边，再重起锅煮饺子。这个饭从来没在夏天做过，都是冬天，这一炒一煮，满屋都是雾一样的“白汽”，加着扑鼻的饺子香、菜香。屋子里通红的煤火，暖融融的，真有说不上来的温馨。星期天院里只有四棵梧桐树，值班的都在前院，这个东厢房里充满的是山西母子情味。她还有一拿手食物，一旦她说“有个火”就会打一个生鸡蛋，用一根筷子不停地“打”那个鸡蛋……打匀了，再用翻花大滚的开水迅速倒进碗中，碗里立刻泛上“鸡蛋花”，像一朵白中透黄的莲花泡在碗中。什么也不用加——我后来在别人家也喝过，有的加糖，也有的加点油盐，炸葱花什么的把鸡蛋“本自的”香味都夺了。淡淡的，透着一丝甜意。一大碗下去，满腹的舒畅、顺和、暖洋洋的。这汤成了我的“终生保留”，头疼脑热、胸闷一下子就消掉了，撒尿如果很黄，喝上两天，也就是两三个鸡蛋，就会变得清清亮亮的——我只是“做得”，做出来的也有“花”，却是散的，没有母亲做得好看，那份“香甜”宜人，也似乎远远不及。

头脑饺子、拨鱼汤、鸡蛋花这是母亲的“老三样”，我吃了半生，从来没有“够”过，我虽做得不如母亲那样好，但觉得即使如此，也必是终生可受用之美食。其实，我更觉得“美”的是那过程，是母亲穿着偏口棉鞋，双脚蹬在铁炉子沿上，小心地往锅里“剔筋”的形象；是她在“白雾”中“下饺子”的影子；是她一边“剁馅”一边看着我的眼神……随着岁月逝去，在我脑海里，像镜子一样愈磨愈清晰。

她极少和子女说家常话。她和父亲一样，从不在家谈单位人事，更不评论社会新闻是非。父母的话题从来就是开什么什么会，谁谁出席，他们自己要下乡之类。他们也从不说“家史”和老一辈的社会关系。只在一次做饺子时，母亲一边包一边和我聊：“咱们老家一年就这一顿白面，年三十吃饺子。”

我听这话很新奇，在洛阳，我是每天吃白面的，饺子食堂也三天两头有，不禁问：“老家怎么这个样？”

“咱们那不种麦子。”母亲说，“天冷，麦子产量低。一年一次吃饺子是大事。我和你大娘（伯母）是不能包饺子的，只你奶一人包，也是她下锅煮饺子。她饺子比妈包得好多了。”

“奶奶比你还强？”我有些诧异，因为我这一生，包括母亲逝后的四十年，从没见过有能及得母亲的饺子手艺的。

“她不是捏饺子，是‘做’饺子，一个饺子一朵花。”母亲一边包一边说，“她一个人年二十九要包一夜，在板板上摆饺子也要摆出花样来。”

我说：“还不是吃了，何必呢？”

“饺子是吉祥饭，团圆饭。”母亲说，她的脸上绽出微笑，“饺子下出来第一盘要祭祖，一个破的也不许有。媳妇们担不起责任。”

“担不起责任？”也就是破一个饺子的事，她说承担不起。我听她话的当时什么也没想，她也是无意出口，我是在分析她连夜出走参加革命的动机时想到了这句话透露出的蛛丝马迹。

母亲多数时间脾气平和，但对子女不像一般妇女那样母性十足亲热弥密。我很忌妒我的小朋友和同学，到他们家有一种我家没有的“气”，热乎亲情的氛围。在栾川，有一个和我同样大的小伙伴，当着我的面要“吃奶”，他妈也就解扣子开怀，搂着他拍头让他吃——我知道这样子也就是当我面撒娇，气气我就是。我也真的很眼气，回家就闹，也要“吃奶”，母亲那天看去心情不错，她凝神看了我一会儿，坐了床边框上说：“俺孩没吃过我的奶。吃哇！”说着慢慢解开扣子，我就依样一头拱进她怀里使劲吮咂……但也就一分钟的样子，她就拍我的肩头：“行了孩，这窗都是破的，看人照（瞧）见了笑话咱娘儿们……”我其实也就要求我也“有”，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母亲从不说外公家的事，父亲有时还说说“你爷爷”，“奶奶”，“你大爷……怎么怎么样”。母亲一句也不说，这个谜过去没想过，现在想到了无法猜。她只说舅舅（文兰），“该来信了”，“现在那边热，也不知道文兰咋样？”舅舅马文兰是她最挂记的，还有二、三、四姨她也操心，只是不及舅舅文兰。她是马家的主心骨，那一个组合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