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管审干。因为他是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管审干的人也有审他的，这就是运动。他有两个历史“疑点”：一是抗战时期有一天，也就是在昔西一区时，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同时被敌人的“棒棒队”（伪地方维持会武装）围在一个窑洞里，敌人用火烧洞熏他们，又扔手榴弹进来炸，区里一个通信员叛变，提名道姓：“凌尔文，快出来投降皇军。”他们在窑里也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皇军有白面、大米！”“你们要弃暗投明，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坚持到黄昏——可能是因为地处游击区，敌人也怕天黑遭伏，不言声撤退了。这一历史问题考问出来，“敌人是强大的，为什么会自动撤退？”“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当时是什么具体情况，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这被围的三人，另外两人一个后来当了副省长，一个是某县县委书记，只有父亲被钉在“图钉”上。

第二个疑点，是1946年他参军之后。当时国共谈判，与美国方面组成“三人小组”，天天扯皮摩擦。父亲曾参加（我记不清哪个战区）的这个小组，当联络员。和谈失败，“三人小组”撤出，却没有通知到他，被国民党扣押了十多天，后经小组再度索要，释放回队。他蹲过敌人的班房，回归后再蹲自己的拘押所接受考问，“你这十几天在那边干什么，谁能证明？”“你变节了没有？”“敌人和你谈了些什么，都是哪些人和你谈话？”

……如此种种，这些疑问，每一次“审干”，每一次运动，都要重新拿出来过滤一番，重新再审，年时愈久愈是记不清楚，愈是要更仔细地筛问一遍——我有点怀疑，他们其实是在满足一种变态心理需要：就是要问你一下，因为你有这个“事”，你没问题也要敲你一下！

我看到过老猫戏鼠。它捉到老鼠并不急着吃，抱在双爪上反复捉弄，扔得老高再双爪一伸接住，放开老鼠让它跑几步再伸爪一把捞回来……这个比方也许并不恰当，审干的运动在清代也有，叫“磨勘”，审干的人那时叫“魔王”：专搞文字狱的，整人非常精致耐心。联系到后来我读到更多诸如战俘资料时慨然长叹：“对变节的人最不宽容的是汉人。”最恨投敌的人不是“三爷”，而是我们共军。最能整自己人的人是我们的“魔王”。

父亲从此得了失眠症，严重的神经衰弱逼使他在邓县武装部政委的位置上离休。他晚年靠“舒乐安定”度日，我的经济条件好了之后，又增加“松果体素”，每天用量：舒乐安定九片，松果体素七粒。

干净、简朴、讲实惠。父亲过日子的思路十分简单。我十二岁那年，游洛阳司马懿陵，那其实是很高的一座山。下陵路上摔倒，门牙碰掉一颗。这是已经换过的牙，不可能再生，剩下的那颗门牙开始向牙洞方向发展，旁边的大齿也挤向牙洞，成了很宽的一条缝。不料断开了的牙不甘寂寞，又生出一朵骨花，夹在缝中挤。我年轻时自赏，相貌在中上等，这点破相让我失分不少，但这点毛病不影响说话，也不影响吃饭。有人建议：“把孩子的牙修一修吧。”父亲说：“顺其自然。这不是病，怕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坚持到四十岁，那颗“新门牙”骨朵自动脱落，我已然中年，也就自然了了。

我读郑渊洁的童话，里边介绍了很多杰出的父亲，我的父亲和他笔下的那些父亲相比，除了胆小，过于讲究“政治”，其余的似乎比那些好父亲还要杰出一点。母亲是1960年瘫倒的，一瘫就连起居、走路、吃饭、脱衣全部不能自理，经过医生全力救护，一年之后才能站起来，拄着拐杖细步蹴着前进，每一步也就一寸左右。我亲眼见父亲每天给母亲换洗尿布，清理裤子上和床上的大便，搀着母亲散步，五年如一日这些活他都自己亲自干。母亲是个性格刚烈急躁的人，中风失语，说话不能辨。她想说什么，说不出来，又无法表达，急得竖眉立目，用拐杖连连捣地，我们子女在旁束手无策。父亲总是把耳朵凑到她口边，轻声细语请她不要着急，慢慢说，一个字一个字说……有一次侧耳半日才听清她道出两个字“上……学……”父亲告诉我们：“你妈叫你们上学去。”我们兄妹都笑：“今天星期天。”母亲叹口气，无奈地摇摇头。父亲一句话：“做功课去吧。”我们便都凛然退下。

二月河的祖母。

母亲对我们严厉，但我们不怕她，因为顶多是挨顿打，那点子皮肉之苦对年少人来说，实在是毛毛雨。但父亲不一样。他从不打人，也从不说粗话骂人，也不用刻薄话损人挖苦人，每当他来教训我们，只是告诉我们，这件事你做错了，错在哪里。这也还罢了，我们怕他分析后果，每一件小事的后果他都能淋漓尽致地披露人性之恶，把后果说得令人不寒而栗，令人“后怕”，看我们听进去了，他就绝不再说，不言语在一旁抽烟。他的权威建立在他犀利简明的言谈和他的沉默上。

他从没有流过泪，爷爷病故，奶奶病故，他都没有哭。母亲病故，我和他并肩立在她的遗体旁，不知过了多久，父亲说：“她已经成了物质。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

父亲教我学会了理智。许多人都知道我说过“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这后一句是从他的理智衍化而来。他在革命队伍里一直都是弱者，但他从来也没有过抗争。因为任何人的理智都能明白，鸡蛋只能老老实实在篮子里呆着，别说去碰石头，掉到地板上也是不行的，弱者倘有智慧，也是可以自存的，只是你不能“计利”，不能因为受委屈去挣扎。

有几次我问女儿：“最近功课怎么样？”答复都是一个调子，“还行吧。”“差不多。”“就那个样儿。”我觉得她是敷衍我，也拿她没办法。这事不经意。有一回看着渊洁童话，原来天下的子女都是这样对付老爸老妈。他这一提醒，回想起来，我小时上学也是这般对付母亲的。又自家好笑。

但父亲从不关心这些事，对子女穿着他也是从不过问的。他只注意冷暖与饥饱，还有绝不许有坏思想，严禁谈恋爱——该做的事，时机不对，会把好事做成坏事。

我和女生

我生活在一个自由度相当宽松的家庭。父亲母亲最关心我两件事，吃穿和品德作风，其实就第二件事而言，他们注重的也只是我和女同学的关系——不准谈恋爱。作风上头要求是不许稀稀拉拉丢三忘四。

别的不说，“不准谈恋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单是行动上，且是思想上也要“远离女生”。我们家的保姆老太太在这上头和父母配合得也极密切，她告诉我：“看女人要这样看——离着四五十步，看脸，看身个儿；二三十步看腿；再近就看脚。”这么着“每况愈下”地看，弄得我一辈子都不能迎视对面过来的女子。不谈是不谈，但心里其实没有停止过“想”。照了老保姆的话去做，做是做了，偏是我天生目力极佳（验空军，我的视力是2.0）。四五十步，对面来的“芳容”全都一目了然，妍媸之分心里仍是十足。

有同学到家里来，倘是纯色男生，家里就会格外热情大方，父母会破例放下手中的家务和工作，无拘无束地和他们聊天，家中的好东西都尽数取出来大家说笑享用。假如杂有女生，他们就会“谨慎”起来，说笑归说笑，眼光不停地打量那女孩，也打量我，观察会不会有“别的情况”。若是单个的女生来，他们会变得矜持起来，礼貌格外周全，言谈格外庄重，热情没有。这种“镇静”，今天回想，仍觉压力不小。只有一次例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带着女儿到家来，也是我的同学。他的战友让我和女孩“比比个子”。我们真的立正站好，几乎零距离地对面相望着，呼吸相通。这对于已经习惯“每况愈下”的我，反而如同针芒在背，“比”出一鼻子汗来。

二月河在客厅。

以后，发生了沧桑巨变，“文革”开始，母亲病故，家也让朋友同学们抄了几次，“翻黑材料”翻了个底朝天。我已和两个妹妹各自参军，走遍了千山万水。我在国防施工第一线，根本没有女人，遑论“作风”什么什么的。倒是偷着读了不少的书，社会阅历多了，知识也丰富起来——我想素质肯定也提高了。因为有事实证明：我写了一些书和文章。

但这些书遭到几乎一致的批评：二月河不会写女人。

老实说，书里的故事也有些男女情事，多是根据“资料”，别人讲述书上写过了的，加上自己的心里感觉和想象杜撰而来，因为实际生活中，我和女同学们“没啥”，后来的情形又不可能“有啥”。因此也只好“就这”了。

父亲虽不打人，但语言非常犀利，说出的话像剃刀一样锋利。他自己的模范在那里摆着，得到一家人的敬畏当然顺理成章，不但我们四个子女，就连脾气刚烈的母亲也从来没有违逆过他的意旨。1960年我祖母在邯郸姑姑家逝去，我和父亲赶去奔丧，同时要扶柩回山西安葬。我们在邓县坐了九个小时汽车（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火车，汽车速度每小时也就三四十公里）才赶到许昌。父亲令我：“到邮局给你姑父打个电话让他接站。”

可是我还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也不知道该怎么用这玩意，不敢犟嘴，也不敢问“到邮局怎么办”。极勉强地蹭进去，交了押金，报了姑父姓名，人家叫我：“坐进电话房等着。”过了一会儿，服务员说：“吕倜电话来了！”接着铃响，“房子”极小，只有六十厘米见方，尖锐的声音震得我心悸，忙拿起话筒，听见电话里说：“你是解放吗？我是姑父。”我没想到电话里人言语如此清晰，这东西好新奇！兴奋得一跳老高，话筒一扔就跑出去，大喊：“爸爸！我打通了！是姑父！”

“你给姑父说了没有？”

“说什么？”

“火车车次嘛！几点钟从许昌上车，几点钟到邯郸，都要告诉你姑父呀……”

“没……有。”

“那你再回去说。”

“我没说过电话，觉得很不习惯。”

“去吧。”

我蹭了回去，心说我已经打通了，就这几步路，你（父亲）就不能去和姑父说说？这是你们大人的事，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干（不可）？嘀咕是嘀咕，没敢有任何“表示”，老老实实回去“打了”。事后，父亲告诉我：“你必须独立自主，有能力独立办事。”

他不像母亲那样反复叮咛，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如果这样会如何，如果那样又会怎样。父亲只说：“你去办这件事。”那就必须去，没什么“条件”可讲。他的这一威权，几乎一直保持到最后终结。他生前一些话，尚未办完的事，我们没有想过变通一下。只是在他老年患病，终日为“安乐死”絮絮不停时，我才有“生命就是胜利”的三条忠告。并且我还说：“爸爸，对不起，从今以后我要对你有所批评了。”

凌家有一条可怕的族忌。祖父、父亲、哥哥都有两任妻子，前房过世，后房继母。加上“被斗对象”，再加上“革命家庭”光环里头套着阴影，阴影又似乎是命中注定，这就看上去让人感觉“复杂”。总有人告诉父亲：“不要背成分包袱。”“不要多想过去的事。”而这恰恰是父亲一生最痛的伤口，他有心疾，怕听这些话，偏偏就是这些话不断困扰他弄得胆子愈来愈小，心也愈来愈细。最后他到什么程度？别人一说“穿毛衣”他就紧张，他认为是对毛主席的不敬。

他的这种状态，当然要影响到我们。我是二十八岁上结婚的。二十三岁（入伍）后，二十八岁前，家里一直不停开足马力为我“找对象”。父亲的条件是这样，贫农、党员——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其余的不问。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人在北京租了一处老房，本来好好的，偏这人今天请道士驱鬼撵狐，明天又请和尚诵经祈祷，超度亡灵，请术士作法净房，法鼓神钹，香花醮酒，鞭炮烟火反复瞎折腾，结果引来了鬼，反而闹得他不遑一日之宁。

父亲这一病态，他太过重视，也招来了鬼，都瞧着不正常，看着“有点复杂”。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正是年除夕，自己家吃年夜饭，是红薯面糊，“不忘旧社会”的忆苦饭，接着第一次第二次都这样。当时有一个老干部心里和父亲感情好。我听见他拍桌子骂：“操他们八辈！老凌怎么了？什么鸡巴成分，把命都交出去了，还说成分！老子成分好不在乎他们！有人再说你告诉我，我用砖头砸死他狗日的！”这位老前辈今天已经过世，他的话我像昨天听到一样清晰。

父亲年轻时，给我的印象是：精细，口齿便捷锋利如刀，温和而不张扬。待到七十岁之后，精细和不张扬仍旧，脾气变得愈来愈急躁。他睡不着，大便拉不下，走路和母亲病时差不多，几寸几寸迅速地前移，语言也模糊含混，一肚皮的往事无处告诉，只好坐在沙发里，每天默默地看电视——他最注意的就是药品广告：能治失眠的药和治便秘的，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然后就要和我们谈，要求去买——这件事做得如此认真：每隔十分钟他会提醒你一次：“那个药对我很重要。”他绝不命令你“马上去买”，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重要”，又说“恐怕很贵吧”——如果不立即去买，那就是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再不然就是你嫌贵。日子久了，我们做儿子的一见此类“广告”，条件反射就是它重要。往往主动提出“要买”。他很高兴，但又怕我们是敷衍，每隔十分钟又会说“你们注意广告，有药要告诉我”……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往往是自动马上去买。买回来，老人会把药瓶全摆在桌上，戴上花镜，仔细看药品说明，看瓶口的出厂日期、有效期、禁忌食物药品、服法用量……买来的药够用多长时间都要一一写明算清楚。这些药都是不能报销的，此时我的收入已不在乎这点药钱，但他还是担心：“太贵了，你承受得了吗？”

虽然这些广告药物多数无效，但父亲从没有抱怨过假广告。他一次又一次上当、失望，但一次又一次重新期望，“再作努力”地重复要求，再来一次，终究，他能够落实的药也就是舒乐安定、松果体素和排毒养颜胶囊。其实他的病是积重难返，岂能是所有广告都假？这几种药有时也失灵，他就会变得异常焦躁，要求儿子们马上到他身边，听我们左一次右一次反复言语安慰。安慰得他满意就放你自便，安慰得不到火候你别想离开他一步，你去一趟洗手间他也要问“怎么还没回来”，在他最后几年，只要我在南阳，每天给他买水果带回去，还要随时聆听他召唤。

只要一天没有大便，他就会变得格外焦虑不安。因为这件事预示着第二天“必定便秘”。他因用药的缘故，加之行动不便，便秘给他造成很大痛苦：吃木耳、吃豆芽、吃长纤维的蔬菜。用槐角丸、香油、开塞露、排毒养颜胶囊……中的西的，土的洋的，什么都用完，有时还是不济事，他憋得躺在床上不能动，我的弟弟每次都用手指一点一点往外抠。

说起来很惭愧，这件事本来是人子应尽的义务，我一次也未做。我后来的身体状态也不良，高血压、高血糖，肥胖得身子很大，只给父亲洗洗脚就弯腰透不过气来。应该说弟弟和弟媳是尽了力也尽了心的。我所能做的，只是每天回去看看，带点苹果、香蕉之类的利便水果，安慰几句，然后回来做自己的事。为了安慰，也为了好记，我送他三句话：

生存就是胜利

痛苦也是幸福

一切听天由命

千年古刹香严寺。

后来又加一句“要要不要闹”——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只管要，不要闹情绪——但是，清醒的时候这四句话不用你教，烦躁的时候他一句话也记不得。

记不得的时候，他常翻报纸，寻找“安乐死”的消息，某个国家允许“安乐死”，某个人“安乐死”得到某国政府的许可，这些消息可以去问我父亲，他必定能详尽告知。他的晚年是在痛苦希望与期望“安乐死”中度过的。

我的爷爷可以将《道德经》背得滚瓜烂熟，父亲唯一可资精神寄托的也是这部经，他一本又一本地抄，抄了就送人。年轻人、老人都送，他想将这份神秘的慰藉分送给所有的人。

他在离休之后，有一段时期爱园林作艺。没到干休所前，在军分区大院我们房前房后，他种花、种瓜、种菜。自己家也吃，但更多的是送人。我们家满院都是菊花。一到秋天，他会买回一平板车的花盆，一盆一盆地移栽。

春天，父亲就会带我到野外——当然不是赏春，更不是伤春，他似乎从来都不在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情调的基因——他带我去寻找嫁接菊花的母本：野蒿和野艾。

——移回来，密集地栽在苗圃里。还有扦插的各种树苗、月季、桂花、松针、小柏枝……没有他插不活的树，连核桃树枝，什么无花果枝，他插上准活。这一小片苗圃三平方米大小吧，事先是深翻（这活是我干），他把沤好的大粪一层一层铺好，小水小量时时勤浇，我不记得哪一枝是死掉了的——等大一点他就一盆一盆地移栽。黄蒿、艾蒿也大了，栽过来，再嫁接菊花。到秋天，一盆菊花可以开出五六种颜色。这样的花倒不是谁来都给，是我端上送他的战友和军分区首长。

他的嫁接技术也是很好的。多少年后，中央电视台报道一则消息，说西红柿和马铃薯嫁接成功——上头结西红柿，土里头是土豆。我和妹妹看了都笑，因为几十年前父亲试着嫁接这两样，每年都接，每次都成功。但他很失望：“山药蛋长不大，西红柿也长不大。”顺手拔掉扔掉。中央电视台那录像我也见了，似乎长得还不如父亲的好，父亲说“西红柿这东西最好活，一片叶子扔到地里它就生根长苗”。他喜爱西红柿，除了果能吃，它的叶片能治便秘（但它毕竟有毒，还有番泻叶父亲都用得谨慎）。

……把桂花枝皮削掉半边，用塑料袋包上湿土肥料严严实实包扎起，第二年春天，在原枝上部剪断——一株新生桂花树就诞生了。桃树、杏树、梨树……这种枝和那种枝，靠接、枝接、芽接；没有他不接的，他只要接，没有接不活的。

父亲一辈子很少发火，但他有时很严厉。我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字的脏话、粗话，对自己子女是这样，对外人更是客气。对子女的错失，他的言语锐利，让你深悔羞愧；对外人，一般是寡言冷淡，有点“难以接近”的意味，但有一次为了他种植的瓜菜，却和军分区的一位同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干休所未盖成之前，我们家在军分区大院里住着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座歇山式的草堂（草顶、古建筑常见的那种式样），父亲和另外一位退休人员同住草堂，大约我家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的他住。算是近邻吧。

父亲把这个院子变成了花园，靠墙根一带则种着许多草一样的中药，点种的玉米、向日葵、丝瓜、南瓜之类，那邻居也在墙根点种得有瓜类。有一天早晨，隔壁姓娄的那位退休参谋突然气冲冲地到西墙旁边，嘴里唧唧哝哝不知是说话还是骂人，手里猛撕乱扯那丝瓜秧。坐在正房里的父亲终于忍不住了，出来站在门口，挺直了身子，我很少见他这般威严的，看也不看那人喊：“娄参谋你干什么？”

“我没，”那人似乎怯懦了一下，但很快镇静了，提高了嗓门，“我种的丝瓜让人偷了！”

“你的丝瓜？”

“是我种的！”

父亲背着手走下台阶，说：“不错，丝瓜是你种的。架子是你搭的吗？还有，你浇过水施过肥没有？”

姓娄的打住了，不安地干笑着走出地边，说：“首长，别发那么大火嘛！我是说，种了丝瓜吃不到丝瓜，要这瓜秧子干甚——”

“我不是你的首长！我也没带过你这样的兵！”父亲冷冷地说，“你必定想，这瓜是凌尔文吃掉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我从不吃丝瓜。”父亲看也不看他只顾自说自道，“你太放肆了！你知道你是哪年的兵？我如果还工作，你敢吗？”

“首长……”

“我说过，我不是你首长。”父亲在盛怒时是这样，根本不看对方脸色，“我们农民出身，别人到自己地里拔一根葱，一个山药蛋，都是罪过吗？”

“首长——我……错了。”

“你不要给我认错。”父亲继续说，“你去给政治部认错！你的丝瓜我没动，解放他们也没动——是你们詹副参谋长的小儿子摘的——你要去给詹副参谋长道歉！”

父亲说完一甩手进屋“砰”地关上了门。我还站在院子里，还在寻思“给詹副参谋长道歉”的道理，姓娄的已连忙在自来水管（在院里）上洗手，对屋里大声说：“首长别生气，我这就去——”他踉跄着去“道歉”了。

父亲在部队，母亲在地方工作。他们两个人长期吃“供给制”——每人每月：父亲是六元，母亲是四元吧。这个数，今天看是有点天方夜谭，但其实在共产党革命队伍中长时间全面执行过这个制度。我是后来“有了学问”才晓得，供给制还有一个名字，叫“战时共产主义”——贫困的平衡，按需分配，其实很舒服的，有点像初入伍时的义务兵——我们现在去当兵，也大致还是这个待遇，吃、穿、住、用的都是公家管，穿的，除了裤衩，连袜子都是“发的”，父亲那时连牙膏肥皂都是“供给”，好处是什么都不用操心：到时候就会有人给你发；不好处是没有积蓄，攒不住钱。就那几个零用票，想打打牙祭，改善改善伙食都有点窘困。但我们兄妹——部队子弟都一个样——不享受“供给”，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贴。

所以当时在部队有口谚，“一个孩子是贫农，两个孩子是中农，三个孩子是富农”，四个孩子？则是“地主”。父亲出身成分是富农，很不体面，但在部队，他又是堂堂正正的“地主”——他有四个孩子，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十八九元。这个数字，在建国初期，可以说是笔巨款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地方上已经实行工资制，但部队仍在供给。母亲的收入一下子涨到八十多元，而父亲还只是“六元”。这样，父亲就必须吃我们兄妹的津贴，吃母亲的工资。但是很快的，在军队的父亲实行了工资制。他还另有军龄补贴。每个月工资袋里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加上母亲的钱每个月就是三百元了。

老子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直到人类消灭，嚼火熄尽，这句话也是真理。当时一个县委书记工资不过八九十元，一个地委书记一百三四十元，那是“普遍现象”，即使军分区的司令老红军，工资也就三百元吧——而我们家处洛阳，应该说是个不小的名城。父亲“进步”虽慢，然而资历较老，收入不菲，加上母亲的，在洛阳这样的城市里，也是很扎眼的。

已故作家乔典运的生花妙笔写过，人要想活得平安，就得活得不如人，你不如人，可怜而无害，一般来说，如杨白劳那样，只要不欠黄世仁的债，黄世仁不大会主动拾掇他。杨白劳也有强项，他的女儿太好看——这一条比人强，所以招来无妄之灾。

1969年的二月河。

父亲母亲都很安分，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他们入伍早，进步慢，在革命队伍里，本来是个弱者：处处不如人。在供给制下，大家区别不很大，一下子跳进工资制，人们一个早晨就明白过来，这个吃中灶的老凌，原来比首长还有钱！军衔定得低，该晋升军衔时送他到不能晋升军衔的干校去“学习”，母亲在陕县如鱼得水，到了“工资制”，在洛阳就受排斥。我看有两条原因，一成分高，好比软柿子，好捏；二“工资”冒尖，收入丰厚。可怜的父母，我认为他们第一条原因记牢了，第二条原因是忽略了——他们认为是洛阳风气不好，换一换地方就成，到了县城，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日子更难过。因为好人坏人、正常人偏执人，只要是社会人，都有点正常劣性：妒忌——很平常的一个思维方式：“他们收入三百，凭什么？”——人们这时不大会想我的父母都是“老革命”，父亲打游击在古墓中住过多少年。“他妈的！”人们如此想；“他妈的！”二月河也这般想。

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的感觉，父亲母亲一辈子都在矮檐下，我就没见他们抬过头，也不曾听到过他们真正欢快的笑声。真的，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忧郁沉闷伴随了他们的生命进程。父亲有一次叹息：做一个共产党员真难，母亲更正说，做一个人就真难！还有一次，是反右斗争之后，父亲问母亲：假如我划成右派，你会和我离婚吗？母亲连想都没想，说：“必须离——解放他们一辈子重要！”这个话是父亲快要走到尽头时，垂老风烛中传告给二月河的，他还告诉我，尽管知道母亲的话理智，尽管他也知道她爱他，尽管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是多么凄冷的情韵！

我们家收入高，不讲究穿，但吃的绝对是军分区头一份，每天我和妹妹到军分区食堂打菜，红烧肉、木樨肉、红烧鱼、烧肚片……用塑胶木大盘——直径有一尺，打得冒高——河南话说叫“岗尖”一大盘，招招摇摇穿过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走过去都嗅见了，我认为是嗅到了心里头——这种“味道”也是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但即使是这样吃，以那年头的物价水准，他们的钱也是远远花不尽的。然而母亲逝后，父亲有一天向我们兄妹交代“账目”：我家仅余一千余元。他把情况详细介绍说：“我就要给你们续娶母亲，有句俗话说——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但现在我还不是后爹。把经济情况告你们，把余钱也大家分了……”他生恐自己“变心”，在“变心”之前把不变的原则交代清楚。

这样我才知道邯郸大姑家的祖母，大舅舅家的聚财大表哥，现在写着《二月河源》的大哥，是他的长年资助户，另有二姨家表姐吴爱明，大姑家大表哥是他临时困难资助户。这几个受资助的亲人，在1957年前我除了表姐吴爱明之外，都是影影绰绰的印象。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见过面。见过大哥（凌振祥）一面，但已没有了形容记忆。“爱明姐”的印象比较深，因为1953年我回昔阳，大人们忙他们的，多半时间是她带我玩，到垴垴上去看场院，走路拉着我的手“看崴了脚”，告诉我“你是城里人，不要欺负人家乡下人”，爱和我一块玩，这就行，印象深。对这位大哥，我的印象是他会拉胡琴，用玉茭秆做的“琴”也能弹出很好听的“叮咚”声，我当然没想到他有音乐天赋，十二年后，湖北艺术学院在河南招生，仅录取三名学生，他便高居榜上，我更猜想不到他们日后会结为夫妻完全加入我的河南家庭，但我们从小就非常友善。

他们之间的邂逅也是颇有意思的。我的姑表大哥吕贵成是小学老师，振祥哥和爱明姐到他卧室玩，看到了墙上挂着父亲的照片，爱明姐说“那是俺姨夫”，振祥哥说“那是俺叔叔”，大表哥哈哈一笑说“那是俺舅舅”——这样，他们才彻底“弄清关系”。

大表哥的父亲吕倜在河北，领导着他那个“系统”红色家族。振祥哥和爱明姐却是属于父亲统率的“河南系列”。

姑表兄吕贵成是小学教师，舅表兄马聚财务农，只是生活有点困难，父母对他们只是有些关照。吴爱明是孤女，但她有二姨夫照顾，继父对她也颇怜惜爱护，父母对她的照拂比表兄们多一点。我的印象，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大哥凌振祥。振祥哥说“叔叔对我的爱比对解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他的感受。比较实际的情况是：父母的心公道，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弱者想事情就是了。我常听父母在灯下议论。

父亲问：“振祥的钱寄了没？”

“寄了。”

“这个不能短。”

“知道。也给聚财寄了点。”

“爱明，还有贵成，要想着点，写信问问。”

“信已经寄出了，还没有回信。”

这种场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义，认为和我没有关系，但事实上，这和我家的经济情况有关。

我始终有个感觉，父亲对伯父有一种负债的情结：没有伯父就没有凌尔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师，引路人，亲密无间的长兄。把他带进了人生新境界，而伯父自己却离开了人间……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当然应该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当地政府政策，我大哥是烈士遗孤，上学、生活应是国家全供，但父亲没有让哥哥接受这个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负起了责任。

这是父亲百密一疏，或者说，由于他本心的过于善良，造成了错误，孔子讲“过犹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钢丝，从右边掉下去和从左边摔下去结果是一样的。过于善良毛病就出在这个“过”字上，他忘记了社会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形式有时比内容还重要——部队是打仗的，勇敢、能厮杀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走队列，甩正步，无端地夜里紧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个部队都会被带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费、学费以及诸如此类的政策，他就是全挂子标准的“烈士子弟”，连同政治待遇也是与之同步的。人们不记得他叔叔，就会更多地忆到他的父亲“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我哥哥）家中还有一个富农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养呢，又全由他远在河南的一个叔叔！当然，哥哥受欺侮，还因他敢于直言，耿直率真等等原因。但我谈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大哥在学校受尽践踏，最终还是给了他一碗饭，到深山区丁峪去初中教书，还是理念在起作用：一个本质的事实是他的父亲是抗日烈士，是在河北武安县被日本人包围，机关枪打死了的。

大哥在学校糟透了，爱明姐却很好，是学校团支部书记，她的政治背景很自然也很和谐——烈士子弟，继父姓翟，她姓吴，吴可纠的女儿，用贾谊一句话：“陈利兵而谁何？”这个地方是老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没有打进过，人们受的都是抗战熏陶，烈士应享受的待遇也是很优厚的。父亲的仁爱抚孤，反而让人忽略了“抗日子弟”这个政治理念。“思想右倾”也好，“反动”也罢，都是冲“富农”这条而来的。

我在读《邹阳在狱中上梁孝王书》里头有这样的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剑而相眄，何者？知与不知故也。”我敢肯定，父亲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呀！那是多好的物件？你在夜里投出去，接受的人非但不感激，还会按着宝剑向你瞪眼——为甚？他不能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的意思！你凭什么那么大量，自己养活侄儿呀？

父亲一生都念念不忘伯父的恩情。这种感觉，他愈是进入老年，愈是使人强烈认知。他的追念是很真挚的：“我哥哥说，小家庭好，他是勇敢呐，首先提出分家就分出去了。你爷爷问我：‘孩呀！你是不是也要分家？’我实际上也想分，但我不敢说，我回答你爷‘我不分家’……”“我哥哥说‘大丈夫患立业之不就，不患家室之不立’……”“我哥哥说‘要学樊哙、张飞’，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我哥哥说……”他不停地反复地念叨，他希望他的大儿子凌解放能像“我哥哥”一样善待弟弟。有时他沉吟，闭目躺在那里谁也不知他想什么，我认为他是在回忆他曾经有过的壮丽，问他，他却说：“哪里能用壮丽？不堪回首呀，有些事连想都不能的……”我劝他：“没有人能够再伤害你，不要心有余悸，爸。”他喟然一声叹：“要是心有余悸就好了，我浑身上下全是悸，连一点不悸都没有。”我也打心里叹息：“这是心病，母亲如在，也许能医，子侄辈不是过来人，没这个能力……”

1962年三年困难缓解，但母亲的病却日渐沉重，当时，我独自留邓州，举家已迁南阳。组织上找父亲谈：如果他愿意，可以到洛阳军分区干休所去休养，父亲拒绝了，他告诉我：“已经在南阳何必到洛阳？那个干休所大，熟人也太多，恩怨也多，不如在南阳……”我知道，南阳军分区的首长待他亲和，他离休到军分区大院住，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军分区司令曾下令，机关停止早晚广播吹号，改吹哨子行动。政委是他在栾川剿匪时的战友，政治部主任也在长沙军校同过学，有情谊，无恩怨，当然在南阳要心情畅适些。

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为了照顾母亲的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让我辍学，他们知道我学没上好，“有个工作，有碗饭就行”，但母亲不同意，说，解放不是个伺候人的人。他根本就不会，也下不来身子。不如让他和爱明早点结婚，让爱明过来……但爱明姐比我大两岁，两个人又商量，把振祥哥和爱明姐撮合起来，两个人都调到南阳。

就这样，这个南阳凌家有了一个新的整合，大哥和表姐都是烈士子弟，一个和我同祖父母，一个和我同外祖父母，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从小在一处，也从小都在我父母卵翼之下生活。他们之间素来感情很好，确实是天作之合的美满，这样就构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格局。这件事做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是南阳几十年旧交，也长期以为大哥和我是亲兄弟，听我叫嫂子为“姐”，很多人惊讶：“你们家奇怪。”

1963年，母亲工资因久不上班减少百分之二十，1966年部队取消军龄补贴，我不但没看到父母沮丧，反而见到他们有点高兴，“少一点好”，“钱够用就好”，“早就该这样做了”——他们如是说。也许他们经过时间的沉淀，看到了“比人强”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识地认为：可以让别人稍微消消气。